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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8 06:27 |
【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199406
【作者简介】刘文斌 内蒙古师大中文系
列宁一生酷爱文学艺术，有着丰厚的文艺修养。他不仅熟悉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列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且对左拉、歌德、海涅、雨果、巴比塞、海尔哈等欧美及其它国家的作家作品也有很深的了解。列宁以唯物论的反映论观察文艺，在同俄国的马赫主义信徒们鼓吹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的论争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思格斯的艺术典型理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继承。
一、艺术典型来源于社会生活
中外文学史上那些灿若群星的典型人物，是文学家们凭自己的“天才”头脑杜撰出来的，还是根据社会生活加工而成的？对这一问题，历来存在着争议。本世纪初，俄国一批美学家鼓吹奥地利哲学家马赫所谓世界是“感觉的复合”的谬论，从而否认了典型来源于人类社会生活这一科学的结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而存在的。”①这是列宁反映论的基础，它对研究文艺的指导作用，在于它把现实这个基原归还了文艺，从而肯定了文学典型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从唯物论的反映论出发，列宁十分重视艺术典型所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据卢那卡斯基回忆，列宁曾对他说过：“在艺术作品中，重要的是读者不会怀疑被描写事物的真实性，读者的每根神经都在感到，一切正是这样发生的，正是这样感受、经历和说出来的。”②在列宁看来，衡量一部作品中的人物能否称得上是典型，最重要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时代及其本质方面。列宁对列甫·托尔斯泰笔下的典型人物列文、安娜、聂赫留道夫、玛斯洛娃等赞赏备至，首先是由于这些人物形象而又真实地反映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从而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充分肯定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就是因为小说通过资本家查尔哈这个典型形象，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及它给社会带来的罪恶，并揭示了工人阶级必将奋起埋葬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的趋势。列宁在写给绥拉菲摩维奇的信中说：“我很想告诉你，工人和我们大家多么需要您的工作。”③列宁认为，法国作家昂利·巴比塞的长篇小说《光明》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它“非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完全无知的、完全受各种观念支配的普通居民、普通群众，恰恰因受战争的影响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从而真实地反映出“群众革命意识的增长”④。总之，典型人物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否则，它便不成其为典型，因而也不可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这正是列宁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所必然引出的结论。
从唯物论的反映论出发，列宁认为作家、艺术家要塑造出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就要从生活出发，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列宁非常喜欢列甫·托尔斯泰的作品，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被流放期间，将“一小本残缺不全的《安娜·卡列尼娜》读了十来遍”⑤。列宁对列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典型形象非常熟悉，曾在论文中引述列文的话来说明俄国1861－1905年期间的社会特点。列宁尤其赞赏《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达耶夫和《复活》中的纳巴托夫这两个农民典型形象。他曾向高尔基说：“在托尔斯泰之前的文学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⑥列宁认为，列甫·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塑造出一批不朽的典型形象，与他十分注意观察生活、因而对现实生活非常熟悉有很大关系。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强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⑦这就使得“托尔斯泰极其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⑧因而他才“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活的图画”⑨，全面、完整地再现了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崛起时期俄国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本质方面。列宁关于艺术典型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思想，还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插在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的评价上，这是白卫分子阿尔卡季·阿威尔岑柯的一部小说集。作品中对列宁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但列宁并未因此而将它一笔抹煞，而称它是“一部有才气的书”。列宁指出，书中凡写得精彩之处，都是作者熟悉的生活。反之，当作者写他所不熟悉的生活时，则写得十分拙劣。书中的大部分篇幅，作者是用来“描写他所非常熟悉的、亲身体验过、思考过和感受过的事情”。因此，这部书中“有时（而且多半）”“精彩到惊人的程度”。“他以惊人的才华刻画了旧俄罗斯的代表人物——生活优裕、饱食终日的地主和工厂主的感受和情绪。”特别是作者在写到“旧俄罗斯的阔人们怎样大吃大喝”时，“描写十分逼真”，是作品中“真正动人的地方”，其所以如此，则因为这是“他所熟悉的，这是他所体验过和感受过的”，作者对这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与此相反，“当作者用自己的小说写他所不熟悉的题材时，艺术性就很差。例如，描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私生活的那篇小说就是这样。……恶言恶语很多，只是写得一点也不象”⑩。
基于艺术典型来源于社会生活这一思想，列宁认为，艺术典型一旦被作家创造出来，便象活人一样地进入社会生活，只要形成某一典型的社会生活条件还或多或少地存在，那么，他就依然具有生命力。十九世纪末的民粹派理论家克利文柯说什么“农奴制度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俄罗斯古典作家笔下那些典型人物“已成为地道的古董了”。(11)列宁批评了他们的这种观点，说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创造的典型的人物赫列斯达柯、玛尼罗夫、罗士特莱夫、奥勃洛莫夫等，还在各个领域以新的方式活动着。这是因为，产生上述典型人物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未完全消失。“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象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一般人民身上。”(12)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奥勃洛莫夫等典型也未失去其艺术生命力。列宁1922年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一文中写道：“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莫夫。他老是躺在床上，制定计划。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俄国经历了三次革命，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奥勃洛莫夫，因为奥勃洛莫夫不仅是地主，而且是农民，不仅是农民，而且是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和共产党员。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在开会，如何必须长期地洗刷清扫他，督促鞭策他，才会产生一些效果。”(13)奥勃洛莫夫这个典型人物何以会具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究其原因，就在于产生这个典型的社会条件还存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由于受农奴制残余的影响，各级政府机构中仍然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正如列宁所说：“我们确实处于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这种“很糟的状态”中。(14)这种社会条件，就使得奥勃洛莫夫这一典型仍然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某些农民、知识分子及某些共产党员的共性，读者从奥勃洛莫夫身上，能看到生活中的某些人的影子，列宁在自己的政论文章中，还经常将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的典型加以“巧妙地现代化”，以说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列宁曾将黑帮分子称作梭巴开维支、将立宪民主党人称作玛尼罗夫。(15)列宁在191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呼吁“揭穿罗士特莱夫之流，他们在新闻界真是多得很”(16)。此外，莫尔恰林、基尔沙诺夫、犹独式加、戈罗夫略夫等典型人物，也经常出现在列宁的政论文中，列宁借用他们来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由此可见，在列宁看来，只要产生某一典型的社会条件未完全消失，这一典型就仍然具有其艺术生命力。推而论之，人类社会生活虽在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然而，人类社会生活也确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那些中外文学史上的成功典型，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所共同接受。
二、塑造湫偷墓丶?谟谧プ「霰鸬幕方?br> 艺术典型应通过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概括，去揭示其本质及规律，但这种概括不同于社会典型对生活现象的概括。列宁认为，社会典型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分析，总结出几条抽象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而艺术典型则不然，它一刻也不能脱离“个别的环节”，要具体、生动地刻划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这是创造艺术典型的关键之所在。
本世纪初，俄国一批信仰马赫主义的美学家，竭力抹煞个性在创作中的作用，巴札罗夫宣称：“天才在艺术创作中的最高表现永远带有无个性的印记”(17)，他们还将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称之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就其艺术美来说，决不亚于米罗的维纳斯雕象”。(18)列宁旗帜鲜明地批判了马赫主义者的上述谬论。他在1915年写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阐明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指出：“个别就是一般”，“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19)列宁的上述论断，为正确认识文艺创作中个性化与概括化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还通过自己的小说《红星》和《工程师曼尼》，宣扬“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个性”的，个性应当消融在“集体的经验”中。针对波格丹诺夫的空想主义小说《红星》，列宁嘲讽道：“我国的那位作者有些欺骗我们，他笔下的火星美人不完全，看来他的原则大概是‘一个使我们愉快的谎言，要胜过千万泄气的真理’……”(20)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他的工程师曼尼，我已读完了，还是那套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但伪装得很巧妙；无论工人或《真理报》的那些愚蠢的编辑部都没有识破它。”(21)
1951年1月，列宁在写给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俄国女作家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深刻阐明了塑造艺术典型的关键在于抓住个别环节的思想。阿尔曼德计划写一本恋爱自由的小册子，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在1915年1月17日的回信中，建议她不要抽象地谈论妇女要求恋爱自由，而应对这一问题作具体的阶级分析。阿尔曼德不赞成列宁的分析，认为“甚至片刻的情欲和暧昧关系”，都比（庸俗不堪的）夫妇间“没有爱情的接吻”“还富有诗意些，还纯洁些”。(22)列宁于是在1915年1月24日写信给阿尔曼德，进一步指出：“您所谈到的并不是阶级典型的对比，而是某种当然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但是问题难道在于偶然事件吗？如果您把婚姻中低级的接吻和片刻的暧昧关系中的纯洁的接吻这种偶然事件、个别情况作为您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应当放到小说里去发挥（因为在小说里的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难道在小册子里可以这样做吗？”(23)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在创造艺术典型时，要突出社会典型所不需的、在抽象中被遗弃的那些部分。作家、艺术家不仅要了解人与人、人与集团、人与阶级之间的一般关系，更要了解具体人物的独特性格和不同命运，在作品中予以反映。而不能象社会典型那样地舍弃一些个别的“偶然事件”，只是将某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特征抽象地概括出几条。
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列宁采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葛伊甸作为反革命地主的社会典型的本质：“这位有教养的反革命地主善于巧妙而狡猾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高明地用花言巧语和道貌岸然的姿态来掩饰农奴主的自私的意图和掠夺野心，他主张（在斯托雷平之流面前）用阶级统治的最文明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利益。葛伊甸之流把自己的全部‘教养’都用来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24)我们从这里自然看不出葛伊甸有哪些特征。为了揭穿葛伊甸的反动本性，列宁将他和屠格涅夫笔下的青年地主形象宾诺奇金加以对照：“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柯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喝酒，高谈阔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25)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总管》一章中，详尽而出色地描绘了宾诺奇金温文尔雅的外貌，这对于社会典型是完全多余，但对文学典型却是必不可少的。屠格涅夫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对人物行动具体、细致的描写，揭露了宾诺奇金这个貌似彬彬有礼的地主的凶残本相。“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一句极简单的话，就导致费多尔仅仅因为忘记温酒就被鞭打致残。列宁辛辣地嘲讽道：“请看，这就是葛伊甸或葛伊甸之流的‘人道’的典型。”(26)列宁以屠格涅夫笔下的宾诺奇金这个杀人不见血的伪善者的典型形象，揭穿了反动地主葛伊甸的伪善本性。读者由此不难看出，艺术典型同社会科学典型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对人物鲜明独特的个性的描绘，去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而后者则舍弃人物的一切个性，只是将同类人物的本质特征，抽象地概括成几条。如此明确地区分社会典型与艺术典型的界限，应该说是列宁对于典型理论的一大贡献。它为克服典型创造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指明了方向。
三、典型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列宁认为，创造艺术典型的关键在于抓拄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典型的性格和心理。然而，如果仅止于此，而不去认真考虑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普遍意义，则仍然难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列宁的反映论是能动的反映论，而不是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论。依列宁之见，反映者同被反映者不仅能够做到无限地近似，而且能够通过表面现象的符合而达到内在本质上的一致。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工具，也应当在不同程度上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及规律。列宁在评论列甫·托尔斯泰时曾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27)作家、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笔下的典型人物，去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及规律，就不能简单地照抄生活、有闻必录，而要对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再加以概括和提炼。列宁认为，艺术创作的概括和提炼既要通过个别的事实，又不归结为个别事实。这是因为“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列入一般之中”(28)，“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29)只有从事物的总体联系中，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在《统计学与社会学》一文中，列宁斥责了胡乱从生活中抽取个别事实、玩弄实例的方法。他写道：“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30)列宁还指出，当“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时候，“随意挑选是不能容忍的”。(31)列宁上述论断启示我们，作家、艺术家对于所描写的对象，必须掌握与此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切不可只是抽取个别事实，唯其如此，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创造出“典型化的个性”，而不至堕入恩格斯所反对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乌克兰作家文尼钦柯的长篇小说《父辈的遗训》。列宁指出，这部作品“过多地把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事’凑在一起，把‘恶习’、‘梅毒’、揭人隐私以敲诈钱财（以及把被劫者的姐妹当情妇）这种桃色秽行和控告医生凑在一起”。书中出现的人物，也尽是些灵魂丑恶、心理变态、生理残缺的畸形人物：到妓院去“寻求真理”的医生，得了花柳病的、时而加入自杀俱乐部、时而又陷入宗教犯的中学生，挑拨离间的新闻记者，残忍而又神经质的“革命者”……。作者对上述荒唐丑恶的现象“津津乐道、奉为‘至宝’”，以至使得全篇小说“荒谬绝伦，一派胡说”。列宁并不否认文尼钦柯所描绘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个别的在生活中是有的”，并讲了他生活中曾遇到过的“患酒病狂”者和“自杀未遂的人和事”。但列宁指出，这些只是生活中阴暗的、消极的、病态的事物，对某些人来说，也只是“生命史上很小的一段”。文尼钦柯把这些事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在绘声绘色地描述骇人听闻的事，“既吓唬自己，又吓唬读者，把自己和读者弄得‘神经错乱’”(32)。列宁认为，作家在观察生活、塑造典型时，绝不可象文尼钦柯那样胡乱抽取一些个别事实，将它们凑在一起，以至歪曲生活。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及发展前景的描绘，却塑造典型，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及规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列宁曾多次反对绘声地描述骇人听闻的事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他在演说中批评那些被旧东西的崩溃吓破了胆的文学家，在革命中除了混乱、破坏、崩溃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却在他们的作品中津津乐道“观察到”的现象；也反对那些在国内战争中除了群众的野蛮与残酷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却兴致勃勃地讲述“骇人听闻的事”，以证明其病态思想的文学家；后来他又斥责了某些共产党人，其中也包括某些诗人，说他们在新经济政策中只看到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一面，专门描写新经济政策的沉渣与“黑色的泡沫”(33)。在《预言》一文中，列宁将革命同分娩进行了比较，他强调分娩的艰难和痛苦，并认为这种比喻是恰当的。但列宁坚决反对那种把爱情与生育只看作痛苦与损失的人，“就拿那些描写分娩情形的文艺作品来看吧，拿那些想把分娩的一切艰难、痛苦和可怕的情景真实描绘出来的作品，如艾米尔·左拉的《人生乐趣》或维列萨耶夫的《医生随笔》来看吧，人的诞生会使妇女遭到极大的损失，痛苦昏迷，血流如注，半死不活。但是，如果某个‘生物’竟认为爱情的结果和妇女做母亲的意义不过如此而已，那么，有谁能承认这个‘生物’是人呢？谁会由于这一点而拒绝爱情呢？”(34)这里，列宁是以生育比喻革命，说明“从旧制度诞生出来的新社会却不会死亡，只不过诞生的更加痛苦和更加长久，生长得更加缓慢罢了”(35)。然而，从中也不难看出列宁对左拉和维列萨耶夫以自然主义手法去描写妇女分娩所持的批判态度。
总之，在列宁看来，虽然塑造典型不能脱离个别环节、要刻划出人物鲜明独特的个性，但也不能拘泥于个别环节，而要使人物的个性特征具有较高概括性，能够概括出社会上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从而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及规律。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1卷，第61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5卷，第1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③(21)《列宁个集》第35卷，第40页、70页。
④《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
⑤⑥⑦⑧⑨⑩(13)(14)(19)(22)(23)(24)(27)(28)(30)(32)《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386页、417页、217页、217页、202页、365页、367页—368页、367页、37页、345页、348页、186页、187页、187页、201页、37页、53页、342页。
(11)(17)(18)(19)《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第93页、222页、222页、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
(12)《列宁选集》第1卷，第70页。
(15)(34)(35)《列宁全集》第3卷，第540页、580页、580-581页。
(16)《列宁全集》第19卷，第44页。
(17)《列宁全集》第37卷，第356页。
(29)《哲学笔记》第181页。
(31)《列宁全集》第23卷，第280页。
(33)《列宁文艺思想论集》第3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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