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的古今文化:原始的裸体
汉代的高诱在《淮南鸿烈解》)中说: “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是说原始社会末期,夏部落的酋长大禹到一个叫“裸国 ”的地方去,发现那里的人都光着屁股,大禹为了尊重裸国人的风俗,也入乡随俗脱了个精光。不过,从裸国出来后,大禹又穿上了衣裳。
裸国在哪里?“裸国,今吴即是也。” 有认为就是吴国。大禹时代的南方炎热之地,可能是裸国林立,裸风兴盛。史书上的“裸国”、“裸乡”到汉代还比比皆是。裸国并非国名,而是吹裸风地方的通称。据说直到公元三世纪,扶南人(今柬埔寨)才接受中国的风俗开始穿衣服。
人类学家从逻辑上推断,人类最初的生活是赤身露体的。裸体作为一种正常状态一直存在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史中。从全裸到需要什么来遮盖身体。他们的自然状态也许是把兽皮和植被复盖在身体上以适应冷热和用于防雨。尤其是当他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气候地区时。
我们不知道何时人类开始穿衣服。以动物的皮毛保护身体可能已有几百万年,由于兽皮和植物材料随时被分解,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人类服装的发现及发展。然而最近通过对虱子的研究发现,衣物在人类社会的普及大约是在7.2万年以前。
远古时代的人是裸体的。和所有动物一样,人的生殖器也是生长在身体最安全的部位。直立行走使人类的生殖器官不那么隐蔽了。健康和安全可能是人类最早开始系“围裙”的原因。“人类发明衣服是为了挡寒,而女人穿衣是为了掩饰月经。”也许真是因为遮盖,使得人们难得见到异性的身体,才开始增加了裸体的神秘感。随着人类解决了温饱,性爱也从单纯的生殖繁衍演变成了某种精神追求。
但是即使在今天,在气候温暖的偏远地区,仍然有坚持不穿衣服,维持裸体社会的原始部落。这些社会存在的本身就强烈地挑战了我们对于裸露的观念,挑战了今天的,已经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结构。不幸的是现代文明已认定不穿衣服的热带丛林文化是卑劣的。现代的传教士,定居者和商人在任何被发现的原始部落都已经有效地被强迫“当地人”接受西方的服饰文化。由于这种努力,我们现在能够前往世界各地的异国岛屿,非洲或南美丛林,而不必面对“令人尴尬难堪”的裸体场面。
所有这些对于偏僻地区文明的侵犯是不可原谅的。原住民文化受到损害,或被现代科技的入侵而遭到摧毁。通过一些小玩意儿和现代便利的诱惑,当地居民几乎总是不得不屈从于入侵的文化。
亚马逊的面积为450万平方公里,它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最大的生物保留区。当欧洲人登上新大陆时,“当地人”以成百万计。今天在这块与欧洲同样大小的土地上,只剩下40万印第安人在这里生活。大约225个种族中,有15个不足50人。差不多有一半的“当地人”还忠实地保留着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以狩猎、钓鱼和粗糙的农业为生,他们同食一锅饭,共耕一块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
在亚马逊北部,位于赤道的森林山口,有一个200多人的部落叫Zo'é(意思是“我们”)。仍然按照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不分男女老少的赤身裸体。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结构依然是这个共同体的关系基础。与成百万计的美洲印第安祖先一样,Zo'é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在需求和满足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准确的平衡。在与动植物的共谋关系中求得生存。他们砍断一颗树或者捕获一只野猪,几乎都用手臂做一种调解的礼仪。他们都是出色的猎手,也涉足农业:种植木薯,辣椒,香蕉和栗子。
他们有任务,但没有工作。一些人去打猎捕鱼,一些人簸扬粮食或料理家务。他们也做游戏,唱歌,跳舞和打扮…,而更多的时候是什么也不做。
在亚马逊丛林里奥布朗库(Rio Branco)的塔帕里(Tupari)部落,是另一个原住民裸体生活的例子。蒂博尔.塞凯伊在塔帕里生活了4个月,他说:“难怪塔帕里人从来不穿任何衣服,因为天气总是很温暖。他们自然的裸体完美地融入了他们周围的环境,除了典礼或装饰,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要遮盖自己。”
塔帕里的男子在日出前出发打猎,或者在地里种植和准备建筑材料。女人在照顾子女,收集果实或编织吊床。下午三时,他们一天的工作结束了,男人和女人聚集在一起,喝发酵的奇卡。制作弓箭,或用项链和头饰来装饰女人的身体。这是一种从容而简单的生活。吸引人的田园诗般的古老场景,史前时代与我们现代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仍然是可以并存的。
但是,在巴西北部的罗赖马(Roraima),一个亚诺曼诺人的原始裸体部落正面临灭绝的危险,因为政府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现了黄金和钻石。亚诺曼诺人是现今已知仍与外界隔绝的最大部落:“亚诺曼诺人用毒箭狩猎,使用原始的工具,群居在能容纳50人的庞大棕榈茅屋中。他们回避布片,只用水果和鲜花染料装饰身体。罗赖马的人口约有10万。人类学家和印第安人权组织担心,由于白人文化的冲击,会进一步减少亚诺曼诺人的人口。主要是因为疾病,因与外界隔绝,印第安人对常见病毒没有免疫力,很容易死于流感或感冒。”
地理造就了历史,然后,历史却搅乱了地理。法国作家夏多勃里昂(Chateaubriand)痛苦地断言:“森林诞生在人类之前,而跟在人类后面的却是荒漠”。森林养育了印第安人,而森林将要消失的预示将敲响他们的丧钟。这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类消失的信号,然而,森林每天都有新的破坏。“文明之火”已经使相当于法国面积大小的亚马逊森林遭到毁坏。
最残酷和最具破坏性的是欧洲殖民者与宗教传教士对殖民地本土文化的处理方式。没有对本土文化的尊重,无视他们的宗教习俗,他们的裸体和生活方式。傲慢的文明要求“当地人”遵从欧洲的习惯,迫使这些人穿上衣服。欧洲殖民者不仅贬低和侮辱他们,而且有效而持续的提醒他们的“劣等”地位。一个汤加的前酋长在1894 年的谈话中说:“穿本土的服装要被处以罚款和监禁,留长头发和戴鲜花花环要处以罚款及监禁,角力或玩球要处以罚款及监禁,在有些地方,不穿外套和鞋子也处以罚款及监禁。
“这是一个奇迹,更多的传教士并没有结束他们自己在食人族的锅里!”
不论来自于何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经常做的就是强迫当地人穿上衣物,把从大陆丢弃的各种花色品种的服装给他们。理查德.哈林顿看到“身材魁梧的黑色搬运工人荒谬的戴着小孩的粉红色帽子。非洲女人被上述的废弃物罩着乳房”。
“当地人有同样的尴尬,当他们不得不穿着同样的衣服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欧洲的服装,由于当地人从未学会清洗或修补衣服。从第一次穿上它们,直到它们成为碎片。不清洁导致了皮肤疾病及其他的传染病 ”。
“人生而裸露,但是现在无论哪里的人都穿着衣服“,这是身体从个体性过渡到社会性。道格拉斯(Douglas)在《自然的象征》(Natual Symbols) 里把这种社会性体现在“生理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是“社会的身体限制了生理身体的被感知方式”,身体成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身体性的控制就是社会控制的表达。
在莫斯(Mauss)看来,“身体表达的是社会对于身体的作用,也就是生理的身体是由社会和文化所塑造的。人的变化会随着社会的不同而不同”
“性与裸体”处在生命与身体的交界处,那些现在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对身体的管理方式是如何“理所当然的”被人们所接受,都揭示了“正常”背后的权力运作。
而身体的人性,在工业文明社会并没有得到体现,反而日益受到压抑,工业文明带来的对人性的摧残。卢梭曾经将最美好的道德寄托于原始部落,没有工业社会的精神压力,没有被金钱欲望玷污的观念,“高贵的野蛮人”比欧洲人更加快乐。而“快乐的野蛮人”都是裸体的,
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不顾一切,远涉重洋到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上,与“高贵的野蛮人”一起生活直到去世。最终,他留给20世纪的人们一幅画,提出了著名的三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高更似乎是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符合卢梭主义的小社会,想让自己融入进去,想让自己像他们一样快乐,但是,他还是失败了。像“野蛮人”一样的裸体,并不能像“野蛮人”一样高贵,更不能像“野蛮 人”一样的快乐。
现代文明对于“高贵的野蛮人”就是病菌。早在库克船长发现塔希提岛后不久,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诱使他们精神堕落,我们带给他们物欲和疾病,而这些物欲和疾病,只能搅乱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直以来享受着的幸福安详,此外别无其他。如果有谁否认这一事实,那么请他告诉我,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美洲土著人究竟得到了什么?”
文明视其为野蛮,又向往野蛮人的快乐,而文明的行为,实际上毁掉了“高贵的野蛮人”的快乐。“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正在一点点的远离而去。天然“裸体主义”者的人口越来越少,他们的文化也在消失之中。
为什么创造一个生命时要遮遮掩掩,而取消一个生命时却毫无顾及?
“20世纪的尼采与福柯终于认识到要把身体拖出意识的深渊”。他们再也不想纠缠身体与意识的关系。身体只存在和历史,和权力,和社会的纠葛。
从历史的角度看权力对于身体的作用方式:就如现代文明对付原始文明的方式,从酷刑暴力到监狱式的改造以及各种方式的规训。身体就是被权力改造和监控的对象。人类的身体史也是政治权力史。权力并不是外在地作用于身体,而是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身体是臣服的、规训的,不具有任何能动性与主动性。
从史前社会起,权力为减少争夺交配权给社会带来的动荡,从强制推行配偶相对稳定的家庭单元起,随着对人的性欲、性道德的约束,才有了暴露身体的羞耻感。裸体的羞耻感正是来源于强加予人的社会属性,裸体的羞耻也因此带有权力对人性的压抑。
“一切身体的烦恼,都在历史中高声地尖叫”。
《贞洁的沦丧》 1891年 保罗.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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