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薔薇 (1)

上海人是很有些讓人討厭的自負的。自負得最讓人憤慨的地方其實倒不是外地人罵他的時候他一定要跟人對罵﹐而是被罵的時候他只當是沒這回事。譬如王朔寫了一個電視劇拿到全國去播映﹐裡面派定一個卑瑣小人叫“滬生”。我母親一集一集地追着看﹐該流眼淚的時候就流眼淚﹐對這個名字沒有半點疑義。有個把上海作家對此敏感一些﹐發過一點牢騷﹐但無非也就是自嘲一下罷了﹐並沒有人一定也要寫一個惡人叫他“京生”來報復。當然也可能京生們都干民运去了，只曉得數鈔票的滬生們哪裡配寫他們呢﹖

上海人雖然自負得厲害﹐但是見過世面的上海人實在並不多。這個事情其實是不能全怪他們的。你倒是替那些人想想看﹐49年以後﹐93年以前﹐除了夜幕底垂時分可以在外灘見識到擠成一排﹑抱自己認得的那一個旁若無人地啃來吻去的戀人牆﹐哪裡還有別的世面可以讓他們見的﹖

然而上海人是很以為自己見過點世面的﹐所以他們不但對外地人是一律地看不慣﹐就連上海人自己﹐也是要在彼此的籍貫之間分出高下來。不信﹐十年前你去上海的隨便哪只上只角跟你週圍的同學鄰居承認你是江北籍的試試看﹐馬上就有你顏色好看。

我的鄰居裡有個小伙子叫毛弟﹐當年為了逃避插隊落戶寧可去菜場賣肉。毛弟生的清秀白淨﹐眉眼間有着跟肖邦一式一樣的敏感和懮傷。會拉小提琴的手舉刀砍肉﹐每一刀落下的時候都砍得菜場姑娘們的心傷痕累累。面對一眾的追求者﹐毛弟姆媽倒是很開明的﹐兒子願意和誰來往﹐她半點不加干涉﹐就只提一個要求﹐“江北人儂千萬勿要跟我弄轉來。下趟跟儂尋相罵﹐伊來了門口頭一橫﹐全弄堂格人都來看鬧猛﹐格個辰光就勿是儂一家頭格事體﹐而是阿拉一家門格事體了。”

毛弟把菜場姑娘們的籍貫拿出來一查﹐剔除了江北籍的也就所乘無幾了。小伙子很孝順﹐自然不會落入任何江北籍姑娘的情網。毛弟姆媽雖只是個家庭婦女﹐但在毛弟父親的公司被迫公私合營之前卻很是個社交場上兜得轉的人物。她講話雖然輕聲細語﹐裡面句句卻都是有道理的。

我從小就在弄堂裡聽說了江北人赫赫的名聲﹐但是除了在剃頭店裡被他們剪過頭髮之外﹐並沒有別的機會結識江北人﹐所以想見識一下他們“門口頭一橫”的武功﹐倒也並不容易。

第一次走進江北人的集居地﹐是幼兒園裡的憶苦思甜。我們一群小朋友帶了麵包和蘋果﹐懷着春游一般興奮的心情﹐搭了很長時間的公共汽車到一個叫“番瓜弄”的地方看江北人以前住過的“滾地笼”。 番瓜弄里有一大片新造的火柴盒一般的工房，那是政府從毛弟父親這樣的資本家那裡奪過了被搜刮的錢財以後﹐為了改善窮苦的江北人的居住條件而建的。那些水泥火柴盒在孩子們眼裡其實還是蠻氣派的﹐至少我們住着的街區裡少見這樣新鮮的水泥。第一排的工房前面留着幾個怪東西﹐爛泥地上鋪了草蓆﹐上面用竹篾子搭了一個半圓的拱頂﹐前後用草帘子遮起來﹐這就是名氣很響的“滾地笼”了。從前的江北人逃荒來上海﹐就在那種地方住下了。老師指着新工房和“滾地笼”，讓我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新舊社會對江北人來講的確是兩重天的。

那一次憶苦思甜﹐我還是沒有見到“門口頭一橫”的江北人﹐然而那是不必太過惋惜的事情。因為在新社會裡﹐資本家留下的錢很快就被人弄光了﹐連住進新工房的江北人一起幫忙創造的財富也不知所終。上海這個城市終于無可奈何地敗落下去﹐市政府再也拿不出錢來造更多的火柴盒給江北人。於是從“滾地笼”里面鑽出來的江北人﹐就只好離開他們集中居住的“江北窟”﹐被房管所塞到全上海所有還能住人的地方去住了。

我們家的弄堂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不過是四棟連在一起的三層樓房而已。聽長輩們說﹐這一條弄堂是從前的永安公司造的。永安公司雖然是廣東人開的﹐他們造的房子卻仿了西洋的風格﹐因而配了一個洋氣的名字叫作“馬克斯公寓”。那個名字不聲不響地隱藏在層層疊疊的梧桐樹葉的後面﹐帶給了每一個回家的人無言卻是溫馨的問侯。弄堂口老舊的鐵門﹐總是黑沉沉地掩着﹐一閃身進了門的當兒﹐就覺得馬路上的喧囂都被擋在了門外﹐耳根子立刻清靜了。

在我們這邊的三層樓房對面﹐原先是造了一排車庫的。不過那年頭﹐連家裡的電話線都統統被拔掉﹐牆角的壁爐也被鏟得一干二淨﹐就更別提私家車了﹐那是近于天方夜譚的事情。於是那些車庫便長年累月地閑置着﹐房管所把它們當做倉庫﹐偶而在那裡堆放鐵鍬﹑掃帚等一干雜物。

某一日﹐房管所忽然派來了一票人。他們麻利地給車庫安了窗﹐裝了門﹐又在弄堂的空地上另搭了一個小房子﹐裡面裝了馬桶安了煤氣﹐接着再從弄堂口挖了一條溝把各種管道一路引到小房子裡面來。等到一切完工的時候﹐那條溝雖然用水泥填平了﹐卻還是在弄堂裡當膛留下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疤痕。待大家再打量這條弄堂時﹐都無可奈何地意識到馬克斯公寓從前曾有過的那種溫馨和諧的風格已經不復存在了。在家家戶戶疑問的眼神裡﹐房管所的人臨走時就扔下一句話﹐說是“江北窟”裡的工人階級要搬進來住了。

“門口頭一橫”的江北人到底要來與我們為鄰了﹐想起傳說中他們的彪悍作為﹐那些天大家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他們的來臨。弄堂口黑沉沉的鐵門終于被推開﹐一個老男人吃力地踩了一輛黃魚車進來。車上放滿了長條的凳子﹐各式的木板﹐幾個包裹﹐還坐着他的女人﹐懷裡小心地護着鍋碗瓢盆。黃魚車順着那條才剛干透的水泥疤痕踩進弄堂﹐停在了汽車間前面。老男人從車上利落地跳下來﹐倒是一個高個子的男人。腳上穿了一雙鬆緊黑布鞋﹐腿上一條黑布褲子﹐褲腳用繩子扎緊了﹐褲腰也是用布條子一纏﹐褲襠一直開到膝蓋那裡﹐身上敞開一件黑布褂子。一定是騎車出了汗﹐老男人一把扯下布褂子﹐隨手搭在車上﹐露出一身曾經結實過的黃肉。那溜溜地垂下去的兩肩﹑駝的背﹑還有那顆光禿禿的腦袋﹐一齊冒着亮晶晶的汗珠子。這一身打扮﹐看得人還以為是“白毛女”裡的楊白勞從銀幕上直接走到我們弄堂裡面來了。男人轉過身﹐看見了他的臉﹐他長着細長的眼睛﹐完全不是想象中那種蠻橫的樣子﹐不難看的﹐只是看上去太過愁苦了。

他的女人也從車上爬下來﹐卻是奇矮的一個老女人。灰白的頭髮短短地剪成女學生的樣子﹐身上無論穿什麼衣服都不能讓人有印象﹐下面趴開站的是一雙羅圈腿﹐腳上是一雙女學生式樣的黑布鞋。女人也轉身幫丈夫一起搬家什﹐露出一張極丑的臉﹐左邊的眼睛還動不動要眨一下﹐眨動的幅度很大﹐連嘴角也要跟掀上去。可是老女人雖丑﹐卻是丑得一臉的溫和。當她停下手來﹐彎一雙羅圈腿﹐挺着肚子站在那裡看着她的丈夫收拾東西的時候﹐她其實很象一個小女孩﹐有着幾近天真的表情。

這一對江北夫婦就這樣在汽車間裡住下了﹐他們善良的長相讓弄堂裡的人全都放下了心。大家都沒有覺得政府把空關着的汽車間讓給他們住不應該﹐他們還住在比“滾地笼”好不到哪裡去的棚戶裡﹐他們是孤老﹑沒有孩子照顧﹐他們在舊社會裡吃了很多的苦﹐而那時剝削他們的說不定就是我們弄堂裡的某個人。雖然那條水泥疤痕是馬克斯公寓裡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但是能讓勞動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不是在那個時代裡理所當然的事情嗎﹖

我們一弄堂的小資本家﹐小業主﹐小知識分子﹐似乎發自內心地接納了這一對從赤貧的農民出身的工人階級。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後﹐大家都很尊敬地稱我們弄堂裡的第一個工人階級為老吳伯伯﹐並且一來就推舉他做了居委會的小組長﹐把原先那個會抽煙的﹑有點阿飛樣子的蘇州老太婆給替換下來了。我們把弄堂裡重要的公物﹐譬如弄堂口鐵門的鑰匙﹐水井的鑰匙﹐大掃除的掃帚﹐銅的搖鈴﹐全都很放心地交給新來的老吳伯伯收着。連每個星期弄堂裡給家庭婦女和退休人士舉辦的政治學習﹐也一並交給了不識字的老吳伯伯來主持。

老吳伯伯雖然一臉的愁苦﹐貧窮和老來無子的哀痛仿彿就寫在他的眉眼之間﹐可是他真是一個負責任的人。自從他來了以後﹐每天晚上十點鐘﹐他就會搖着銅鈴在弄堂裡走一圈﹐邊走邊唱﹐“天暗啦﹐各家記得鎖門哪﹗”每個星期六的下午﹐他又會搖着銅鈴把各家的小孩子轟出來大掃除﹐“大掃除啦﹐小把戲出來大掃除啦﹗”大掃除是我童年裡最快樂的游戲。老吳伯伯總是打開了水井的蓋子﹐大一點的孩子分一只鉛桶去吊井水沖洗弄堂﹐小一點的孩子分一把長條掃帚去掃弄堂。夏天的時候就每天都會開水井﹐太陽下山後我們用井水灑了一弄堂去暑氣﹐然後各家再吊一桶井水來冰西瓜。

馬克斯公寓裡各家老死不相往來的習慣﹐因着老吳伯伯的到來而改變﹐然而從前清幽的弄堂生活﹐也隨之一並消失了。在老吳伯伯退休之前﹐大約是做慣早班的工人。早起的習慣﹐到了我們這裡來以後依舊不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他們就起床了。汽車間實在太小﹐夫妻倆就自然而然地把日常生活過到弄堂裡來了。他們搬出吃飯的小桌子﹐在彼此的喊話裡吃完早餐。接着打開半導體﹐聽完了早新聞再聽天氣預報﹐聲音大到住在三樓的人也會被從酣睡裡吵醒。然後他們搬出四方桌﹐擺上四把破椅子﹐叫了隔壁弄堂的搭子一起來玩牌。吃過午餐﹐老吳伯伯即搬出他的竹躺椅﹐夏天的時候放在陰涼的過街樓﹐光着膀子歪在那裡打瞌睡﹔冬天的時候就找一個有陽光的地方﹐瞇上眼睛暖洋洋地孵太陽。午睡過後再來幾圈牌﹐差不多就是上班上學的人回家的時候了。

我很怕他們在弄堂裡活動的當兒回家﹐因為老吳的老婆總是要張大着嘴﹐左眼一眨一眨地盯着人看﹐一直從弄堂口看到我走進家門。如果不巧帶了一個男朋友回家﹐她就會放下手裡的活計﹐一路跟着人走回家﹐覺得意尤未盡的時候干脆就走上我們的台階﹐在窗戶外面踮起腳尖露出個腦袋不停地往裡打量。她是完全沒有惡意的﹐只是被看的人實在覺得難受﹐待開了門出去要光火﹐卻只見她彎着一雙羅圈腿在你面前天真地傻笑﹐被看的人也只好搖搖頭嘆口氣拉倒。等到夜幕降臨﹐老吳伯伯會把電視機搬到弄堂裡來﹐這是一天裡最後一幕的好戲登場。他們喜歡熱鬧﹐愛看戲。若是看京戲﹐那麼我們整條弄堂就跟着一起鑼鼓喧天﹔若是看滬劇﹐那麼我們也不得不跟了悲苦的劇情一起哀嘆生活裡不夠錢買柴米油鹽。

老吳伯伯雖然把我們的弄堂幾乎住成了一個“江北窟”﹐可是若是逢到落雨的時節他們不能出來﹐大家心裡倒又惦記說“哎喲﹐幾天勿見老吳伯伯了﹐悶了朗朝北格汽車間裡難過死了呀。”他們的好﹐我們都是知道的。他們把整條弄堂當成了自家的客廳和臥室來住﹐從此常來光顧我們弄堂的俟穷^倒也絕跡了。從前門口晒條床單﹐一不看緊就會被人偷掉。老吳伯伯來了以後﹐我們就不必麻煩派出所來破案了。我們雖然不歡迎老吳老婆在家門口探頭探腦地打量我們的私人生活﹐可是落雨的時候她推門進來提醒我們該收衣裳了﹐這還是讓人喜歡的。

弄堂的水井邊上的那一面牆，是一片高高的黑色的竹籬笆。我們小的時候常常蹲在竹籬笆邊上挖泥地里的蚯蚓玩。大孩子們把蚯蚓一切兩段，說是這樣就一條變兩條了。這蠕動的東西總是看得我毛骨聳然，可是還是忍不住要看。這使得我常常想，是不是我們生來就能在殘忍里體驗到快感。老吳伯伯搬來以后，慢慢就在竹籬笆那里种了許多花草。他到底是農民出身，种東西是專業水平。不象我父親，如果种的是花，長得一定是草；如果种的是草，一定從開始的一大盆最后長成一個癩痢頭。我父親不大會侍候花草，所以就只好花更多的精力去講究花盆。而老吳伯伯即使种根蔥，也比旁人的更綠更粗些，他當然就有資格不在乎花盆的式樣。竹籬笆邊上的那一點點泥不夠用了以后，他就從外面撿回來許多磚，青的、紅的、半塊的、缺了一個角的，五顏六色、粗粗糙糙地砌了一個花壇。又從哪里撿來許多鏽了、漏了的破臉盆，缺了上半截的痰盂，在竹籬笆那里排了一溜种花也种菜。

竹籬笆那里一壇子的花草，給我們的弄堂帶來了難得的綠意。我放了學，常常要到那里轉一轉。老吳老婆就會指著那些花花草草告訴我，“姑娘啊，這塊是辣椒，這塊是番茄，臘塊是茉莉花。”五谷不認的我看了覺得很稀奇。可惜我得了父親的遺傳，沒有果實的時候，光看到那些葉子，我還是不認得它們。

過了許多年，這一個小小的花壇，竟被老吳伯伯种得生机盎然了。有一年的春天，竹籬笆那里忽然之間開出了滿滿一牆的薔薇花來。從前的上海，是一個了無色彩的灰色的城市。難得的一點點鮮艷自然的顏色，是要等到秋天里中山公園辦菊展了﹐和大家一起擠在人山人海里的時候奮力地伸出一個頭，才能看得到的。而眼下，就在自己的家門口，突然間就綻放了這樣一大片絢麗的生命，我的心里喜歡得也開出花來。

那些天放學回家，我總是要徑自走到竹籬笆那里去看花。和煦的春風吹過的時候，那滿牆粉色的花一朵一朵地搖曳起來，我的年輕的心，也跟著一起飛揚。語文課里學過的許多關于花的贊美詞，在那一個春天里﹐總算是在眼前鮮活起來。有鮮花的春天，到底是与別的春天不一樣了。

然而薔薇的花期實在是太短了。不出半個月，竹籬笆那里的薔薇便一朵一朵地日益萎頓下去，終于全部凋零了。那一日﹐放學以後我在那一牆零落的薔薇前久久地發呆。正是容易傷春愛上層樓的年齡，我想著要不要學學林妹妹也來個弄一個花冢，猶豫間，忽听得有人說話，“姑娘啊，我看你在這塊站了很長時間了，你是在背書啊？”几時老吳老婆站到我的身后，探出頭來問。她只有到我的肩膀那么矮了，而他們剛搬來時，我才長到她的肩膀那么高。“勿是格，勿是格，”我很不好意思起來，“就是薔薇花介快就謝掉了，實在是可惜。”“沒的關系，姑娘，明年春天花還會開！”

只是來年的春天我已經住校了，再過了几個春天我開始對見不到世面的上海不耐煩了。我不耐煩永遠灰色的天空，不耐煩擠死人的公共汽車，不耐煩隨地吐痰的人，不耐煩老鼠和蟑螂成群的老洋房，不耐煩弄堂里那條永不消失的水泥疤痕，不耐煩京劇、滬劇，我連對中文都不太耐煩了。竹籬笆那里的薔薇還會不會開已經与我不相干，我等得不耐煩了，我要走了，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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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写的挺不错的，怎么没人顶，第一段很有趣，果儿的文字 -淑女司令- ♀ (16 bytes) () 01/16/2009 postreply 09: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