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根源上总见道德情感，恻然有觉。自由意志状态下，这种受理性推动的感受，油然而生。感受道德情感的心，自古称良心，它的感情，含情也见理，是个不容已，你无法否定的心。如人说他没有这个，那就让他没有算了，你不能平白叫他没有变作有。若人说他也有，那他便要好自为之保养，毋令放失，使之常有。故康德说，良心不能获取，它只是一不可免的事实，本身不是义务，无法责成。良心首先是主观的，只涉主体，并不指向对象，于对象无感取无知解，所以不供给知识。可是良心并非一无所知！认知心有对，产生知识；良心无对，却觉悟义务，判断是非，这些虽都不是知识，可是绝非无知。判事善恶，或许出错，知是知非，或会有误，而明知故犯，或也情属难免，然而良心无所对却必有所知，恒表现为一要求义务，赴之行动的主体性原则，此人心自己清楚的事实，为分明没有错而不得免的。
康德的贡献，是以哲学方式，把良心由理性知解的经验知识中清楚区别出来，让人在实践理性中重新保留，见于行事之真切。康德功在西方伦理学，是因他能以精锐的辨析，使道德自唯理主义挟经验知识宰治一切的霸权中解放，在不违理性要求的情况下，得一形上本体安立，再交到主体生命，使之植根于此生此世。康德的见地，甚至有进于朱子处。朱子讲「格物致知」，未免外骛经验知识而成德，反对以觉训仁，未能当下切入道德之本源。常见近人夸讚朱子的「格物」是科学精神，其实科学的实证知解虽好，但想用它的方法在它的范围里找道德，总是缘木求鱼。晚年朱子，态度已见鬆动，今人无知，摭拾片言格物，便往科学上贴，只会瞎比附。
康德将道德首先放在人本体的良知上解决，操之在我，毋待他而然，不依条件才有。此为非凭感触，根源性的智思，不靠知识，而是常在理性之光的刺透下，逼迫我履行德性的义务。康德在「地」之道科技外，别立「人极」，避免理论理性之知对人性的僭窃，乃为大事业。不仅如此，当他辨别出一依于主体而现的智思界，凸显为一独立人极的同时，也与「天」之道上帝，相对拉开距离。我们按照康德的形上分析看上帝，基于道德需要，仅作背后设准，道德无论上帝，与宗教要分开。中世神权，只讲天道上帝；文艺复兴重现人道；工业革命才开物成务，启动地之道科技；如是天、地、人三才各有发展。唯康德在西方能率先说明，三才别为三道，各有所应造之极。成德是人自己的事，人道当有其极，地道或天道不可来随便代替。当然西方并没有这三才三极的讲法，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国学术的角度给予肯认，指出他康德了不起的地方。良知非一获取的义务，它本即保有义务法则，让实践理性的法则令吾行所当行。得他这先天务本之说，人之为人，乃得以挺立天地间！
康德把良心比作人心的内部法庭，人人皆觉他为一在内依法监督者注视。良心本身，既非义务，但也非法则。法则是实践理性所立，良心乃那常存之法则的守护者，感受法则的命令自责成义务。良心为人主体之实，是主观的，法则是客观的，良心既知且觉，自觉那法则，断知此是非。良心有这独觉独知的本领，觉知于己，成德在己。良心法庭如此庄严神圣，但有没有错呢？康德认为，没有「错误的良心」，不过又说，良心可能在「客观判断中去弄错」。以康德的做学问，思考之周，说话之慎，用词之精，读者断不可望文生义，当他自打嘴巴，想理解好康德，起码要有一定水平又肯虚心才行。照西方传统，不是明明有「错误的良心」那说法吗？不过依康德思考的自身理路，良心主观判断某事，是要与我的实践理性相对比，目的为必须得到客观判断，这绝不会有误。因在对比中，良心独自感受法则当是最后的，不能有错的可能。若良心感受未必命中法则，那良心便非「不可免的事实」，而须有义务以责成，待后天训练而然，才为合格的良心。良心获取法则丝毫不爽，方成真良心，才尽良心义，这一真知灼见，康德完美地保留了传统「良觉」一义之实，并予以清晰的新发挥。但良心在客观的判断中会搞错，一事怎是怎非，知有不逮，去判断时弄错了，错出知性，会有可能，但这只属知性问题，非良心之错。西方的传统曾把良心分作良觉与良知，表达与理解任一方面不够，便生割裂，固成问题。然今世俗单用良知一词概言良心觉知二用，虽方便但观念易乱，再需康德花大气力详析：良心原则不能错，才为真良心；但良心断是知非，仍无必得的保证。
康德以良心为守护法则的内部法庭，其说甚善，深入肯綮，不过非必无瑕。牟宗三先生精译康德，发现原文含溷，所在难免。按理说，良心作为法庭，庭上有检控、被告、仲裁，存在角色之不同。良心进行检控，去起诉行动者，再交法官依法判决。最初良心作为那从事检控一切自由行动的内部判断者inward judge，和最后这具有权威的良心之判断者the authorized judge of conscience，康德同用一judge为词。可是前者原告是判事起诉的检察官prosecutor，后者依法判桉才是法官，二者身份为二。原告与被告，同处对立的地位，他们互相对质，再由二人之上的法官代表法之立，康德虽已表白清楚，惜用词未够分清楚，当译作另一语言，小疵就给翻出来。康德认为，良心是原告，诉诸理性之法指控无失不爽，被告乃现实带理性行动却有七情六慾的感性人，同处一庭讼辩。是那人自觉被理性逼视责成，同时被理性敦请促成。一个内心法庭上，要来起诉的原告，与要去辩护的被告，一时同出，虽为一人，却现二角色。但若思议还原二角色为一，却成法庭上的背理想法，因若如此检察官立场尽失，自己控告自己，自己又为自己申辩，公正性何在？想要避免其间的矛盾尴尬，理性应构想一理想的人，即超然一而二的原告被告之上，而为一具足权威的良心之法官。康德再推论，这法官理该被思议能洞悉人心，有充分力量去命令责成一切义之所在又为所当为的事务。立这位超越一切的存有，检查官与被告人的独立身份便可同告确认，讼与辩才持续有效，道德的实践理性，终得其自给自足。
康德的良心法庭之说，除原告与法官在用词上似杂小疵，但瑕不掩瑜，其义极精。良心用他的话讲，是「生而有之者，即组织之于其存有中者」，「一个人有事于其自己的事业」。康德言此良心，自为规律自负其责，有点像孔子说「三军可夺师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那样，必然而固然，乃无法取消的存有。需此等卓识肯认，良心才立起来，人极也立起来。所以冯友兰持所习西学来说良心只是假定，熊十力不客气直言其非：良心实实在在是你的呈现，直下自觉肯定！这是中华圣学真知，也为西土大哲灼见。良心在我这儿明明独立，天经地义，你天你地，也不可夺！
依康德，道德完全自律，不待任何对象，故人最终也需独自对其採纳的准则及做出的行为负责，此同我们所说的立人极。可是从这交叉点再说下去，中西表述，仍存一定分歧。康德讲的良心法庭上，良心是原告，感性人作被告，原告被告相持于下，由法官秉法在上，听彼两造讼辩而后狱可断。良心虽判别善恶亦判官，然非法官，他只检察搜证，指控被告，诉讼陈词于法官，并不与法则的无上命令可为一事。良知判官非法则，也不颁法，他仅感受法则而保护之。所以良心含法则性，具理性的主观意义，但并无客观意义。法则的客观意义之建立，需具绝对权威同时有一切力量而责成一切，非孑孑然一良心可担当。所以去到底，当有如此一个独立超然的道德存有才可思议，他叫这作上帝。良心是需隐晦包含上帝概念的自我意识，上帝面前可负责自己行为的主观原则。按儒家所见，良心不昧，自也具主观意义的理性呈现。但若依王阳明，良心更是天理，「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如是者天理是「良知之天理」，良心为法则大本源，不仅保护法则，它「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更具理性客观意义。儒家心学看心即理，心外无理，理性的主观与客观，都在良心上是一。这在康德为不可能，良心只能是主体性原则，还需去面对客体性原则上帝。上帝固必承认道德理性于人自给自足，乃合理无改，但这首先是自我道德意识已默认上帝之结果。
良心独立，为人极本体，中西哲学之了义都当这麽讲。但这良心与无上命令之法则，是二还是一？看法却有不同。康德良心是良心，法则是法则，客观法则在上帝。要是良心即法则，良心岂非上帝？人即使敢这麽说，那良心庭上终变成上帝自己在诤讼无已，这成甚麽话？不过你康德说法则是人的自由意志下实践理性之无上命令，需位格化令之生效，这理想化人格应是智思物－－何不留给人在其自己的本体，反去推给上帝？意志要自律，客观法则怎可反见行远？此中歧异确在，可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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