瘪掉的梦想
那天我在网上瞎逛，闲步踱入一个艺术论坛的时候，恰巧碰着一个叫“病假单”的人在那里论画。我看他唾沫腥子乱飞正论得兴起，就忍不住跟着他进去看了看。一看之下撞见了许多熟悉的画家的名字，这些名字让我心里一激动，也来不及多想，我就象乡巴佬一样开了腔：
“这好象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嘛，轮波浪和康定司机的画么，小的时候我看到哥哥都是临摹过的呀。”
“病假单”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如洪钟，一点也不象一个需要请病假的人，“临摹轮波浪么还说得过去，临摹康定司机怎么可能，人家那是抽象画！”
“甚……甚么，”我听他这一说，不免结结巴巴气短起来，“难道那个画‘伏尔加河上纤夫’的人现在已经不在康定做司机，跑去上海改拉黄包车啦？”
“笨！”“病假单”抬手就透过屏幕在我的脑袋上敲了老大一记的毛栗子，“那个拉黄包车的人叫裂冰啦！”
“那是、那是，”“病假单”是行家，他当然懂的。我用手摸摸额头上鼓起来的包，陪着笑脸说，“伏尔加河那么冷的地方，当然是要裂冰的。”
我虽然不懂画，但是每次看到人家说出那些熟悉的画家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总归要乱激动的。当年我找不到脾气相投的小朋友玩，最开心的事便是哥哥的那一班搞绘画的朋友到我家里来。轮波浪、康定司机、裂冰、是他们常常说起的，另外我还听到过没了（米勒）、丢了（丢勒）这样的怪名字。其实我绝对不是一个讨人嫌的妹妹，我只不过是搬个小板凳乖乖地坐在边上听他们高谈阔论而已。但是哥哥总是嫌弃我，“侬烦煞了，”他一对我开口便是这个样子的，“自家一家头到边浪向去白相。”奇怪我自尊心这么强、连爸爸妈妈的重话也不肯听的一个人，居然不介意哥哥这样呵斥我。下趟他的朋友来的时候，我还是把小板凳挪到那个圈子边上去了。
哥哥在绘画上的特长，一早就表现出来了。爸爸给我看过一张画，那是哥哥在读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火车。一列长长的火车，有许多窗，许多轮子，火车头上正冒着烟，车轮下面还有铁轨。那些烟并没有象翘辫子那样直冲到天上去，它们斜斜飞扬着，表示火车是开着的。那两根铁轨也紧紧贴着车轮，并没有象其他小朋友那样，把铁轨画到远天八只脚的地方。这张画让我心生钦佩，因为即使是现在叫我到黑板上给学生随便画两条抛物线，我也未必画得出这样流畅的线条来。
哥哥在画火车这种小儿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在吃面糊糊的肉团团。等到我有记忆的时候，他已经象模象样地拥有一只蓝色的小画箱了。每个礼拜天去老师家习画的时候，他都提了那只宝贝箱子，很有一副艺术青年的派头。最开始他从老师家带回来的画纸上，有个叫大卫的人总是鼓着一只水泡眼，有点难看相。后来他把一个叫摩西的人带回来的时候，那摩西除了头上长了两只角有点怪异之外，是看得出那是一个头脸周正的帅哥的。这些石膏弄完的时候，我又看见他在那里用一支很细的毛笔来临摹华山川的连环画。他翻版出来的白毛女，在故事刚刚开始的头几页，那喜儿的脸盘看着比她爹杨白劳还阔大些。但是等到故事结束，大春前来英雄救美的时候，那喜儿除了穿得破烂些，她已经白发飘飘，俨然是个仙女的样子了。
除了摆弄他的画箱，哥哥口袋里还藏个小本本。兴之所至的时候，就摸出来画两笔，说这个叫“速写”。他是什么都有本事拿来写的。有时他写自家养的母鸡，那母鸡正钩起一只脚来，偏着头在动脑筋，仿佛有点举脚不定。有时他写在弄堂里打瞌睡的老头，那老头歪在躺椅里，脑袋一直垂到胸脯子上，不用特意在边上画一串“Z”，看的人都听得到老头的鼾声。实在没有其他东西值得写的时候，他也勉为其难写写我。一个小女生，眉眼都还不曾长开，梳了两根扫把一样的辫子，看上去也就是一根扫把的而已。怪不得哥哥赶我“自家一家头到边浪向去白相”的时候，他那一班文艺青年谁也不来搭救我。他们只有在吹完牛准备四国大战的时候才会跟我说“过来”，因为那时他们需要一个公证人。
可是我才把军长旅长哪个大搞清楚的时候，哥哥他们这一班人已经对坐在家里画画和论画不感兴趣了。他们背了画箱，打点了行李，说是要到外面去写生。他们游遍名山大川，一路上找了许多生的东西来写。他们写了生的高山，生的阔水，生的密林，还写了好些穿得跟我们不一样的生的人。我非常羡慕他，可是我既长得象扫把，又没有什么天赋，况且还是个女孩儿，爸爸妈妈也懒得培养我。我就只有趁着哥哥游山玩水的当儿把他书架上的画册偷出来翻一翻。
哥哥写完生以后，又出了新的花样，他要开始画油画了。画油画好象就是坐在一块画布面前，照着另一幅画的样子用大大小小的画笔轮流在那布上点点点。哥哥的耐心非常好，他可以坐在那里点上一整天。他画油画多在暑假里，大概那时日照长，一天可以点上一大片。我看他光着膀子点得汗流浃背的样子，就扔一条毛巾给他擦擦汗。想不到这一扔就闯了祸，毛巾砸到了他的手，他把笔点到隔壁去了。“侬烦煞了。”哥哥头也不回地呵斥道，一边左看右看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好心做了坏事，虽然觉得很委屈，心里却依旧崇拜他。开学的时候语文课里写作文，题目是“记一个我最什么什么的人”。我坐在教室里，脑袋一歪就自然想到他，于是在作文簿里很把他最什么什么了一番。
哥哥的画艺在那时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每点完一块布，就做了画框把它挂墙上。墙上慢慢挂了一整圈，弄得我们家好象开了画廊一样。在那些画里，我最喜欢裂冰的。密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木桥，桥上站着一个穿着白色华丽服饰的女人，她微微侧过身，仿佛是在听松涛，又仿佛是在想心事。草地上的那一幅我也喜欢。有几个女人坐在那里做女红，姿态闲闲的样子；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靠在太太身边打磕睡，手里拄着根拐棍好让自己不东倒西歪；一个穿着军服的男子在读报纸，他不过是随便地往树桩上一坐，那随便的姿态里却有英气迫人；还有两个小孩蹲在草地里玩，他们闷着头认真的样子象是找到好玩的虫子了；午后的阳光透过树枝照下来，明明晃晃地撒了一草地。
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人都一口咬定哥哥是要成画家了。爸爸妈妈也觉得非常欣慰，这么些年这个儿子没有白白培养啊。 那段时间我们家里有数不清的表哥表姐要结婚，每个要结婚的人都要到我们家里来做两件事。一是请我妈妈去给他们缝被子，因为她被大家公认是一个好命的女人。这样的人缝过的新婚被子是会给新人带来好运的。二是来挑一张我哥哥的画去挂在新房里。由我们家的人参与布置过的新房，一边是我妈妈打理过的鸭绒被丝绒被电热毯羊毛毯一路顶到天花板那么高，一边是我哥哥画的俄罗斯草地森林以及俊男美女，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起来，那真是欧陆风情得一塌糊涂。那一干来闹新房的年轻人心里羡慕得要死，他们恨不得也要认我哥哥做亲表弟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墙壁上的画，每挂出来没多久就有人当宝贝一样拿了去。哥哥得了这样的鼓励，愈发意气飞扬，他要开始搞创作了。他的第一幅创作，我可以跟那个“病假单”打包票，绝对是康定司机那一路的，因为它不很让人看得懂。哥哥解释说那幅画的题目叫作“祖国母亲”，这个立意当然是非常好的。他的选材更是一级棒，他要用黄河来做母亲的躯体，这个就更加对头了。只是呢，他打着康定司机的幌子让自己的胆子壮过了头，因为他决定让象黄河一样躺着的祖国母亲不穿衣服。我相信哥哥那时是个一心盼望国家富饶起来的热血青年，因为他无视河套地区土壤贫瘠的事实，在那里画了两只鲜美的大乳房。现在想起来，当然也不能排除十六七岁的他有发春梦的嫌疑。总而言之，“祖国母亲”有个几何形状不规则的脑袋，面貌不甚了了，两条流畅的线条表示腿，当然拦腰里还有那一对让人触目惊心的大乳房。
那幅画挂在我家的墙上实在让人觉得别扭，但我们是眼看着哥哥从小火车一路用功地画过来的，他最终画出这么神圣的艺术品来我们当然没有资格去亵渎它。然而又逢到一个表哥要结婚，他妈妈到我们家索画来了。这个姨妈是个厉害角色，她是在一个很大的机关里面做党支部书记的。从来我爸爸妈妈跟她讲话，不是被教训就是被开导。可是那天姨妈一脚踩进来看见这幅画的时候，她竟然既没有教训也没有开导，她只是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不出声。姨妈不开口骂人，反倒弄得我们一家子有点不知所措了。大家垂手立在那里听候她的发落，然而党支书只是一味地不出声。我站在角落里偷偷地打量她，但见她一手紧紧地捏着黑色皮包，一手握拳收在腰间，而目光如炬，直射到那两只乳房上面去。那两只神气活现的乳房实在经不起党支部书记的严厉审查，渐渐失去了嚣张的气焰，终于瘪了下去。
这幅画最终没有什么人来要。哥哥第一次创作，就遭此滑铁芦，实在深受打击。哥哥作画家的梦想，就好像那两只乳房一样，有点瘪掉了。而其时，做专业艺术家已经不是有为青年的最佳出路，紧跟时代脚步的年轻才俊们都转而选择实用性强的专业了。考大学的时候，哥哥的那班喜欢绘画的朋友里有人借了他的习作去考美院，结果倒也蒙混过关考上了，而他自己，则决定去学法律。爸爸妈妈再三劝说，然而他去意已定，多说亦是无用了。
等我出国的时候，哥哥在一家地产公司里做律师。过了几年我回国，他变成了经理，再过几年回去，他已经是董事长了。变成董事长的哥哥开车到机场接我回家。我悄悄打量他，觉得这斯当年不去美院学画大约还是对的，因为他现在的样子，看上去实在不象跟画家有什么瓜葛。董事长的工作就是白天不断地开会开会开会，晚上不断地应酬应酬应酬。白天的会议开得他一脸疲惫，眼神里面失去了艺术家具有的灵气，晚上的应酬吃得他突起了一个大肚腩，看上去象我们小时候歌里唱过的“金瓶似的小山”。
哥哥现在是住上了豪华的花园洋房。同一片小区里还没有卖掉的房子上面打着“西班牙别墅”或者“英伦山庄”这种具有煽动性字眼的广告。可是我并没有在这种字眼里体验到什么欧陆风情，站在那些硕大的广告牌下面，隐约里我听见的是从前的小贩在黄鱼车上兜售女人内衣的叫卖声。欧陆风情，反而是在我们小时候简陋的家里出现过的。斑驳陈旧的墙壁上曾经展览过许多哥哥临摹的油画，在欧洲大陆的森林和农庄里，无论是打着阳伞散步的贵妇还是弯着腰拾麦穗的农妇，那些人物都着一种闲闲的、沉静的风情。而现在这种风情在哥哥那个高级得一塌糊涂的家里是没了、丢了。我想想实在可惜，就忍不住去说他，
“喂！老早爸爸妈妈下了血本来培养侬学美术，每趟逢年过节就要送红包去拍那些老师的马屁。但是侬现在倒好，变成一个跟画家浑身不搭界的商人了。皮带么还系得这么高，看上去就跟江泽民一样。”
“侬烦煞了，”很好嘛，几十年过下来，他给我的倒还是那句老话，“我吃也吃力煞了。”
哥哥一边说，一边把车钥匙扔到沙发上。只见他一屁股倒将在那里，然后顺势把脚搁在茶几上。这边才刚把脚放稳当呢，那边就已经鼾声四起了。看到我的老哥哥累成那个样子，实在是心疼他。我很想帮他换个姿势好让他睡得舒服点，可是他土豆似的一大堆倒在沙发里，我哪里搬得动他？算了，我还是“自家一家头到边浪向去白相”吧。
我到哥哥的书房里闷坐着，想想有些伤心，当初爸爸妈妈要是培养培养我，说不定我倒是块艺术家的料子呢？搞不好我也有本事创作一幅“祖国父亲”，能把长江康定司机成一个雄起的男体。我越想越没劲，还是上网找点东西看看好了。于是我打开电脑，开机的声音“嘎啦嘎啦”响过之后，壁纸上出现的，俨然是一幅裂冰么。密林的小桥上站着一位一面听涛松一面想心事的妇人。那种熟悉的姿态是久违了，我久久读着那幅画，心里得着一些安慰了。
那天我在网上瞎逛，闲步踱入一个艺术论坛的时候，恰巧碰着一个叫“病假单”的人在那里论画。我看他唾沫腥子乱飞正论得兴起，就忍不住跟着他进去看了看。一看之下撞见了许多熟悉的画家的名字，这些名字让我心里一激动，也来不及多想，我就象乡巴佬一样开了腔：
“这好象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嘛，轮波浪和康定司机的画么，小的时候我看到哥哥都是临摹过的呀。”
“病假单”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如洪钟，一点也不象一个需要请病假的人，“临摹轮波浪么还说得过去，临摹康定司机怎么可能，人家那是抽象画！”
“甚……甚么，”我听他这一说，不免结结巴巴气短起来，“难道那个画‘伏尔加河上纤夫’的人现在已经不在康定做司机，跑去上海改拉黄包车啦？”
“笨！”“病假单”抬手就透过屏幕在我的脑袋上敲了老大一记的毛栗子，“那个拉黄包车的人叫裂冰啦！”
“那是、那是，”“病假单”是行家，他当然懂的。我用手摸摸额头上鼓起来的包，陪着笑脸说，“伏尔加河那么冷的地方，当然是要裂冰的。”
我虽然不懂画，但是每次看到人家说出那些熟悉的画家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总归要乱激动的。当年我找不到脾气相投的小朋友玩，最开心的事便是哥哥的那一班搞绘画的朋友到我家里来。轮波浪、康定司机、裂冰、是他们常常说起的，另外我还听到过没了（米勒）、丢了（丢勒）这样的怪名字。其实我绝对不是一个讨人嫌的妹妹，我只不过是搬个小板凳乖乖地坐在边上听他们高谈阔论而已。但是哥哥总是嫌弃我，“侬烦煞了，”他一对我开口便是这个样子的，“自家一家头到边浪向去白相。”奇怪我自尊心这么强、连爸爸妈妈的重话也不肯听的一个人，居然不介意哥哥这样呵斥我。下趟他的朋友来的时候，我还是把小板凳挪到那个圈子边上去了。
哥哥在绘画上的特长，一早就表现出来了。爸爸给我看过一张画，那是哥哥在读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火车。一列长长的火车，有许多窗，许多轮子，火车头上正冒着烟，车轮下面还有铁轨。那些烟并没有象翘辫子那样直冲到天上去，它们斜斜飞扬着，表示火车是开着的。那两根铁轨也紧紧贴着车轮，并没有象其他小朋友那样，把铁轨画到远天八只脚的地方。这张画让我心生钦佩，因为即使是现在叫我到黑板上给学生随便画两条抛物线，我也未必画得出这样流畅的线条来。
哥哥在画火车这种小儿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在吃面糊糊的肉团团。等到我有记忆的时候，他已经象模象样地拥有一只蓝色的小画箱了。每个礼拜天去老师家习画的时候，他都提了那只宝贝箱子，很有一副艺术青年的派头。最开始他从老师家带回来的画纸上，有个叫大卫的人总是鼓着一只水泡眼，有点难看相。后来他把一个叫摩西的人带回来的时候，那摩西除了头上长了两只角有点怪异之外，是看得出那是一个头脸周正的帅哥的。这些石膏弄完的时候，我又看见他在那里用一支很细的毛笔来临摹华山川的连环画。他翻版出来的白毛女，在故事刚刚开始的头几页，那喜儿的脸盘看着比她爹杨白劳还阔大些。但是等到故事结束，大春前来英雄救美的时候，那喜儿除了穿得破烂些，她已经白发飘飘，俨然是个仙女的样子了。
除了摆弄他的画箱，哥哥口袋里还藏个小本本。兴之所至的时候，就摸出来画两笔，说这个叫“速写”。他是什么都有本事拿来写的。有时他写自家养的母鸡，那母鸡正钩起一只脚来，偏着头在动脑筋，仿佛有点举脚不定。有时他写在弄堂里打瞌睡的老头，那老头歪在躺椅里，脑袋一直垂到胸脯子上，不用特意在边上画一串“Z”，看的人都听得到老头的鼾声。实在没有其他东西值得写的时候，他也勉为其难写写我。一个小女生，眉眼都还不曾长开，梳了两根扫把一样的辫子，看上去也就是一根扫把的而已。怪不得哥哥赶我“自家一家头到边浪向去白相”的时候，他那一班文艺青年谁也不来搭救我。他们只有在吹完牛准备四国大战的时候才会跟我说“过来”，因为那时他们需要一个公证人。
可是我才把军长旅长哪个大搞清楚的时候，哥哥他们这一班人已经对坐在家里画画和论画不感兴趣了。他们背了画箱，打点了行李，说是要到外面去写生。他们游遍名山大川，一路上找了许多生的东西来写。他们写了生的高山，生的阔水，生的密林，还写了好些穿得跟我们不一样的生的人。我非常羡慕他，可是我既长得象扫把，又没有什么天赋，况且还是个女孩儿，爸爸妈妈也懒得培养我。我就只有趁着哥哥游山玩水的当儿把他书架上的画册偷出来翻一翻。
哥哥写完生以后，又出了新的花样，他要开始画油画了。画油画好象就是坐在一块画布面前，照着另一幅画的样子用大大小小的画笔轮流在那布上点点点。哥哥的耐心非常好，他可以坐在那里点上一整天。他画油画多在暑假里，大概那时日照长，一天可以点上一大片。我看他光着膀子点得汗流浃背的样子，就扔一条毛巾给他擦擦汗。想不到这一扔就闯了祸，毛巾砸到了他的手，他把笔点到隔壁去了。“侬烦煞了。”哥哥头也不回地呵斥道，一边左看右看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好心做了坏事，虽然觉得很委屈，心里却依旧崇拜他。开学的时候语文课里写作文，题目是“记一个我最什么什么的人”。我坐在教室里，脑袋一歪就自然想到他，于是在作文簿里很把他最什么什么了一番。
哥哥的画艺在那时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每点完一块布，就做了画框把它挂墙上。墙上慢慢挂了一整圈，弄得我们家好象开了画廊一样。在那些画里，我最喜欢裂冰的。密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木桥，桥上站着一个穿着白色华丽服饰的女人，她微微侧过身，仿佛是在听松涛，又仿佛是在想心事。草地上的那一幅我也喜欢。有几个女人坐在那里做女红，姿态闲闲的样子；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靠在太太身边打磕睡，手里拄着根拐棍好让自己不东倒西歪；一个穿着军服的男子在读报纸，他不过是随便地往树桩上一坐，那随便的姿态里却有英气迫人；还有两个小孩蹲在草地里玩，他们闷着头认真的样子象是找到好玩的虫子了；午后的阳光透过树枝照下来，明明晃晃地撒了一草地。
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人都一口咬定哥哥是要成画家了。爸爸妈妈也觉得非常欣慰，这么些年这个儿子没有白白培养啊。 那段时间我们家里有数不清的表哥表姐要结婚，每个要结婚的人都要到我们家里来做两件事。一是请我妈妈去给他们缝被子，因为她被大家公认是一个好命的女人。这样的人缝过的新婚被子是会给新人带来好运的。二是来挑一张我哥哥的画去挂在新房里。由我们家的人参与布置过的新房，一边是我妈妈打理过的鸭绒被丝绒被电热毯羊毛毯一路顶到天花板那么高，一边是我哥哥画的俄罗斯草地森林以及俊男美女，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起来，那真是欧陆风情得一塌糊涂。那一干来闹新房的年轻人心里羡慕得要死，他们恨不得也要认我哥哥做亲表弟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墙壁上的画，每挂出来没多久就有人当宝贝一样拿了去。哥哥得了这样的鼓励，愈发意气飞扬，他要开始搞创作了。他的第一幅创作，我可以跟那个“病假单”打包票，绝对是康定司机那一路的，因为它不很让人看得懂。哥哥解释说那幅画的题目叫作“祖国母亲”，这个立意当然是非常好的。他的选材更是一级棒，他要用黄河来做母亲的躯体，这个就更加对头了。只是呢，他打着康定司机的幌子让自己的胆子壮过了头，因为他决定让象黄河一样躺着的祖国母亲不穿衣服。我相信哥哥那时是个一心盼望国家富饶起来的热血青年，因为他无视河套地区土壤贫瘠的事实，在那里画了两只鲜美的大乳房。现在想起来，当然也不能排除十六七岁的他有发春梦的嫌疑。总而言之，“祖国母亲”有个几何形状不规则的脑袋，面貌不甚了了，两条流畅的线条表示腿，当然拦腰里还有那一对让人触目惊心的大乳房。
那幅画挂在我家的墙上实在让人觉得别扭，但我们是眼看着哥哥从小火车一路用功地画过来的，他最终画出这么神圣的艺术品来我们当然没有资格去亵渎它。然而又逢到一个表哥要结婚，他妈妈到我们家索画来了。这个姨妈是个厉害角色，她是在一个很大的机关里面做党支部书记的。从来我爸爸妈妈跟她讲话，不是被教训就是被开导。可是那天姨妈一脚踩进来看见这幅画的时候，她竟然既没有教训也没有开导，她只是非常严肃地站在那里不出声。姨妈不开口骂人，反倒弄得我们一家子有点不知所措了。大家垂手立在那里听候她的发落，然而党支书只是一味地不出声。我站在角落里偷偷地打量她，但见她一手紧紧地捏着黑色皮包，一手握拳收在腰间，而目光如炬，直射到那两只乳房上面去。那两只神气活现的乳房实在经不起党支部书记的严厉审查，渐渐失去了嚣张的气焰，终于瘪了下去。
这幅画最终没有什么人来要。哥哥第一次创作，就遭此滑铁芦，实在深受打击。哥哥作画家的梦想，就好像那两只乳房一样，有点瘪掉了。而其时，做专业艺术家已经不是有为青年的最佳出路，紧跟时代脚步的年轻才俊们都转而选择实用性强的专业了。考大学的时候，哥哥的那班喜欢绘画的朋友里有人借了他的习作去考美院，结果倒也蒙混过关考上了，而他自己，则决定去学法律。爸爸妈妈再三劝说，然而他去意已定，多说亦是无用了。
等我出国的时候，哥哥在一家地产公司里做律师。过了几年我回国，他变成了经理，再过几年回去，他已经是董事长了。变成董事长的哥哥开车到机场接我回家。我悄悄打量他，觉得这斯当年不去美院学画大约还是对的，因为他现在的样子，看上去实在不象跟画家有什么瓜葛。董事长的工作就是白天不断地开会开会开会，晚上不断地应酬应酬应酬。白天的会议开得他一脸疲惫，眼神里面失去了艺术家具有的灵气，晚上的应酬吃得他突起了一个大肚腩，看上去象我们小时候歌里唱过的“金瓶似的小山”。
哥哥现在是住上了豪华的花园洋房。同一片小区里还没有卖掉的房子上面打着“西班牙别墅”或者“英伦山庄”这种具有煽动性字眼的广告。可是我并没有在这种字眼里体验到什么欧陆风情，站在那些硕大的广告牌下面，隐约里我听见的是从前的小贩在黄鱼车上兜售女人内衣的叫卖声。欧陆风情，反而是在我们小时候简陋的家里出现过的。斑驳陈旧的墙壁上曾经展览过许多哥哥临摹的油画，在欧洲大陆的森林和农庄里，无论是打着阳伞散步的贵妇还是弯着腰拾麦穗的农妇，那些人物都着一种闲闲的、沉静的风情。而现在这种风情在哥哥那个高级得一塌糊涂的家里是没了、丢了。我想想实在可惜，就忍不住去说他，
“喂！老早爸爸妈妈下了血本来培养侬学美术，每趟逢年过节就要送红包去拍那些老师的马屁。但是侬现在倒好，变成一个跟画家浑身不搭界的商人了。皮带么还系得这么高，看上去就跟江泽民一样。”
“侬烦煞了，”很好嘛，几十年过下来，他给我的倒还是那句老话，“我吃也吃力煞了。”
哥哥一边说，一边把车钥匙扔到沙发上。只见他一屁股倒将在那里，然后顺势把脚搁在茶几上。这边才刚把脚放稳当呢，那边就已经鼾声四起了。看到我的老哥哥累成那个样子，实在是心疼他。我很想帮他换个姿势好让他睡得舒服点，可是他土豆似的一大堆倒在沙发里，我哪里搬得动他？算了，我还是“自家一家头到边浪向去白相”吧。
我到哥哥的书房里闷坐着，想想有些伤心，当初爸爸妈妈要是培养培养我，说不定我倒是块艺术家的料子呢？搞不好我也有本事创作一幅“祖国父亲”，能把长江康定司机成一个雄起的男体。我越想越没劲，还是上网找点东西看看好了。于是我打开电脑，开机的声音“嘎啦嘎啦”响过之后，壁纸上出现的，俨然是一幅裂冰么。密林的小桥上站着一位一面听涛松一面想心事的妇人。那种熟悉的姿态是久违了，我久久读着那幅画，心里得着一些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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