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的《岁末杂感致友人》

来源: 娓娓于 2011-01-02 07:05:3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8401 bytes)

本文内容已被 [ 娓娓 ] 在 2011-01-04 09:41:15 编辑过。如有问题，请报告版主或论坛管理删除.

转友人来鸿与常青人分享。藉贴问候各位，新年好！

******************

看到资中筠老人的杂感，心头为之颤抖。这是一位耄耋老妪，是著名的研究国际政治与美国问题的专家。长期作为体制内的学者，没有泯灭清醒的理性，更没有泯灭充满忧患意识的良知和凭真知、良知发表感言的勇气。这里转载的是资中筠老人最近的一篇“岁末杂感”。2011年新年的钟声，应该有这样的声音在震荡和传播！

岁末杂感致友人

作者：资中筠

来源：经济观察报

（资中筠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20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20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89年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天寒望善自珍摄，幸勿为风露所欺！

资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