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孝道
由于自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续的批判而造成的传统文化的断裂，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孝道曾经有很多误解。误解的重点基本集中在孝顺的顺上，而非孝。但事实上，在《论语》和《孝经》中，孔子并没有强调顺，而只是强调孝。孝被孔子解释为对长辈的尊敬和爱戴，他老人家并没有强调顺。在孟懿子问孝时，孔子只说：无违。而后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
由此看出，孔子强调的是礼而不是顺。顺这个词我搞不清是哪个年代、什么人给加上去的，这个需要训诂学专家的解释。孔子强调的这个礼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也成为中国人的伦理准则。孔子的学说尽管通俗易懂，表面看起来都是家常里短的和做人做事的智慧，但其整个思想是有其内在逻辑性的。
孝是人善良一面的展现，即使没有孔子，善良的人也一样有孝心，有对长辈的尊敬和爱心。当子游问孝时，孔子答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由此看出，孔子说的孝是爱和敬的集合。孔子在当时并没有提到顺，而只是强调敬。其实这样的说法很合乎人之常情。试问，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子女对父母的尊敬不是很正常很人性的吗？当然，当这种敬被推崇和过度张扬后，就构成中国宗法社会的秩序基础。孔子所主张的社会秩序正是从孝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开始推导的，从而形成中国宗法社会的礼仪规范，也就是社会秩序规范。比之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以礼仪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助于人性向善的方向转化，也更适应中国社会大家族的实际情况。
孔子认为严刑峻法的法制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扬善抑恶的功能。因此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在那个时代，不单儒家，道家的的老子也持同样的看法，因此才有所谓“法令滋彰，盗贼蜂起”之说。仅靠暴力维持的秩序，是无法长治久安的。西方社会之所以能靠民主法制维持秩序，这不单单是法制的功劳，还有基督教所承担的道德教化的巨大作用。
在《孝经》中也一样，孔子不仅没有强调顺，而且还反对盲目的服从。《孝经》谏诤章第十五的全文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 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天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 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文字几乎如同白话文，相信大家都能看明白。孔子并不像在砸烂孔家店和批林批孔时被形容的那样像个不通人情、刻板僵硬的老朽，而是一个通情达理，循循善诱的仁者。
悟空把《孝经》中从天子到庶民的分别阐述理解为是孔子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认为这是一错解。首先，天子到庶民不是孔子分的，而是当时历史社会的现实。孔子之所以分别对象阐述孝的真谛，正是其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
就拿诸侯章第三来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诸侯骄横是普遍的。因此，孔子针对这个社会现实指出诸侯的孝就是不要骄横，要懂得爱民如子。这并没有错啊。如果你非要结合现在的社会现实，拿省长和诸侯比，那孔子的话也没有大错。因为现在的省长个个都说人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那他们就应该遵循孔子的教诲孝敬这些衣食父母才对啊。如果官民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话，那用孝道治国也未尝不可。
至于说到读书人的孝，你的理解也值得商榷。孔子对当时读书人的孝的要求，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要求，是读书人应守的本分，这和现代社会所谓独立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再说了，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独立思想吗？每个人的思想都多少要受到别人的影响，试问，你的思想是你凭空生出来的吗？我不明白你是如何从这一章中看出来孔子是限制读书人有独立思想的？如果你这样阅读和理解经典，恰恰说明你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思想和独立思考是不同的，就像思想不等于思考。从你的语意我理解你说的思想是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思想的过程。所谓独立思考是指在思考时不受成见和偏见以及功利的影响。在这点上，孔子恰恰是特立独行的思考者。
孔子不仅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且，身体力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逆兴霸趋利的社会潮流而行，提出以仁义安天下的人文主张，实在是毫无势力之心的独立思想。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限制别人独立思考，即使再强大的暴政，也只能限制你的表达，而无法限制你的思想。而真正能限制我们独立思想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思想的真正牢笼是自己内心的偏执和封闭。一个人要想冲破思想的牢笼，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其次在心理上能做到中正、不偏不倚。而这样的心性如果不是先天带来，只有靠修行才能获得。诚如《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果内心浮躁，如何能做到独立思考，而又收获独立思想呢？独立思想不是不受限制的胡思乱想，而是内心静、安、定后，排除自我偏执的干扰而后的思考。
我说这些只是我对独立思想产生的理解，并不是我自己真的做到了。
“百善孝为先”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孔子是以孝为根本，由孝推出仁，然后在仁的基础上导出礼文化。礼就我的理解并不是为人处世的礼貌客套，而是一套基于人性善的行为规范。孔子是性善论者，因此他提倡的礼文化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善性一面，通过礼的外在形式，启发人人向善的自觉。礼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与现代的法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孝经》),从这个角度再看孔子的话就会找到内在逻辑，孝与仁的逻辑关系也在于此。
说到这，有必要指出悟空对“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的理解是不对的。这里所说的敬其父，则子悦，指的是别人敬重你的父亲，你作为儿子应该是高兴的。不是说你自己敬自己的父亲自己高兴。
二，我对儒家的一点认识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社会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但相对来说，诺大的中国社会能够长时间的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文明的状态，这都是儒家文化的贡献，也是其历史价值。说孔子推行礼文化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那是对孔子本意的歪曲，因为孔子的这套文化实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并不具有阶级性。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是没有文明秩序可言的，如果我们了解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孔子的伟大。
如果我们能历史地看待孔子就会发现他令人敬佩之处。在周朝分崩离析，五常崩坏的时代，孔子以一人之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真犹如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给向善的人指出一条人伦大道，使中国人活得更像人，而不像野兽。在当时以及其后的时期，中国周边的那些所谓化外之邦，因为没有儒家文化的光照，他们的生活真的与野兽差不多。因此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一点不夸张的。
说儒家文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一个不严谨的论断。首先，这个论断在前提上把统治阶级一律定为黑恶势力，其次是歪曲了儒家思想的产生的动机。统治阶级在历史上也不都代表黑恶势力。尽管，孔孟一开始是走上层路线，希望帝王们能采纳他们仁义治国的理想，但儒家文化的产生不是应统治阶级的要求，而是孔孟希望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帝王。因此说，孔子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孔子的理想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出过尧舜禹这些圣人般的贤王，出国尹伊、周公这样的贤臣，有过伯夷和叔齐这样的君子。因此，在孔子的心里，统治阶级并不一定是为一己之私行权谋心机压迫人民的坏人，而是的确有一心为民和公天下胸怀的仁德之君。而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应简单地称其为统治者，我觉得更合适的称呼是管理者。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王还是心怀善念的有德之君，比如秦穆公、齐宣王等。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们对统治者并没失去信心，因为离上古文化的影响还不远，所以统治阶级还不是黑恶势力的代名词，而且他们和民众也不是完全对立的。那时的中国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和侵袭，因此都希望归附一个有德又强大的君王，从而得到保护。甚至有的国王流落他乡，很多老百姓还远道去投奔的。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流氓化从刘邦时代开始的。
儒家文化的衰败是后世的君王蔑视文化，只重权术造成的。《大学》里说的明明德就是针对那些无德君王的。但自秦以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就不配称为一个文明国家。
当然，我这样说是完全着眼于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就没有问题，尤其是经后儒修正后的儒家。但我认为今天我们谈论儒家，不应再持阶级斗争的观点，也不应以经济发展为标准。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和标准，我们眼中的儒家不仅一无是处，而且充满罪恶。儒家是关于人伦的学问，其意义对于中国人犹如《圣经》对西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人类物欲的无限膨胀，正是这种物欲的力量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否不能只用经济水平这个指标。如果那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谁富谁就代表文明，谁经济发展快谁就是文明社会。那今日的中国就成了全世界的文明样板了。
在资本主义泛滥和人类的物欲空前膨胀的时代，儒家的节制、内敛、重义不重利的思想恰恰是对这种物质第一的世界潮流的一种反动。这符合人文主义精 神，是值得肯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研究儒家，重要的不是批判，而是应正本清源、恢复儒家的本来面貌，继承其有价值的部分。另外，今天的中国早就远离了儒家精神，所以现在批判儒家纯粹是无的放矢，借古讽今。现在那些批判儒家的积极分子与五四时期不同，那时的人至少还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受过八股的毒害。可现在的儒家批判者，根本没有真正深入学习和研究过儒家的学术思想，大都是人云亦云，其继承的都是文革时的套话和革命党的思维。我觉得这样幼稚肤浅的批判对中国人思想的成熟没有好处，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也没有好处。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悟空之所以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是基于把传统文化只当作维护社会稳定和专制制度的统治术，而不是一种张扬人性善的世界观。其实悟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也曾经有过同样的认识。可以说，我们经过文革的那代人，很多都有过这样的认识。
在儒家诞生的那个时代，中国境内没有其他制度，只有专制制度。即使如此，儒家还是把民放在第一 位，即孟子所谓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认识儒家不能只读孔子不读孟子。孟子较之孔子更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而这个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儒家思想维护的是社会秩序，它并不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思想的价值是人本思想，可自汉代以后，这个人本思想被忽视，而只取用其维护秩序的论述，这是自私的帝王们的舍本逐末，功利至上的结果。
按悟空的逻辑，彻底否定儒家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或者说要推翻专制和独裁就必须彻底否定儒家。但这个逻辑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专制制度是中国或者说是儒家文化圈独有的；二是批判和否定儒家必然导致民主和法制。可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很多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也是和曾经是专制独裁国家。这说明专制独裁不具有文化特征，乃是人类内心的一种自私的共性。毛泽东是批孔最坚决的、最彻底的，但他领导的这个批判却并没有导致中国的民主法制，而相反是更严酷的专制和无法无天。
反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喜欢挖掘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们并不区分哪些劣根性是中国独有的，哪些是全人类共有的，更不区分哪些来自儒家文化，哪些来自道家思想和其他思想。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高丁的小说《苍蝇王》（Lord of flies）以一群流落到孤岛上的孩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类崇尚暴力和独裁的劣根性，同时也说明崇尚暴力和独裁不是某种人类文化的产物，而是人类内心共有的黑暗的结果。
另一种否定儒家文化价值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以基督教为天理来审视儒家文化。在这些人的眼里，人类是不可救药的，自身的向善的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唯有皈依上帝，才可通过赎罪而获救获得新生。在这些人的眼里，儒家是幼稚可笑的。可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却被辜鸿铭称赞为儿童般的心灵，说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当然，现在这样的中国人几乎绝种了。
考察人类文明的进步，是需要一把合适的尺子的。如果以功利的尺子去考察，那儒家文化在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今天就毫无可取之处。但如果以人文精神为尺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使俗世的生活充满人情味和温暖的文化，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化。
中国近代之所以拥抱西方思想，完全是功利主义动机使然。因为西方文化的后面是坚船利炮，不学习西方我们就要亡国。但挨打的中国文化并不就一定代表落后。这要看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如果以人文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比之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文化要进步的多，文明的多。
当然，我们不能拿被后世极端化的《二十四孝》和宗法社会的僵化教条以及八股文这些糟粕来当作儒家文化的精髓。相反，中国文化的新生一定是在去伪存真、正本清源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才会成为可能。
儒家文化产生于两千年前的等级社会，而且孔子是人不是神。因此，孔子及其先贤的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儒家思想中对生命的尊重不够，对人等级制度持肯定态度，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完全否定儒家文化的原因。
我们后人读儒家的书切不可钻进自设的牛角尖，一是非要读出现代文化；二是非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三是纠缠于只言片语。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迂腐。
由于自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续的批判而造成的传统文化的断裂，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孝道曾经有很多误解。误解的重点基本集中在孝顺的顺上，而非孝。但事实上，在《论语》和《孝经》中，孔子并没有强调顺，而只是强调孝。孝被孔子解释为对长辈的尊敬和爱戴，他老人家并没有强调顺。在孟懿子问孝时，孔子只说：无违。而后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
由此看出，孔子强调的是礼而不是顺。顺这个词我搞不清是哪个年代、什么人给加上去的，这个需要训诂学专家的解释。孔子强调的这个礼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也成为中国人的伦理准则。孔子的学说尽管通俗易懂，表面看起来都是家常里短的和做人做事的智慧，但其整个思想是有其内在逻辑性的。
孝是人善良一面的展现，即使没有孔子，善良的人也一样有孝心，有对长辈的尊敬和爱心。当子游问孝时，孔子答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由此看出，孔子说的孝是爱和敬的集合。孔子在当时并没有提到顺，而只是强调敬。其实这样的说法很合乎人之常情。试问，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子女对父母的尊敬不是很正常很人性的吗？当然，当这种敬被推崇和过度张扬后，就构成中国宗法社会的秩序基础。孔子所主张的社会秩序正是从孝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开始推导的，从而形成中国宗法社会的礼仪规范，也就是社会秩序规范。比之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以礼仪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助于人性向善的方向转化，也更适应中国社会大家族的实际情况。
孔子认为严刑峻法的法制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扬善抑恶的功能。因此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在那个时代，不单儒家，道家的的老子也持同样的看法，因此才有所谓“法令滋彰，盗贼蜂起”之说。仅靠暴力维持的秩序，是无法长治久安的。西方社会之所以能靠民主法制维持秩序，这不单单是法制的功劳，还有基督教所承担的道德教化的巨大作用。
在《孝经》中也一样，孔子不仅没有强调顺，而且还反对盲目的服从。《孝经》谏诤章第十五的全文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 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天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 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这段文字几乎如同白话文，相信大家都能看明白。孔子并不像在砸烂孔家店和批林批孔时被形容的那样像个不通人情、刻板僵硬的老朽，而是一个通情达理，循循善诱的仁者。
悟空把《孝经》中从天子到庶民的分别阐述理解为是孔子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认为这是一错解。首先，天子到庶民不是孔子分的，而是当时历史社会的现实。孔子之所以分别对象阐述孝的真谛，正是其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
就拿诸侯章第三来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诸侯骄横是普遍的。因此，孔子针对这个社会现实指出诸侯的孝就是不要骄横，要懂得爱民如子。这并没有错啊。如果你非要结合现在的社会现实，拿省长和诸侯比，那孔子的话也没有大错。因为现在的省长个个都说人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那他们就应该遵循孔子的教诲孝敬这些衣食父母才对啊。如果官民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话，那用孝道治国也未尝不可。
至于说到读书人的孝，你的理解也值得商榷。孔子对当时读书人的孝的要求，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要求，是读书人应守的本分，这和现代社会所谓独立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再说了，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独立思想吗？每个人的思想都多少要受到别人的影响，试问，你的思想是你凭空生出来的吗？我不明白你是如何从这一章中看出来孔子是限制读书人有独立思想的？如果你这样阅读和理解经典，恰恰说明你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思想和独立思考是不同的，就像思想不等于思考。从你的语意我理解你说的思想是思考的结果，而不是思想的过程。所谓独立思考是指在思考时不受成见和偏见以及功利的影响。在这点上，孔子恰恰是特立独行的思考者。
孔子不仅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且，身体力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逆兴霸趋利的社会潮流而行，提出以仁义安天下的人文主张，实在是毫无势力之心的独立思想。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限制别人独立思考，即使再强大的暴政，也只能限制你的表达，而无法限制你的思想。而真正能限制我们独立思想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思想的真正牢笼是自己内心的偏执和封闭。一个人要想冲破思想的牢笼，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其次在心理上能做到中正、不偏不倚。而这样的心性如果不是先天带来，只有靠修行才能获得。诚如《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果内心浮躁，如何能做到独立思考，而又收获独立思想呢？独立思想不是不受限制的胡思乱想，而是内心静、安、定后，排除自我偏执的干扰而后的思考。
我说这些只是我对独立思想产生的理解，并不是我自己真的做到了。
“百善孝为先”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孔子是以孝为根本，由孝推出仁，然后在仁的基础上导出礼文化。礼就我的理解并不是为人处世的礼貌客套，而是一套基于人性善的行为规范。孔子是性善论者，因此他提倡的礼文化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善性一面，通过礼的外在形式，启发人人向善的自觉。礼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与现代的法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孝经》),从这个角度再看孔子的话就会找到内在逻辑，孝与仁的逻辑关系也在于此。
说到这，有必要指出悟空对“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的理解是不对的。这里所说的敬其父，则子悦，指的是别人敬重你的父亲，你作为儿子应该是高兴的。不是说你自己敬自己的父亲自己高兴。
二，我对儒家的一点认识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社会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但相对来说，诺大的中国社会能够长时间的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文明的状态，这都是儒家文化的贡献，也是其历史价值。说孔子推行礼文化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那是对孔子本意的歪曲，因为孔子的这套文化实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并不具有阶级性。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是弱肉强食的时代，是没有文明秩序可言的，如果我们了解了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会理解孔子的伟大。
如果我们能历史地看待孔子就会发现他令人敬佩之处。在周朝分崩离析，五常崩坏的时代，孔子以一人之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真犹如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给向善的人指出一条人伦大道，使中国人活得更像人，而不像野兽。在当时以及其后的时期，中国周边的那些所谓化外之邦，因为没有儒家文化的光照，他们的生活真的与野兽差不多。因此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一点不夸张的。
说儒家文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一个不严谨的论断。首先，这个论断在前提上把统治阶级一律定为黑恶势力，其次是歪曲了儒家思想的产生的动机。统治阶级在历史上也不都代表黑恶势力。尽管，孔孟一开始是走上层路线，希望帝王们能采纳他们仁义治国的理想，但儒家文化的产生不是应统治阶级的要求，而是孔孟希望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帝王。因此说，孔子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孔子的理想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上，出过尧舜禹这些圣人般的贤王，出国尹伊、周公这样的贤臣，有过伯夷和叔齐这样的君子。因此，在孔子的心里，统治阶级并不一定是为一己之私行权谋心机压迫人民的坏人，而是的确有一心为民和公天下胸怀的仁德之君。而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应简单地称其为统治者，我觉得更合适的称呼是管理者。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王还是心怀善念的有德之君，比如秦穆公、齐宣王等。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们对统治者并没失去信心，因为离上古文化的影响还不远，所以统治阶级还不是黑恶势力的代名词，而且他们和民众也不是完全对立的。那时的中国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和侵袭，因此都希望归附一个有德又强大的君王，从而得到保护。甚至有的国王流落他乡，很多老百姓还远道去投奔的。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流氓化从刘邦时代开始的。
儒家文化的衰败是后世的君王蔑视文化，只重权术造成的。《大学》里说的明明德就是针对那些无德君王的。但自秦以降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如果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就不配称为一个文明国家。
当然，我这样说是完全着眼于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就没有问题，尤其是经后儒修正后的儒家。但我认为今天我们谈论儒家，不应再持阶级斗争的观点，也不应以经济发展为标准。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和标准，我们眼中的儒家不仅一无是处，而且充满罪恶。儒家是关于人伦的学问，其意义对于中国人犹如《圣经》对西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人类物欲的无限膨胀，正是这种物欲的力量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否不能只用经济水平这个指标。如果那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谁富谁就代表文明，谁经济发展快谁就是文明社会。那今日的中国就成了全世界的文明样板了。
在资本主义泛滥和人类的物欲空前膨胀的时代，儒家的节制、内敛、重义不重利的思想恰恰是对这种物质第一的世界潮流的一种反动。这符合人文主义精 神，是值得肯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研究儒家，重要的不是批判，而是应正本清源、恢复儒家的本来面貌，继承其有价值的部分。另外，今天的中国早就远离了儒家精神，所以现在批判儒家纯粹是无的放矢，借古讽今。现在那些批判儒家的积极分子与五四时期不同，那时的人至少还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受过八股的毒害。可现在的儒家批判者，根本没有真正深入学习和研究过儒家的学术思想，大都是人云亦云，其继承的都是文革时的套话和革命党的思维。我觉得这样幼稚肤浅的批判对中国人思想的成熟没有好处，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也没有好处。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悟空之所以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是基于把传统文化只当作维护社会稳定和专制制度的统治术，而不是一种张扬人性善的世界观。其实悟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也曾经有过同样的认识。可以说，我们经过文革的那代人，很多都有过这样的认识。
在儒家诞生的那个时代，中国境内没有其他制度，只有专制制度。即使如此，儒家还是把民放在第一 位，即孟子所谓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认识儒家不能只读孔子不读孟子。孟子较之孔子更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而这个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儒家思想维护的是社会秩序，它并不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思想的价值是人本思想，可自汉代以后，这个人本思想被忽视，而只取用其维护秩序的论述，这是自私的帝王们的舍本逐末，功利至上的结果。
按悟空的逻辑，彻底否定儒家是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或者说要推翻专制和独裁就必须彻底否定儒家。但这个逻辑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专制制度是中国或者说是儒家文化圈独有的；二是批判和否定儒家必然导致民主和法制。可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很多非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也是和曾经是专制独裁国家。这说明专制独裁不具有文化特征，乃是人类内心的一种自私的共性。毛泽东是批孔最坚决的、最彻底的，但他领导的这个批判却并没有导致中国的民主法制，而相反是更严酷的专制和无法无天。
反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喜欢挖掘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们并不区分哪些劣根性是中国独有的，哪些是全人类共有的，更不区分哪些来自儒家文化，哪些来自道家思想和其他思想。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高丁的小说《苍蝇王》（Lord of flies）以一群流落到孤岛上的孩子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类崇尚暴力和独裁的劣根性，同时也说明崇尚暴力和独裁不是某种人类文化的产物，而是人类内心共有的黑暗的结果。
另一种否定儒家文化价值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以基督教为天理来审视儒家文化。在这些人的眼里，人类是不可救药的，自身的向善的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唯有皈依上帝，才可通过赎罪而获救获得新生。在这些人的眼里，儒家是幼稚可笑的。可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却被辜鸿铭称赞为儿童般的心灵，说中国人过着心灵的生活。当然，现在这样的中国人几乎绝种了。
考察人类文明的进步，是需要一把合适的尺子的。如果以功利的尺子去考察，那儒家文化在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今天就毫无可取之处。但如果以人文精神为尺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使俗世的生活充满人情味和温暖的文化，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化。
中国近代之所以拥抱西方思想，完全是功利主义动机使然。因为西方文化的后面是坚船利炮，不学习西方我们就要亡国。但挨打的中国文化并不就一定代表落后。这要看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如果以人文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比之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文化要进步的多，文明的多。
当然，我们不能拿被后世极端化的《二十四孝》和宗法社会的僵化教条以及八股文这些糟粕来当作儒家文化的精髓。相反，中国文化的新生一定是在去伪存真、正本清源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才会成为可能。
儒家文化产生于两千年前的等级社会，而且孔子是人不是神。因此，孔子及其先贤的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儒家思想中对生命的尊重不够，对人等级制度持肯定态度，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完全否定儒家文化的原因。
我们后人读儒家的书切不可钻进自设的牛角尖，一是非要读出现代文化；二是非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三是纠缠于只言片语。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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