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三章 草根之交（35）难忘那飘飞的纸钱

35.难忘那飘飞的纸钱

以前只听说我的第二家房东原是杨郎大队的会计，后来下台了，但不知道下台的原因是什么。我住进他家院子后，感觉到这位五十来岁的，瘦瘦高高的原大队会计，在农民中还算是一个少见的文雅人。对人挺和善，做事很谨慎，还喜欢随时了解党的各项政策，并将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当成他的高级顾问，老是向我打听当时所开展的各种“运动”的新动向，询问这些运动的发展趋势。接触多了，我发现他很忧郁，老是在耽心什么，害怕什么。有时斯斯艾艾地对我说，人们是会整人和害人的，然后就说运动来了有的人怎么整人，怎么害人等等，但他并不说自己如何被整。

那时，我那单纯的人生阅历使我根本不会去在意他的这些话，反而觉得他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后来渐渐听到一些有关他的历史，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被“四清运动”整下来的大队干部。

“ 四清运动”一开始，农村中就根据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大张旗鼓地“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我不知道“桃园经验”的初衷是什么，但它被推广到全国后，那极度扩大化的搞法确实使无数的基层干部历尽劫难，使他们在后来的日子里，一听到“社会主义教育”这个词就变颜失色。

三年后文革开始了，王光美这位“桃园经验”的创造者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据杨郎的人告诉我，在当年的“四清运动”中，发动广大群众对干部进行检举、揭发、斗争，使得“大小干部没有“干出身”的（即完全清白的人一个都没有）。据说工作组进队后，一时摸不清谁是真正值得依靠的骨干。为了不犯错误，工作组成员绝对不随便接触什么人，不随便吃什么人家的饭，更不随便住进什么人家里。而是先住进看场屋和饲养员的屋子，或者是住进生产队办公室。待到摸清基本情况后，再进驻最可靠的人家，然后逐步扩大依靠队伍……那防范制度和防范措施的周密程度，完全可以和非典时的防传染制度和措施相媲美。
当
时有一部著名的反映“四清运动”的电影，名叫《夺印》。剧中有一个坏女人叫“蓝彩花”，谐音“烂菜花”，她就是一个向革命干部进行腐蚀的反面典型人物。那时，我们孩子们动不动会妖里妖气地喊道：“何支书：吃元宵来！”那就是“烂菜花”的剧中语言。

我的房东张会计，在这个运动中被检举有贪污行为。在批斗大会上，社员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帮助”，督促他“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张会计不承认，贫下中农代表们便对他拳打脚踢掴耳光。还在会场上摊开一些干树枝和荆条之类的东西，脱掉张会计的衣服，几个人将他背朝下平抬着，在那树枝和荆条上使劲儿拖过来拽过去，拖一阵，审问一番，不承认就再拖，直到将他的后背拖得稀巴烂，拖到他含冤招认为止。

我插队时，有上年岁的人提起这些事，还皱着眉头连连摇头说：“他挨的那打呀！啧啧！还了得呢！咣当神呀，还了得呢！咣当神呀，了不得呀！”

当时，生产队强行将他家仅有的三间土坯房拆了，将所拆的木料都卖了，卖木料的钱分给四队所有劳动力，每个劳力分得了一毛钱，张会计夫妻俩自己也分到了两毛钱。当时全杨郎四队共有六十多户人，充其量有一百二十多个劳动力，以此推算，他家的房子只不过卖了十几块钱。

张会计全家六口被扫地出门后，只能栖身于一孔巴掌大的破窑洞里（就是我后来借住的这间窑洞）。从那以后，张会计一听见“运动”二字便脸色灰黄。

听队里人说，抄家时见他全家惟一的家产就是一床破被子……

房子被强行拆了后，张会计总对老婆说：“我后悔死了！下一辈子我再也不会当队干部了。”

张会计的老婆对我说：“那时我给生产队喂牲口，每天铡完草就闲了，但闲了也没有心劲儿做针线，我就像死人一样平展展地睡在铡刀跟前，汪勾勾地（即一动也不动地，呆呆地）望着老天爷，我疼惜我们那三间房呀！就那么让人家平白无故地拆了，哎！到哪达诉说这些冤枉呢？到哪达诉说这些冤枉呢……”说着，她的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脸上滚落下来。

知道了张会计的经历或者说是遭遇，我才明白，怪不得他老是那样忧郁，又是那样充满惊恐。

后来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正常了。常常做出让人不可不可理喻的事情，说出让人不可理喻的话，甚至渐渐卧床不起了，人也瘦得脱了形。队里人都是讲迷信的，大家背后纷纷议论说，张会计是“不对活”了（被鬼缠住了）。

有一次，我们队里的红旗被人偷走了，我和张会计的儿子女儿都在院子里狐疑地议论着，分析着。已经精神崩溃的张会计听见了，紧张地将儿子叫进去，急急地吩咐说：“

你赶快到咱家房子后面的卡卡里（旮旯里）寻一下，小心谁偷了扔在那里。”

他儿子不耐烦地说：“人家谁没干的了，偷了红旗扔在咱家房后面？”

张会计说：“扔在那里就陷害我啊，叫人家说是我偷的。”

见儿子不愿去查看，他急得眼泪快流下来了，挣扎着要亲自去查看，无奈他已经实在爬不起来了，挣了几下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作一团。儿子见状只好去找了一圈，回来没好气地说：“啥都没有见！”

张会计这才不做声了，犹自睡在那里瑟瑟发抖。

张会计听广播，总与别人听见的不同，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却听到广播里说要开批斗会，并且在批斗后要将他拉出去枪毙。这种事情反复发生在他身上。每次他惊恐地说要枪毙他了，他的老婆、儿子、女儿便驳斥他，说他胡说，然后晚上到外边烧纸送鬼，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他家人便将我请出来，因为我的话比较“权威”。我就去对他仔细地分析党的政策，分析他过去挨整的具体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分析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与过去 “社教运动”的不同之处。我对他说，“文化大革命”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不同，针对对象不同，运动的形式不同，党的处理政策也不同等等。我告诉他，你没有犯下新的罪行，即使过去有罪也是处理过了的，现在不会重新追究。退一百步说，就是现在重新处理，也断然不会是死刑，连逮捕都够不上，顶多是群众管制劳动罢了。

听了我的话，他便轻松了很多，当天的饭也吃得比较好。但我那么苦口婆心的一番严密分析，却只能在当天管用，第二天，他又惊恐万状地重复着头一天的话。于是，我不断的变换方法解劝他，他一次次由紧张到轻松，又由轻松到紧张，终于弄得我江郎才尽，想不出什么新的方法了。这时，我已经肯定，他患的是迫害妄想症。但可惜的是，他的家人和我们全生产队的人，都不相信有什么迫害妄想症，他们坚持认为是“不对活了”。

时间长了，家里人也没有精力看管他，每到上工时间，都照常上工，留下他一个人在家里躺着，爱怎么“不对活”就怎么“不对活”去。

终于有一天，他干出让我们都万万没有想到的傻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五，还有四天就过年了。张会计假说要去岳母家散心，家人便将他送了去，结果两天后他乘岳母不备跳进了水井。被人发现救出来时，见他的头上跌破了一个大口子，伤及到头骨。按说应该住进医院，通过手术规范地处理头骨的破损，但由于经济的原因，只让公社卫生院简单缝合了十几针便拉回了家，养了二十多天，他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到正月二十四那天，他乘家人不备，又将一枚钉子钉进自己头上那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中。待家人回来时，他头疼得在炕上翻腾着。

我飞快地跑到公社卫生院，将听从毛主席“六、二六”指示，从天津来到杨郎的邵医生请来。这时，张会计已经神志不清了，邵医生给他做了简单的抗感染处理。当天晚上，他头上的伤口里不断地流出像蛋清一样的水来，他妻子含泪用毛巾不断地给他擦拭着。
我很焦急，极力催促房东姨娘赶快将病人送进医院抢救，但房东姨娘总是不吱声。我催促得紧了，她便长叹一声说：“没有一个钱么，咋往医院送呢？”听了这话我哑口无言。

第二天早上，张会计的嘴里每隔一会儿，呼出一口气，每隔一会儿，呼出一口气，那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他的本家长辈来了，张罗着给他准备后事。他的老婆怀着孕，他的女儿正在月经期，按当地人的迷信讲究，这两种人都不能守在快断气的人身边，那会使将死的人不能清白干净的去阴曹地府报到。所以她娘儿俩都躲到厨房去了，只有我和他家的本家长辈眼看着他咽了气。

当他家的一位长辈一手捂在张会计的嘴上，另一只手给他合着眼皮时，我知道他已断气了。我走出来到厨房里将这一讯息告诉了他的妻子和女儿，那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立刻响彻了整个院子。邻居们闻声都来了，院子里挤了很多的人，有的人沉默着，有的人感慨着，有的人还在小声地打听和交流着有关张会计死的详情。

我呆呆地坐在我的窑洞门坎上，无声地流着泪。我想不明白，那么长、那么粗的一根钉子，他是怎么忍着剧烈的疼痛钉进自己脑袋里的？

医生说张会计死于外伤引起的脑膜感染，队里人说他死于鬼的捉弄，他家人说他死于自己的命运，而我却认为他死于迫害妄想狂引起的自杀。

两天后，张会计的那口薄皮棺材真真切切地从我眼前抬出了院子。由于这里没有女人送殡的习惯，我便只能站在门口望着送殡的队伍爬上水坝旁边的小土坡，沿着水坝堤岸沉重地远去。那送殡的队伍中不断地飘洒出“鬼钱”，它飘得那样坦荡，飘得那样大方，足以让贫穷了一生的张会计好好地潇洒一番。但不知阎王爷会不会追究这纸钱的来路？
张会计死了，但他担任主角的这部悲剧却并没有谢幕。他留下的一个女儿和六个儿子都还小，他的老婆常常神情麻木地呆坐在院子里，任那几个脏兮兮的儿子在那里淘气，闹得满脸鼻涕眼泪，她也没心思管。

我离开杨郎时，房东姨娘对我说：“娃他大出事前给对我说过，以后家里有事情多问朱珠，听她的意见办事。尔格（现在）你走了，我遇上个事情有谁给我出主意呢啥？”说着，泪水在脸上长流。

张会计的死，使我第一次问自己，“组织上”真的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