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三章、草根之交（32）富商的女儿宋莲英 2009-11-05 10:45:21
32、富商的女儿宋连英
宋连英是杨郎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农民，她原是富商的女儿，后成为右派分子刘锡林的妻子。
宋连英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是个金银首饰匠，曾富甲一方，但解放初她的父亲就身患顽疾，不久即病故了。我在杨郎期间，宋连英几次与我谈到她父亲。她说自己从小不懂事，在父亲病重时还自顾自在戏场里看戏，等到被人从戏场找回时，父亲只来得及断断续续对她说：“二门子……二门子……”话没有说完就撇下宋连英姐弟俩咽气了。宋连英说，小时曾听见别人劝病重的父亲将钱财埋藏在地下，留给儿孙们，她也曾见父亲收拾金银财物，但却从不留心父亲将这些东西藏在了何处。她只记得父亲死的那天，家里有大半缸铜板，原本不加防范地放在铺柜里。但丧事办完，那些铜板早就不知道被什么人趁乱拿光了。
她也一直不知道父亲临死所说的二门子是什么意思，所以从没在那里寻找过。
公社成立之前，有一年生产队要求农民们拆旧墙作粪土，宋连英家的一堵旧墙也在应拆之列，队里便派了劳力来拆墙。一镢头挖了下去，露出一个墙洞，又挖了一下，墙洞里滚出一个蓝色印花布包裹来，揭开包袱一看，竟然是几十个银元宝。干部们当即将这些元宝交到银行存起来。银行用毛笔写了收条，证明他们存了九十六两白银，收据是基层干部保管着。
等到宋连英长大后在别人的撺掇下去找有关队干部索要银行开出的收据时，当年的队干部们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承认收条在自己手里……
当然谁都知道，宋家的金银绝不止这九十六两白银。
文革前有一年，各地实行“一平二调”政策。望文思义，“平”，就是平均，“调”就是调换和调动。也就是将相对富有的生产队的人调到贫穷的队里去劳动和生活，再将贫穷队里的人们调到富有的队里来劳动和生活。有的地方只将贫穷队的人往富足的地方调整，而不把富足地方的人往贫穷地方调整。不管怎么调整，总的来说是为了避免农村产生新的阶级分化。也避免富裕队的人们由于富裕而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
我这里且不说这所谓“一平二调”的政策是合理还是无理，就说宋连英家也听从上面的安排，将自己的院子平调给别人居住，而调到宋连英家居住的是本公社蒋河队的一户人家。过了一年，这个政策没有继续实行，在“一平二调”中搬了家的人们又各搬回自己原来的地方了。宋连英搬回来时发现自家院子里被挖得乱七八糟的……
有些人说“蒋河那家人白忙活一番，结果屁也没有挖到”。也有人传言：“那家人后来过日子很宽裕怎么怎么的，可能是挖到啥了。”但这仅仅是农民们不负责任的胡乱传言罢了，谁也没有证据证明什么。
我到杨郎的第二年，宋连英家翻修房子。刘锡林按宋连英的回忆，在她家原来的二门子附近挖了一片，也没有挖出什么来。
杨郎兽医站与宋连英家后园子紧挨着，兽医站扩建时想占用宋家的一部分园地，刘锡林和宋连英提出条件说，园地可以无偿出让，但一旦挖出什么来，应该归原主人家。兽医站对这一要求没有异议，但动工建修时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
那么宋家的金银到底埋在哪里呢，是被什么人挖走了？还是至今仍安睡在她家老宅的某个地方呢？只有去问死去的宋银匠本人了。
宋连英后来多次懊悔地对我说：“我从小是个“宰货”（即不成器的人），要不也不会撇下我父亲只顾自己去看戏。我要是守在家里，我父亲也能有机会对我交代后事。唉，命！都是命！我命里没有那些钱财，又怨人家谁呢？”
由于出身富商之家，从小没有受过苦，养尊处优惯了的宋小姐根本不懂得过日子，在父母双亡后姐弟俩凑合着活了几年，她的弟弟就回山西老家投奔家族中的亲属去了，宋连英也在他人的说合下，在当地找了个主儿嫁人了。但嫁人后的她依旧不像个好好过日子的媳妇，整日里走东家串西家。于是丈夫动不动打她，不久两人就离婚了。
农民们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他们认为有多丰厚的家底也经不起一个好吃懒做女人的折腾，所以像宋连英这样口碑不佳的离婚女人便没人敢娶了。这时刘锡林劳教期满被分配在杨郎供销社。一个右派分子，当然没有好女人愿意嫁给他。有人便在刘锡林和宋连英之间牵线说合。那介绍人对宋连英说：“刘锡林虽说是个右派，但毕竟还干着公家的事，每月有几十块工资，你嫁给他不愁没有饭吃。”
宋连英觉得此话有理。这个刘锡林虽说是戴着“右派帽子”，但总是挣工资的，只要能养活自己，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呢。
介绍人转身又对刘锡林说：“宋连英虽说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但还在于男人调教了，你要有本事调教好她，她还是能给你传宗接代的。”
据说刘锡林当即表示，“没关系，我能把她调教好。”
于是这段姻缘算是成就了。不料婚后宋连英一如既往，整日里吃过饭就串门去了。刘锡林回家见不到人影，冰锅冷灶，心里自然冒火。开始还对宋连英好言相劝，但毫无效果，后来便挥拳相向。那宋连英也真够绝的，挨了打就在家里养几天伤，之后依旧串东家走西家。于是刘锡林便将教训老婆的工具由拳头升级为棍子，直打得她几天都起不来。
后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因难产窒息，是靠接生婆用嘴巴吹气救活的，便起名为“渡活”。宋连英不知是有了孩子改了性情，还是被刘锡林的武力打怕了，竟然渐渐留守在家了。待到我去杨郎插队时，他们的日子已经步入正轨了，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久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一家五口人还算是和和气气。
在我的眼里，老刘满口是高深的马列理论，几乎是精神文明的化身。所以我想，即便是他老婆不守妇道也罢，我不相信像老刘那么思想开化尊重女性的人，那么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人，居然曾经用那么狠的办法教训过自己的老婆。
但我终于有机会看到他们夫妻打架了。那是有一天的傍晚，我闲来无事就一路溜达到老刘家里。宋连英不在家，老刘一脸怒气抱着第三个孩子。我正想问渡活他妈哪去了，却见宋连英正好一脚踏进门来。那老刘全然不顾我在场，将怀里的孩子往炕上一放，暴怒地一把扯过宋连英的头发，挥手抽着宋连英的脸庞。还骂着：“……我既然找了你这头驴，我就有调教驴的办法。”
我被吓傻了，也感到很愤怒，就奋力撕开老刘的胳膊，将他往们外推。老刘的怒气有所减弱，借着我的劝架和推推搡搡，他乘势下个台阶出门走了。我回头看宋连英时，也可能她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也可能她觉得自己理亏，总之，她抹着眼泪吸着鼻涕哄孩子去了，还找出止咳糖浆给儿子喂。我这才搞明白，原来是老刘下班回家，看见有病的小儿子独自躺在炕上咩咩地哭着，两个大点的孩子自顾自在院子里玩着，但宋连英却不知上哪里去了。
其实宋连英是上别人家找药给孩子吃，却趁便坐下聊起了闲话，待她警觉时间不早急忙赶回来时，已经晚了一步，老刘已经暴怒地在家里等了好一会儿了。
过了几天，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愤愤不平，就专门找到收购站，向老刘抗议说：“我看见你的另一面了，你怎能那样打老婆？女人再不好，她也是人啊，是人总是能听人话的，你就不能好好劝她吗？”
老刘尴尬地一笑，好长时间不做声，后来长叹一声说：“你这个小鬼，懂个啥？”
老刘生活在固原这么长时间了，说话语音虽还保持着京腔，但措辞用语已经非常本土化了。叫年轻人“小鬼”，这是老刘保留的唯一的非本地语言，看来他似乎已经恢复文明了。
我很想弄明白，一个在外边非常讲道理的男人，为什么会那样粗暴的对待自己的妻子？后来老刘凄然地对我说：“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家庭也就这么个情况，我总要把它维护得像个家的样子吧。宋连英这人，给她讲啥道理都没用，用其他任何办法都改变不了她，我还能咋样呢？唉……”
一听老刘这话，我也无话可答。
奇怪的是，杨郎几乎没有人非议老刘打老婆，竟然众口一致称赞他驯妻有方。都认定宋连英硬是让老刘给调教成一个像样的女人了，似乎老刘已经成了杨郎人心目中的驯妻模范了。他们提起来时就说：“宋连英那些年挨的那打呀……咣当神呀（表示强烈感叹）！她硬是让老刘给打得窝下了（即伏贴了）”。
唉，一个终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人，居然也是一个一辈子实践用武力调教妻子的人？我的什么男女平等啦，什么真正的感情啦，什么以理服人啦，等等等等的价值观，在这独特的现实面前被撞得七零八落。
其实，宋连英倒是很爱自己的丈夫的，别看这个女人似乎不懂事，她心目中对丈夫有着很准确的评价。她曾对我说过：“我们老刘那个怂，就是脾气不好，别的啥毛病都没有。不打牌，不喝酒，不占公家便宜，对谁家女人都不多看一眼，挣的几个工资都顾了我们这个家了，哪个男人能有我们老刘这么为人正直呢？”
有一次，宋连英还给我说：“老刘跟我找对象时穷得没有衣裳穿，不管雨天晴天都穿着一身雨衣。人还没有来呢，那帆布雨衣哐啷哐啷的响声就已经来了，我都没有嫌弃他。我们老刘有个硬怂（傲骨）劲儿呢，穷得只能穿雨衣，走路还是那么直杠杠的（昂首挺胸），对谁也不低声下气。”
宋连英对丈夫的一番评价，还真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事后我曾半开玩笑问过老刘关于他一年四季穿雨衣的事。老刘坦然一笑，承认他曾穷得没有衣服穿，不论天晴还是天阴都穿着一身帆布雨衣。甚至与宋连英谈对象时都找不出
一件布衣服穿。
他说有一个右派难友，平时饿着肚子却不舍得用衣物换粮食。有一天实在太饿了，才拿出洋瓷脸盆与农民换煮熟的土豆。双方事先讲好只能当场吃不能拿走，那饿极了的右派分子只怕自己吃亏，就尽可能多吃，吃胀了，回来路过山泉又喝了一通泉水，结果腹胀难忍躺倒在地，被别人发现时已经活活胀死了。
老刘怕自己被饿死，很早就多方设法搞食物，最后除这身雨衣外，其他所有衣物用品都换了吃的了。
从那以后，我对老刘的崇拜又增加了一层，我想，一个穷到没有衣服，只好大晴天穿着雨衣去相亲的人，一个多年后还能坦然笑对这种狼狈生活的人，此生是不会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的。
32、富商的女儿宋连英
宋连英是杨郎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农民，她原是富商的女儿，后成为右派分子刘锡林的妻子。
宋连英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是个金银首饰匠，曾富甲一方，但解放初她的父亲就身患顽疾，不久即病故了。我在杨郎期间，宋连英几次与我谈到她父亲。她说自己从小不懂事，在父亲病重时还自顾自在戏场里看戏，等到被人从戏场找回时，父亲只来得及断断续续对她说：“二门子……二门子……”话没有说完就撇下宋连英姐弟俩咽气了。宋连英说，小时曾听见别人劝病重的父亲将钱财埋藏在地下，留给儿孙们，她也曾见父亲收拾金银财物，但却从不留心父亲将这些东西藏在了何处。她只记得父亲死的那天，家里有大半缸铜板，原本不加防范地放在铺柜里。但丧事办完，那些铜板早就不知道被什么人趁乱拿光了。
她也一直不知道父亲临死所说的二门子是什么意思，所以从没在那里寻找过。
公社成立之前，有一年生产队要求农民们拆旧墙作粪土，宋连英家的一堵旧墙也在应拆之列，队里便派了劳力来拆墙。一镢头挖了下去，露出一个墙洞，又挖了一下，墙洞里滚出一个蓝色印花布包裹来，揭开包袱一看，竟然是几十个银元宝。干部们当即将这些元宝交到银行存起来。银行用毛笔写了收条，证明他们存了九十六两白银，收据是基层干部保管着。
等到宋连英长大后在别人的撺掇下去找有关队干部索要银行开出的收据时，当年的队干部们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承认收条在自己手里……
当然谁都知道，宋家的金银绝不止这九十六两白银。
文革前有一年，各地实行“一平二调”政策。望文思义，“平”，就是平均，“调”就是调换和调动。也就是将相对富有的生产队的人调到贫穷的队里去劳动和生活，再将贫穷队里的人们调到富有的队里来劳动和生活。有的地方只将贫穷队的人往富足的地方调整，而不把富足地方的人往贫穷地方调整。不管怎么调整，总的来说是为了避免农村产生新的阶级分化。也避免富裕队的人们由于富裕而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
我这里且不说这所谓“一平二调”的政策是合理还是无理，就说宋连英家也听从上面的安排，将自己的院子平调给别人居住，而调到宋连英家居住的是本公社蒋河队的一户人家。过了一年，这个政策没有继续实行，在“一平二调”中搬了家的人们又各搬回自己原来的地方了。宋连英搬回来时发现自家院子里被挖得乱七八糟的……
有些人说“蒋河那家人白忙活一番，结果屁也没有挖到”。也有人传言：“那家人后来过日子很宽裕怎么怎么的，可能是挖到啥了。”但这仅仅是农民们不负责任的胡乱传言罢了，谁也没有证据证明什么。
我到杨郎的第二年，宋连英家翻修房子。刘锡林按宋连英的回忆，在她家原来的二门子附近挖了一片，也没有挖出什么来。
杨郎兽医站与宋连英家后园子紧挨着，兽医站扩建时想占用宋家的一部分园地，刘锡林和宋连英提出条件说，园地可以无偿出让，但一旦挖出什么来，应该归原主人家。兽医站对这一要求没有异议，但动工建修时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
那么宋家的金银到底埋在哪里呢，是被什么人挖走了？还是至今仍安睡在她家老宅的某个地方呢？只有去问死去的宋银匠本人了。
宋连英后来多次懊悔地对我说：“我从小是个“宰货”（即不成器的人），要不也不会撇下我父亲只顾自己去看戏。我要是守在家里，我父亲也能有机会对我交代后事。唉，命！都是命！我命里没有那些钱财，又怨人家谁呢？”
由于出身富商之家，从小没有受过苦，养尊处优惯了的宋小姐根本不懂得过日子，在父母双亡后姐弟俩凑合着活了几年，她的弟弟就回山西老家投奔家族中的亲属去了，宋连英也在他人的说合下，在当地找了个主儿嫁人了。但嫁人后的她依旧不像个好好过日子的媳妇，整日里走东家串西家。于是丈夫动不动打她，不久两人就离婚了。
农民们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他们认为有多丰厚的家底也经不起一个好吃懒做女人的折腾，所以像宋连英这样口碑不佳的离婚女人便没人敢娶了。这时刘锡林劳教期满被分配在杨郎供销社。一个右派分子，当然没有好女人愿意嫁给他。有人便在刘锡林和宋连英之间牵线说合。那介绍人对宋连英说：“刘锡林虽说是个右派，但毕竟还干着公家的事，每月有几十块工资，你嫁给他不愁没有饭吃。”
宋连英觉得此话有理。这个刘锡林虽说是戴着“右派帽子”，但总是挣工资的，只要能养活自己，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呢。
介绍人转身又对刘锡林说：“宋连英虽说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但还在于男人调教了，你要有本事调教好她，她还是能给你传宗接代的。”
据说刘锡林当即表示，“没关系，我能把她调教好。”
于是这段姻缘算是成就了。不料婚后宋连英一如既往，整日里吃过饭就串门去了。刘锡林回家见不到人影，冰锅冷灶，心里自然冒火。开始还对宋连英好言相劝，但毫无效果，后来便挥拳相向。那宋连英也真够绝的，挨了打就在家里养几天伤，之后依旧串东家走西家。于是刘锡林便将教训老婆的工具由拳头升级为棍子，直打得她几天都起不来。
后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因难产窒息，是靠接生婆用嘴巴吹气救活的，便起名为“渡活”。宋连英不知是有了孩子改了性情，还是被刘锡林的武力打怕了，竟然渐渐留守在家了。待到我去杨郎插队时，他们的日子已经步入正轨了，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久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一家五口人还算是和和气气。
在我的眼里，老刘满口是高深的马列理论，几乎是精神文明的化身。所以我想，即便是他老婆不守妇道也罢，我不相信像老刘那么思想开化尊重女性的人，那么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人，居然曾经用那么狠的办法教训过自己的老婆。
但我终于有机会看到他们夫妻打架了。那是有一天的傍晚，我闲来无事就一路溜达到老刘家里。宋连英不在家，老刘一脸怒气抱着第三个孩子。我正想问渡活他妈哪去了，却见宋连英正好一脚踏进门来。那老刘全然不顾我在场，将怀里的孩子往炕上一放，暴怒地一把扯过宋连英的头发，挥手抽着宋连英的脸庞。还骂着：“……我既然找了你这头驴，我就有调教驴的办法。”
我被吓傻了，也感到很愤怒，就奋力撕开老刘的胳膊，将他往们外推。老刘的怒气有所减弱，借着我的劝架和推推搡搡，他乘势下个台阶出门走了。我回头看宋连英时，也可能她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也可能她觉得自己理亏，总之，她抹着眼泪吸着鼻涕哄孩子去了，还找出止咳糖浆给儿子喂。我这才搞明白，原来是老刘下班回家，看见有病的小儿子独自躺在炕上咩咩地哭着，两个大点的孩子自顾自在院子里玩着，但宋连英却不知上哪里去了。
其实宋连英是上别人家找药给孩子吃，却趁便坐下聊起了闲话，待她警觉时间不早急忙赶回来时，已经晚了一步，老刘已经暴怒地在家里等了好一会儿了。
过了几天，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愤愤不平，就专门找到收购站，向老刘抗议说：“我看见你的另一面了，你怎能那样打老婆？女人再不好，她也是人啊，是人总是能听人话的，你就不能好好劝她吗？”
老刘尴尬地一笑，好长时间不做声，后来长叹一声说：“你这个小鬼，懂个啥？”
老刘生活在固原这么长时间了，说话语音虽还保持着京腔，但措辞用语已经非常本土化了。叫年轻人“小鬼”，这是老刘保留的唯一的非本地语言，看来他似乎已经恢复文明了。
我很想弄明白，一个在外边非常讲道理的男人，为什么会那样粗暴的对待自己的妻子？后来老刘凄然地对我说：“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家庭也就这么个情况，我总要把它维护得像个家的样子吧。宋连英这人，给她讲啥道理都没用，用其他任何办法都改变不了她，我还能咋样呢？唉……”
一听老刘这话，我也无话可答。
奇怪的是，杨郎几乎没有人非议老刘打老婆，竟然众口一致称赞他驯妻有方。都认定宋连英硬是让老刘给调教成一个像样的女人了，似乎老刘已经成了杨郎人心目中的驯妻模范了。他们提起来时就说：“宋连英那些年挨的那打呀……咣当神呀（表示强烈感叹）！她硬是让老刘给打得窝下了（即伏贴了）”。
唉，一个终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人，居然也是一个一辈子实践用武力调教妻子的人？我的什么男女平等啦，什么真正的感情啦，什么以理服人啦，等等等等的价值观，在这独特的现实面前被撞得七零八落。
其实，宋连英倒是很爱自己的丈夫的，别看这个女人似乎不懂事，她心目中对丈夫有着很准确的评价。她曾对我说过：“我们老刘那个怂，就是脾气不好，别的啥毛病都没有。不打牌，不喝酒，不占公家便宜，对谁家女人都不多看一眼，挣的几个工资都顾了我们这个家了，哪个男人能有我们老刘这么为人正直呢？”
有一次，宋连英还给我说：“老刘跟我找对象时穷得没有衣裳穿，不管雨天晴天都穿着一身雨衣。人还没有来呢，那帆布雨衣哐啷哐啷的响声就已经来了，我都没有嫌弃他。我们老刘有个硬怂（傲骨）劲儿呢，穷得只能穿雨衣，走路还是那么直杠杠的（昂首挺胸），对谁也不低声下气。”
宋连英对丈夫的一番评价，还真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事后我曾半开玩笑问过老刘关于他一年四季穿雨衣的事。老刘坦然一笑，承认他曾穷得没有衣服穿，不论天晴还是天阴都穿着一身帆布雨衣。甚至与宋连英谈对象时都找不出
一件布衣服穿。
他说有一个右派难友，平时饿着肚子却不舍得用衣物换粮食。有一天实在太饿了，才拿出洋瓷脸盆与农民换煮熟的土豆。双方事先讲好只能当场吃不能拿走，那饿极了的右派分子只怕自己吃亏，就尽可能多吃，吃胀了，回来路过山泉又喝了一通泉水，结果腹胀难忍躺倒在地，被别人发现时已经活活胀死了。
老刘怕自己被饿死，很早就多方设法搞食物，最后除这身雨衣外，其他所有衣物用品都换了吃的了。
从那以后，我对老刘的崇拜又增加了一层，我想，一个穷到没有衣服，只好大晴天穿着雨衣去相亲的人，一个多年后还能坦然笑对这种狼狈生活的人，此生是不会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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