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二章,另类教化（25）斗地主等等 2009-10-29 11:18:13
25,斗地主及其它
在加紧备战的同时，对“四类分子”的斗争也同样加紧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晚上的活动安排是比较规律的，通常是每三天一个循坏，即一天休息，一天记工分，一天政治活动。
轮到记工分这天，会计将记工员们交来的干活记录核实后写在每家的工分本上。那么多的劳动力，大家每天干的活儿又各不相同，而且每记一次就是三天的。这些都要一天一天，一笔一笔登记清楚。所以记工分的会场比政治学习要安静多了，男人为了集中注意力，连抽烟也暂时停止了，女人们手中的针线也停下了，人人都朝会计那里伸颈侧目，那里摞着高高的一沓工分本，等候给它们填充新的内容，给它的主人们填充新的希望。会计口里报着数，笔下记着账。人人都专注地听着会计的报数，只怕将自己的工分少记一星半点。不管是会计还是社员，任何人如果发现不大对头的数字，就可要求停止记账，现场进行有关的查核，待查核清楚后，再接着记工分。
而轮到政治活动那天，屋子里有所少个男性，就会有多少根烟枪，包括未成年男性都是如此。那数十根旱烟棒子悠然喷着呛人的烟雾，不一会儿，烟雾的密度就越来越大，与煤油灯里飘出来的黑烟混合在一起，丝丝缕缕地在人们头顶上漂浮着，在人群中间充斥着，引起会场上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男人们好像是专门到这里品烟的，女人似乎是专门到这里进行纳鞋底比赛的。至于队长或者是会计读的是报纸上的什么内容，大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不曾留心。
我想，轮到头等重要的阶级斗争项目——评审四类分子时，应该比较激烈和热闹吧？
那时“评审四类分子”的标准是：看“四类分子”是否拥护党的领导，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服从生产队指挥，是否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评审的方式是：召开全体社员会议，让四类分子们站在会场中间，由社员们根据被评审对象的现实表现谈看法，提意见，最后由生产队作出评审结论。
我第一次参加评审四类分子大会是在下乡第二年的冬季，那时我父亲已经被“群专”了，正和我队的四类分子一样，在革命群众的批斗中煎熬着。在这一年中，除了有时开大会领呼一下口号还能唤起我的一点政治热情外，其他所有时间我都不得不面对那苦不堪言的“生产斗争”。生产斗争当然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总有一种失落感。
我想其他红卫兵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失落感。因为自从各省的造反派们胜利地“夺取了政权”后，已经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了。然而夺权后除了个别的学生领袖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外，其他的这个派那个派们，不论你曾写过多么精彩的斗争快板，不论你曾编演过多么感人的造反歌舞，不论你曾舌悬利剑在辩论场上赢过多少掌声，也不论你曾像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一样，指挥着红卫兵们成功地抢来了多少枪支弹药，取得了多少“文攻武卫”的政绩，总之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们，最后都落寂地打起背包下乡插队去了。
往日的革命战斗生活虽远去了，但留在脑海里的记忆却依然使人不平静，“革命”和“斗争” 已经成为我的思维定式了。所以当听说要评审四类分子的消息后，我不禁感到有点兴奋，有点跃跃欲试，也有点紧张。兴奋的是我可能要重新看到那火热的阶级斗争场景了，紧张的是我现在也是“黑五类子女”了，由我队地主的被审联想到我父亲的被斗，我的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
我设想不出我会在评审会上看到什么样的斗争场面。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斗争场面。总之我猜测着，也许会像我看到过的有些单位批斗反革命一样，群众义愤填膺地用手指着批斗对象，大声叫骂训斥，还对被批斗对象拳打脚踢抽嘴巴。被批斗的人往往满脸流着紧张的汗水，或者流着悔恨的泪水，尽可能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末了再来一通自我咒骂，比如说：“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
也许就像文革初期学生们批判自己的老师一样，给老师们挂上写着各人罪名的大木牌子，勒令老师们站在凳子上，要他们交待是如何利用社会主义讲台用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毒害自己的学生的；而老师们面对自己往日的教育对象，痛心疾首地解剖着自己的灵魂，悔恨自己对学生有意或无意的思想毒害。
也许会像固原的某个中学一样，强令那些教师们弯着腰在学校院子的花坛周围跪成一圈，每人后背上都有一个红卫兵用脚踩着，这叫做“踏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我们四队评审四类分子的会场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它一点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火药味儿十足。会议一开始，男人女人们就都尽量躲在灯影照不到的暗处，女人们照样分秒必争地做着自家的针线，脸上没有丝毫的冲动；男人们照样慢条斯理地卷着旱烟，眼中没有丝毫的激愤。只有地主保占英的侄子保XX评审时态度最严厉，他高声叫着自己亲叔父的名字说：“保占英：你必须老实交代！”
其他人对站在中间的被评审对象，不外乎是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再进行一番不痛不痒的所谓政治教育和训导，比如说：“保占英：你的剥削思想还没有改造好，你今后要进一步改造你的剥削思想，好好劳动，听下（清）了吗？”
保占英恭顺地地答应着：“听下（清）了。”
评审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真是令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也有一种莫名奇妙的侥幸。
杨朗三队和杨郎一队都和我们是近邻，但都比我们生产队穷得多。他们的评审情况我们时常听说，那火候与我们四队相比可就大不相同了。
杨郎三队有个地主分子叫邓培勤，白天在队里劳动，干得比别人多，比别人苦，回到家还常常吃不上饭，晚上又被社员们施加车轮战，一会儿触及灵魂，一会儿触及肉体，他终于活不下去而上吊自杀了。他死后贫下中农们就揪来他的老婆作替代，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杨郎三队还有个叫万耀宗的地主，每次评审时，他夫妻俩双双站在会场中间的凳子上。地主婆一双小脚站立不稳，时常从凳子上掉下来，就遭到拳打脚踢，打完后喝令她再站上去，接着斗争，再掉下来，就再打……
杨郎一队的地主曹汉武死得早，只有老婆被斗争。贫下中农们从外边搬来一大块冰，逼她脱光鞋袜，光着一双小脚站在冰块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等批斗结束时，地主婆的两只脚将冰块融化了两个脚窝。下一次评审时，贫下中农代表又变换花样，搬来一大块冰让她坐在上面，到评审结束时，屁股底下也融化了一个大窝窝。第三天评审时再换一个花样，让她跪在冰块上，评审结束后，她的膝下也化了两个窝窝。第四天评审时又将冰块放到她的胸部，冰块被体温融化了，水从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杨郎一队的曹汉英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场的大石磙子上，两肩上还放着小威力的雨炮。脚下稍一动，石磙子就滑动了。她不是摔下来被石磙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雨炮弄炸了，被整得当场昏死过去。
还有一个地主叫张道方。此人在旧社会时比较吝啬，人们借粮他大多不肯。评审他时，那火药味儿就更浓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掴耳光。
那时候，看着我们杨郎四队评审四类分子的方式，听着另外生产队的评审状况，我糊涂了，我纳闷了。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我们队的贫下中农为何对地主阶级那么温良恭俭让？而别的生产队怎么那样立场鉴定，那样爱憎分明？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再（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和富农往死里欺负呢。”甚至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都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办事。”
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
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我问：“爬山虎是什么？”
关国栋不好意思地一笑说：“那是骂人的话。”
我猜想这话可能涉及到两性关系，便不再追问了。
但我还是不理解，斗争地主怎么算是欺负地主呢？对地主仇恨怎么能算是坏得很呢？那满怀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积极冲杀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贫下中农代表们，即便有一些做法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那也不能被人看作“二百五”啊？这一连串疑问难倒了我。没有人给我解惑答疑，我只能在心里惊呼着“怪乎哉！”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联众世界》里有“斗地主”这样的网络游戏的名称时，便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它总让我想起当年那个双膝跪在冰块上的地主婆。
25,斗地主及其它
在加紧备战的同时，对“四类分子”的斗争也同样加紧了。
那时，我们生产队晚上的活动安排是比较规律的，通常是每三天一个循坏，即一天休息，一天记工分，一天政治活动。
轮到记工分这天，会计将记工员们交来的干活记录核实后写在每家的工分本上。那么多的劳动力，大家每天干的活儿又各不相同，而且每记一次就是三天的。这些都要一天一天，一笔一笔登记清楚。所以记工分的会场比政治学习要安静多了，男人为了集中注意力，连抽烟也暂时停止了，女人们手中的针线也停下了，人人都朝会计那里伸颈侧目，那里摞着高高的一沓工分本，等候给它们填充新的内容，给它的主人们填充新的希望。会计口里报着数，笔下记着账。人人都专注地听着会计的报数，只怕将自己的工分少记一星半点。不管是会计还是社员，任何人如果发现不大对头的数字，就可要求停止记账，现场进行有关的查核，待查核清楚后，再接着记工分。
而轮到政治活动那天，屋子里有所少个男性，就会有多少根烟枪，包括未成年男性都是如此。那数十根旱烟棒子悠然喷着呛人的烟雾，不一会儿，烟雾的密度就越来越大，与煤油灯里飘出来的黑烟混合在一起，丝丝缕缕地在人们头顶上漂浮着，在人群中间充斥着，引起会场上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男人们好像是专门到这里品烟的，女人似乎是专门到这里进行纳鞋底比赛的。至于队长或者是会计读的是报纸上的什么内容，大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不曾留心。
我想，轮到头等重要的阶级斗争项目——评审四类分子时，应该比较激烈和热闹吧？
那时“评审四类分子”的标准是：看“四类分子”是否拥护党的领导，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服从生产队指挥，是否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评审的方式是：召开全体社员会议，让四类分子们站在会场中间，由社员们根据被评审对象的现实表现谈看法，提意见，最后由生产队作出评审结论。
我第一次参加评审四类分子大会是在下乡第二年的冬季，那时我父亲已经被“群专”了，正和我队的四类分子一样，在革命群众的批斗中煎熬着。在这一年中，除了有时开大会领呼一下口号还能唤起我的一点政治热情外，其他所有时间我都不得不面对那苦不堪言的“生产斗争”。生产斗争当然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总有一种失落感。
我想其他红卫兵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失落感。因为自从各省的造反派们胜利地“夺取了政权”后，已经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了。然而夺权后除了个别的学生领袖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外，其他的这个派那个派们，不论你曾写过多么精彩的斗争快板，不论你曾编演过多么感人的造反歌舞，不论你曾舌悬利剑在辩论场上赢过多少掌声，也不论你曾像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一样，指挥着红卫兵们成功地抢来了多少枪支弹药，取得了多少“文攻武卫”的政绩，总之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们，最后都落寂地打起背包下乡插队去了。
往日的革命战斗生活虽远去了，但留在脑海里的记忆却依然使人不平静，“革命”和“斗争” 已经成为我的思维定式了。所以当听说要评审四类分子的消息后，我不禁感到有点兴奋，有点跃跃欲试，也有点紧张。兴奋的是我可能要重新看到那火热的阶级斗争场景了，紧张的是我现在也是“黑五类子女”了，由我队地主的被审联想到我父亲的被斗，我的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
我设想不出我会在评审会上看到什么样的斗争场面。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斗争场面。总之我猜测着，也许会像我看到过的有些单位批斗反革命一样，群众义愤填膺地用手指着批斗对象，大声叫骂训斥，还对被批斗对象拳打脚踢抽嘴巴。被批斗的人往往满脸流着紧张的汗水，或者流着悔恨的泪水，尽可能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末了再来一通自我咒骂，比如说：“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
也许就像文革初期学生们批判自己的老师一样，给老师们挂上写着各人罪名的大木牌子，勒令老师们站在凳子上，要他们交待是如何利用社会主义讲台用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毒害自己的学生的；而老师们面对自己往日的教育对象，痛心疾首地解剖着自己的灵魂，悔恨自己对学生有意或无意的思想毒害。
也许会像固原的某个中学一样，强令那些教师们弯着腰在学校院子的花坛周围跪成一圈，每人后背上都有一个红卫兵用脚踩着，这叫做“踏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我们四队评审四类分子的会场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它一点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火药味儿十足。会议一开始，男人女人们就都尽量躲在灯影照不到的暗处，女人们照样分秒必争地做着自家的针线，脸上没有丝毫的冲动；男人们照样慢条斯理地卷着旱烟，眼中没有丝毫的激愤。只有地主保占英的侄子保XX评审时态度最严厉，他高声叫着自己亲叔父的名字说：“保占英：你必须老实交代！”
其他人对站在中间的被评审对象，不外乎是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再进行一番不痛不痒的所谓政治教育和训导，比如说：“保占英：你的剥削思想还没有改造好，你今后要进一步改造你的剥削思想，好好劳动，听下（清）了吗？”
保占英恭顺地地答应着：“听下（清）了。”
评审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真是令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也有一种莫名奇妙的侥幸。
杨朗三队和杨郎一队都和我们是近邻，但都比我们生产队穷得多。他们的评审情况我们时常听说，那火候与我们四队相比可就大不相同了。
杨郎三队有个地主分子叫邓培勤，白天在队里劳动，干得比别人多，比别人苦，回到家还常常吃不上饭，晚上又被社员们施加车轮战，一会儿触及灵魂，一会儿触及肉体，他终于活不下去而上吊自杀了。他死后贫下中农们就揪来他的老婆作替代，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杨郎三队还有个叫万耀宗的地主，每次评审时，他夫妻俩双双站在会场中间的凳子上。地主婆一双小脚站立不稳，时常从凳子上掉下来，就遭到拳打脚踢，打完后喝令她再站上去，接着斗争，再掉下来，就再打……
杨郎一队的地主曹汉武死得早，只有老婆被斗争。贫下中农们从外边搬来一大块冰，逼她脱光鞋袜，光着一双小脚站在冰块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等批斗结束时，地主婆的两只脚将冰块融化了两个脚窝。下一次评审时，贫下中农代表又变换花样，搬来一大块冰让她坐在上面，到评审结束时，屁股底下也融化了一个大窝窝。第三天评审时再换一个花样，让她跪在冰块上，评审结束后，她的膝下也化了两个窝窝。第四天评审时又将冰块放到她的胸部，冰块被体温融化了，水从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杨郎一队的曹汉英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场的大石磙子上，两肩上还放着小威力的雨炮。脚下稍一动，石磙子就滑动了。她不是摔下来被石磙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雨炮弄炸了，被整得当场昏死过去。
还有一个地主叫张道方。此人在旧社会时比较吝啬，人们借粮他大多不肯。评审他时，那火药味儿就更浓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掴耳光。
那时候，看着我们杨郎四队评审四类分子的方式，听着另外生产队的评审状况，我糊涂了，我纳闷了。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我们队的贫下中农为何对地主阶级那么温良恭俭让？而别的生产队怎么那样立场鉴定，那样爱憎分明？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再（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和富农往死里欺负呢。”甚至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都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办事。”
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
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我问：“爬山虎是什么？”
关国栋不好意思地一笑说：“那是骂人的话。”
我猜想这话可能涉及到两性关系，便不再追问了。
但我还是不理解，斗争地主怎么算是欺负地主呢？对地主仇恨怎么能算是坏得很呢？那满怀对地主阶级的强烈仇恨，积极冲杀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贫下中农代表们，即便有一些做法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那也不能被人看作“二百五”啊？这一连串疑问难倒了我。没有人给我解惑答疑，我只能在心里惊呼着“怪乎哉！”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到《联众世界》里有“斗地主”这样的网络游戏的名称时，便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它总让我想起当年那个双膝跪在冰块上的地主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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