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一章,漂离航道（2）拒绝在感谢信上签名 2009-10-06
杨郎在固原来说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我之所以能到这里插队，是依仗了我挚友张志萍姐的引荐和帮助，这还要从我就读的学校说起。
插队前我在新建的固原林业中学上学。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还管吃住，确实是“基本群众”们的最好选择。我们是它的首批学生。
大约是为了方便实习吧，我们学校设在固原南郊的一个苗圃里，在那里我认识了在苗圃做临时工的张志萍大姐，并与她成了莫逆之交。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我们突然被告知，林业中学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私自开办的不合法学校。于是我们这唯一的一批学生，还没等到拿上毕业证，就随着学校的夭折被遣散回家了。
失学在家的我，时不时拿出佩戴过的红袖章，抚摩着上面那用黄色油漆喷印出来的“红 卫兵”三个字，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便在我的心头弥漫开来。加之在家里吃闲饭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那时父亲养活着全家七口人，肩上担子很重，所以进了家门总是没有好心情和好脸色，于是我便琢磨着如何再度走出家门。正在这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父亲也催促我尽快报名，以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张志萍大姐已经结婚了，她的娘家便是杨郎。在当时形势的催化下，她决定重新回到老家去干革命，同时撺掇我与她一起去。
与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叫康佳贞的的女孩，我叫她小康。下乡前我们就来往很多，她家的门坎都差点被我踩断了。但那时我主要是找她的姐姐康玉贞，我叫她大康。大康也是我在林业中学时结交的挚友，而且她还是由我担任队长的“鹰击长空战斗队”的成员，我们也算是“革命战友”了。大康和小康一样，也是个美人儿。她赶在下乡前夕结了婚，嫁给了邻居家一个追求她很久的，已经在这之前就到建设兵团当了战士的小伙子。结了婚的大康便得以逗留在城里的婆婆家混一口饭吃。
大康小康这两个美女的父亲却是一个“劳改释放犯”这使得我在身份上比她俩优越了许多，最起码我的家人没有被杀（判死刑），被关（关押服刑），被管（群众管制劳动改造）。
所谓“劳改释放犯”，这是中国特有的称谓，因获罪被判刑的人员，即使刑满释放后，依然被称作犯人，不过不是“在押犯人”，而是“释放犯”。正像右派分子，即使摘掉右派帽子后，依然被称为右派，不过改称为“摘帽右派”。不论叫什么，反正你是永远被打入另册了。当年因为怕人家怀疑我的阶级立场，所以一直避免与她俩的父亲直接打交道，当然不把他当作长辈，所以至今也没有称他为叔叔的习惯，姑且仍把他叫做老康吧。
我不知老康因何获罪，只隐约听说他参加过三青团。这老康大约想到自己闲居在家不挣一分钱，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充当“运动员”，如果与女儿一同下乡，既能挣一口饭吃，还能与女儿团聚在一起，也许还能躲避“运动”，这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而小康的母亲性格很懦弱，自然不会对丈夫的决定持有异议。
我们一行五人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被分别作了安排。小康一家借住在一个废弃的牲口圈里，我与志萍被安排住到一户人家后院里的羊栅栏里。按照志萍姐的意愿，我对她的家人一律和她一样称呼。于是我也就有了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有了一位哥哥，两位弟弟，当然也有了一位大姐夫。
我们住下来的第三天就碰上公社开大会，老康突然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会场外，拿出一封书写工整的信让我看。我看后知道这是一封当时很盛行的“感谢信”或曰“效忠信”。大意是说我们一行人下乡后，受到了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决心今后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动摇。信的末尾赫然写着：
敬祝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是当时所有文稿通用的格式。不过令我吃惊的是，信上已经越俎代庖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心想，即便需要写感谢信或效忠信，也应该由我这毛主席的红卫兵来牵头，哪里轮得到一个劳改释放犯抢这样的风头呢？所以我便淡淡地但又很坚决地对老康说：“我不签名。”
那老康怔了一会儿，就悻悻地划去了我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对老康充满了蔑视，蔑视他的虚伪和狡猾。而我的不合作也触怒了老康，他长时间不用正眼看我，即便我去他家找他女儿，他也只是在满脸的皱纹中挤出一点勉强的笑容来。
三十多年后，我与大康意外地在宁夏的首府银川市重逢，叙谈时无意中提到下乡落户的事，大康伤感地说：“下乡落户对某些人来说是镀金，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其实是发配。”
我听了便大笑着背出几句她父亲当年下乡后所写感谢信的内容，末了还毫不掩饰地讽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临死前还要跪在地上谢主隆恩。”
突然，我发现大康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她喃喃地说到：“唉，每个运动都要整出一大批坏人，如果一直整到现在，中国可能剩不下几个‘好人’了……在那种形势下，逼得人人都要说违心的话啊。”
我立刻闭嘴，感到自己太残忍了。因为脱口说出的这几句尖刻话，我至今追悔莫及。而此时，那封“感谢信”的作者——老康，已经离开这让他不安宁的人世好几年了，让我对冥冥中的他称一声“康叔叔”吧。
3,第一天上工我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我们是元旦前夕到杨郎的，当时上面号召生产队变冬闲为冬忙，忙什么呢？晚上忙政治学习和大批判 , 白天则忙着往地里送肥。想到伟大领袖曾有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便坚持要在到达杨郎的第二天就出工。
我和志萍姐穿过半条街往大坝那边的牲口圈走去，我的脚步掠过灰黄简陋的街道，心中却不断地充填着新奇。一路上碰见的男男女女都朝志萍姐打着招呼，但那眼睛却分明只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路过小康家的临时住地时，把他们父女俩也叫了出来。至于小康一家下车伊始是怎么睡觉怎么吃饭的，我一概不知道，也没打算去过问。因为我是一个“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革命小将”嘛，才不屑于过问他人那些与“革命大事”无关的生活琐事呢。
到了牲口圈，见几个衣着破烂的男人已经在用力抡着镢头挖凿那高高的粪堆。杨郎人把积肥叫做“压粪”，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个“压”字用得太贴切了。这些粪当时确实是连屎带尿混合了土，又一层一层拍打瓷实“压”成堆让它发酵的。现在这发酵好的粪堆冻得硬邦邦的，一镢头挖下去，有时一点也挖不下来，只能在粪堆上砸一道印儿，有时能溅起一些带着冰的粪渣子，有时倒能砸下一大块来。待到挖下一定数量的时候，人们就推着架子车抢上前去，将自己的车横在挖下来的粪堆前面。车主的两个搭档也就赶快挥起铁锹，抢着往自己的车上装粪。其他一时抢不上的人便只好在旁边继续等着。大家都想早点装满车，有时几辆车同时往前抢，车体便碰得一片砰砰声。碰恼了就互相骂两句。
在等待挖粪的空隙里，妇女们都围上来亲热地问我和小康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外乎是问多大了，姐妹几个，弟兄几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有个别年龄大点的女人也真够唐突的，竟然问我们说了下家（婆家）没有。我心中有点不悦，但还是一一回答了她们。有的女人拉着我的手翻过来翻过去地看，边看边说：“看你这手细嫩的啥！脸上肉皮子也细嫩的啥！没有受过苦的人就是好吆，我们这些受苦的人，手粗得就像树皮一样。你到我们这里干啥呢？我们这里苦得很呀，把人都苦成焦蛋蛋了么！”
我张扬地说：“我不怕苦，苦才更能锻炼人呢。”她们互相交换一下眼神，似乎感到很茫然。几个年轻点的媳妇，用手掀起我的棉罩衣和棉袄，细细地看我衣服的布料和做工，直到把我里外衣服都看遍了，甚至翻开我的裤脚将袜子和鞋都看了一遍。
这时，我无意中看了看那些距离稍远点的男人们，他们是想看又假装不看的，偷偷地用眼光撇着我们。
挖下来的粪块渐渐多起来了，车子也一辆接一辆地满载而去了。每辆车子配三个人，由车主与无车的人双向选择自由组合。我和小康父女俩都没有找到搭档，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队长便让我们只负责用铁锹往别人的车上装粪。
那天的气候也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那北风呼呼地吼着，像刀子一般刺着我的脸，又时不时裹着点雪花，还时不时旋起地上的土，无孔不入地往我的身体里入侵。奋力干活时并不觉得冷，但刚有半分钟的间隙，我就会感觉到那灌进我身体里的寒风，好像一直能渗透我的前胸后背，那被汗水湿透了的内衣贴在身上，像冰一样凉。转过头看那几个挖粪的男人，只见风不断地掀动着他们破棉袄的衣襟，但他们的脸上却表现得若无其事。
劳动虽苦，天气虽冷，但我的情绪很高涨。我想起高尔基的《海燕》，就在心里调皮地喊着经我修订后的诗句：“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过，那天的风虽然强劲，但雪却也一点也不猛烈。它不是成大兵团般的飞舞而来，狂奔而来，而是零零散散的，像几个衰弱不堪的病人，不能自控地随着风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从半空中瘫软地滑落到地上。明天，它们将会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融化到土壤中。我的心里默想着：哦，雪花，我会像你一样默默地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
我卖力地铲粪装车，一辆车刚装满，下一辆车就来了，我们没有喘气的时间。回头看小康，只见她不断地擦着汗，那白皙的脸也变得通红，额头上的一缕刘海，平时老是被爱美的小康整理得有模有样，此刻却被汗水和灰土粘连在一起，早已经无形无状了，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也满是忧愁。
这是我们下乡劳动的第一天，大约正是这个原因吧，那幕情景在多年后依然会清晰的浮现在我眼前。几十年后，当我与小康久别重逢，互相面对着已经变老了的对方时，我首先想起的是小康上工第一天的狼狈情景。但在我说出有关她的这一记忆后，她困惑地摇摇头说：“我没有印象了。”
而小康回忆对我的最深印象时说：“你下乡时对我描绘说，农妇们一边背着背斗给地里送肥，一边手里做着针线，这是多么多么浪漫。”小康边说边站起来模仿我当初说这话时的动作和神情。
我听了也困惑地摇摇头说：“没有印象了。”
于是我俩都笑了，笑自己当年的傻气，笑自己当年的可爱。
杨郎在固原来说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我之所以能到这里插队，是依仗了我挚友张志萍姐的引荐和帮助，这还要从我就读的学校说起。
插队前我在新建的固原林业中学上学。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还管吃住，确实是“基本群众”们的最好选择。我们是它的首批学生。
大约是为了方便实习吧，我们学校设在固原南郊的一个苗圃里，在那里我认识了在苗圃做临时工的张志萍大姐，并与她成了莫逆之交。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我们突然被告知，林业中学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私自开办的不合法学校。于是我们这唯一的一批学生，还没等到拿上毕业证，就随着学校的夭折被遣散回家了。
失学在家的我，时不时拿出佩戴过的红袖章，抚摩着上面那用黄色油漆喷印出来的“红 卫兵”三个字，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便在我的心头弥漫开来。加之在家里吃闲饭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那时父亲养活着全家七口人，肩上担子很重，所以进了家门总是没有好心情和好脸色，于是我便琢磨着如何再度走出家门。正在这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父亲也催促我尽快报名，以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张志萍大姐已经结婚了，她的娘家便是杨郎。在当时形势的催化下，她决定重新回到老家去干革命，同时撺掇我与她一起去。
与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叫康佳贞的的女孩，我叫她小康。下乡前我们就来往很多，她家的门坎都差点被我踩断了。但那时我主要是找她的姐姐康玉贞，我叫她大康。大康也是我在林业中学时结交的挚友，而且她还是由我担任队长的“鹰击长空战斗队”的成员，我们也算是“革命战友”了。大康和小康一样，也是个美人儿。她赶在下乡前夕结了婚，嫁给了邻居家一个追求她很久的，已经在这之前就到建设兵团当了战士的小伙子。结了婚的大康便得以逗留在城里的婆婆家混一口饭吃。
大康小康这两个美女的父亲却是一个“劳改释放犯”这使得我在身份上比她俩优越了许多，最起码我的家人没有被杀（判死刑），被关（关押服刑），被管（群众管制劳动改造）。
所谓“劳改释放犯”，这是中国特有的称谓，因获罪被判刑的人员，即使刑满释放后，依然被称作犯人，不过不是“在押犯人”，而是“释放犯”。正像右派分子，即使摘掉右派帽子后，依然被称为右派，不过改称为“摘帽右派”。不论叫什么，反正你是永远被打入另册了。当年因为怕人家怀疑我的阶级立场，所以一直避免与她俩的父亲直接打交道，当然不把他当作长辈，所以至今也没有称他为叔叔的习惯，姑且仍把他叫做老康吧。
我不知老康因何获罪，只隐约听说他参加过三青团。这老康大约想到自己闲居在家不挣一分钱，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充当“运动员”，如果与女儿一同下乡，既能挣一口饭吃，还能与女儿团聚在一起，也许还能躲避“运动”，这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而小康的母亲性格很懦弱，自然不会对丈夫的决定持有异议。
我们一行五人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被分别作了安排。小康一家借住在一个废弃的牲口圈里，我与志萍被安排住到一户人家后院里的羊栅栏里。按照志萍姐的意愿，我对她的家人一律和她一样称呼。于是我也就有了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有了一位哥哥，两位弟弟，当然也有了一位大姐夫。
我们住下来的第三天就碰上公社开大会，老康突然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会场外，拿出一封书写工整的信让我看。我看后知道这是一封当时很盛行的“感谢信”或曰“效忠信”。大意是说我们一行人下乡后，受到了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决心今后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动摇。信的末尾赫然写着：
敬祝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是当时所有文稿通用的格式。不过令我吃惊的是，信上已经越俎代庖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心想，即便需要写感谢信或效忠信，也应该由我这毛主席的红卫兵来牵头，哪里轮得到一个劳改释放犯抢这样的风头呢？所以我便淡淡地但又很坚决地对老康说：“我不签名。”
那老康怔了一会儿，就悻悻地划去了我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对老康充满了蔑视，蔑视他的虚伪和狡猾。而我的不合作也触怒了老康，他长时间不用正眼看我，即便我去他家找他女儿，他也只是在满脸的皱纹中挤出一点勉强的笑容来。
三十多年后，我与大康意外地在宁夏的首府银川市重逢，叙谈时无意中提到下乡落户的事，大康伤感地说：“下乡落户对某些人来说是镀金，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其实是发配。”
我听了便大笑着背出几句她父亲当年下乡后所写感谢信的内容，末了还毫不掩饰地讽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临死前还要跪在地上谢主隆恩。”
突然，我发现大康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她喃喃地说到：“唉，每个运动都要整出一大批坏人，如果一直整到现在，中国可能剩不下几个‘好人’了……在那种形势下，逼得人人都要说违心的话啊。”
我立刻闭嘴，感到自己太残忍了。因为脱口说出的这几句尖刻话，我至今追悔莫及。而此时，那封“感谢信”的作者——老康，已经离开这让他不安宁的人世好几年了，让我对冥冥中的他称一声“康叔叔”吧。
3,第一天上工我就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我们是元旦前夕到杨郎的，当时上面号召生产队变冬闲为冬忙，忙什么呢？晚上忙政治学习和大批判 , 白天则忙着往地里送肥。想到伟大领袖曾有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便坚持要在到达杨郎的第二天就出工。
我和志萍姐穿过半条街往大坝那边的牲口圈走去，我的脚步掠过灰黄简陋的街道，心中却不断地充填着新奇。一路上碰见的男男女女都朝志萍姐打着招呼，但那眼睛却分明只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路过小康家的临时住地时，把他们父女俩也叫了出来。至于小康一家下车伊始是怎么睡觉怎么吃饭的，我一概不知道，也没打算去过问。因为我是一个“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革命小将”嘛，才不屑于过问他人那些与“革命大事”无关的生活琐事呢。
到了牲口圈，见几个衣着破烂的男人已经在用力抡着镢头挖凿那高高的粪堆。杨郎人把积肥叫做“压粪”，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个“压”字用得太贴切了。这些粪当时确实是连屎带尿混合了土，又一层一层拍打瓷实“压”成堆让它发酵的。现在这发酵好的粪堆冻得硬邦邦的，一镢头挖下去，有时一点也挖不下来，只能在粪堆上砸一道印儿，有时能溅起一些带着冰的粪渣子，有时倒能砸下一大块来。待到挖下一定数量的时候，人们就推着架子车抢上前去，将自己的车横在挖下来的粪堆前面。车主的两个搭档也就赶快挥起铁锹，抢着往自己的车上装粪。其他一时抢不上的人便只好在旁边继续等着。大家都想早点装满车，有时几辆车同时往前抢，车体便碰得一片砰砰声。碰恼了就互相骂两句。
在等待挖粪的空隙里，妇女们都围上来亲热地问我和小康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外乎是问多大了，姐妹几个，弟兄几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有个别年龄大点的女人也真够唐突的，竟然问我们说了下家（婆家）没有。我心中有点不悦，但还是一一回答了她们。有的女人拉着我的手翻过来翻过去地看，边看边说：“看你这手细嫩的啥！脸上肉皮子也细嫩的啥！没有受过苦的人就是好吆，我们这些受苦的人，手粗得就像树皮一样。你到我们这里干啥呢？我们这里苦得很呀，把人都苦成焦蛋蛋了么！”
我张扬地说：“我不怕苦，苦才更能锻炼人呢。”她们互相交换一下眼神，似乎感到很茫然。几个年轻点的媳妇，用手掀起我的棉罩衣和棉袄，细细地看我衣服的布料和做工，直到把我里外衣服都看遍了，甚至翻开我的裤脚将袜子和鞋都看了一遍。
这时，我无意中看了看那些距离稍远点的男人们，他们是想看又假装不看的，偷偷地用眼光撇着我们。
挖下来的粪块渐渐多起来了，车子也一辆接一辆地满载而去了。每辆车子配三个人，由车主与无车的人双向选择自由组合。我和小康父女俩都没有找到搭档，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队长便让我们只负责用铁锹往别人的车上装粪。
那天的气候也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那北风呼呼地吼着，像刀子一般刺着我的脸，又时不时裹着点雪花，还时不时旋起地上的土，无孔不入地往我的身体里入侵。奋力干活时并不觉得冷，但刚有半分钟的间隙，我就会感觉到那灌进我身体里的寒风，好像一直能渗透我的前胸后背，那被汗水湿透了的内衣贴在身上，像冰一样凉。转过头看那几个挖粪的男人，只见风不断地掀动着他们破棉袄的衣襟，但他们的脸上却表现得若无其事。
劳动虽苦，天气虽冷，但我的情绪很高涨。我想起高尔基的《海燕》，就在心里调皮地喊着经我修订后的诗句：“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过，那天的风虽然强劲，但雪却也一点也不猛烈。它不是成大兵团般的飞舞而来，狂奔而来，而是零零散散的，像几个衰弱不堪的病人，不能自控地随着风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从半空中瘫软地滑落到地上。明天，它们将会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融化到土壤中。我的心里默想着：哦，雪花，我会像你一样默默地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
我卖力地铲粪装车，一辆车刚装满，下一辆车就来了，我们没有喘气的时间。回头看小康，只见她不断地擦着汗，那白皙的脸也变得通红，额头上的一缕刘海，平时老是被爱美的小康整理得有模有样，此刻却被汗水和灰土粘连在一起，早已经无形无状了，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也满是忧愁。
这是我们下乡劳动的第一天，大约正是这个原因吧，那幕情景在多年后依然会清晰的浮现在我眼前。几十年后，当我与小康久别重逢，互相面对着已经变老了的对方时，我首先想起的是小康上工第一天的狼狈情景。但在我说出有关她的这一记忆后，她困惑地摇摇头说：“我没有印象了。”
而小康回忆对我的最深印象时说：“你下乡时对我描绘说，农妇们一边背着背斗给地里送肥，一边手里做着针线，这是多么多么浪漫。”小康边说边站起来模仿我当初说这话时的动作和神情。
我听了也困惑地摇摇头说：“没有印象了。”
于是我俩都笑了，笑自己当年的傻气，笑自己当年的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