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失落
我们这一代人都非常熟悉这样一句名言：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
这是先驱者的感叹，带着悲凉的意味。其实在我们成长的开端，现成的路一直铺设在那里，党和政府以及父母哺育我们，殷殷期望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那个年代只有一条道，没有其他道路。
所以，关于路的名言，我们只能想像它的文学意义。
路，只有踏上去走才有意义，否则罗马大道就在眼前，也只是一个景观而已。一九七六年是个时代的分水岭。遵循老路、还是走一条新道？每个人开始有自己的选择。
回首三分之二的人生道路，挥手深刻感受到路其实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走现成的、别人指定的路比较平稳；走自己的路，需要勇气，光有勇气还不够，还需要脑筋，你要判断，要辨别；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有了精神才会有一切。共产主义理想曾经主宰过我们两代人的精神世界。就像爱情主宰人生一世，爱情刻骨铭心；作为信仰——精神的爱，共产主义应该具有比爱情更大的魅力令人难以放弃。在信仰面前，爱情和生命都是可以抛弃的，哈哈，多么崇高的理想啊！
现在环顾世界，共产主义就像一个时髦的玩笑，和幼稚的幻想，假如不是被唾弃了，至少是被遗忘了。
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说共产主义的话题？
现在谁还来关心信仰话题？
共产主义铺垫了我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底层是有色的，基因染色；作为同一基因组的个类，我们有很多心灵诉求。从染色、褪色、到重新布色， 形成我们独特的人生道路。
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路径，怎样走出来的历程告诉人们。心灵是不可控制的，它是自由的。
砌一堵围墙，费尽心血精心刻意，然而它要倒塌却无需吹灰之力。
在我染色、褪色、重新着色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至关重要。但它们都不是轰然耸动，只是轻轻一击，像和尚敲木鱼，“嘀哚”一声，环宇登时清亮。
林彪的“九一七”事件，是开启我心中疑窦的第一击。
领袖是至高无上的，如同尊神，怎么会有人胆敢反击他？更何况是领袖最亲密的亲信——也如同尊神般的伟大啊！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锣鼓喧天，对于心灵发育那只是噪音，直到这天，突然爆发了林彪事件。那个年代不允许做错误的事，甚至错误的思想也不能有，所以经常斗私批修。但是和领袖一样崇高的副领袖突然反对领袖了并且叛逃摔死了。人们迷惑了，惊愕了。
这一切如何发生的呢？除了猪脑，每一个能够思考的国人的脑子里都有这样一个问号。这是时代的疑问。马列主义者随即发动了大批判，罗列了诸多罪证，昔日的亲密战友，数天之内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了。这简直太阿沙力了吧，领袖真的以为权力可以涂改一切的么？！
我那时马上要中学毕业了，怀疑领袖，以致怀疑马列主义的疑念就是在那时轻轻在我纯洁的灵魂里着床了——像少女意外怀孕。呵呵，领袖不曾想到吧？父母不会想到吧？那时我多么纯洁啊（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相信理想，崇拜领袖，容不得半点龌龊卑鄙。林彪事件偏偏让我感到了政治卑鄙的影子，肮脏的味道，有点受骗的感觉。
不是我不贞，是领袖太暴力啊！
第二件小事，是在阅读历史书中，突然发见我们天天喊叫的“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口号，原来是历代封建皇帝享用的颂词！已经喊了千百年了，我那时天真地以为这是马列主义者独创的口号。这简直是大大地受骗了！我虽然不能亲见老外婆亲手溺死自己的孙女，但这个发现就如同我亲眼目睹了老外婆在和人通奸偷情，这种震撼极度当量。真不要脸！
这下子，对政治的厌恶上升到对领袖个人的厌恶了。我觉得自己被毛泽东强奸了，被整个成人社会用谎言强奸了，被政治强奸了。
当时，我感到郁闷和不解的是：难道大人们（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不知道万岁的历史和由来？知道了还这样称颂，不就是把自己放在封建奴才的地位上？马列主义竟是这样的吗？
我从来没有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和不满。可是心中泥石流在翻滚。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煎熬！挥手那时没有变成神经分裂症患者，真是万幸啊。我知道那时有许多人疯了，连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革命都精神错乱了。在心灵的黑暗迷途中，我独自默默探行。那是何等的孤独寂寞！鲁迅在那个年代成为偶像不是偶然的！
那个年代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操泥马的马列主义啊！
四人帮打倒了。可是我已经失却了政治热情。就是在八九——六-四期间我也是抱着希望仅作壁上观。
这期间经历了几件事。
其一是赵紫阳的一篇回忆文章，说的是他当年任家乡县委书记时亲自在枪毙他父亲的判决书上签字，因为他父亲是地主。时隔三十年后，尤其经历了文革浩劫，他问道：
假如一个政党推崇的是这样一种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值得推敲。（大意）
这是人性第一次呼喊，引来回响。坚定了我唾弃马列主义的信念。
其二，我曾经对宗教感过兴趣，参加过几次教堂活动。聆听过大主教的布道，但得承认当时有点赶时髦的风气。没多久，报上宣告大主教病逝，教友们皆唏嘘。但是报纸上接着宣扬大主教的事迹，原来主教大人在192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老地下党员！比蒙泰利尼还蒙太奇！我成了牛芒！
我感觉自己又被人羞辱了一番，这次算是调戏吧。
马列主义是上帝也敢欺骗的。这件小事发生在70年代后期。为了写这篇文章，最近我上网古狗，大主教资料付之阙如。现在我早已见怪不怪了。
三，一个区长因贪腐被抓，在八十年代能贪多少呢？为了证据竟对他七岁的女儿采用诱导的手段套取证词，报上详细报道了这一情节，似乎洋洋自得。我看了后马上觉得恶心。七岁孩子懂什么？她的证词对其父的案子能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以后她长大了怎样面对父亲？马列主义真是太实用了！为了有利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稍后，我读到一段史料，是汪伪时期的宣传官员写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资料十分生动。众所周知，陈公博和周佛海早年都是中共党的一大代表，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关于他们为何脱离中共，有这样一段故事：
在开一大会议期间，发现周围有巡捕房密探。周佛海陈公博于是问张国焘安全如何，房东政治面貌如何。张国焘叫他们放心，说房东某某是托派分子；周和陈于是着急起来，政治面貌不可靠吗；想不到张国焘说，就是要找这样政治上有污点的人，有把柄在手里才不怕他翻船呢。一番话点醒周陈，以及日后耳闻目见更多事情，明暸共产党理念和行事作风如此，和自己理念格格不入于是双双转向国民党。他们日后成为汉-奸则是另外一个故事。
来美国后，又目睹一件事情，虽未能亲历，但报道详细更加上听闻，十分翔实。
中国银行驻纽约首席官员因贪腐被抓，办案组为了获取口供大打亲情牌，渲染他的妻子女儿如何如何，最终他低头了。而其时他的妻子早已经自杀，上大学的女儿已经发疯！
我并不同情贪官。但是贪官何以成贪？这是体制问题，再清廉的官跳入这个官场，不贪也难！办案需要口供和证据，天下都打下来了，什么事能难得倒马列主义？在手段凌厉的背后，我看到没有尊严的亲情和滥用的亲情。
我不喜欢这样的手段。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当初我可是个政治处男，清纯的很，觉得很受伤害。许多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为规律，让我改变了思维。主义因手段而失去光彩，我不研究哲学，不喜欢政治，合乎人性，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发表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政治毁灭了我的情操。这也算是我自己的心声吧。确实如此，政治其实毁灭了一代人的情操。
马克思说过：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革命导师的话，能当真吗？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理想，充满浪漫，从理想的性质来讲，是崇高的，即使是空想的，但也决不至于卑鄙。
但是要实现崇高，为什么使用的手段都非高尚，甚至卑鄙呢。在对待大作家沈从文这件事上，就充分体现了这类典型手法。沈从文是我的、很多人的偶像，伤害偶像，也就伤害了众多沈迷以及广大读者；虽然党的文艺领导代表人物事后表示了忏悔，但是个人的反思不代表对共产主义的否决。伤害一次次累积，感情就会起变化。这么多年来，我悟出一个道理：欲成君子，必做小人。要完成一件完美的事情，使用的手段往往很低下，卑劣。这是人类的可悲之处。而马列主义在行销共产主义理念的运动中，更是把人性中卑劣的根性集大成的甚至独创性的扩大推广了。当我还有一点热情的时候，我感到困惑。不感到困惑了，习以为常了，反感了，也就是觉醒的时候。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衰灭于枪炮战火中，它衰灭与无数件小事积累起来的巨大情感厌倦，它遭遇了冷遇，像一个被弃的老娼妓，坠于黄花末路。
依靠政治灌输建立起来的不是信仰，只是观念，所以共产主义从来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个理念，以前我们都把它当作信仰了，以为信仰坚不可摧。不过事实证明被摧毁的都是观念。
共产主义被马列主义者忽悠成修理世界的宝典良方，而马列主义的首领个个又以自己的残忍粗暴方式亵渎了自己手里的宝典。共产主义的衰败没落是必然的。
理念随人物盛衰；而信仰一成不变，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最终胜利的，只有人性。
坚固的河堤，大都溃于蚁穴。什么是共产主义败落的蚁穴呢？
不用费神去猜测什么西方敌对势力；也不必花费精力从狼狈不堪的孔子儒教身上去寻找补救良方。答案存在于良知。
一个人选择什么人生道路，应该和他的家庭没有必然的关联；家庭以及社会只能施以影响，悟性在于个人。我做不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我可以做到：生得明白，死的磊落。
因此我这样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表达的是对信仰的看法，而非针对任何具体政治党派。我的灵魂现在很安静——曾经不慎怀孕，经历过政治分娩，后来把孽儿还给马克思；他的私生子很多，不在乎再多一个两个。
活到现在，路就不再是一个纯文学的意向了，它很清晰的在我脚下，通向生命尽头。
谢谢阅读，期望引起共鸣。并以此文奠祭父亲。
父亲大人安息。
我们这一代人都非常熟悉这样一句名言：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
这是先驱者的感叹，带着悲凉的意味。其实在我们成长的开端，现成的路一直铺设在那里，党和政府以及父母哺育我们，殷殷期望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那个年代只有一条道，没有其他道路。
所以，关于路的名言，我们只能想像它的文学意义。
路，只有踏上去走才有意义，否则罗马大道就在眼前，也只是一个景观而已。一九七六年是个时代的分水岭。遵循老路、还是走一条新道？每个人开始有自己的选择。
回首三分之二的人生道路，挥手深刻感受到路其实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走现成的、别人指定的路比较平稳；走自己的路，需要勇气，光有勇气还不够，还需要脑筋，你要判断，要辨别；最重要的是要有精神，有了精神才会有一切。共产主义理想曾经主宰过我们两代人的精神世界。就像爱情主宰人生一世，爱情刻骨铭心；作为信仰——精神的爱，共产主义应该具有比爱情更大的魅力令人难以放弃。在信仰面前，爱情和生命都是可以抛弃的，哈哈，多么崇高的理想啊！
现在环顾世界，共产主义就像一个时髦的玩笑，和幼稚的幻想，假如不是被唾弃了，至少是被遗忘了。
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说共产主义的话题？
现在谁还来关心信仰话题？
共产主义铺垫了我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底层是有色的，基因染色；作为同一基因组的个类，我们有很多心灵诉求。从染色、褪色、到重新布色， 形成我们独特的人生道路。
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路径，怎样走出来的历程告诉人们。心灵是不可控制的，它是自由的。
砌一堵围墙，费尽心血精心刻意，然而它要倒塌却无需吹灰之力。
在我染色、褪色、重新着色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至关重要。但它们都不是轰然耸动，只是轻轻一击，像和尚敲木鱼，“嘀哚”一声，环宇登时清亮。
林彪的“九一七”事件，是开启我心中疑窦的第一击。
领袖是至高无上的，如同尊神，怎么会有人胆敢反击他？更何况是领袖最亲密的亲信——也如同尊神般的伟大啊！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锣鼓喧天，对于心灵发育那只是噪音，直到这天，突然爆发了林彪事件。那个年代不允许做错误的事，甚至错误的思想也不能有，所以经常斗私批修。但是和领袖一样崇高的副领袖突然反对领袖了并且叛逃摔死了。人们迷惑了，惊愕了。
这一切如何发生的呢？除了猪脑，每一个能够思考的国人的脑子里都有这样一个问号。这是时代的疑问。马列主义者随即发动了大批判，罗列了诸多罪证，昔日的亲密战友，数天之内变成十恶不赦的罪犯了。这简直太阿沙力了吧，领袖真的以为权力可以涂改一切的么？！
我那时马上要中学毕业了，怀疑领袖，以致怀疑马列主义的疑念就是在那时轻轻在我纯洁的灵魂里着床了——像少女意外怀孕。呵呵，领袖不曾想到吧？父母不会想到吧？那时我多么纯洁啊（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相信理想，崇拜领袖，容不得半点龌龊卑鄙。林彪事件偏偏让我感到了政治卑鄙的影子，肮脏的味道，有点受骗的感觉。
不是我不贞，是领袖太暴力啊！
第二件小事，是在阅读历史书中，突然发见我们天天喊叫的“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口号，原来是历代封建皇帝享用的颂词！已经喊了千百年了，我那时天真地以为这是马列主义者独创的口号。这简直是大大地受骗了！我虽然不能亲见老外婆亲手溺死自己的孙女，但这个发现就如同我亲眼目睹了老外婆在和人通奸偷情，这种震撼极度当量。真不要脸！
这下子，对政治的厌恶上升到对领袖个人的厌恶了。我觉得自己被毛泽东强奸了，被整个成人社会用谎言强奸了，被政治强奸了。
当时，我感到郁闷和不解的是：难道大人们（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不知道万岁的历史和由来？知道了还这样称颂，不就是把自己放在封建奴才的地位上？马列主义竟是这样的吗？
我从来没有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和不满。可是心中泥石流在翻滚。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煎熬！挥手那时没有变成神经分裂症患者，真是万幸啊。我知道那时有许多人疯了，连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革命都精神错乱了。在心灵的黑暗迷途中，我独自默默探行。那是何等的孤独寂寞！鲁迅在那个年代成为偶像不是偶然的！
那个年代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操泥马的马列主义啊！
四人帮打倒了。可是我已经失却了政治热情。就是在八九——六-四期间我也是抱着希望仅作壁上观。
这期间经历了几件事。
其一是赵紫阳的一篇回忆文章，说的是他当年任家乡县委书记时亲自在枪毙他父亲的判决书上签字，因为他父亲是地主。时隔三十年后，尤其经历了文革浩劫，他问道：
假如一个政党推崇的是这样一种革命，这个革命的意义值得推敲。（大意）
这是人性第一次呼喊，引来回响。坚定了我唾弃马列主义的信念。
其二，我曾经对宗教感过兴趣，参加过几次教堂活动。聆听过大主教的布道，但得承认当时有点赶时髦的风气。没多久，报上宣告大主教病逝，教友们皆唏嘘。但是报纸上接着宣扬大主教的事迹，原来主教大人在192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老地下党员！比蒙泰利尼还蒙太奇！我成了牛芒！
我感觉自己又被人羞辱了一番，这次算是调戏吧。
马列主义是上帝也敢欺骗的。这件小事发生在70年代后期。为了写这篇文章，最近我上网古狗，大主教资料付之阙如。现在我早已见怪不怪了。
三，一个区长因贪腐被抓，在八十年代能贪多少呢？为了证据竟对他七岁的女儿采用诱导的手段套取证词，报上详细报道了这一情节，似乎洋洋自得。我看了后马上觉得恶心。七岁孩子懂什么？她的证词对其父的案子能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以后她长大了怎样面对父亲？马列主义真是太实用了！为了有利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稍后，我读到一段史料，是汪伪时期的宣传官员写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资料十分生动。众所周知，陈公博和周佛海早年都是中共党的一大代表，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关于他们为何脱离中共，有这样一段故事：
在开一大会议期间，发现周围有巡捕房密探。周佛海陈公博于是问张国焘安全如何，房东政治面貌如何。张国焘叫他们放心，说房东某某是托派分子；周和陈于是着急起来，政治面貌不可靠吗；想不到张国焘说，就是要找这样政治上有污点的人，有把柄在手里才不怕他翻船呢。一番话点醒周陈，以及日后耳闻目见更多事情，明暸共产党理念和行事作风如此，和自己理念格格不入于是双双转向国民党。他们日后成为汉-奸则是另外一个故事。
来美国后，又目睹一件事情，虽未能亲历，但报道详细更加上听闻，十分翔实。
中国银行驻纽约首席官员因贪腐被抓，办案组为了获取口供大打亲情牌，渲染他的妻子女儿如何如何，最终他低头了。而其时他的妻子早已经自杀，上大学的女儿已经发疯！
我并不同情贪官。但是贪官何以成贪？这是体制问题，再清廉的官跳入这个官场，不贪也难！办案需要口供和证据，天下都打下来了，什么事能难得倒马列主义？在手段凌厉的背后，我看到没有尊严的亲情和滥用的亲情。
我不喜欢这样的手段。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当初我可是个政治处男，清纯的很，觉得很受伤害。许多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为规律，让我改变了思维。主义因手段而失去光彩，我不研究哲学，不喜欢政治，合乎人性，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发表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政治毁灭了我的情操。这也算是我自己的心声吧。确实如此，政治其实毁灭了一代人的情操。
马克思说过：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革命导师的话，能当真吗？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理想，充满浪漫，从理想的性质来讲，是崇高的，即使是空想的，但也决不至于卑鄙。
但是要实现崇高，为什么使用的手段都非高尚，甚至卑鄙呢。在对待大作家沈从文这件事上，就充分体现了这类典型手法。沈从文是我的、很多人的偶像，伤害偶像，也就伤害了众多沈迷以及广大读者；虽然党的文艺领导代表人物事后表示了忏悔，但是个人的反思不代表对共产主义的否决。伤害一次次累积，感情就会起变化。这么多年来，我悟出一个道理：欲成君子，必做小人。要完成一件完美的事情，使用的手段往往很低下，卑劣。这是人类的可悲之处。而马列主义在行销共产主义理念的运动中，更是把人性中卑劣的根性集大成的甚至独创性的扩大推广了。当我还有一点热情的时候，我感到困惑。不感到困惑了，习以为常了，反感了，也就是觉醒的时候。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没有衰灭于枪炮战火中，它衰灭与无数件小事积累起来的巨大情感厌倦，它遭遇了冷遇，像一个被弃的老娼妓，坠于黄花末路。
依靠政治灌输建立起来的不是信仰，只是观念，所以共产主义从来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个理念，以前我们都把它当作信仰了，以为信仰坚不可摧。不过事实证明被摧毁的都是观念。
共产主义被马列主义者忽悠成修理世界的宝典良方，而马列主义的首领个个又以自己的残忍粗暴方式亵渎了自己手里的宝典。共产主义的衰败没落是必然的。
理念随人物盛衰；而信仰一成不变，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最终胜利的，只有人性。
坚固的河堤，大都溃于蚁穴。什么是共产主义败落的蚁穴呢？
不用费神去猜测什么西方敌对势力；也不必花费精力从狼狈不堪的孔子儒教身上去寻找补救良方。答案存在于良知。
一个人选择什么人生道路，应该和他的家庭没有必然的关联；家庭以及社会只能施以影响，悟性在于个人。我做不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我可以做到：生得明白，死的磊落。
因此我这样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表达的是对信仰的看法，而非针对任何具体政治党派。我的灵魂现在很安静——曾经不慎怀孕，经历过政治分娩，后来把孽儿还给马克思；他的私生子很多，不在乎再多一个两个。
活到现在，路就不再是一个纯文学的意向了，它很清晰的在我脚下，通向生命尽头。
谢谢阅读，期望引起共鸣。并以此文奠祭父亲。
父亲大人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