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后一周之内，中国科学界的两位巨匠离开了我们。把自己和两位长者的“一面之交”的小故事写出来以表悼念之情。（一面是真，啥“交”都没有！）
享年107岁的贝时璋老先生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老是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中资格很老的一位。七十年代末，一次去北京出差时顺便去科学院看望哥哥，在办公楼外看到哥哥和一位慈祥的长者说话。我走过去后哥哥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我的老师贝老”。我赶忙恭敬的向老先生问好。当时贝老已经年近八旬了，看上去身体还非常好。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贝老，三十年过去了，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老人和蔼的笑容和脸上的那付宽宽的黑框眼镜。
贝老深谙养生之道，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不打针吃药。 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去年在贝老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之际，母校德国图宾根大学第五次授予他博士学位。今年10月28日贝老还在家里和他的助手们开会讨论学术问题，29日早晨在睡梦中悄悄地驾鹤西去了，无疾而终。
两天后，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以98岁高龄辞世了。而见到钱老已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身兼中国科协主席的钱老召集五省市科协主要负责人就当时中央一个区域性科学发展规划开了一个讨论会，共有二三十人参加。我们科协主席兼党组书记把我也带去开开眼，其实也就是个给领导提包的马仔吧。会议结束后俺们领导有机会留下来和钱老谈了十几分钟话。钱老是控制论方面的权威也是我国系统工程的奠基人。那时我撰写的一本关于运筹学和最优化的专著刚刚出版，作为三十出头的初生牛犊，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在学术方面当面向大师请教。不过看到两位领导饶有兴致地在谈论“人体特异功能”的话题，在一边的我一直没敢打断他们。
最近看到许多人议论“亩产万斤粮”，我想那可能是钱老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败笔（当然“人体特异功能”后来也被证明是禁不起推敲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和钱老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在我成长的环境周围，就有许多30，40和50年代回国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海归。他们有的人当上了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校长，院长，系主任，成了又红又专的专家，也有人成了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的牺牲品。那时许多人在高压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也有些人被24小时的洗脑搞得说了糊涂话，但无论在哪种遭遇的人群中，做卧底，打小报告，陷害朋友，落井下石的都是极少数。离开当时的政治环境，把许多过错推到可怜的知识分子身上似乎有些不够厚道吧？
贝老和钱老是浙江老乡，而且还是在科学院住了几十年的邻居。他们都住在被称为“特楼”的中关村北区13，14，15号楼。除了这两位外，那里还住过许多学术界的泰斗，如童第周，钱三强，赵九章，赵忠饶，王淦昌，郭永怀，熊庆来，张文裕，汪德昭等等。如今这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老邻居们再次团聚，可能正在天堂召开没有学术腐败的科学大会吧？
享年107岁的贝时璋老先生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老是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是中国现代科学家中资格很老的一位。七十年代末，一次去北京出差时顺便去科学院看望哥哥，在办公楼外看到哥哥和一位慈祥的长者说话。我走过去后哥哥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我的老师贝老”。我赶忙恭敬的向老先生问好。当时贝老已经年近八旬了，看上去身体还非常好。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贝老，三十年过去了，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老人和蔼的笑容和脸上的那付宽宽的黑框眼镜。
贝老深谙养生之道，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不打针吃药。 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去年在贝老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之际，母校德国图宾根大学第五次授予他博士学位。今年10月28日贝老还在家里和他的助手们开会讨论学术问题，29日早晨在睡梦中悄悄地驾鹤西去了，无疾而终。
两天后，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以98岁高龄辞世了。而见到钱老已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身兼中国科协主席的钱老召集五省市科协主要负责人就当时中央一个区域性科学发展规划开了一个讨论会，共有二三十人参加。我们科协主席兼党组书记把我也带去开开眼，其实也就是个给领导提包的马仔吧。会议结束后俺们领导有机会留下来和钱老谈了十几分钟话。钱老是控制论方面的权威也是我国系统工程的奠基人。那时我撰写的一本关于运筹学和最优化的专著刚刚出版，作为三十出头的初生牛犊，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在学术方面当面向大师请教。不过看到两位领导饶有兴致地在谈论“人体特异功能”的话题，在一边的我一直没敢打断他们。
最近看到许多人议论“亩产万斤粮”，我想那可能是钱老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败笔（当然“人体特异功能”后来也被证明是禁不起推敲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和钱老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在我成长的环境周围，就有许多30，40和50年代回国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海归。他们有的人当上了学部委员（现在叫院士），校长，院长，系主任，成了又红又专的专家，也有人成了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的牺牲品。那时许多人在高压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也有些人被24小时的洗脑搞得说了糊涂话，但无论在哪种遭遇的人群中，做卧底，打小报告，陷害朋友，落井下石的都是极少数。离开当时的政治环境，把许多过错推到可怜的知识分子身上似乎有些不够厚道吧？
贝老和钱老是浙江老乡，而且还是在科学院住了几十年的邻居。他们都住在被称为“特楼”的中关村北区13，14，15号楼。除了这两位外，那里还住过许多学术界的泰斗，如童第周，钱三强，赵九章，赵忠饶，王淦昌，郭永怀，熊庆来，张文裕，汪德昭等等。如今这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老邻居们再次团聚，可能正在天堂召开没有学术腐败的科学大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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