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幸运，从懂事起就碰上解放军攻打济南。我家住在南门，记得国民党困在城里没粮食，就到各家搜粮食，我家藏了一袋白面在母亲的床底下，母亲在生病，他们也进来搜出来，抢走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哭，让国民党兵气的。解放济南炮轰时，记得妈妈抱着我躲进我家后院挖的防空洞里，爷爷则躲在门后，结果耳朵被震聋了。攻完城，仗不打了，母亲和二妗子上街去看，回来说看到墙上粘的都是胳膊，腿。爷爷每天祷告，求神保佑这个国家。但是时局还是变了。
后来我去上广智院的幼儿园，那是基督教内地会办的，幼儿园长是我的四姨奶奶。我只记得每天在沙坑里玩。 我四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大娘的同学办的小学去上学了，老师常常抱我到操场的大台子上去唱歌。 山东土改几十万人挨斗，二十多万人被杀，奶奶虽然挨斗，但因为当兵的姑姑告诉她要土改了应该主动献上土地，她照着办了，被定为开明地主（后来文革时知道刘少奇的哥哥也是这样当的开明地主）。
我二姨的婆婆，在青岛给外国人做了一辈子保姆。当时外国人付她的月薪可以和老师相比，是八块大洋，那时候一个大洋就可以买一袋面，一袋面50斤重。二姨的婆婆是基督徒，重视孩子教育，她用这些钱培养孩子们都做了医生，孩子大了，独立了，不用她的钱了，她就在老家买了地。土改时的政策是，解放前三年有土地，但是自己不种地的，就划成地主。因为她做保姆不可能自己种地，所以成了地主。那年月山东的土改极左，把很多的地主打死，我二姨的母亲地被分了，人被杀了。她做医生的儿子，我二姨的先生和小叔子咽不下这口气，跑回老家把杀她妈的人杀了，成了还乡团，最后都被枪毙了，留下了二姨他们孤儿寡母。我60年去青岛看二姨和她家的表姐表哥们，他们虽然住在海边的别墅里，孩子们却都在半工半读，夏天在海边洗海带帮助家用，脚都被海水泡烂了。
我的姥爷是中学老师没多少地，正好解放前两年就送给了帮他种地的农友，所以没有被打成地主，继续当老师没事儿。二舅因为躲避抓壮丁，到了上海去找四姨，可是因为金元卷货币贬值钱毛了，四姨一个月的薪水不够买一双鞋，没办法，二舅的同学在台湾开照相馆，他就去投靠他了。谁知道国民党也开始撤退，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开始还可以从香港捎信来，51年以后音信全无。二妗子生下了表妹，表妹从小就没见过父亲。
二妗子后来跟着二姑去参了军，到了西板坡，解放大军进北京时，她也进了京，分在天坛医院妇产科工作。我的四舅，五舅都在二姑带领下，参加了解放军，后来都到了朝鲜战场，姥爷姥娘是光荣军属，虽然二舅在台湾，也没有人追究，每年还受到政府的照顾，直到文革开始。 党中央到了香山，五舅是给毛主席做机要员管打电报也到了香山。
解放了，爷爷生肺癌去世，记得葬礼一片白，我和母亲在棺材边守灵，办的很大，很多人来，爸爸的表哥是在天津开制药厂的，他给照了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时我妈把那些照片都当成四旧给烧了。 50年我们全家到北京，父亲经过他的大学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做了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介绍，在中国医疗器械总公司做事，后来到了天津分公司工作。母亲到了卫生部的妇幼保健实验院工作，做儿科护士。
二姑一家跟着党中央也早到了北京。她被派到北大医学院当工作组，组织控诉反动教授。有一次正好我逃到台湾的大伯父的车夫上去控诉，说贾伊箴他们坐车让他拉车，多有意思，他不知道贾的妹妹就在台上坐着，贾的妹妹当然也不知有他哥哥的份。其实他哥哥成了反动教授理所当然，谁叫他是胡适的秘书长哪？不过他们全家已去了台湾，还带走了我大堂哥，对这些一无所知，万幸。
开始我们住在西城区姑姑一位朋友家，他是个朝鲜人，姓方，是个老革命，后来文革时在西安医学院当院长。他有个三轮摩托，常带我们去颐和园玩。他总是喜欢逗我，装着要和我结婚，做她的新娘。开始我妈想让我去上香山慈幼院，带我去看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上成，我就在离家很近的小学又上了一次一年级。在学校里我印象深的就是我们每天开学要升国旗，大家要致注目礼，很神圣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取消了。
51年，我们搬到东城安定门内，交道口大二条76号住。我又以第一名考上我家斜对面的崇实小学一年级。因为搬来搬去，这是我第三次上一年级，怎么考不好？ 第一年下来我就成了第七名，我是个晃荡学生不爱做作业，也过来了（别学我）。我爸在天津，我妈是护士，每天一早6点就去上班，我就去上学了。中午吓晃悠，跟着同学上人家家玩，同学家长有时候就留我在他们家吃饭。那时候大家都加入少先队，我好像到了四年级，在老师的干涉下，才加入了，戴上了红领巾。
三反运动开始了，有一天，我到了我座位那儿，一抬头有个人吊死在我课桌上边，我扭头就跑出去，告诉老师。后来听说那人是只老虎（贪污犯）。 那时很严，贪污1000元就枪毙。我妈说骑车路过什刹海时，也见人跳海。闹闹哄哄。我们小朋友跳皮筋，一边跳一边唱的都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也反对。” 刘青山，张子善老革命贪污给枪毙了。
记得有一次在邻居家，我说发生什么事，住在门房的山东来的李大爷说没这事儿，我说报上说的，他说：“报上也有瞎说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不懂，受的教育都是共产党的，说什么都是对的。
十一国庆跟姑姑到北京饭店上面看游行，检阅，一辆辆敞篷汽车经过，记得彭德怀检阅三军，站在敞篷车里。
54年奶奶来了，济南家里几进的大院，卖给了济南妇产学校。奶奶住在我家，我每周跟她去教堂，参加主日学，老师总给我们发些画片讲耶稣的故事。我在教堂里还演过剧，当那个生病的小女孩，被耶稣只好。每天晚上奶奶总让我和她一起祷告，可是我看不见耶稣。就问奶奶耶稣在哪里？她说你信，就会看见他。
我想让奶奶也给我买个钢琴，可是她只给了我两分钱去买猴皮筋。她说等我学会了再买，上哪儿学呀？那时候没有大人逼孩子学这学那的，一个沙包，一副拐，一根猴皮筋，没事就去小人书铺，就这么长大了。
55年教堂被改成医院了，没地方做礼拜了，奶奶就开始和富大妈的女婿在家一起读经祷告。 55年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归国家所有，按股份分红。我们住的房子是天津第一医院院长的房子。政策规定超过十五间房以上的全要交公，所以我们住的房变成公家的了。大街上的小铺也都变成公家的了。
55年开始肃清反革命运动，父亲不让回家了，对门小朋友说你爸爸是反革命，无所谓，我和母亲带了花生去看他。后来又把他放回来了，奶奶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
高小我在国子监小学，校址是个尼姑庵改的。前面半个院子还住的尼姑，但是扒着门缝看看，怎么有那么多孩子跑来跑去。尼姑还俗了。
56年过新年，在北京展览馆有全市的少年儿童庆祝会，我们学校让我去了，记得大家一起跳找朋友，很好玩。 我妈和我舅妈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颐和园住了一个星期，真美，骄傲。那年的先进工作者还发了奖金。后来就没了。 以后，大家说56年是最宽松的一年，我也是觉得那时候不错。
后来我去上广智院的幼儿园，那是基督教内地会办的，幼儿园长是我的四姨奶奶。我只记得每天在沙坑里玩。 我四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大娘的同学办的小学去上学了，老师常常抱我到操场的大台子上去唱歌。 山东土改几十万人挨斗，二十多万人被杀，奶奶虽然挨斗，但因为当兵的姑姑告诉她要土改了应该主动献上土地，她照着办了，被定为开明地主（后来文革时知道刘少奇的哥哥也是这样当的开明地主）。
我二姨的婆婆，在青岛给外国人做了一辈子保姆。当时外国人付她的月薪可以和老师相比，是八块大洋，那时候一个大洋就可以买一袋面，一袋面50斤重。二姨的婆婆是基督徒，重视孩子教育，她用这些钱培养孩子们都做了医生，孩子大了，独立了，不用她的钱了，她就在老家买了地。土改时的政策是，解放前三年有土地，但是自己不种地的，就划成地主。因为她做保姆不可能自己种地，所以成了地主。那年月山东的土改极左，把很多的地主打死，我二姨的母亲地被分了，人被杀了。她做医生的儿子，我二姨的先生和小叔子咽不下这口气，跑回老家把杀她妈的人杀了，成了还乡团，最后都被枪毙了，留下了二姨他们孤儿寡母。我60年去青岛看二姨和她家的表姐表哥们，他们虽然住在海边的别墅里，孩子们却都在半工半读，夏天在海边洗海带帮助家用，脚都被海水泡烂了。
我的姥爷是中学老师没多少地，正好解放前两年就送给了帮他种地的农友，所以没有被打成地主，继续当老师没事儿。二舅因为躲避抓壮丁，到了上海去找四姨，可是因为金元卷货币贬值钱毛了，四姨一个月的薪水不够买一双鞋，没办法，二舅的同学在台湾开照相馆，他就去投靠他了。谁知道国民党也开始撤退，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开始还可以从香港捎信来，51年以后音信全无。二妗子生下了表妹，表妹从小就没见过父亲。
二妗子后来跟着二姑去参了军，到了西板坡，解放大军进北京时，她也进了京，分在天坛医院妇产科工作。我的四舅，五舅都在二姑带领下，参加了解放军，后来都到了朝鲜战场，姥爷姥娘是光荣军属，虽然二舅在台湾，也没有人追究，每年还受到政府的照顾，直到文革开始。 党中央到了香山，五舅是给毛主席做机要员管打电报也到了香山。
解放了，爷爷生肺癌去世，记得葬礼一片白，我和母亲在棺材边守灵，办的很大，很多人来，爸爸的表哥是在天津开制药厂的，他给照了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时我妈把那些照片都当成四旧给烧了。 50年我们全家到北京，父亲经过他的大学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做了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介绍，在中国医疗器械总公司做事，后来到了天津分公司工作。母亲到了卫生部的妇幼保健实验院工作，做儿科护士。
二姑一家跟着党中央也早到了北京。她被派到北大医学院当工作组，组织控诉反动教授。有一次正好我逃到台湾的大伯父的车夫上去控诉，说贾伊箴他们坐车让他拉车，多有意思，他不知道贾的妹妹就在台上坐着，贾的妹妹当然也不知有他哥哥的份。其实他哥哥成了反动教授理所当然，谁叫他是胡适的秘书长哪？不过他们全家已去了台湾，还带走了我大堂哥，对这些一无所知，万幸。
开始我们住在西城区姑姑一位朋友家，他是个朝鲜人，姓方，是个老革命，后来文革时在西安医学院当院长。他有个三轮摩托，常带我们去颐和园玩。他总是喜欢逗我，装着要和我结婚，做她的新娘。开始我妈想让我去上香山慈幼院，带我去看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上成，我就在离家很近的小学又上了一次一年级。在学校里我印象深的就是我们每天开学要升国旗，大家要致注目礼，很神圣的，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取消了。
51年，我们搬到东城安定门内，交道口大二条76号住。我又以第一名考上我家斜对面的崇实小学一年级。因为搬来搬去，这是我第三次上一年级，怎么考不好？ 第一年下来我就成了第七名，我是个晃荡学生不爱做作业，也过来了（别学我）。我爸在天津，我妈是护士，每天一早6点就去上班，我就去上学了。中午吓晃悠，跟着同学上人家家玩，同学家长有时候就留我在他们家吃饭。那时候大家都加入少先队，我好像到了四年级，在老师的干涉下，才加入了，戴上了红领巾。
三反运动开始了，有一天，我到了我座位那儿，一抬头有个人吊死在我课桌上边，我扭头就跑出去，告诉老师。后来听说那人是只老虎（贪污犯）。 那时很严，贪污1000元就枪毙。我妈说骑车路过什刹海时，也见人跳海。闹闹哄哄。我们小朋友跳皮筋，一边跳一边唱的都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也反对。” 刘青山，张子善老革命贪污给枪毙了。
记得有一次在邻居家，我说发生什么事，住在门房的山东来的李大爷说没这事儿，我说报上说的，他说：“报上也有瞎说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不懂，受的教育都是共产党的，说什么都是对的。
十一国庆跟姑姑到北京饭店上面看游行，检阅，一辆辆敞篷汽车经过，记得彭德怀检阅三军，站在敞篷车里。
54年奶奶来了，济南家里几进的大院，卖给了济南妇产学校。奶奶住在我家，我每周跟她去教堂，参加主日学，老师总给我们发些画片讲耶稣的故事。我在教堂里还演过剧，当那个生病的小女孩，被耶稣只好。每天晚上奶奶总让我和她一起祷告，可是我看不见耶稣。就问奶奶耶稣在哪里？她说你信，就会看见他。
我想让奶奶也给我买个钢琴，可是她只给了我两分钱去买猴皮筋。她说等我学会了再买，上哪儿学呀？那时候没有大人逼孩子学这学那的，一个沙包，一副拐，一根猴皮筋，没事就去小人书铺，就这么长大了。
55年教堂被改成医院了，没地方做礼拜了，奶奶就开始和富大妈的女婿在家一起读经祷告。 55年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归国家所有，按股份分红。我们住的房子是天津第一医院院长的房子。政策规定超过十五间房以上的全要交公，所以我们住的房变成公家的了。大街上的小铺也都变成公家的了。
55年开始肃清反革命运动，父亲不让回家了，对门小朋友说你爸爸是反革命，无所谓，我和母亲带了花生去看他。后来又把他放回来了，奶奶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
高小我在国子监小学，校址是个尼姑庵改的。前面半个院子还住的尼姑，但是扒着门缝看看，怎么有那么多孩子跑来跑去。尼姑还俗了。
56年过新年，在北京展览馆有全市的少年儿童庆祝会，我们学校让我去了，记得大家一起跳找朋友，很好玩。 我妈和我舅妈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颐和园住了一个星期，真美，骄傲。那年的先进工作者还发了奖金。后来就没了。 以后，大家说56年是最宽松的一年，我也是觉得那时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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