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八月十八日，时钟一下把自己带回到四十三年前“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会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号称百万），从而正式把那场历时十年的浩劫从学校门内引向全社会。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那年的八月初，大学及附中的“红卫兵”们在我家所在的两所大学院子里把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都当做“牛鬼蛇神”抓去游了街，到处抄家，一时间都是所谓“红色恐怖”。我们班里的许多同学一方面对家长受到的“冲击”不太理解，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了弄清个究竟，我和同班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决定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北京看看。我们那里与北京相距１２０公里，大家一商量决定骑自行车去。要在平时家长们是不会同意的，但此时他们大多都自顾不暇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批准了。八月十二日的气温几乎达到了４０度，我们商量后决定第二天晚上出发，大家先各自回家准备些钱和粮票。当天晚上的“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听到这些消息大家更觉得我们进京的计划是对的。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傍晚，我们六七个同学就蹬着自行车上路了。刚上京津公路不久，就下起了暴雨，大家在暴雨中拼命地猛蹬，一个多小时后雨停了，我们也骑出了六十多里路，到了杨村。大家想在路边休息一下，可大批的蚊子蜂拥而至，只好重新上路。因为我每年暑假都来北京祖父家玩所以对北京的路很熟，过了通县后由我带路。大约凌晨四五点时，我们进了建国门，串过了东长安街，终于到了天安门前。大家实在太累了，就倒在中山公园的红墙外睡着了。睡了大约半个小时，被公园上早班的工作人员唤醒，说是一会儿上班的高峰就要到了，在这里睡觉影响不好（当时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还在正常运转）。于是我们继续向西，几分钟后就到了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大家怀着敬仰和好奇的心情想往里看，无奈那巨大的影背墙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许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去华盛顿时，见到路人能够透过铁栏清楚地看到白宫里人员的户外活动时，还回想起第一次骑车路过新华门时的情景，不由得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深有感叹。我们又顺着府右街再次从中南海的侧门前骑过，虽然没有看到什么中央首长，但毕竟是围着中南海绕了半圈了，大家心里也感到挺满足了。在西四的一家早点铺香香地吃了一顿后，我们继续向大学区进发。本来是要去北大的，但到了人大门口时，由于实在太累了，就进去了。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中住下，大家把书包和湿衣服往由课桌搭成的大通铺上一丢，就急不可待地跑去看大字报。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孩子们，大字报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了。但不同的是当时我们那里院校的大字报除了一小部份是针对校党委中在运动初期被抛出的“走资派”外，主要都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而在北京的大字报有些却好像是指向更高层的，看起来颇有新鲜感。
十五日晚人大负责接待外地学生的人员通知我们第二天有中央首长接见，要在早六点集合。十六日早上我们被汽车拉到工人体育场，那里共有大约十万名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上午九点多（也许十点多，记不太清了）中央领导们开始出现在主席台上，我们当时所在的看台离主席台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人的面孔，有林彪，周恩来，刘少奇，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首先由林彪讲话，他刚刚用他那独有的软绵绵的长腔“同志们，同学们”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央领导第一次公开接见学生们，许多人出于宗教式的崇拜心理，非常渴望能亲眼目睹一下首长的尊容，还有许多人几辈子都没有见过什么大官，一定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开眼机会，于是有几十人上了主席台的屋顶，然后爬在屋檐边往下看。这时周恩来走到主席台的边上，抬起头和屋顶上的学生们讲，这样做太危险请他们马上下去。但学生们不听劝说，不肯离去。此时又有更多的学生陆续爬上了屋顶。周恩来和他身边的人们商量之后只好宣布由于会场秩序混乱，为了保障领导和同学们的安全，决定取消这次接见活动。这是中共建国后有如此众多最高层领导人参加的公开活动中，唯一被迫中途取消的一次。此事从未见报，在众多文革史料中也未被提及，自己“有幸”成为经历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十六日下午回到人大后，我们决定搬到北大去，骑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然后马上在北大校园内看大字报。十七日晚上学校又通知说第二天有中央领导接见，晚十点集合。我们被大公共汽车拉到西单附近下车，然后又编队向天安门进发。我们这批人被带到金水桥的正前方偏东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那里距金水桥只有三五十米，向天安门城楼望去，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约在凌晨三四点钟，我们的队伍又被带往东南方向几百米外的地方，比起大多数人来还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了。我们班一位姓李的同学那时正好去上厕所，所以和我们走差了，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后来听他讲，十八日凌晨五点多，毛泽东到了金水桥边的红卫兵中间，他隔着三五十米，看得很清楚，但挤不过去。回来也有此传说，但是非我亲眼所见，不知是否确切。又是十点钟左右，中央领导人们陆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解放后第一次穿上了绿色军装，广场上的学生们分辨不出他来，反到是一头白发的刘少奇被学生们一眼认出了。于是广场上的许多学生一起高呼“刘主席，我们想见毛主席！”可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几天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已经受到了批判，而毛正在发动的这场文革即将致他于死地。大会正式开始后，又是林彪讲话。这位被外界不为熟悉的国防部长再次在文革中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面使我们都有些惊讶，因为我们还不知他已经被订为副统帅了。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第一次戴上了北京红卫兵献上的“红袖章”，成为了红卫兵们的红司令，而震惊历史的“红卫兵运动”也从此迅速地席卷全国。
四十三年前我曾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而那个事件就是中国十年浩劫的“开幕式”。自己也历尽了“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磨难，好不容易在这块新大陆上站稳脚跟，也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前几天大家讨论过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幕前幕后的人可能都在这张照片里吧？？？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会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号称百万），从而正式把那场历时十年的浩劫从学校门内引向全社会。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那年的八月初，大学及附中的“红卫兵”们在我家所在的两所大学院子里把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都当做“牛鬼蛇神”抓去游了街，到处抄家，一时间都是所谓“红色恐怖”。我们班里的许多同学一方面对家长受到的“冲击”不太理解，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发生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了弄清个究竟，我和同班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决定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北京看看。我们那里与北京相距１２０公里，大家一商量决定骑自行车去。要在平时家长们是不会同意的，但此时他们大多都自顾不暇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批准了。八月十二日的气温几乎达到了４０度，我们商量后决定第二天晚上出发，大家先各自回家准备些钱和粮票。当天晚上的“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听到这些消息大家更觉得我们进京的计划是对的。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傍晚，我们六七个同学就蹬着自行车上路了。刚上京津公路不久，就下起了暴雨，大家在暴雨中拼命地猛蹬，一个多小时后雨停了，我们也骑出了六十多里路，到了杨村。大家想在路边休息一下，可大批的蚊子蜂拥而至，只好重新上路。因为我每年暑假都来北京祖父家玩所以对北京的路很熟，过了通县后由我带路。大约凌晨四五点时，我们进了建国门，串过了东长安街，终于到了天安门前。大家实在太累了，就倒在中山公园的红墙外睡着了。睡了大约半个小时，被公园上早班的工作人员唤醒，说是一会儿上班的高峰就要到了，在这里睡觉影响不好（当时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还在正常运转）。于是我们继续向西，几分钟后就到了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大家怀着敬仰和好奇的心情想往里看，无奈那巨大的影背墙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许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去华盛顿时，见到路人能够透过铁栏清楚地看到白宫里人员的户外活动时，还回想起第一次骑车路过新华门时的情景，不由得为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深有感叹。我们又顺着府右街再次从中南海的侧门前骑过，虽然没有看到什么中央首长，但毕竟是围着中南海绕了半圈了，大家心里也感到挺满足了。在西四的一家早点铺香香地吃了一顿后，我们继续向大学区进发。本来是要去北大的，但到了人大门口时，由于实在太累了，就进去了。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中住下，大家把书包和湿衣服往由课桌搭成的大通铺上一丢，就急不可待地跑去看大字报。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孩子们，大字报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了。但不同的是当时我们那里院校的大字报除了一小部份是针对校党委中在运动初期被抛出的“走资派”外，主要都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而在北京的大字报有些却好像是指向更高层的，看起来颇有新鲜感。
十五日晚人大负责接待外地学生的人员通知我们第二天有中央首长接见，要在早六点集合。十六日早上我们被汽车拉到工人体育场，那里共有大约十万名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上午九点多（也许十点多，记不太清了）中央领导们开始出现在主席台上，我们当时所在的看台离主席台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人的面孔，有林彪，周恩来，刘少奇，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首先由林彪讲话，他刚刚用他那独有的软绵绵的长腔“同志们，同学们”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央领导第一次公开接见学生们，许多人出于宗教式的崇拜心理，非常渴望能亲眼目睹一下首长的尊容，还有许多人几辈子都没有见过什么大官，一定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开眼机会，于是有几十人上了主席台的屋顶，然后爬在屋檐边往下看。这时周恩来走到主席台的边上，抬起头和屋顶上的学生们讲，这样做太危险请他们马上下去。但学生们不听劝说，不肯离去。此时又有更多的学生陆续爬上了屋顶。周恩来和他身边的人们商量之后只好宣布由于会场秩序混乱，为了保障领导和同学们的安全，决定取消这次接见活动。这是中共建国后有如此众多最高层领导人参加的公开活动中，唯一被迫中途取消的一次。此事从未见报，在众多文革史料中也未被提及，自己“有幸”成为经历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十六日下午回到人大后，我们决定搬到北大去，骑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然后马上在北大校园内看大字报。十七日晚上学校又通知说第二天有中央领导接见，晚十点集合。我们被大公共汽车拉到西单附近下车，然后又编队向天安门进发。我们这批人被带到金水桥的正前方偏东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那里距金水桥只有三五十米，向天安门城楼望去，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约在凌晨三四点钟，我们的队伍又被带往东南方向几百米外的地方，比起大多数人来还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了。我们班一位姓李的同学那时正好去上厕所，所以和我们走差了，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后来听他讲，十八日凌晨五点多，毛泽东到了金水桥边的红卫兵中间，他隔着三五十米，看得很清楚，但挤不过去。回来也有此传说，但是非我亲眼所见，不知是否确切。又是十点钟左右，中央领导人们陆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解放后第一次穿上了绿色军装，广场上的学生们分辨不出他来，反到是一头白发的刘少奇被学生们一眼认出了。于是广场上的许多学生一起高呼“刘主席，我们想见毛主席！”可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几天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已经受到了批判，而毛正在发动的这场文革即将致他于死地。大会正式开始后，又是林彪讲话。这位被外界不为熟悉的国防部长再次在文革中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面使我们都有些惊讶，因为我们还不知他已经被订为副统帅了。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第一次戴上了北京红卫兵献上的“红袖章”，成为了红卫兵们的红司令，而震惊历史的“红卫兵运动”也从此迅速地席卷全国。
四十三年前我曾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而那个事件就是中国十年浩劫的“开幕式”。自己也历尽了“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磨难，好不容易在这块新大陆上站稳脚跟，也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前几天大家讨论过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幕前幕后的人可能都在这张照片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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