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新中国妇女解放、妇女地位问题的一个例子。
2006年1月20日，长沙。曾经在新疆奋斗过的湘女们深情相聚。
维社记者 纪 群 报导 2009-08-05
/这部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电影表明，当它预定于今秋在全国上映时，各地的观众将会看到一部充满苦涩的革命浪漫主义欢乐的传说。(
电影戏剧化地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定居的故事。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谢瑞丹（Michael Sheridan）的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奴隶少女新娘的隐藏痛苦”（Hidden misery of Mao’s slave teenage brides）的报导。报导说，一批老年妇女出面讲述，当年她们是如何被虚假的培训和教育承诺引诱去中国的新边疆，结果发现自己被关在军营里，被强制与军人结婚。
中国记者还发现，毛泽东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军队中接受“思想改造”。
数千名战争中留下的寡妇也被征召到西部大荒原，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新丈夫孕育后代.
在“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的吸引下，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当军嫂定居和养儿育女（资料图片）
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次炼狱之旅。随着这部电影在政府密切监视下在北京开拍，一个欺骗大众、强迫婚姻和自杀的故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将被公布于众。
这些，让人们对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层占领和移民新疆的决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是自那以后，中国汉人和穆斯林维吾尔人之间的民族冲突的火种就开始埋下了。最近，人们目睹了新疆1997年暴动以来最血腥的暴乱。
在成千上万名移民西部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卢一萍所记述的这八千名来自湖南的女孩这么的悲凉。卢一萍花了5年时间，追踪采访当年湘女中幸存者，这些人当年大都是清纯的农村女孩，对“新中国”充满理想。
“当时，在新疆有20万名士兵，只有少数已经结婚了。所以，从1949年到1954年，军方上层在隐瞒征召女兵的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从中国各地征召了4万妇女进疆，”她说。
“她们被告知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绝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卢一萍在百度网上发表的采访中说。
而在湘女们在长途跋涉，刚到达西部时，就得到了当头一棒：她们被立即上了一堂“军事”课，其内容与苏联式的理想，或者建设工程毫无关联，而是“革命婚姻”。然后，她们被送到遍布各地的军营。一组20名的湘女发现她们被送到一个有1,000多人的军营，几天内，就马上与20名资格最老的军官结婚了。
当年15岁的肖叶群拒绝与一名26岁的部队政委王富民结婚。“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大9岁，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忆说。
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几十年后，就在中国准备庆祝解放60周年之时，肖叶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了。包括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当年的湘女戴庆媛回忆说，“军区的司令官王震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嫒还回忆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来说，觉得结婚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今天看到關于湘女的報道﹐幾乎全是“組織介紹﹐個人同意”﹐終于幸福的故事﹐尤其喜歡重點介紹當年積極分子﹑今日功成名就的八千分之一。也許對多數人來說﹐真是當年那些“我比胡楊淚更多”的往事﹐她們不願向人提起﹐甚至﹐“最難夜夜夢家鄉﹐想爹娘﹐淚汪汪﹐遙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許塞外﹐宜紅柳﹐似白楊”也早成了往事。她們那一代人的時運不濟還落在第二代人身上﹐因為等到１９７８年時﹐他們的子女早已成了農場職工﹐既不可能通過升學回到故鄉﹐更不可能舉家遷回原籍﹐不再把自己作為國家祭品的指盼﹐只能落在孫輩身上。
我家一位老鄰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戰末期從瀏陽招的老兵﹐隨王震入疆。說起當年﹐他曾介紹﹐有人眼見將孤身終老戈壁而絕望自殺。第一批女兵抵達時﹐狼多肉少﹐中下級軍官連女兵影子都沒見著﹐牢騷比以往猶甚﹐于是便有動員大會﹐剛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長大手一揮﹐豪氣干雲﹕黨中央毛主席說話算數﹐有些革命軍人瞎說只有首長才有老婆﹐不對﹗毛主席說了那就一定會做到﹐放心﹐老婆肯定會每人發一個的。
也許是人在講故事時﹐希望舉極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說的“發老婆”是實在的“發”﹐女兵們按指標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長身邊﹐剛一抵達﹐首長們便忙著收獲﹐至少並不全是《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的做思想工作﹐因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嚴重﹐因為“批判的武器”未必總是有用﹐所以﹐關鍵時刻還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門一反鎖﹐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麼﹐第二天大家就上來道喜。”老先生還笑言﹐還有為了免得首長之間互相挑選爭搶﹐就如公平發放戰利品一般﹐人剛一到就抓鬮﹐抓到誰是誰。這裡有多少為增大傳播效果的語氣誇張﹐我不知道﹐但當年聽人反復說起這段歷史﹐幾乎全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斗爭”的例子﹐少有“繪畫繡花”式的“雅致”和“從容不迫”。心智未開的時代﹐初聽陳年舊事﹐竟未如今天想來這般驚心動魄。──只在偶有一次聽說﹐有一車女兵被少數民族土匪給半路截走﹐“我們”的“軍需品”竟然成了他們的“戰利品”﹐那種憤怒呵。
事實上﹐作為戰利品或後勤裝備的﹐遠不止“八千湘女”﹐先後還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備給當地軍人。現在的說法﹐當年奔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知識青年以數十萬計﹐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東人。有的說法是﹐最開始是在山東招女兵﹐因為戰爭造成該省性別比例嚴重失調﹐許多寡婦也一並招來﹐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輕女學生﹐甚至還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過﹐越到後來﹐軍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復當年慘烈。其他省為那裡貢獻了多少女兒﹐手頭沒資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無人再記得她們。
我大抵能想象得出今天還活著的湘女在年輕記者遞近的話筒前﹐該是怎樣的反應。她們的命運恰如今天中國的命運﹐雖是強行成婚﹐一年年苦熬過來﹐少年青春被戈壁風沙染白了雙鬢﹐那人成了丈夫﹐成了孩子他爸﹐接受下來﹐接受下來﹐一切便成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一部分﹐父性的話語便左右了可憐的母親的記憶母親的感知。把強迫當成坦然的爭取﹐便在心理上擺脫了苦難﹐這還並非心理對苦難的適應﹐更有外在無時不在的灌輸之功﹐官方的話語強權最終會內化為她們的自我認識。湘女的子孫會譴責他們父母的婚姻麼﹖
只有我父母那一茬稍晚些的盲流﹐今天才會毫無“獻身邊疆”之類的大詞﹐因為沒有欺騙沒有強迫﹐沒有“認命”﹐只有“活命”。政策松動時﹐能遷則遷﹐不能遷則一定要子女考上大學離開這裡。
命運﹐就是無處可逃。如果我現在問母親﹐當年剛剛中學畢業的姨媽最終沒成為八千分之一﹐是幸還是不幸﹖也許她會深思半晌說﹐無所謂幸與不幸﹐因為姨媽很快嫁到一個遙遠的礦山成為礦工家屬﹐即使不曾早逝﹐幾十年後再看﹐並無好壞之別﹐甚至﹐在新疆意味著會有更多可能﹐因為在那個時代﹐那種家庭出身的人﹐別無選擇。某一天﹐等我給自己的孩子說道歷史﹐會告訴他﹐民族的悲劇時代﹐不僅是一顆大樹被伐倒﹐還有每個家庭﹑每個個人﹐像樹上每根枝條﹑每片葉子被揪下來﹐打在泥水裡。
所以﹐５５年過去﹐即使少數後來設法回到故鄉或離開新疆的“八千湘女”﹐聞知今天的活動﹐想來也會感動莫名﹐哪怕她今天依然在某個時候悄悄認為那是不堪回首的苦難﹐但依然會在這一刻留戀那早已解體但卻總可為人生意義有個交代和安慰的話語。至少﹐苦難總要成為一種獨特的情感記憶﹐是我們的一種心理需求。──如果還記得經常日本有當年“滿蒙開拓團”的成員或後人會悄悄回到他們的“滿洲”暗自憑吊一番﹐便會知曉這種人性的共通之處。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對苦難生活和命運都會有相似的的耐受性。當年建州韃子殺進家園﹐讓無數男女被淹沒在命運的血海中﹐最後﹐它還是變成了我們的大清。趙無眠的《假如日本戰勝了中國》﹐憤青自不能接受﹐但道理卻是如此冷酷無情。
也許﹐拿日本殖民者來進行比附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但在當年﹐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抵達各自的目的地時﹐情形又有何不同﹐今天的差別在于﹐一個是還在被肯定的有價值的“貢獻”﹐一個則早已是“被欺騙”。但是的但是﹐“湘女回故鄉”為什麼在湖南這塊地方這一活動會有如此的反響﹐的確還在許多人心中有別樣的歷史淵源意識﹐我母親就說﹐當年她想到將來為孩子起名﹐首先想到的就是從楊昌浚的那首《恭誦左公西行甘棠》中取字。我不知道熱烈響應者中是否有人還有那種潛意識﹐新疆之與湖南﹐用楊度《湖南少年歌》中肆無忌憚的說法便是﹕“茫茫回部幾千裡﹐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戰勝祁連山﹐得此湖南殖民地。”
是的﹐我終于小心把話題引到這兒﹐已經是一種可怕的政治冒犯﹐但是在紀念“八千湘女上天山”時﹐可曾有人想過一些維族人默默旁觀時﹐心頭掠過的是什麼感受﹖這是我在聽到這個選題時﹐第一時間的真實反應。因為我在那裡出生長大﹐有當時的切身體驗﹐在二十年後﹐民族問題越來越敏感微妙﹐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膨脹的時候﹐我無法不在這個時候產生聯想。
2006年1月20日，长沙。曾经在新疆奋斗过的湘女们深情相聚。
维社记者 纪 群 报导 2009-08-05
/这部名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的电影表明，当它预定于今秋在全国上映时，各地的观众将会看到一部充满苦涩的革命浪漫主义欢乐的传说。(
电影戏剧化地讲述了在上世纪50年代期间，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定居的故事。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谢瑞丹（Michael Sheridan）的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奴隶少女新娘的隐藏痛苦”（Hidden misery of Mao’s slave teenage brides）的报导。报导说，一批老年妇女出面讲述，当年她们是如何被虚假的培训和教育承诺引诱去中国的新边疆，结果发现自己被关在军营里，被强制与军人结婚。
中国记者还发现，毛泽东曾批准派遣了900名原上海妓女到军队中接受“思想改造”。
数千名战争中留下的寡妇也被征召到西部大荒原，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新丈夫孕育后代.
在“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的吸引下，数千名年纪在13到19岁的少女，随着军队的足迹，来到中国遥远西部的穆斯林地区当军嫂定居和养儿育女（资料图片）
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次炼狱之旅。随着这部电影在政府密切监视下在北京开拍，一个欺骗大众、强迫婚姻和自杀的故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将被公布于众。
这些，让人们对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层占领和移民新疆的决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是自那以后，中国汉人和穆斯林维吾尔人之间的民族冲突的火种就开始埋下了。最近，人们目睹了新疆1997年暴动以来最血腥的暴乱。
在成千上万名移民西部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的故事，像作家卢一萍所记述的这八千名来自湖南的女孩这么的悲凉。卢一萍花了5年时间，追踪采访当年湘女中幸存者，这些人当年大都是清纯的农村女孩，对“新中国”充满理想。
“当时，在新疆有20万名士兵，只有少数已经结婚了。所以，从1949年到1954年，军方上层在隐瞒征召女兵的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从中国各地征召了4万妇女进疆，”她说。
“她们被告知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绝口未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卢一萍在百度网上发表的采访中说。
而在湘女们在长途跋涉，刚到达西部时，就得到了当头一棒：她们被立即上了一堂“军事”课，其内容与苏联式的理想，或者建设工程毫无关联，而是“革命婚姻”。然后，她们被送到遍布各地的军营。一组20名的湘女发现她们被送到一个有1,000多人的军营，几天内，就马上与20名资格最老的军官结婚了。
当年15岁的肖叶群拒绝与一名26岁的部队政委王富民结婚。“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大9岁，我不愿意当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她回忆说。
他就拿出了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自己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几十年后，就在中国准备庆祝解放60周年之时，肖叶群和其他湘女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了。包括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当年的湘女戴庆媛回忆说，“军区的司令官王震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从将军的话里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就哭了.
戴庆嫒还回忆说，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来说，觉得结婚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多少爱，十分压抑。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固守疆土，扎根边疆。我认为那种婚姻是道德婚姻。过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我们的组织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不敢说不服从命令，所以那个时候都服从了。
今天看到關于湘女的報道﹐幾乎全是“組織介紹﹐個人同意”﹐終于幸福的故事﹐尤其喜歡重點介紹當年積極分子﹑今日功成名就的八千分之一。也許對多數人來說﹐真是當年那些“我比胡楊淚更多”的往事﹐她們不願向人提起﹐甚至﹐“最難夜夜夢家鄉﹐想爹娘﹐淚汪汪﹐遙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許塞外﹐宜紅柳﹐似白楊”也早成了往事。她們那一代人的時運不濟還落在第二代人身上﹐因為等到１９７８年時﹐他們的子女早已成了農場職工﹐既不可能通過升學回到故鄉﹐更不可能舉家遷回原籍﹐不再把自己作為國家祭品的指盼﹐只能落在孫輩身上。
我家一位老鄰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戰末期從瀏陽招的老兵﹐隨王震入疆。說起當年﹐他曾介紹﹐有人眼見將孤身終老戈壁而絕望自殺。第一批女兵抵達時﹐狼多肉少﹐中下級軍官連女兵影子都沒見著﹐牢騷比以往猶甚﹐于是便有動員大會﹐剛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長大手一揮﹐豪氣干雲﹕黨中央毛主席說話算數﹐有些革命軍人瞎說只有首長才有老婆﹐不對﹗毛主席說了那就一定會做到﹐放心﹐老婆肯定會每人發一個的。
也許是人在講故事時﹐希望舉極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說的“發老婆”是實在的“發”﹐女兵們按指標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長身邊﹐剛一抵達﹐首長們便忙著收獲﹐至少並不全是《激情燃燒的歲月》裡的做思想工作﹐因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嚴重﹐因為“批判的武器”未必總是有用﹐所以﹐關鍵時刻還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門一反鎖﹐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麼﹐第二天大家就上來道喜。”老先生還笑言﹐還有為了免得首長之間互相挑選爭搶﹐就如公平發放戰利品一般﹐人剛一到就抓鬮﹐抓到誰是誰。這裡有多少為增大傳播效果的語氣誇張﹐我不知道﹐但當年聽人反復說起這段歷史﹐幾乎全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斗爭”的例子﹐少有“繪畫繡花”式的“雅致”和“從容不迫”。心智未開的時代﹐初聽陳年舊事﹐竟未如今天想來這般驚心動魄。──只在偶有一次聽說﹐有一車女兵被少數民族土匪給半路截走﹐“我們”的“軍需品”竟然成了他們的“戰利品”﹐那種憤怒呵。
事實上﹐作為戰利品或後勤裝備的﹐遠不止“八千湘女”﹐先後還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備給當地軍人。現在的說法﹐當年奔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知識青年以數十萬計﹐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東人。有的說法是﹐最開始是在山東招女兵﹐因為戰爭造成該省性別比例嚴重失調﹐許多寡婦也一並招來﹐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輕女學生﹐甚至還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過﹐越到後來﹐軍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復當年慘烈。其他省為那裡貢獻了多少女兒﹐手頭沒資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無人再記得她們。
我大抵能想象得出今天還活著的湘女在年輕記者遞近的話筒前﹐該是怎樣的反應。她們的命運恰如今天中國的命運﹐雖是強行成婚﹐一年年苦熬過來﹐少年青春被戈壁風沙染白了雙鬢﹐那人成了丈夫﹐成了孩子他爸﹐接受下來﹐接受下來﹐一切便成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一部分﹐父性的話語便左右了可憐的母親的記憶母親的感知。把強迫當成坦然的爭取﹐便在心理上擺脫了苦難﹐這還並非心理對苦難的適應﹐更有外在無時不在的灌輸之功﹐官方的話語強權最終會內化為她們的自我認識。湘女的子孫會譴責他們父母的婚姻麼﹖
只有我父母那一茬稍晚些的盲流﹐今天才會毫無“獻身邊疆”之類的大詞﹐因為沒有欺騙沒有強迫﹐沒有“認命”﹐只有“活命”。政策松動時﹐能遷則遷﹐不能遷則一定要子女考上大學離開這裡。
命運﹐就是無處可逃。如果我現在問母親﹐當年剛剛中學畢業的姨媽最終沒成為八千分之一﹐是幸還是不幸﹖也許她會深思半晌說﹐無所謂幸與不幸﹐因為姨媽很快嫁到一個遙遠的礦山成為礦工家屬﹐即使不曾早逝﹐幾十年後再看﹐並無好壞之別﹐甚至﹐在新疆意味著會有更多可能﹐因為在那個時代﹐那種家庭出身的人﹐別無選擇。某一天﹐等我給自己的孩子說道歷史﹐會告訴他﹐民族的悲劇時代﹐不僅是一顆大樹被伐倒﹐還有每個家庭﹑每個個人﹐像樹上每根枝條﹑每片葉子被揪下來﹐打在泥水裡。
所以﹐５５年過去﹐即使少數後來設法回到故鄉或離開新疆的“八千湘女”﹐聞知今天的活動﹐想來也會感動莫名﹐哪怕她今天依然在某個時候悄悄認為那是不堪回首的苦難﹐但依然會在這一刻留戀那早已解體但卻總可為人生意義有個交代和安慰的話語。至少﹐苦難總要成為一種獨特的情感記憶﹐是我們的一種心理需求。──如果還記得經常日本有當年“滿蒙開拓團”的成員或後人會悄悄回到他們的“滿洲”暗自憑吊一番﹐便會知曉這種人性的共通之處。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對苦難生活和命運都會有相似的的耐受性。當年建州韃子殺進家園﹐讓無數男女被淹沒在命運的血海中﹐最後﹐它還是變成了我們的大清。趙無眠的《假如日本戰勝了中國》﹐憤青自不能接受﹐但道理卻是如此冷酷無情。
也許﹐拿日本殖民者來進行比附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但在當年﹐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抵達各自的目的地時﹐情形又有何不同﹐今天的差別在于﹐一個是還在被肯定的有價值的“貢獻”﹐一個則早已是“被欺騙”。但是的但是﹐“湘女回故鄉”為什麼在湖南這塊地方這一活動會有如此的反響﹐的確還在許多人心中有別樣的歷史淵源意識﹐我母親就說﹐當年她想到將來為孩子起名﹐首先想到的就是從楊昌浚的那首《恭誦左公西行甘棠》中取字。我不知道熱烈響應者中是否有人還有那種潛意識﹐新疆之與湖南﹐用楊度《湖南少年歌》中肆無忌憚的說法便是﹕“茫茫回部幾千裡﹐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戰勝祁連山﹐得此湖南殖民地。”
是的﹐我終于小心把話題引到這兒﹐已經是一種可怕的政治冒犯﹐但是在紀念“八千湘女上天山”時﹐可曾有人想過一些維族人默默旁觀時﹐心頭掠過的是什麼感受﹖這是我在聽到這個選題時﹐第一時間的真實反應。因為我在那裡出生長大﹐有當時的切身體驗﹐在二十年後﹐民族問題越來越敏感微妙﹐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膨脹的時候﹐我無法不在這個時候產生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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