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星期没读汪曾祺，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一个月不读汪曾祺，在我多年里，是没有过的事。长时间不读汪曾祺，对文字的感觉变得不敏感，下笔会感到生涩，滞重。更主要的，是会生出有一种深重的依念之感。
初次读到汪曾祺，还是多年前在学校的时候。当班上同学在化学结构的”乌龟壳”里转悠，在三羧酸循环的”麻花”中打结，在统计学公式的“楼梯”上翻滚的时候，哥儿几个不务正业的伙伴，下午放了学，就忙着去看新潮画派的画展，去电影院门口卖了粮票看电影。晚上，躺在寝室里讨论沈从文、宗璞、白桦、张洁、顾城、舒婷、北岛……
一天，杂志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姓汪的，不知道是何路神仙。汪曾祺？又一位没听说过的。
一读到他的小说《受戒》，当夜几个人就在卧谈会上叫好：小说竟有这种路数的，没见过。
嘿！
一篇一万二千字的写和尚爱情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是,却那样迷人，那样美，那样有诗意。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的初恋，被描写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
请允许我抄一点书。你看看！
……
她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
“上午？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再请看！
……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
有一次，一位乡村干部亲口告诉汪曾祺，说，一次他们那儿开农村干部会，第二天收拾会场时，看见一块桌布上，竟然全是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一句，全都背下来了！
《受戒》的稿末，有两行小字：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
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一个静静的深夜，又一次读到这两行字，我突然非常感动，一种痛惜的温暖回环在胸，不觉眼
眶湿润。
刚接触到汪曾祺的东西，一种说不出的模模糊糊的感觉。是一种陌生的惊喜？还是一种平静的愉悦？说不清。总之，觉得他的东西有“嚼头”！有一种和以前读过的东西不相同的滋味。一种可以长时间地咀嚼、慢慢地品味的东西。
故事人人会编，细节有人会写，至于语言，不是下过极大的功夫和某种天赋，可能达不到汪曾祺的这种高度。
一直觉得，写小说，一是写语言。二是写细节。散文呢，诗呢，恐怕语言和意境、感觉，都重要。
写东西，主要不是写故事，主要不是写大道理。故事人人会编，当然有人讲得有趣一些，有人讲得乏味一些。至于道理么，好像古今中外的书上，就是那些，翻来覆去地讲，把人讲得更糊涂了。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汪曾祺的第一贡献，我觉得是语言。
很少华丽的词藻。他很重视语感，重视用词的准确性。他的孙女“批评”他的文章说：不好，“没词儿！”
他说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他说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代表作《荔枝蜜》，《茶花赋》），二坏于刘白羽（代表作《长江三日》）。过度抒情，过度雕琢，读起来有“女郎诗”的味道。他说，有一种模式，不论搞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卒章显其志，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贴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
他还说，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
我们真是很需要对汪曾祺这种自成一家的精美语言的享受！
读东西，我自己的体会，有三个层次。一是，知晓。学到了东西，得明白了的快乐。二是引起思考。深化了一层，从快乐过渡到扩展开来的感觉，豁然开朗。三是品味，玩味，吟咏，反复的咀嚼，回味无尽。有欣赏元明青花瓷中的好看的写意人物的味道，和极乐不同，是一种慢慢地融进自己血液和渗透到身体个部位的久久存留的感觉。
他的语言，如果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就是算许多好中的一个，但是在八九十年代，就是相当地突出的好了。
他对往事的眷恋，或浓或淡的离愁别绪，和着乡愁，以及对朋友乡亲的友情，他都用他的特殊的文字风格，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出来。
他对事物的描写非常传神贴切，就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也会被他写得“味透纸背”。(其女儿汪朝语)
汪曾祺再度写作时，因为文革中搞“样板戏”的问题（说过江青的好话，不是一般的话。这事容我以后慢慢讲来。）被再度审查，事没完，人被晾在了那儿。他的西南联大的同学李荣、朱德熙（后为北大副校长）为此不平，他们在工作中和当时管事的胡乔木（当时胡好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吧？）有来往。李荣对胡乔木极力推荐说：“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李荣何许人也？话敢说得这么大？取出你手边的《现代汉语词典》看看，主编之一就是这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所长、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李荣。胡还为汪调动的事写了条子。（后未进行。）
汪曾祺很敬佩他的老师沈从文，认为沈是他见过的真正淡泊的作家，这种淡泊，不仅是一种品德，而且是一种境界。汪曾祺也是甘于淡泊的人，他才可能把他内心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传达给了读者。
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
汪曾祺曾在北京文联做过几年编辑。北京文联的领导老舍曾说，他在北京文联只“怕”两个人，一是端木蕻良，一个是汪曾祺。这个怕，不是说他们有多厉害。而是说，汪曾祺在文学上青出于蓝，定能有所成就。
还有，当时的文联、作协的领导人、诗人郭小川说过，他记得汪曾祺说，别人这样写过，我就尽量不这样写。
这就是为什么汪曾祺能够独树一帜，创造出一种与别人不同的文字风格。
汪不但能写戏，还能演戏，不但能写小说散文，还能写旧诗。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西南联大在昆明巫家坝上演《家》，鸣凤鬼魂下场后，汪曾祺扮演的老更夫在昏暗的舞台中间，敲起了锣，锣声和报更的喑哑声回荡在剧场里。几十年后，作家宗璞还记得老更夫的模样，说，汪曾祺的声音，至今还还响在耳边。
1997年5月，汪曾祺到四川参加“五粮液笔会”，多喝了几杯，因为肝硬化引发的消化道大出血，于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他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
汪曾祺在他写的京剧剧本《裘盛戎》里，有这样一句悼念京剧艺术家、花脸大家裘盛戎先生的唱词：“昨日的故人已不在，昨日的花，还在开。”
是的，人已远行，但是汪曾祺留下的文字，如同不凋谢的鲜花一样，长久盛开在中国文学史上，盛开在一代代读者的心中。
200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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