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可能在此坛会有些共鸣，贴一下）
文革期间，原上海地下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被揪斗关押之苦。原上海地下党的几位市委书记们，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谓叛徒问题，被“疑似叛徒们”领导的上海地下党自然就成了“赤膊”党组织。成员们文革前几乎都已在大小领导岗位上，且因其中知识分子居多，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线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于是差不多人人逃躲不了被关押揪查一遍叛徒问题和走资派问题。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一个毛生日的夜晚，俺傻乎乎地参加组织了白天学校的庆祝活动后，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
不久，我们一个楼里十户人家中，有两户家里有了遇难亡者，含冤而去。一时真让人感觉到了血雨腥风。其中一位是我一同学的母亲，因被追究其地主出身，不堪忍受残酷批斗和羞辱；另一位是市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他在二十年代就已参加革命，是电影《东进序曲》中，只身深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人物原型。因资历很老，听说其行政级别特别高（好像是6级），高于上海主要市领导（8、9级）。但职务比同期参加革命者要低，多半是因为他早年在四川地下工作中被捕过。文革初期据说是在张春桥授意下迫害致死的，尸首上遍体鳞伤。
父母能熬过文革那些日子，靠了信念，更靠心中有相互支撑。母亲原在自己单位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缘很好，67年中还曾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但受父亲牵连，在父亲被关押后，被清除出革委会重新受审查。母亲也有过软弱的时候。俺平生唯一的一次见过母亲流泪，是在被宣布清除出革委会，家里存款冻结，只发生活费的那天。母亲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情况时，说出了上不能对老人尽孝、下不能保护子女的痛苦和担忧。全家抱头大哭一场的情景叫人刻骨铭心。
几天后母亲又坚强起来，了解到了父亲有先见之明，曾在大姑母那里留过不大的一笔钱。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钱作为贴补，衣食不会有忧。外祖父有点退休工资，且有将以前母亲每月寄给的钱积蓄起来的习惯。居住乡村生活费用又低，和外祖母俩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大困难。母亲心头的忧虑稍解。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姐们交过底。要我们相信他们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弄堂里有不少从三野部队转来的干部在文革中没受到冲击。俺家却被抄家两次（父母单位各来一次），在弄堂里是少有的（可能是唯一的）。全家上下都受到极大压力。父母先被关押，后去干校劳动。节假日回来还要被迫去向里弄老太专政队报到受监督。孩子们从根正苗红一下子成了黑类。老哥和俺进出弄堂和走在家附近街上时，常会受到差不多同龄的小孩们欺负。无法吹出英雄气概来，那时见到不怀好意逼近过来的几个男或女，只有一个念头，逃，落荒而逃。黑幽默一下：俺日后在中学里显示出的中长跑能力，可能就是在那时练就的。那是俺经历过的一段近乎孤儿，夜间时有恶梦缠绕的日子的开始。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大姐二姐担起了照顾弟妹的担子。一起商量如何应对父母单位造反派的问讯。两人曾一起被迫参加过市委造反派恶搞的“走资派子女批斗走资派”大会（见过前市长曹狄秋的女儿受迫出来批判其父亲）。俺那时常常在俩姐深夜还在商量议论的声音中，忧心忡忡地入眠。家中一度曾存款被冻结，父母工资被扣，只发给少量生活费。大姐为备家有不时之需（要置办上山下乡的必需物品），想存点钱，就让家里出现了数月只有青菜咸菜下饭的状况。还变着法儿换味儿，有青菜蘸醋，青菜蘸辣糊，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可毕竟五人都在长身体阶段，搞得人人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的俺更是糟糕。一天早晨随三姐去菜场排队买青菜时，在人群中被挤得两眼一黑，晕倒在菜市场。醒来时脖上好几条由好心人给刮痧留下的紫褐色条纹，三姐和大姐两人在旁边垂泪。后来听三姐说，她见俺晕过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周围人纷纷说：快，快回去叫大人。她边哭边往家跑，想着家里哪有什么大人？到家告诉大姐，大姐一下子就急哭了。两人急忙赶回菜场，一路上大姐直叹，怎么办啊怎么办？幸好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较严重贫血，血红蛋白低。
家庭问题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个月内先后下乡。二姐下市郊农场后拿到第一笔工资（每月18元），立即给家里寄来十元。三姐比二姐晚一个月下外地农场，紧跟着也寄来十元。大姐收到后流泪长叹，立即去信叫她们切勿再寄，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和营养。
三姐在二姐已定下农场后原有留城的机会，但觉得弟和妹还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顾。毅然报名下乡，想把留城机会给大姐。可三姐离城一个多月后，毛12.21指示发表了。大姐一听广播指示内容就苦笑着对俺说，姐也要下乡去了，今后你们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了。…去年回国时，读了大姐收拾旧物时理出来的早年文革前所写周记，里面有多篇讲到小妹生病发烧。父母不在家，保姆不会看体温计，难以判断是否要去医院。姐的课也上不安心，总是急急赶回。手足情深，溢于言表。想起来，姐说出要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时有多难受和无奈。…记忆中那真是个漆黑漫长的临近冬至夜，没有星亮，没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却因所谓家庭问题，不够去边疆反修前线的资格。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农村插队。二姐去农场数年后，被抽回上海外院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有家庭问题者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还有老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俺想加入个什么，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
父母不仅在外受关押批斗，还要承受牵连子女的内疚，这种内疚往往更折磨人。这种父母的内疚和对儿女的深情，只有自己为人母后才能体会其中一二。文革后，父母都曾两次重新作结论。第一次重新作结论还在“两个凡是”阶段，带了“错误地批评中央领导”的尾巴（文革时的结论是“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其实也就是文革初期，他们觉得那斗争不正常，在怀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愤报复时提到了毛，不见得真对毛有什么认识）。第二次重新结论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结论后父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时俺已上了大学，得系领导召见，将从档案中取出的俺为了加入组织而写的厚厚的对父母问题的认识材料，交还给了俺。并告诉我，她读了俺写的东东，在所谓的批判中不失为人女的认真思考和对父母的感情，文中见人品，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计这成了俺后来在大三还是学生时，就被指派去兼80届的辅导员，毕业后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几年前，父母亲的骨灰被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后，我们拜读了一下邻近几位逝者由家人写的介绍。竟然有一半左右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有好几位是大厂的厂长或书记，逝离人世时的年龄都才四十多一点。原以为上海那时的“无情打击”涉及面的深和广，没有北京天子脚下那么可怕，没想到在工人运动的故乡，工厂里斗争竟如此惨烈。
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父兄辈有多少人曾“在生死线上受煎熬”。而我们经历过了那一段，感受到了那在任何情况下都挡不住的父母爱及他们的言传身教。看淡了荣辱（和所谓名利大事），懂得了珍惜（所拥有的和许多暖心小事），在心理承受力上更是（引伸一下虎教授在其文中引用过的话）：
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咱们都能对付！
文革期间，原上海地下党成员几乎无一幸免被揪斗关押之苦。原上海地下党的几位市委书记们，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谓叛徒问题，被“疑似叛徒们”领导的上海地下党自然就成了“赤膊”党组织。成员们文革前几乎都已在大小领导岗位上，且因其中知识分子居多，有相当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线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于是差不多人人逃躲不了被关押揪查一遍叛徒问题和走资派问题。早有“严重右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里的父亲，在运动进行到揪斗市委部委级干部的第一时间内，就被抛了出来。记得那是在一个毛生日的夜晚，俺傻乎乎地参加组织了白天学校的庆祝活动后，父亲晚上没有回家，母亲一夜未眠。父亲这一被关押就是四年多未进过家门。
不久，我们一个楼里十户人家中，有两户家里有了遇难亡者，含冤而去。一时真让人感觉到了血雨腥风。其中一位是我一同学的母亲，因被追究其地主出身，不堪忍受残酷批斗和羞辱；另一位是市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他在二十年代就已参加革命，是电影《东进序曲》中，只身深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人物原型。因资历很老，听说其行政级别特别高（好像是6级），高于上海主要市领导（8、9级）。但职务比同期参加革命者要低，多半是因为他早年在四川地下工作中被捕过。文革初期据说是在张春桥授意下迫害致死的，尸首上遍体鳞伤。
父母能熬过文革那些日子，靠了信念，更靠心中有相互支撑。母亲原在自己单位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缘很好，67年中还曾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但受父亲牵连，在父亲被关押后，被清除出革委会重新受审查。母亲也有过软弱的时候。俺平生唯一的一次见过母亲流泪，是在被宣布清除出革委会，家里存款冻结，只发生活费的那天。母亲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告诉我们情况时，说出了上不能对老人尽孝、下不能保护子女的痛苦和担忧。全家抱头大哭一场的情景叫人刻骨铭心。
几天后母亲又坚强起来，了解到了父亲有先见之明，曾在大姑母那里留过不大的一笔钱。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钱作为贴补，衣食不会有忧。外祖父有点退休工资，且有将以前母亲每月寄给的钱积蓄起来的习惯。居住乡村生活费用又低，和外祖母俩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大困难。母亲心头的忧虑稍解。母亲预感到也会被关押，给姐们交过底。要我们相信他们历史清白（没有被捕过当然谈不上叛变），也相信他们的坚强。他们经历过49年前更险恶的年月，也一定能熬过眼前的困难。
弄堂里有不少从三野部队转来的干部在文革中没受到冲击。俺家却被抄家两次（父母单位各来一次），在弄堂里是少有的（可能是唯一的）。全家上下都受到极大压力。父母先被关押，后去干校劳动。节假日回来还要被迫去向里弄老太专政队报到受监督。孩子们从根正苗红一下子成了黑类。老哥和俺进出弄堂和走在家附近街上时，常会受到差不多同龄的小孩们欺负。无法吹出英雄气概来，那时见到不怀好意逼近过来的几个男或女，只有一个念头，逃，落荒而逃。黑幽默一下：俺日后在中学里显示出的中长跑能力，可能就是在那时练就的。那是俺经历过的一段近乎孤儿，夜间时有恶梦缠绕的日子的开始。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大姐二姐担起了照顾弟妹的担子。一起商量如何应对父母单位造反派的问讯。两人曾一起被迫参加过市委造反派恶搞的“走资派子女批斗走资派”大会（见过前市长曹狄秋的女儿受迫出来批判其父亲）。俺那时常常在俩姐深夜还在商量议论的声音中，忧心忡忡地入眠。家中一度曾存款被冻结，父母工资被扣，只发给少量生活费。大姐为备家有不时之需（要置办上山下乡的必需物品），想存点钱，就让家里出现了数月只有青菜咸菜下饭的状况。还变着法儿换味儿，有青菜蘸醋，青菜蘸辣糊，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可毕竟五人都在长身体阶段，搞得人人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的俺更是糟糕。一天早晨随三姐去菜场排队买青菜时，在人群中被挤得两眼一黑，晕倒在菜市场。醒来时脖上好几条由好心人给刮痧留下的紫褐色条纹，三姐和大姐两人在旁边垂泪。后来听三姐说，她见俺晕过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周围人纷纷说：快，快回去叫大人。她边哭边往家跑，想着家里哪有什么大人？到家告诉大姐，大姐一下子就急哭了。两人急忙赶回菜场，一路上大姐直叹，怎么办啊怎么办？幸好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较严重贫血，血红蛋白低。
家庭问题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个月内先后下乡。二姐下市郊农场后拿到第一笔工资（每月18元），立即给家里寄来十元。三姐比二姐晚一个月下外地农场，紧跟着也寄来十元。大姐收到后流泪长叹，立即去信叫她们切勿再寄，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和营养。
三姐在二姐已定下农场后原有留城的机会，但觉得弟和妹还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顾。毅然报名下乡，想把留城机会给大姐。可三姐离城一个多月后，毛12.21指示发表了。大姐一听广播指示内容就苦笑着对俺说，姐也要下乡去了，今后你们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了。…去年回国时，读了大姐收拾旧物时理出来的早年文革前所写周记，里面有多篇讲到小妹生病发烧。父母不在家，保姆不会看体温计，难以判断是否要去医院。姐的课也上不安心，总是急急赶回。手足情深，溢于言表。想起来，姐说出要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时有多难受和无奈。…记忆中那真是个漆黑漫长的临近冬至夜，没有星亮，没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却因所谓家庭问题，不够去边疆反修前线的资格。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农村插队。二姐去农场数年后，被抽回上海外院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有家庭问题者不可能去外交线上工作。还有老哥的中学毕业分配，三姐的农场上调，俺想加入个什么，都因家庭问题而困难重重。。。
父母不仅在外受关押批斗，还要承受牵连子女的内疚，这种内疚往往更折磨人。这种父母的内疚和对儿女的深情，只有自己为人母后才能体会其中一二。文革后，父母都曾两次重新作结论。第一次重新作结论还在“两个凡是”阶段，带了“错误地批评中央领导”的尾巴（文革时的结论是“犯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其实也就是文革初期，他们觉得那斗争不正常，在怀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愤报复时提到了毛，不见得真对毛有什么认识）。第二次重新结论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结论后父母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时俺已上了大学，得系领导召见，将从档案中取出的俺为了加入组织而写的厚厚的对父母问题的认识材料，交还给了俺。并告诉我，她读了俺写的东东，在所谓的批判中不失为人女的认真思考和对父母的感情，文中见人品，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计这成了俺后来在大三还是学生时，就被指派去兼80届的辅导员，毕业后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几年前，父母亲的骨灰被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后，我们拜读了一下邻近几位逝者由家人写的介绍。竟然有一半左右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有好几位是大厂的厂长或书记，逝离人世时的年龄都才四十多一点。原以为上海那时的“无情打击”涉及面的深和广，没有北京天子脚下那么可怕，没想到在工人运动的故乡，工厂里斗争竟如此惨烈。
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父兄辈有多少人曾“在生死线上受煎熬”。而我们经历过了那一段，感受到了那在任何情况下都挡不住的父母爱及他们的言传身教。看淡了荣辱（和所谓名利大事），懂得了珍惜（所拥有的和许多暖心小事），在心理承受力上更是（引伸一下虎教授在其文中引用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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