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是父亲节，家家都会庆祝，但方法不同，不象母亲节又送花又有吃饭。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只收到两三个网上来给父亲的订单，送出去2个订单，仅此而已，好像很惨。其实因为父亲总是忙于挣钱养家，和孩子们很少在一起，忙一天下来又累又饿，也较少与孩子沟通，所以孩子们似乎和母亲更亲些。和父亲就不太亲。
我家也是如此。我从小长大就好像很少和父亲在一起。一辈子大概前后才在一起住过11年，还包括我走前他住在我家的5年。
我出生的头三年在西安，那时父亲和我们一起，他说小时候把我丢了，全家敲着锣到处找我，后来在公园里找到我，人家把我放在了台子上，大家欢喜而归。我太小什么也记不得，这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只记得父亲抱着我的照片。
回到济南，我们住在爷爷家，我记事时很少见到他。解放了，我们到了北京，父亲在中国医药总公司工作，住在天津。记得暑假父亲会接我去天津玩，那时候小西瓜是1角1个，父亲经常给我买，一次不知我闹什么，父亲还踢了我。每年过节他回来会带些天津的特产，有一次带的元宵，到家都坏了。54年以后，他调回了北京，我们在交道口大二条租住父亲朋友天津第一医院院长万大夫的房子。父亲是非常爱干净的人，每天回来都要拿那个抽子掸半天鞋上的灰尘。记得父亲很爱种东西，院子里搭起架子，种了葫芦，香炉南瓜，丝瓜等等，红红绿绿，很好看。爸爸带着我去山东益都把奶奶也接来住了。到了过阴历新年父亲就大显身手，做酥鱼，拔丝山药，丰丰富富的年饭，一家乐融融。父亲家的亲戚也会常来看我们，因为奶奶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的表亲就很多，都是些有学问的。父亲的朋友也很多，我经常跟他去拜访他们。
转过年头开始肃反了，有一天母亲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父亲，给他送去衣服，妈买了花生给他。大概有好几个月没回家，后来又回来了，生活也没大变化。57年的一天，父亲单位来了辆汽车，父亲走了，去了天津茶淀农场劳动教养。对门邻居小明说他妈说的我父亲是反革命。
因为要入团我去问母亲父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父亲单位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年（1932年）在北京工业大学（现在的北京理工学院）上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和林枫，赖若愚在一个党小组。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还到南京去请过愿，卧过轨。后来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他就到古北口参加了抗日义勇军，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我的伯父是北大的教授，回家叫爷爷掏了金子，把父亲赎了出来。赶快把他送回老家，爷爷立刻买了很多的无线电器材，教他安生在家学技术，并且赶快给他娶了媳妇，生了我的哥哥。
后来他为抗日又到了延安，在抗大念书，还听过毛主席的讲课。但不知什么原因（从来也没问过）他又离开延安，跑到了西安。那时我的伯父和伯母在西安，父亲是个非常聪明又心灵手巧的人，我的伯母谢冰莹当时在西安办《黄河杂志》，斯诺到延安前在西安落脚，因为他和我的伯母是朋友，他的打字机坏了，还是伯母清我父亲帮他修好的，父亲说斯诺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因为日本人来了，火车不通，大西北就没有墨水用。父亲就开了个黄河墨水厂，生产墨水片，用时一冲水就可以。那时祖父也叫母亲带着哥哥到了西安。母亲说她门跟着逃难的坐大车从山东过去的。辛劳的母亲天天在那里熬墨水，生意当然一直不错，直到日本投降了，火车又通了，墨水也运进来了，父亲的生意也就没法做了。48年他们经北京回到山东老家。在北京见到伯父伯母，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们，我才三岁。后来他们全家去了台湾，从此就天各一方了。
因为这些事，父亲才被审查，被劳教。61年劳教期满，父亲本可以回北京但是没有工作怎么办？所以他和母亲商量决定留在农场。因祸得福，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在里边的都没有受任何的冲击。69年林彪1号命令下来后，劳教人员内迁，父亲不但没离开天津还被调到了天津马钢厂看大门。多年的孤独生活使父亲养成了特别的习惯就是一天24小时都开着收音机，回到北京也如此，大概那是陪伴他走过这么多年的唯一的声音。
80年，大哥从美国找回来，父亲大哭，整整三十多年了才有了亲人的消息，一言难尽。后来落实政策父亲回到北京，去找他原来的单位，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好像档案都没了，不了了之，父亲已经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去管这些事了。我们想找他们又怎么样，就算了。
82年我通过了教育部出国进修的考试，也有了出国的名额，那时家庭背景已不象以前那样重要，但还是要调查一番。我才问父亲到底是为了什么事他被送去劳教的。他说就是因为伯父和伯母都是国民党，又在台湾，所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又查不清。我们所的人调查完回来后没说这些，她们跟我说：如果你父亲不离开共产党早就是大干部了。是啊，林枫原来是中央党校校长，赖若愚是全国总工会主席，老爸如果......,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他是个大干部，肯定也早象林枫他们那样被整得稀里哗啦了，哪有这种福气躲过劫难的。
88年我到旧金山，伯母谢冰莹让我问我父亲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我回家问起他，父亲说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伯父和伯母的关系才挨整，虽然平反了，谁知道政策会不会变，他不想再有麻烦了,人的一生啊！
89年那件事情过后，父亲对我说：“走吧，去了就别回来了。”我到了旧金山，和伯母说了父亲说的话，她也感慨万分。
父亲是个孝子，奶奶去世前得了脑软化，全是父亲伺候他，并送了终。父亲是个好祖父，85年母亲去世后，先生请父亲搬到我们家住，他非常疼爱几个孩子，孩子们也给了他亲情。老爸自己买了个三轮车，自己设计了机关可以转动方向，他腰不好可以坐在后边座上骑着到处走，心情也愉快。我们离开后他招呼三个孩子，给他们买菜做饭。后来实在不行了才去了我哥哥家住。在那里他住在五楼，就不能活动了。
父亲这辈子什么也没当成，他没当成共产党，也没当成反革命，也没当成工程师，也没当成资本家，他就只当了个孝顺的儿子，一个爱我的父亲，一个慈爱的祖父和外祖父。当我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没有眼泪，心里总想如果当年他就在大学好好读书，后来肯定是个出色的教授或工程师，那他的一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哪？可是世界上的事哪有如果哪？
孩子告诉我他病重时，就一直把马大当成我喊着我的名字。可惜我没能回去。
今天是父亲节写下这篇文章纪念我的父亲。
我家也是如此。我从小长大就好像很少和父亲在一起。一辈子大概前后才在一起住过11年，还包括我走前他住在我家的5年。
我出生的头三年在西安，那时父亲和我们一起，他说小时候把我丢了，全家敲着锣到处找我，后来在公园里找到我，人家把我放在了台子上，大家欢喜而归。我太小什么也记不得，这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只记得父亲抱着我的照片。
回到济南，我们住在爷爷家，我记事时很少见到他。解放了，我们到了北京，父亲在中国医药总公司工作，住在天津。记得暑假父亲会接我去天津玩，那时候小西瓜是1角1个，父亲经常给我买，一次不知我闹什么，父亲还踢了我。每年过节他回来会带些天津的特产，有一次带的元宵，到家都坏了。54年以后，他调回了北京，我们在交道口大二条租住父亲朋友天津第一医院院长万大夫的房子。父亲是非常爱干净的人，每天回来都要拿那个抽子掸半天鞋上的灰尘。记得父亲很爱种东西，院子里搭起架子，种了葫芦，香炉南瓜，丝瓜等等，红红绿绿，很好看。爸爸带着我去山东益都把奶奶也接来住了。到了过阴历新年父亲就大显身手，做酥鱼，拔丝山药，丰丰富富的年饭，一家乐融融。父亲家的亲戚也会常来看我们，因为奶奶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的表亲就很多，都是些有学问的。父亲的朋友也很多，我经常跟他去拜访他们。
转过年头开始肃反了，有一天母亲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父亲，给他送去衣服，妈买了花生给他。大概有好几个月没回家，后来又回来了，生活也没大变化。57年的一天，父亲单位来了辆汽车，父亲走了，去了天津茶淀农场劳动教养。对门邻居小明说他妈说的我父亲是反革命。
因为要入团我去问母亲父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父亲单位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年（1932年）在北京工业大学（现在的北京理工学院）上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和林枫，赖若愚在一个党小组。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还到南京去请过愿，卧过轨。后来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他就到古北口参加了抗日义勇军，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我的伯父是北大的教授，回家叫爷爷掏了金子，把父亲赎了出来。赶快把他送回老家，爷爷立刻买了很多的无线电器材，教他安生在家学技术，并且赶快给他娶了媳妇，生了我的哥哥。
后来他为抗日又到了延安，在抗大念书，还听过毛主席的讲课。但不知什么原因（从来也没问过）他又离开延安，跑到了西安。那时我的伯父和伯母在西安，父亲是个非常聪明又心灵手巧的人，我的伯母谢冰莹当时在西安办《黄河杂志》，斯诺到延安前在西安落脚，因为他和我的伯母是朋友，他的打字机坏了，还是伯母清我父亲帮他修好的，父亲说斯诺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因为日本人来了，火车不通，大西北就没有墨水用。父亲就开了个黄河墨水厂，生产墨水片，用时一冲水就可以。那时祖父也叫母亲带着哥哥到了西安。母亲说她门跟着逃难的坐大车从山东过去的。辛劳的母亲天天在那里熬墨水，生意当然一直不错，直到日本投降了，火车又通了，墨水也运进来了，父亲的生意也就没法做了。48年他们经北京回到山东老家。在北京见到伯父伯母，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们，我才三岁。后来他们全家去了台湾，从此就天各一方了。
因为这些事，父亲才被审查，被劳教。61年劳教期满，父亲本可以回北京但是没有工作怎么办？所以他和母亲商量决定留在农场。因祸得福，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在里边的都没有受任何的冲击。69年林彪1号命令下来后，劳教人员内迁，父亲不但没离开天津还被调到了天津马钢厂看大门。多年的孤独生活使父亲养成了特别的习惯就是一天24小时都开着收音机，回到北京也如此，大概那是陪伴他走过这么多年的唯一的声音。
80年，大哥从美国找回来，父亲大哭，整整三十多年了才有了亲人的消息，一言难尽。后来落实政策父亲回到北京，去找他原来的单位，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好像档案都没了，不了了之，父亲已经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去管这些事了。我们想找他们又怎么样，就算了。
82年我通过了教育部出国进修的考试，也有了出国的名额，那时家庭背景已不象以前那样重要，但还是要调查一番。我才问父亲到底是为了什么事他被送去劳教的。他说就是因为伯父和伯母都是国民党，又在台湾，所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又查不清。我们所的人调查完回来后没说这些，她们跟我说：如果你父亲不离开共产党早就是大干部了。是啊，林枫原来是中央党校校长，赖若愚是全国总工会主席，老爸如果......, 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他是个大干部，肯定也早象林枫他们那样被整得稀里哗啦了，哪有这种福气躲过劫难的。
88年我到旧金山，伯母谢冰莹让我问我父亲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我回家问起他，父亲说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伯父和伯母的关系才挨整，虽然平反了，谁知道政策会不会变，他不想再有麻烦了,人的一生啊！
89年那件事情过后，父亲对我说：“走吧，去了就别回来了。”我到了旧金山，和伯母说了父亲说的话，她也感慨万分。
父亲是个孝子，奶奶去世前得了脑软化，全是父亲伺候他，并送了终。父亲是个好祖父，85年母亲去世后，先生请父亲搬到我们家住，他非常疼爱几个孩子，孩子们也给了他亲情。老爸自己买了个三轮车，自己设计了机关可以转动方向，他腰不好可以坐在后边座上骑着到处走，心情也愉快。我们离开后他招呼三个孩子，给他们买菜做饭。后来实在不行了才去了我哥哥家住。在那里他住在五楼，就不能活动了。
父亲这辈子什么也没当成，他没当成共产党，也没当成反革命，也没当成工程师，也没当成资本家，他就只当了个孝顺的儿子，一个爱我的父亲，一个慈爱的祖父和外祖父。当我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没有眼泪，心里总想如果当年他就在大学好好读书，后来肯定是个出色的教授或工程师，那他的一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哪？可是世界上的事哪有如果哪？
孩子告诉我他病重时，就一直把马大当成我喊着我的名字。可惜我没能回去。
今天是父亲节写下这篇文章纪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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