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直到下乡，我家一直住在北京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一个四合院里， 是父母单位分的房子。这是一个只有一进，四面有青砖瓦房的的院子。 院子里全是花砖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有树。一进大门右边有门房， 西房后面是个大厨房，里面没有窗户，不点灯黑得什么也看不见。 西南角后面有一间房子，可能是以前的佣人房。 听我妈妈讲，这个院子是解放时接管的房产， 解放前曾经是国民党某单位的招待所。 解放时，国民党的人跑了，这里只留了个工友看房子。 我家刚搬去的时候，院子里只住着我家和住南房的尹家。 后来我妈妈和单位说我家没有那么多的人，不需要那么多房，就腾出西房，搬来了雷家。
我家的大门与图类似。门槛更高一些，台阶更整齐。
因为每家的门和窗户都朝着院子，谁家的人进出都看能得清清楚楚，来客人别人也都能看见。院子里有好几个孩子和我年龄接近，我们常在一起玩。 夏天天热，有时房门开着，到别人家串门几乎和进自己家差不多。 我三岁刚懂事时，有一个阴天，家里的电子管收音机的电线漏电了，我妈妈去关窗帘时碰到电线触了电，倒在地上人事不知。 幸亏尹家的姥姥到我家来串门时发现了，喊人来用竹竿把电线挑开，救了我妈一命。 我当时在院子里，看见别人把我妈从屋里抬出来，放在院子里的地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的大哭。 我下乡以后，我家搬进单元楼，关上门看不见门外面，和邻居的联系就少多了。
我家东房中间那间屋子的墙上有一部电话，那个老式电话是木制的，听筒和收话筒是分开的。 收话筒和拨号盘一上一下，在长方型的盒子前面，听筒挂在旁边，电话铃在盒子上面，讲话时要把嘴对着收话筒。 我们小孩子接电话的时候必须站在一个板凳上才能够得到收话筒。 如果白天有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电话铃一响，小孩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抢着接电话，甚至要把别人推到一边去才能把电话抢到手。 我小时候家里的电话号码是五位数，第一位数代表电话局的号码。 那时北京城内四个市区有四个电话局：3，4，5，6局各属于宣武，崇文，东城，西城区。 我家所在宣武区的电话局是3局。 后来电话多了，电话局变为两位数成了33局，电话号码后面4位数不变。
电话机与图中的类似，拨号盘在下，话筒在上，电铃在木盒顶上。
小时候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多的玩具，但是一样有很多可玩的，有很多的快乐。 女孩在一起跳皮筋，玩拐，刻剪纸，攒糖纸。 男孩子爱玩拍三角，煽洋画，抖空竹，滚铁环，弹玻璃球，耍胶片（一种工厂里的下脚料，长方形的，很光滑）。 男女一起玩捉迷藏，跳绳，跳间（跳房子），扔包儿，撒棍儿。 我最喜欢的干的一件事是上房。 房管局的工人来修房时会带来梯子。乘人家不注意，我就和男孩儿们偷偷地蹬着梯子爬到房顶上去玩，大人看见了怕我们摔下来，也怕我们把房踩漏了，就会大喊大叫地让我们下来， 我很不乐意地下来了。 等自己成了大人，才理解了他们为什么大喊大叫。
我家北房的后墙外面朝着街上。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一面墙，街道派出所有什么书面通知，经常贴在这个墙上。 我记的最清楚的就是每次选举，我们这条街上18岁以上的选举人的名字全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贴了满满一墙，每个院子里住户大人的名字都有。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有些无视个人隐私，在当年也许还是挺光荣的呢。 有些年岁大的妇女没有大名，就叫xx氏。通常是丈夫家的姓在前，娘家姓在后。例如，张王氏，李赵氏。 尹家姥姥的名字就叫申张氏，名字多了名单上就会碰到同名同姓的。
杨梅竹斜街很久前曾是一条文化街，清乾隆年间的东阁大学士梁诗正和现代文学家沈从文都曾经住在这条街上。 记得我家住在那儿的时候， 街上有两个铁路招待所， 经常可以看见穿着蓝制服别着徽章的列车乘务员排着队到招待所来住宿。 街东头有个东升平浴池， 那是一个挺大的三层木制楼房， 每层都有带雕刻像木栅式的房檐，走上楼时楼梯发出嘎兹嘎兹时响声。 街上有不少个住几十户大杂院， 大门总是敞开着。 也有独门独院，和小院子，院门经常是关着。
后来我才知道，我家附近的几条熟悉的街道是以前的“八大胡同”（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称）。石头胡同，韩家潭，陕西巷，小力胡同都是我常路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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