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不是北京人，可提起北京，一股发自心底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轻轻柔柔地敲打着心扉，与此同时，还有几分像是“傍大款”似的难为情，不由地让我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我有自知之明，一个外地人，死乞白赖地要和北京套近乎，总给人以目的不纯的感觉，似乎要借着首都的名气和地位，为自己捞点好处。
论籍贯，我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人，按出生地算，我是黄土高原的西北娃，就眼下的居住地来说，我是北美小镇全职掌管家政的婆姨。到目前为止，我去过几次北京，累积到一起也不会超过半年的，即使这么短的时间里，在北京所遭遇的歧视要比尊重多一点，礼貌要比粗暴少一点。所以无论北京再怎么美丽怎么繁荣怎么昌盛怎么和谐，历史再怎么悠久，现实再怎么雷人，和我这个行色匆匆的过客，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既不是皇城根下的居民，也不是等着有朝一日鸟枪换炮的北漂，因此，真是何苦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地亲切着将我拒之千里之外的北京？
话都挑明到这了，可我还是放不下北京。今生今世，梦里梦外，除了桂林，让我挂念着的城市就是北京了，我挂念着宣武门外教场胡同头条7号，因为在一百多年以前，那座宽敞整洁鲜花盛开的三进四合院，是我家的故居——四印宅。寓宅的主人，是朝廷的御史，清代的词人，我爷爷的爷爷，半塘老人。故居四印斋随着《四印斋所刻词》，《庚子秋词》等一系列词学著作，已被载入了史册。1890年诞生在四印斋的我爷爷，也跟着四印斋的一本词集《味梨集》，在中国的词史中，留下了他的名字，那一年，我爷爷只有六岁。
我还挂念着北京的广西义地，那是广西籍的京官出钱集资，为不幸在京城离世的广西乡亲们，提供的临时墓地。虽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义地的具体位置，我所认识的北京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义地”这回事儿，以至于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不是爷爷因为思念生母，而幻想出这么一块“哭亲的地方”，即使如此，我还是放不下，因为我和爷爷有过约定：去义地祭奠爷爷的妈妈。
恍然大悟了，原来我对北京的挂念，皆来自于儿时聆听爷爷那带着些许京腔京调的北京回忆。
或许因为我爷爷的一生坎坷，从呱呱落在北京的那一瞬间，就命中注定了。所以当老人家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不大记得桂林祖居燕怀堂了，甚至也常常糊涂地不知眼下身在何处，但是对北京寓所四印宅的点点滴滴记得倒还清楚。向我讲述的往事，桩桩件件都带着北京的烙印。在爷爷离世前的最后几年，我还是学龄前的儿童，每天陪伴着爷爷，在讲故事听故事的互动中，爷爷把他对北京的牵挂，放进了我的心里。围绕着北京，爷爷讲他的生母毕夫人，讲他和他的四个兄弟，讲他的私塾老师李髯，讲他的清华同窗表弟张健伯，讲他放风筝抖空竹养信鸽斗蟋蟀逛天桥，虽然不大懂，不过记住是没有问题的，对了，天桥那儿一练摊老头儿的绝招，是让屎壳郎拖着洋火盒表演车技，小小屎壳郎，大大火柴盒，听起来很神奇，有意思极了！
1。爷爷的爷爷
1871年，我爷爷的爷爷鹜翁，广西乡试第十七名举子，平生首次进京参加全国进士统考，可惜考运不佳，榜上无名。从此滞留京师，开始北漂，凭借其对词学孜孜不倦的追求，渐渐崭露头角，1874年，终于被国家机关相中。一纸聘书传下来，二十五岁的青年鹜翁，接旨谢恩，走马上任内阁中书，三年的北漂，告一段落。1881年，升候补侍读，加四品衔，1884年任内阁侍读，1889年，因恭办光绪帝婚庆大典尽职尽责，赏三品顶戴花翎，1893年，授监察御史，后改授礼科掌印给事中。
大约是1886年，鹜翁从寓居数年的半截胡同，搬进了宣外校场胡同头条7号。说到这次搬家，还得提一下鹜翁的继子，我的曾祖父了。曾祖父的本生父亲，是鹜翁的哥哥。鹜翁的夫人曹氏，知书达理，漂亮贤惠，生过一女一子。子夭折，曹氏也因此深受打击，染病在身，再没有生育过。鹜翁的嫂嫂曹夫人，是曹氏的同胞姐姐，体恤妹妹家“无后为大”的悲情，遂将自己亲生的儿子，十七岁的三子过继到鹜翁膝下，这是1884年的事情。关于鹜翁的哥哥，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有载：“半塘（鹜翁）行五，其仲兄名维翰，字仲培，同治甲戌进士，户部主事，官河南粮道，宦囊甚裕。半塘寓京，自奉极丰。车马居室，无不华丽。……其挥霍刻词所费，皆取之仲兄，年需万金。”
1886年曾祖父在北京迎娶我爷爷的生母毕夫人，场面盛大隆重，皆赖本生父亲解囊，支持筹办婚礼，资助鹜翁全家乔迁到宽敞舒适的三进四合院大瓦房。
生于斯长于斯，爷爷和他的一兄一姐两个弟弟在四印斋寓所，度过了他们一生中快乐无忧的美好时光，虽然那是中国近代史中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但是在长辈全力的呵护下，在浓郁的书香熏陶下，7号院里的六个孩子，说笑着，吵闹者，只闻风声雨声读书声，不管家事国事天下事。大门以外的京师，对这群孩子而言，就是吃喝玩乐，大门以内，向来访的来访的客人请安问候，几乎是每天的活动之一，偶尔这些孩子也会自作主张地和来客玩儿一点看似不够友好礼貌的小游戏。
我爷爷的况叔丈（况周颐，清末四大词人之一），在《蕙风词话续编》里回忆说，他在北京的时候，跟鹜翁来往密切。那时鹜翁在京置了房产，住在宣武门外的校场胡同头条，家里养了一匹白马、两头白骡，它们可不是宠物，而是每天出行的交通工具，是鹜翁上班的专用车。所以如果想去家里找鹜翁聊天，又不致扑空的话，走到胡同口瞭望一下就可以了，马在骡在，登门拜访，马骡不在，打道回府——不知道况叔丈的这一转身离去，是不是害怕惹“小游戏”上身？
我爷爷说，那时常来四印宅走动的，除了上边提到的广西同乡况夔笙周颐，还有文道希廷式、沈乙庵曾植、郑叔问文焯、朱彊村祖谋、张次珊仲炘、宋芸子育仁、盛伯羲昱，康南海有为等，他们既是鹜翁以诗词唱和的文友，亦是政治见解相同的盟友。
（待续）
我不是北京人，可提起北京，一股发自心底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轻轻柔柔地敲打着心扉，与此同时，还有几分像是“傍大款”似的难为情，不由地让我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我有自知之明，一个外地人，死乞白赖地要和北京套近乎，总给人以目的不纯的感觉，似乎要借着首都的名气和地位，为自己捞点好处。
论籍贯，我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人，按出生地算，我是黄土高原的西北娃，就眼下的居住地来说，我是北美小镇全职掌管家政的婆姨。到目前为止，我去过几次北京，累积到一起也不会超过半年的，即使这么短的时间里，在北京所遭遇的歧视要比尊重多一点，礼貌要比粗暴少一点。所以无论北京再怎么美丽怎么繁荣怎么昌盛怎么和谐，历史再怎么悠久，现实再怎么雷人，和我这个行色匆匆的过客，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既不是皇城根下的居民，也不是等着有朝一日鸟枪换炮的北漂，因此，真是何苦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地亲切着将我拒之千里之外的北京？
话都挑明到这了，可我还是放不下北京。今生今世，梦里梦外，除了桂林，让我挂念着的城市就是北京了，我挂念着宣武门外教场胡同头条7号，因为在一百多年以前，那座宽敞整洁鲜花盛开的三进四合院，是我家的故居——四印宅。寓宅的主人，是朝廷的御史，清代的词人，我爷爷的爷爷，半塘老人。故居四印斋随着《四印斋所刻词》，《庚子秋词》等一系列词学著作，已被载入了史册。1890年诞生在四印斋的我爷爷，也跟着四印斋的一本词集《味梨集》，在中国的词史中，留下了他的名字，那一年，我爷爷只有六岁。
我还挂念着北京的广西义地，那是广西籍的京官出钱集资，为不幸在京城离世的广西乡亲们，提供的临时墓地。虽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义地的具体位置，我所认识的北京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义地”这回事儿，以至于我不能不怀疑这是不是爷爷因为思念生母，而幻想出这么一块“哭亲的地方”，即使如此，我还是放不下，因为我和爷爷有过约定：去义地祭奠爷爷的妈妈。
恍然大悟了，原来我对北京的挂念，皆来自于儿时聆听爷爷那带着些许京腔京调的北京回忆。
或许因为我爷爷的一生坎坷，从呱呱落在北京的那一瞬间，就命中注定了。所以当老人家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不大记得桂林祖居燕怀堂了，甚至也常常糊涂地不知眼下身在何处，但是对北京寓所四印宅的点点滴滴记得倒还清楚。向我讲述的往事，桩桩件件都带着北京的烙印。在爷爷离世前的最后几年，我还是学龄前的儿童，每天陪伴着爷爷，在讲故事听故事的互动中，爷爷把他对北京的牵挂，放进了我的心里。围绕着北京，爷爷讲他的生母毕夫人，讲他和他的四个兄弟，讲他的私塾老师李髯，讲他的清华同窗表弟张健伯，讲他放风筝抖空竹养信鸽斗蟋蟀逛天桥，虽然不大懂，不过记住是没有问题的，对了，天桥那儿一练摊老头儿的绝招，是让屎壳郎拖着洋火盒表演车技，小小屎壳郎，大大火柴盒，听起来很神奇，有意思极了！
1。爷爷的爷爷
1871年，我爷爷的爷爷鹜翁，广西乡试第十七名举子，平生首次进京参加全国进士统考，可惜考运不佳，榜上无名。从此滞留京师，开始北漂，凭借其对词学孜孜不倦的追求，渐渐崭露头角，1874年，终于被国家机关相中。一纸聘书传下来，二十五岁的青年鹜翁，接旨谢恩，走马上任内阁中书，三年的北漂，告一段落。1881年，升候补侍读，加四品衔，1884年任内阁侍读，1889年，因恭办光绪帝婚庆大典尽职尽责，赏三品顶戴花翎，1893年，授监察御史，后改授礼科掌印给事中。
大约是1886年，鹜翁从寓居数年的半截胡同，搬进了宣外校场胡同头条7号。说到这次搬家，还得提一下鹜翁的继子，我的曾祖父了。曾祖父的本生父亲，是鹜翁的哥哥。鹜翁的夫人曹氏，知书达理，漂亮贤惠，生过一女一子。子夭折，曹氏也因此深受打击，染病在身，再没有生育过。鹜翁的嫂嫂曹夫人，是曹氏的同胞姐姐，体恤妹妹家“无后为大”的悲情，遂将自己亲生的儿子，十七岁的三子过继到鹜翁膝下，这是1884年的事情。关于鹜翁的哥哥，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有载：“半塘（鹜翁）行五，其仲兄名维翰，字仲培，同治甲戌进士，户部主事，官河南粮道，宦囊甚裕。半塘寓京，自奉极丰。车马居室，无不华丽。……其挥霍刻词所费，皆取之仲兄，年需万金。”
1886年曾祖父在北京迎娶我爷爷的生母毕夫人，场面盛大隆重，皆赖本生父亲解囊，支持筹办婚礼，资助鹜翁全家乔迁到宽敞舒适的三进四合院大瓦房。
生于斯长于斯，爷爷和他的一兄一姐两个弟弟在四印斋寓所，度过了他们一生中快乐无忧的美好时光，虽然那是中国近代史中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但是在长辈全力的呵护下，在浓郁的书香熏陶下，7号院里的六个孩子，说笑着，吵闹者，只闻风声雨声读书声，不管家事国事天下事。大门以外的京师，对这群孩子而言，就是吃喝玩乐，大门以内，向来访的来访的客人请安问候，几乎是每天的活动之一，偶尔这些孩子也会自作主张地和来客玩儿一点看似不够友好礼貌的小游戏。
我爷爷的况叔丈（况周颐，清末四大词人之一），在《蕙风词话续编》里回忆说，他在北京的时候，跟鹜翁来往密切。那时鹜翁在京置了房产，住在宣武门外的校场胡同头条，家里养了一匹白马、两头白骡，它们可不是宠物，而是每天出行的交通工具，是鹜翁上班的专用车。所以如果想去家里找鹜翁聊天，又不致扑空的话，走到胡同口瞭望一下就可以了，马在骡在，登门拜访，马骡不在，打道回府——不知道况叔丈的这一转身离去，是不是害怕惹“小游戏”上身？
我爷爷说，那时常来四印宅走动的，除了上边提到的广西同乡况夔笙周颐，还有文道希廷式、沈乙庵曾植、郑叔问文焯、朱彊村祖谋、张次珊仲炘、宋芸子育仁、盛伯羲昱，康南海有为等，他们既是鹜翁以诗词唱和的文友，亦是政治见解相同的盟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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