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同学蒋经国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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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的好! 我们终于看到台湾的亲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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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同学蒋经国的较量

静嘉读书 2023-03-1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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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27年邓小平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1973年两人几乎同时掌管大事。之后数年间，在台湾回归和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展开了多次的较量。

邓小平复出与蒋经国掌权

1973年，老蒋把许多事情都交给儿子蒋经国。1973年，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1926－1927年与蒋经国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窗，那时候的邓小平，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他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

1973年3月，邓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了他。邓小平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

已经掌握台湾大权的蒋经国，密切注视着他在苏联留学的这位老同学。

滞留大陆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的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卧病在床的老蒋顾不了这些，负责台湾党政军大事的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

蒋经国

1975年，蒋介石死了。1978年3月11日，蒋经国被选举为“总统”。两个月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

对岸，他的老同学邓小平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党的总书记，但却第三次在政坛上站了起来，并牢牢把握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小平给经国的“重重一击”

毛泽东因为在北京迎接了尼克松，给了老蒋重重一击，蒋介石曾愤怒地说：“尼克松不是个东西！”

邓小平同样给了蒋经国重重一击：蒋经国在美国国内的各个部门都安插了“亲台朋友”，可是，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建交秘密磋商，蒋经国竟毫不知情。

1978年12月15日晚10时，即中美建交消息公布之前12小时，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安克志忽然接到华盛顿的专线秘密电话，这位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奉命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拨通蒋经国助手宋楚瑜的电话，说是有紧急公事，必须立即面见“总统”。

蒋经国只得在半夜爬起来会见了安大使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临别时，安大使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请求蒋经国先生在第二天早晨8点之前，暂时不要对外泄漏这一消息。蒋经国强忍着怒气，始终不肯答应。消息公布当天，新台币黑市交易（兑换美元）价格大跌，台北股市大跌近一成。邓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声势大振。

联手搭建两岸修好的平台

1979年1月1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消息，称金门炮击正式停止。

同一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示好。北京的对台办负责人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老弟”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

▲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

台北方面一方面很坚定地谢绝廖承志来访，蒋经国说：共产党提议两岸对话，是“旧瓶装新酒”。他宣称，“中国人民唾弃共产主义，而台湾的成功却激发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生活方式”。

但在另一方面，蒋经国也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如果两岸人民旅行、贸易往来审慎发展，必可提升台湾在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邓知道他的同学是“大孝子”

进入1981年后，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小平、廖承志清楚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 修缮后的浙江奉化蒋氏故居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挑选李光耀做两岸“中间人”

随着时间推移，蒋经国认为两岸谈判的时机已经慢慢成熟。但在台北和北京之间进行正式对话之际，“中间人”是不能缺少的。蒋经国把这个敏感角色只托付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第三次来华访问的李光耀

1980年，李光耀二度访问中国，翌年，邓小平派出中国总理率领大批官员访问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李光耀试图让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势。

蒋经国与李光耀，更加意气相投。李光耀每次到台北，都和蒋经国单独交谈好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对两岸议题的看法。

蒋经国认为：李光耀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入。

至于邓小平，至少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蒋经国决定实施政治改革

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

1984年9月26日，中、英达成了关于香港未来的协议。

在这种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7年，台湾发生多种变化，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继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再全面开放岛内民众前往大陆旅行，这一举动，等于背叛了蒋家王朝整个的反共斗争。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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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事实上，这也是他鼓励大陆内部演变的策略之一部分。他说：

“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了解台湾的情形。”

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国民党秘书李焕10月间公开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岛内右派，又是脸色铁青——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了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但是，蒋经国对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1988年元旦，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每天对开3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的新出版物，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月12日，由马英九主持起草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的草案，获得通过。马英九准备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可是，13日下午，这位“总统”却突然撒手人寰。

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

“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还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

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

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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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作者用不太大的篇幅追溯了“邓小平时代”的“前世”，探讨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转轨必然性、逻辑性，追述邓小平之所以发誓领导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出走，除了外部压力、冷战解体、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经济破产，还与邓小平个人所受教育、所信奉的理念有关，甚至与他的小家庭有着非常密切因果关联。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