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为什么怀念胡耀邦
《中国新闻周刊》文 | 徐庆全
（本文刊登在2009年第416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9年4月15日上午，作为一名在读研究生，我在北京大学旁听了一门课。下课后，传来了胡耀邦在早上去世的消息。在同学们的沉默中，我默默地骑上自行车，直奔南长街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家。近五十分钟的路程，不为别的，只想去给他鞠个躬。
还没有进入会计司胡同，就看到了长长的等候进去鞠躬的队伍。我相信，在长长的队伍中，绝大多数的人和我一样，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前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之外，与他并没有个人交往的关系。人们为什么会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鞠躬，以我的感受来说，一是他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不在心中给他留一个位置;二是他彻底颠覆了既往普通人心中的高高在上的领导人的形象，让普通人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尽管普通人并没有机会和他亲近。
几乎每个历史人物在盖棺论定时，都少不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或“永垂不朽”之类的话，我通常都把这句话看作是对死者的一种安慰，抑或说是满足死者生前的愿望而已，因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并不难，最难的是能在普通人心中也长久地占据着一个位置。而胡耀邦却“不难”和“最难”得兼了，想必将“永远活在我们(普通人)心中”了。
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
从1976年至1978年，胡耀邦抓住了一个最要害的问题，拉开了中国社会大转折的序幕，这就是极具针对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意义有多深远，在党内政治层面已有定论。不过，普通百姓远离政治，很难说能解其堂奥。因此，要说有多少普通人感谢胡耀邦这个话题，还要从普通人的感受来说。
要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难，只要统计一下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中，有多少是直接让普通人受惠的，就迎刃而解。
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直接导演的一场拨乱反正的大戏。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概，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这一大戏中，唱主角的蒙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得到了平反，而作为配角的普通人，其“第二次解放”的感受更深。
胡耀邦的作为，直接惠及了普通人的政治生命。下面这一组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1957年，全国有55万右派;1958年“反右补课”、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全国又有20多万人“戴帽”，两者相加，有七八十万人。按照当年严格的政治审查标准，一个人“右派”或“右倾”，一家人就被划入另类。以当年五口之家的约数，这七八十万人，实际上牵涉了三四百万人的政治生命。胡耀邦让这些人从此“翻身得解放”，他能不在这三四百万人心中“不朽”吗?
我作为一个与胡耀邦毫无关系的学生，为何非要去给他鞠躬?直接原因就是他在这三四百万人中的“不朽”。1978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但与我家关系密切的长辈中有好几个是“右派”。我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也是从他们获得平反后无限感激的言谈中，记住了胡耀邦这个名字，并且此后一直关注着这个“小个子”的作为。我去给他鞠个躬，事实上代表着我的长辈们的意愿。我都如此，遑论那三四百万人!
包产到户，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场大戏，胡耀邦也是这场大戏的导演。包产到户，现在我们说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这创举的直接动因，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叫嚣言犹在耳，“一大二公”仍然为主流思想观念的情况下，要顺应农民这一伟大创举，并不是那样容易。而胡耀邦是如何做的?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哪一项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总书记任上的胡耀邦，连续主持推出了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激发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庆祝建国35周年盛大游行中，农民游行队伍高抬“中央一号文件好”七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广场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中，“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胡耀邦这个名字，也被几亿农民挂在了嘴边上。
俗语云：“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改革开放30年历程中，上述两项是决定性的开局工程。谁在百姓这杆秤的分量最重?非胡耀邦莫属。
崭新的领导人形象
1980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镜头而已，对于他的工作作风无缘知晓。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大会上作报告，亿万国人才算真正地了解到他的作风。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胡耀邦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他几次站起来，辅之以大幅度的手势，甚至还夹杂有“这个……这个……”的口头语。
总书记的这种讲话风格，尽管在一些人尤其是上层中，引起了一些非议，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觉得十分新鲜。当年与我一起看电视的一位长辈就说，这个胡耀邦啊，真是不循规蹈矩!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实事啊!当年我还是黄口小儿，不能体会这位长辈的意思。现在阅历稍深，才有所体会：当年，胡耀邦实际上是树立了一个崭新的领导人形象。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至深：“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应当是对耀邦所树立的崭新领导人形象感受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自然是针对着党内有人非议胡耀邦讲话随便而言的。
2004年，在胡耀邦诞辰日，我和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与胡耀邦有工作关系的杜导正同志到胡耀邦家去表达思念之情。那天来人很多，当着胡耀邦夫人李昭及亲属的面，也谈到了所谓胡耀邦讲话随便的问题。杜导正说了这样一番话：“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物亲近。”
胡耀邦何以能树立起这个崭新领导人的形象?缘于他不管是位高位低，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他对自己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在场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
的确，在所能读到的党内高层对胡耀邦的回忆中，大多数人提到了胡耀邦作风民主这一条。比如，田纪云曾这样说道：“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很清楚地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耀邦意见不一致，跟耀邦争论起来，争得很激烈。事后，耀邦同志却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胡耀邦这种崭新的领导人形象，在党内高层，带来了民主作风;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就是觉得他的这种形象不假，让人亲近。《左传》曾提出品评历史人物的“三不朽”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史家的评判标准，普通人总结不到这样的高度，只是有这样一个朴素的标准：一个领导人，你惠及了大多数人，你不假、让人亲近，你在人们心中就“不朽”，就真正地“活在人民心中”。
这，也是如我等普通人在胡耀邦逝世20年（本文写于2009年）后还念念不忘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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