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母亲和妹妹挥泪为我送行，我又一次踏上告别青春岁月的新征途，去了另一片偏僻陌生的土地，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后来我在南陵插队近七年，和许多知青不同的是，我第一天去农村时想到的不是要扎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而是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片土地，我不属于它。
因为经历过十八岗风风雨雨的摔打磨炼，我已经成熟了，有十八岗这杯苦酒垫底，天下所有的酒都能对付。那一年，我已经22岁。
我第二次下放的南陵县弋江公社是一个富饶的水稻产区，濒临美丽、清澈的青弋江，它发源于黄山，流经泾县、宣城、南陵、芜湖县，在芜湖市的宝塔根汇入长江。
这里物产丰富，乡风淳朴。20年后当我成为一位作家后，我写的许多散文、小说大多以70年代的青弋江时的知青生活为背景的，因为我在这里插队七年，而且正是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年代，我们辉煌的青春梦都陨落在这片土地上，至今我仍对这个第二故乡魂牵梦萦，和那里的老乡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和大多数知青一样，初下乡轮流在每个农户吃一天派饭后，就开始自己煮饭了，没有菜，只有吃从镇上小店买来的咸萝卜，由于我们不会农活，只给我们评了个 6分工，和妇女们在一起干活。
为了多挣工分，为了吃大灶，生产队所有外出的派工都让我们去了,组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编快报，写大批判稿。两年里，我先后去泾县的孤峰河修水利、去修筑芜湖到铜陵的铁路，挑土石方，搅拌混凝土，在水利工地上与农民打架，偷鸡摸狗，抢小贩的甘蔗，也谈情说。
农闲时东游西荡，走村串户，生活单调而不安定。一直到1971年9月农村开始普及教育，大队书记知道我是老高三的, 肚子有点文墨，便抽调我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教五年级的语文和英语。
当时的小学语文教材基本上是毛主席语录，英语课除了教26个字母，课文也就那么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I am a red gard of Chairman Mao!”两年后我又被抽到公社中学教高一的语文, 成了一名代课教师，月薪29元，令其他知青羡慕不已。吃食堂，我的住处成了全公社知青的接待所，来人了总要管一顿饭，这样下来每月开销大，一直积攒不了钱。
知青时代的刘晓航（右2）
在我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三件事：一是乡村雪夜读禁书；二是1970年 7月与志趣相投的知青扒车游历了秀丽的泾县的山山水水，拜访众多同命运的知青，是一次中国社会底层的田野调查；三是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
在我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在南陵当知青时，漫长的冬夜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捧读一本本“禁书”，就像饿汉扑向水和面包，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文化专制主义时代。除了雄文四卷，其它所有的文史类书籍，几乎都被贬为“封资修”毒草，属于查禁之列。
1968年冬天我下乡时，仅有的一只旧藤箱里，除了几件衣裳，其余的全是书：《鲁迅小说选》《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抒情诗选》《莱蒙托夫诗选》《俄国文学史》，还有一本薄薄的巴恰乌斯基的《金蔷薇》，它们是我最亲切的朋友，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周而复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鸡鸣犬吠中，每一天的日子单调而漫长,每天黄昏荷锄归来,饥肠辘辘，在烟熏火燎的灶间好不容易把饭扒到口中，有线广播已响起“新闻联播”结束时的国际歌声，即便如此，我仍不忘在油灯下读一会儿书，往往看了几页就会沉沉睡去。
白天老乡在村路边水田里薅草，一边对路上的往来行人评头论足，尤其是后生见到那些穿红戴绿由娘陪着去相亲的姑娘，就像馋猫嗅腥，放肆地唱起当地那首古老的情歌: “青弋江水清又清/姑娘嫂子分不清/我的小妹子哟/什么时候过河来/亲哥哥巴望着你……”
这歌声肉麻,油腔滑调，羞得姑娘的脸红到耳根，恼得当娘的跺脚破口大骂：“砍脑壳的，让你一辈子讨不到烧锅的（即婆娘）！”后生却乐得前俯后仰，田里干活的人，不分男女一齐哈哈大笑。
这一瞬间，淤积在他们心头缺衣少食、柴米油盐的烦恼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这是一种多么卑微的满足，旁观的我却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王胡、小D，他们繁衍的子孙香火不断。我由衷佩服这位文学巨匠，对社会的剖析批判如此透彻，物质的贫困必然导致精神的贫困。我难以融合到他们的群体中去，落落寡合。
于是我盼望雨天，盼望冬闲，那样我可以不出工,整天待在低檐的茅屋里读书。日子是清苦的,咸菜糙米饭，但有书读的日子却是充实的。那段时间我特别爱读政治理论书籍，我读了《西方哲学史》《政治经济学史》和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及《什么是赫鲁晓夫主义》《巴枯宁传》，还有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按语和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批语，它们伴我度过风雪蔽天的漫长冬夜。
在灯花摇曳下读书，我觉得浑身发烫，思想游弋在知识与历史的远海，感到一种难言的充实。现实与历史如此相似，政治风云扑朔迷离。这些书启开了我的眼界，拨去迷雾和混沌，反思摧枯拉朽的文革风云，我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在历史中找到了答案。
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思考是在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1970年冬，大队抽我去参加人口普查，普查结束后，我将全大队3000多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阶级成分的构成，每个生产队历年工分值作了一个认真的统计分析，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投寄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居然很快收到该所的回信，他们鼓励我们坚持这种社会调查，并寄来几本农业经济与发展的小册子，不久我被抽去当民办教师，将此事半途而废了。
和缺粮断炊一样，没有书读的日子是痛苦的。从城里带来的书很快就读完了，要去开辟新书源。我曾从大队代销店包盐巴的旧书报里救出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宋词选》，还有一本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居然还是民国初年的版本，由于年代久远，书页泛黄，梁任公不愧为一代大师，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以半文半白的生花妙笔来纵横评说中外古今，表述他的宪政主张，是对“五四”前青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我读后心中翻卷起血与火的浪涛，很可惜这本书被人借去了，再也没还我，令我至今懊恼不已。
交换书看，为此不惜跋涉几十里，这差不多是当时知青读书圈中的一种风气。我那本《红与黑》不知经过多少人传阅，甚至被巧妙的包装邮寄到几千里以外北大荒军垦农场上海知青朋友处，几年后它转回我手中，已面目全非，痛惜之余，我感到宽慰。出身贫贱的于连，以个人奋斗向权贵挑战的精神，曾给多少知青朋友增添与逆境和命运抗争的勇气。
在外国小说中，有几本是被我们津津乐道的，那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它们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撑起许多人的精神支柱，使我们怀疑、思索、追求，激励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大变革中去当弄潮儿！
交换读书，以书会友，使我们不少人在患难岁月中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交流读书心得，进行精神世界的“会餐”，化解了眼前的艰苦与前途渺茫的惆怅。
读这些禁书使我们目光远大，坚信诗人雪莱的那句话：“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在农村的七年，我坚持每天写日记，并记满了六本读书笔记，上面用各种颜色的墨水写满了诗文摘录和我的读后感，这些日记与笔记我一直珍藏着，今天抚读，我惊讶在那些充满饥饿和悲愁的日子里，我们怎儿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无法扼杀的激情，这是我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
在我1970年一本读书笔记上还抄录着当时在全国知青中广为流传的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和那首《南京知青之歌》。30年后我在南京见到这首歌的作者任毅，他为这歌坐了十年牢，1998年他的回忆录《生死悲歌》出版了，他赠送我一本，并在扉页上题词“人类思想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当年在一起交换书读的知青朋友，在文革后大多参加了1977年冬恢复的高考，挤上最后一趟车，他们中许多人成了专家学者，有的甚至成了新一代的思想家。我们曾经是被丢弃在乱草荒冢中的洁白石子，时代大变革又将他们镶嵌在共和国大厦的廊柱上，苦难磨练造就了他们，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曾经是茅屋中读书的那一群。”
前几年，我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朱学勤写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非常激动。他写道：“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他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我们为自己曾经是“民间思想村落”的一员而欣慰。
在农村每天干活，我非常羡慕村旁那条乡间小道上的行人、邮递员和挑货郎担的、推独轮车的，因为这条村路连接外面广阔的世界，而我们却被禁锢在落后的小生产藩篱中动弹不得，我多么渴望踏上这条小路走向外面那个广阔的天地，我由此萌生要去外面世界闯荡的念头，这有点像19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提倡的“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思想。
于是在1970年7月的“双抢”后，趁有一段农闲,我与陶像权、刘洪泽、张存玉、尹厚坤相约，一路扒货车去被称为世外桃源的泾县“旅游”。第一天赶到南陵城，恰好这一天县城正在召开首届知青先代会，我们不是代表，也跑到县城大礼堂去看热闹，这哪里像先代会，县委书记在主席台上做报告，会场像一锅沸腾的粥，台下的知青代表们没有几个在听，一个个在谈笑风生，甚至开怀大笑。
县委书记只好装聋作哑，照发言稿读下去，不时还跑进一些不知哪里来的知青，放肆地吹着口哨，唱着小调儿。时近中午，应该午餐了，还没散会，代表们住宿就餐的县党校已乱成一团，几十桌饭菜刚刚被端上桌子，被一百多号从泾县、繁昌流窜来的芜湖知青抢吃一空，代表们回到驻地反倒没有饭吃了，桌上地上盘碗狼籍，这些人饱餐一顿后，迅速撤离，溜得无影无踪，县革委会领导们气得暴跳如雷，也无可奈何了。
我们几个看到这种混乱状况，觉得这里不可久留，立刻离去。下午步行十余里，在葛林桥爬上一部开往泾县的煤车。傍晚投宿在县招待所，睡地铺，每人交1角5分钱。
我们五个人来自不同的学校，在泾县所有的公社都有插队的知青同学。在当时的知青中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不管到了哪个村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知青来了，那个村里的知青都要管一顿饭，熟悉的老同学、邻里街坊还可多住两天，这有点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只要听到“国际歌”，就等于找到自己的同志战友一样。
地处皖南的泾县背依黄山，西临佛教圣地九华山，襟抱太平湖，秀丽、碧澄的青弋江在群山峡谷中迂回流淌，绿荫丛中露出一个个古代村落徽派民居的粉墙黛瓦，氤氲起缕缕炊烟，形成一幅幅“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花是人家”的山水画卷。
受灿烂丰厚的徽州“新安文化”的浸染，自古以来形成泾县“十里不废诵读”的乡风，从深山古村里走出一代代学子和儒商。
泾县水东是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赠诗汪伦的桃花潭 , 泾县的乌溪镇是中国“宣纸”的故乡。泾县也是革命老区,云集八省抗日健儿的新四军的军部就设在云岭，1941年元月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 就发生在茂林。
我们一行五人足迹遍及大半个泾县，特别是泾县西南部的水东、章渡、茂林、南容、后岸乡，明清古居民、祠堂、书院、石桥，古建筑保存得很好，许多知青住的就是雕花门窗的古宅，依山傍水，山溪淙淙，竹影婆娑，要不是村口的墙壁上刷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红标语，真像到了“只知有秦，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
30年后我撰写《中国民居旅游》一书，最初的创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我们又去了榔桥、黄田、西阳、苏红、汀溪、爱民几个公社，这里是全省著名的产茶区和林区，是经济作物区，农民的生活较富裕一些。
泾县有民谚:“汀溪的茶叶，榔桥的伞，黄田的姑娘不用拣（即挑选）。”这倒不是黄田的姑娘格外俏丽水灵, 而是家道殷实。
黄田是明清徽商故里，在大江南北各地做木材、茶叶生意，赚了钱回家盖大宅子，所以黄田的姑娘是不愁嫁不出去的。我们在汀溪的大坑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十八岗农校有十几个同学集中在这里插队，吃商品粮，主要出产茶叶、木材和制造宣纸的檀树皮，一个劳动日值一元多，我们去时正赶上采摘夏茶的时节，当地劳动力不够，从山外雇请不少临时工来采茶。
我就住在老同学周泽亚处，每天天未亮，结队上山腰的茶园采茶，用一个大布兜盛着，新鲜的茶叶枝条上沾满露水，太阳一出山就不能采了，下山把茶叶送到生产队的小茶厂去撮揉杀青，用炭火烘炒。
几乎每一个小村庄都有一个小茶厂，这里还没通电，只能以山溪水流推动水碓做动力,到处漫溢着新茗的醇厚的清香, 这是我知青生涯中一段富有诗意的生活。
我们每采一斤鲜叶有八分钱和一两粮票的补助，我一个上午能采20斤，收入不菲。下午不出工，我就和周泽亚（现在芜湖市新华书店工作）、韩贤强（现任安徽工业大学宣传部长，教授）临溪品茶，谈论国家大事，指点江山，泛谈中外古典名著的体会。
他俩博览群书，特别是哲学与历史，都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往往语出惊人，极为尖刻犀利，锋芒毕露。他们读书治学勤于反思，尤其逆反的思维方式给我很大影响，他们可称是我的学长，可惜他们文革后忙于学业与生计，长期坐谈论道，述而不作，在治学上没有什么建树，他俩正是朱学勤先生称谓的“1968年人——思想界的失踪者”。但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中，他俩是给我影响较大的两个朋友。
八月初，我告别了他俩，步行百余里，一天之内赶回我插队的村庄，没隔几天，大队书记安排我去大队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18元，口粮从生产队分。我当了四年半民办教师，一直到1975年3月招工返城。
1972年春天，我在农村入了团（当时我已经25岁），入团介绍人之一竟还是我的一个学生吴小水（比我小 6岁，五年级学生，是个烈属的孤儿）。当时的政治口号“无产阶级占领文化阵地”，全国各地开始抓工农兵文艺创作活动，南陵是当时全省坚持工农兵业余创作最出色的一个县。
在县文化馆馆长于在熙、创作组长姚远牧老师的领导下，在全县培养了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我是骨干之一。我们被抽到县文化馆写散文和小说，住在条件优裕的南陵旅社，一日三餐免费，吃得好睡得好，每天还有６角钱的误工补助，我们何乐不为。
在第一期创作学习班上，我抓住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这一时代背景，虚构了一个乡邮递员帮助侨居美国西海岸的华侨寻找在大陆散失30多年亲骨肉的小说——《信》。
这小说送到省出版局审查，居然一炮打响，第一个被定稿，今天读起来索然无味，流露出当时提出的坚持“三突出”的僵化的写作模式，是我幼稚的涂鸦之作，但它毕竟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南陵县十几位业余作者十四篇小说结集为《青弋江畔》短篇小说集，197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轰动一时，应该是当代南陵群众文化的硕果。
我们这个业余创作群体人才济济，一大半是知青，有思想，有激情，文学功底也比较好，文革后我们中大多数参加1977年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许多人成为社会精英，活跃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大舞台上。
如现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主任肖琛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顾问），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宇航学院院长昂海松教授(我国著名的微型飞行器专家),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鲁品越教授(自然哲学学者), 他们三位都是博导，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还有王泽南(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张先珍（省级党刊的编辑部主任）后来成为伉俪。搞美术创作的有上海知青金祥生，芜湖知青杨大全、杨起兄弟。杨大全现在是安徽省著名的油画家，杨起1980年即赴德国留学，现任海德堡大学东方美术史教授。
我特别感激姚远牧老师在文学创作上对我的悉心指导，因他的人格魅力，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批身陷逆境有为的青年，为我们展露才华构筑了一个小小的平台，使我们平淡的生活有了一座暂栖身心的精神家园。
文革后，姚老师担任了县文化局局长一直干到退休。1996年我回到阔别20余年的第二故乡南陵，还特意去看望他，与我们这些知青的相处，成为他一生美好的回忆。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感到最痛苦的是前程的黯淡无望，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每一次招工和大学招生都没有我的份，没有被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推荐过一次，因为我的父母是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属于出身最坏的一类，连可以教育好子女的资格都没有，这一称谓多半是指那些曾是当权派的下台干部的子女, 在文革前就开始的阶级路线像一条巨蟒缠裹着我们喘不过气来, 听任其捉弄、糟蹋。
当时的政策是 “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其实是逻辑不清的悖论。1972年，由于我在农村文化和教育普及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被评选为芜湖地区的上山下乡知青标兵，这时我的短篇小说《信》已经发表。
1973年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反映知青的困境，揭露在知青中招工招生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惊动了毛主席。他给这位乡村小学教师汇去 300元,并写了一封信:“汇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问题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此后全国开始调整知青政策，改善知青政治、生活条件，打击惩治了一批罪大恶极、迫害知青的坏人。安徽各地也开始知青工作大检查，县知青办从全县知青中抽调8个人参加地区革委会的检查团，我也是其中之一，负责对九连公社近400名知青政策落实的检查，但我突出表现与作为都不能改变我的命运，招工、招生的大门仍对我紧闭着，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我只能暗藏心里。
在别人眼里，我忙忙碌碌、旷达乐观，但有一点与那些有理想抱负的知青是相通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1974年为了落实知青政策，新出台了知青为独生子女或父母身边无一个子女的可以抽调返城。当时我妹妹已在芜湖市第一塑料厂转为正式工人并已结婚，为了让我能抽调回城，母亲和妹妹商量，让妹妹调到她爱人所在的铜陵市工作，这是不合算的，但能让我回来，妹妹和妹夫作出巨大的牺牲。这样我就具备了“父母身边无一人”的资格，可以名正言顺地招工返城了。
1975年3月我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活，这一年我已经29岁。
1975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南陵县政府大院里，早早地聚集着百十个男女青年,地上堆放着他们的行李，他们年龄最大的已有30来岁，满脸沧桑，一言不发的立在寒风中。路过的市民一看便知，又一批知青要招工返城了，他们是全县落实独生子女和身边无一人政策的知青们。
时近中午，三辆敞篷卡车风尘仆仆地开进大院，一片欢呼声，我们争先恐后地将行李扔上车，然后爬上车，几声喇叭响，汽车开动了，穿越过这座小县城惟一的一条大街，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再见吧，南陵！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还唱起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
卡车疾驰在与长江平行的沥青公路上，我们归心似箭，无兴致去欣赏眼前三月杏花春雨的景色。车开得很快，寒风像刀子般割着我们的脸，我不得不将棉衣的衣领竖起来，又冷又饥，刚才还在唱歌的几个知青也蜷缩着身子沉默不言了，沉默传染了车上的每一个人。
怎能叫人不伤感呢？这一批招工几乎全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农村插队近七年的知青，苦煞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人生能有几个七年，抗日战争也才八年，今天我们终于回城了！这时只听见一个小伙子嚷道：“大伙把衣服口袋裹紧，莫让户口和粮油迁移证让大风刮跑了！”
这话使全体人员一片惊栗，人人裹紧上衣，接着相视仰天大笑起来，这是辛酸、苦涩的笑，无穷酸涩尽在此语中。我们的命运竟被户口和粮证这两张薄薄的纸片控制着，它们制约着我们生存的时间与空间，我们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只能任其摆布。
这一句不经意的风中戏言，是一代人命运的沉重叹息，一辈子忘记不了！
我们这一批招工全部分配在芜湖市的手工业系统，我当时根本无门路去开“后门”，被稀里糊涂地分配到一家日用化工厂。这批进了十个人，都是在农村待了七八年的老知青。这是家简陋的手工业作坊式的集体企业，生产的都是蚊香、蛤蜊油、矿烛这类小商品，机械化程度很低，我们进厂那年上了一个新产品——油漆刷。
我被分配去干最累最危险工种，开盘锯。师傅是一个未摘帽的四类分子，姓赵。车间里锯末飞舞,粉尘大,噪音大，飞速的盘锯几乎没有什么保护设备，稍不小心就会出事故。我穿着防护服戴着手套，每天八小时将２米高，40厘米宽，２厘米厚的松板，扛上工作台，小心翼翼地推向飞速旋转的电锯，切割成一块块漆刷柄的木坯。
不少同学来看我，见我干这份令人提心吊胆的活，都为我惋惜：“真是 ‘ 大材小用 ’ 了。” 可我已经知足了，28岁每月18元的学徒工资，还发２元澡票，我好歹是工人阶级一员了，发工作服那天，我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以示纪念。
……
1977年10月市文化馆组织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去黄山参加一个笔会，我又重游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和茂林皖南事变旧址，这对我来说是故地重游，颇有些感慨。一天上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了。同行的几个年轻人高兴得跳起来！回到芜湖后，发现绝大部分老三届把丢了十年的数理化课本找出来开始复习功课了。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校招生考试，考点就设在我读高中的芜湖市三中，我那个考场就是当年我们高三（1）班教室。十二年了,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尤其是像我这样既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又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能有几人？
那一年是各省命题，由于被时代耽误了的这一代人学业荒废太久，题都不难。我是1965届高中毕业的，基础扎实，又在农村当了四年多民办教师，所以各门都考得很好，是第一批通知参加体检的，那一段日子沉浸在期待的兴奋中。
1978年春节后，一些人陆续收到了高校录取通知，而我却望眼欲穿。“过尽千帆皆不是”，我再一次绝望了，我知道依旧是在家庭出身问题上卡了壳。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反动的血统论依旧阴魂不散！
到了1978年 3月部分高校扩招也结束了，我们依旧石沉大海。这时，在市招办工作的一个朋友刘延业，悄悄告诉我，我的考试成绩是327分，是全市文科成绩前10名（当时满分是400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厂的主管部门市二轻局政工组在我的政审意见上签署了“不予录取”的意见，我的考生档案一直锁在入另册的柜子里。
我愤怒了！春天来到冰封的中国，为什么春风就吹不到我们身上，我要理直气壮地抗争！我慷慨激昂地给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上书，我守候在中共芜湖市委会议室门外，堵住出来上厕所的分管招生的市委副书记程介一同志，递上我的陈述信，倾诉我心中的愤懑。
之后我给遥在武汉的未婚妻写信“我们结婚吧”。
她和我曾在同一个公社插队，是一位北京知青，并且同在公社中学代课，同教一个班级，我教语文，她教英语，都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不能招工返城。“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命运使我们深深相爱了。1975年春，我们均以落实“身边无人”政策返城，她回到武汉父母身边，分到汉阳废品回收站当电焊工，在这几年里，浸透着泪水思念之情的两地书维系着我们的苦恋，梦牵魂萦。
我们终于谈婚论嫁，但遭到她父母的坚决反对，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使这两个从海外归来的老知识分子惊魂未定，他们不愿将好不容易回到身边的女儿再推向无边的苦海。她很快回了信，诉说正在忍受的双重折磨，单位领导以超龄为由不让她参加高考，父母逼她尽快与我断绝关系，她无比痛苦，经常彻夜失眠。她做出决断：“你快来吧！现在什么力量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哪怕是父母的爱。”
1978年 4月24日，我溯江而上来到武汉，早已等候在大轮码头的她，显得格外憔悴，只有同单位的两个女伴来送她，她含泪给父母亲留了一封信，随我登上一艘待发的大轮，去南京旅行结婚。开始中国古典戏曲中演绎的痴情男女的“私奔”。
“东方红 7号”轮一声声汽笛长鸣离开武汉港，我们相依在甲板上，看长江大桥、武汉关在眼前渐渐远逝。黄昏，一轮血红的太阳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残阳斑驳地撒在我们身上，船上不少是一对对去苏杭“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妇，他们耳鬓厮磨是那样亲昵甜蜜，而我们在欢乐中都包含着沉重的忧愁。
在大江的涛声中，观长江一泻千里而去，我们在思虑，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只有一个信念，一直往前走，就像大江狂涛中的小舟与风浪相博，决不后退！
与我们同舱的湖北美术学院刘依闻教授。他和学生去上海观摩“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展”，他们高兴地为我俩画炭条肖像速写，谈笑声冲淡了我们的烦恼和忧愁。
第二天船停泊南京港，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夫子庙一家小旅店度过的，没有花烛、婚宴，也没有亲友，只有秦淮河清凉的月色透过窗倾泻在我们身上，我紧紧把她搂在怀中……
时代的大变迁，使我们的命运陡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我们南京旅行结婚时，经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的干预，在我们的上访信上作了批复，我和芜湖市14个受家庭出身株连的考生被安徽师范大学的芜湖市专科班录取，乘上最后一班车，虽然被夹在门缝中，我把新婚仅十天的妻子送回武汉（她第二年考上了湖北财经学院工业会计专业），赶回学校报到，这时大学已经开学快两个月了，学校为我们这批久经磨难最后才被录取的学生举行了欢迎大会，我上台发言，刚说了一句“还我青春，我要读书”，台下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已潸然泪下
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感激邓小平这位伟大的历史建筑师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1997年，《长江日报》开辟了“20年前我参加高考”征文，许多77、78、79级的学生纷纷撰文回忆、评价中国当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大事，许多高校的老教授们说，他们一生从教生涯中，77、78、79级学生是最坚强、成熟，学习最勤奋、用功、敢于独立思考的。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成为社会栋梁，活跃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舞台。我也应征写了篇文章《1977年，一个无雪的冬天》并且获奖。
1998年元月中旬，《长江日报》社在汉口的亚洲大酒店举行隆重的征文颁奖大会，当年向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进言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和当时负责恢复高考工作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也参加了这次盛会。那一天刚担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武汉大学的辜胜祖（现任湖北省副省长）带领我们全体与会者向查老、刘老三鞠躬，以表示一代人的感激之情。
有位哲人说苦难是一座学校。不能否认，上山下乡苦难经历磨炼造就了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这是一种“种豆得瓜”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而美化苦难，我们决不为苦难加冕，所谓的“青春无悔”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高调，苍白而虚伪，社会的发展难道非得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吗
我选择知青文学为一代人立言作为自己奋斗的事业，这是使命，也是责任。我希望逐渐淡出社会舞台的知青朋友，让生命的激情依旧在我们心中燃烧，因为我们已经跨过漫长苦难的昨天，今天我们手挽手伟岸地走进了新世纪！
祝福你们，普天下的知青兄弟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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