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第二年秋天，骚公鸡马失前蹄，被龙锁捉奸在床。这段维持了一年多的畸形恋情瞬间走到了尽头，他的“仕途”也因此寿终正寝。
其实龙锁早就起了疑心，他发现队长没来由地对他照顾有加，分明是有意跟他套近乎，比如安排送粮，几乎每次都少不了他，别的男劳力一年只轮到一两回。那时送粮是桩“美差”，虽然到我们的定点的粮站有二十里的水路，下半夜就要撑船出发，夯粮时还要爬很高的粮屯，但在那里可以拿集体的粮换米换肉大吃海喝一顿，那时候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有一回龙锁无意中听到几个男劳力在背地里议论他，其中有个人大发感慨说：“有个‘姨夫’当队长真好，回回送粮都有他。”在我们那里“姨夫”一词有另一层含义，别人会把女人的相好调侃说成是她男人的“姨夫”。话说得这么直白，龙锁又不傻，心想：怪不到每回队长遇到粉莲，虽然说话不多，但那眼神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自此，龙锁就提高了警惕，不过，他还是挺有心计的，他也没回去“拷问”粉莲，他晓得如果真的有事，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反而会打草惊蛇，只有多留心观察，一旦有了真凭实据，再出这口恶气不迟。
队里收中稻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队长喊人“翻场”。那时没机器，脱粒全靠人力和畜力，一般是将人工割上来稻把摊铺在大场上，用牛拉碌碡碾场，午夜过后，一遍碾过了，再用人工翻过来碾第二遍，一片大场需要喊七八个男劳力翻一个多小时。这天也轮到了龙锁，他想：这段时间他已有个把多月没出门了，就连起早煮早饭也不曾让粉莲起来过，如果真的有那么回事，他们极有可能要利用这点时间“作案”。果然，骚公鸡将人喊上场后，在场上转了一圈就不见了人影。场翻到一半的时候，龙锁就说肚子不舒服要上庄解手。那片大场就在庄后，只有庄上才有茅缸，离龙锁家也只有些200多米远。翻场的其它几个人，看到今天龙锁有点失常，此时上庄会不会是回家“侦察”情况？如果真的是回了家，恐怕今天会有好戏看，骚公鸡十有八九会在他家床上。有人提议：“不如我们也歇会儿，上庄看看动静，龙所一个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假如让他逃脱了，他提起裤子就不会再承认。或许黑灯瞎火的我们能帮龙锁点儿忙。这家伙太张狂了，这回要彻底治一治他！”那些人大都是队长的对立面，其中有一个被队长打过嘴*****的人还悄悄地拿了场上的一根细麻绳。
当这帮人在黑暗中走到龙锁家大门口时，只见大门洞开，房间里传出撕打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女人和孩子的哭声。正当这些人不知所措时，堂屋门里突然窜出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显然是这家伙已经成功地从龙锁手中挣脱了，正惊失措地向外突围，他那里料到院子里站满了人。他一愣神，立即就被从屋里冲出来的龙锁扑倒在地，不知是那个在黑暗中还蹬了他几脚。这时有人悄悄地递了一根细麻绳给龙锁，没多会儿他就几近疯狂的龙锁捆了个结结实实。
等到我和桂芬被惊醒赶过去时，屋里己点上了油灯，骚公鸡被捆得像个棕子似的掼在堂屋的地上，他光着上身，下身虽有一件短裤但只伸了一只裤管，他的那个超级小兄弟，在暗淡的灯光下显得垂头丧气。龙锁正一边喘着大气一边挥舞着一把菜刀，嘴里嚎叫着说：“你们都出去，我今天非要把他的上头下头一齐剁下来，幸好有两个大劳力死命地按着他，人们心里都清楚，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好。这时已经有人去叫醒了支书和主任，我料到这两个人今天都不会到场，这事情对支书来说他是不具备调解资格的，主任那人正与支书闹着矛盾，正好要看支书的笑话。因此，只有我才是“消防队长”的最佳人选。后来果然两人都没到，支书让人带来了口信，说这事由大会计处理（那时习惯将大队会计叫大会计，把生产队会计叫小队会计）。桂芬进门后，只厌恶地瞟了那家伙一眼就进了房门，她关上了房门，点上了房里的灯，看到粉莲用双手捂着脸在嘤嘤地哭，身旁的小菊在拚命地哭。桂芬先是抱起了小菊，对粉莲说，不管怎么样，别把儿伢吓坏了，接着就将自己的乳头塞到小菊嘴里，才止住了哭声。那时我正在外面紧张的思考着如何才能平息这一场不同寻常的风波。
8
我先是拿下了龙锁手中的菜刀，接着又对那几个翻场的男劳力 说；“这事由我来处理，你们翻场的人还是继续去把场翻结束，不能耽误明天起场晒稻。其它的人也都回去睡觉，明天大家都还要上工。”后来，我只在那些半夜起来看热闹的人中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德高望重的老队长，还有一个是龙锁的本家哥哥。我对他们二人说：“你们先在这里看住一会儿，我到大队部去打个电话（全村只有大队部里一部电话），这事如何处理要请示一下公社的顾科长”（那时还不曾有派出所，一般治安方面的工作都由治保科长和他的一个助手处理）。回过头又对已经平复了一些的龙锁打了一剂防疫针，我说：“这事情你千万别瞎来，国家有法律，你如果瞎来就也要犯法！”
顾科长听了我的汇报后，在电话那头跟我说：“你们这事算不上是什么案件，只要不是强奸，在捉奸的过程中又没有打伤人，由大队里调解一下就算了，不过，因为是队干部腐化，公社还是要管的，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弄一条船把人送到公社来，这样可以先平息那边的风波，然后再由我们通过调查后冷处理。人送过来后，你们重点要做好女方那边家庭的工作，千万不能再出事。”我听了就说，这办法好。
回到龙锁家，我对他们说：“顾科长说了，问题很严重，他要我亲自将人‘押送’到公社去，可能要逮捕。”说完后，我看到龙锁对这个结果没反对就立即叫来了大队公勤员，叫他把那条带棚子的小差船划过来。等到船划出了庄子，我才替那个倒霉的家伙解开绑在身上的麻绳，穿上了上船前他老婆给他送来的一套单褂裤。后来才知道，这家伙“作案”时只穿了一件短裤，而且在行事时只将短裤褪掉一只裤脚，主要是为了遇到突发情况时好方便脱身。我松了一口气，这事情的第一阶段算是圆满解决了。
那天夜里天特别黑，静悄悄河面上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岸上不时传来一阵阵秋虫的鸣叫。这里离公社驻地有十多里水路，平时大约一个半小时能划到那里，这种一个人划双桨的小船，速度不慢，今天是摸黑，估计天亮后才能到。惊魂乍定的“罪犯”与我一起挤着躺在狭窄的船舱里，感觉到他好像在微微颤抖。黑暗中，他轻声地对我说：“真难为你了，对不起。”很显然，他对我用这种方式把他救出“虎口”是十分感激的。
顾科长问了我一些详细的情况后对我说：“好了，人先丢在这里几天，你回去仍要注意女方那边情况，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再出事。”我说：“科长你放心，我跟那家住门对门，那女的又跟我婆娘处得不丑，估计过几天能缓过来。”
后来的几天，桂芬也没上工，整天地陪着粉莲，头两天那婆娘躺在铺上不吃不喝，连奶也不给小菊喝，害得桂芬好像生的是双胞胎。夜里也是桂芬带着两个丫头跟她一起睡，她家只有一张铺，龙锁就在我家临时过渡了两宿，这时龙锁已经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只是希望粉莲别寻短见。夜里，桂芬反反复复地开导粉莲：“你别老想不开，世界上又不是你一个人有这事，别说我们是做农民的，就是那些有工作的当演员的当大官的女人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家背地里嚼舌头，她嚼她的，嚼嚼就不嚼了，她总不敢当着你的面嚼。龙锁跟我说了，他不怪你，都是那个畜生太花心，这回他也算是出了一口气。把你的脸撕破了他现在也懊悔，你也要体谅他的感受，这事情哪个男人能忍受？再说，不是我说你，本来错就在你，这回给你个教训我看也好，听说公社里发狠要认真地处理那个家伙，至少他别再想当什么干部了。你要知道，你这样不吃不喝的其实是在折磨我，我哪有那么多奶给小菊喝？”粉莲默默地听着桂芬的数落，也不吱声，显然是觉得桂芬的话句句都在理上。后来桂芬从我家端了一大碗热粥过去，看着她喝下去了，接着就把小菊推到她怀里。那晚，桂芬对龙锁说：“没事了，今晚你回去睡吧，下一步就看你的了，回去好好地哄哄她，她好像也知道错了，不过，你也要保证这事过去就算过去了，今后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准再提。”
过了几天，这边安定下来了，公社那边的处理决定也出来了，只是撤去了骚公鸡的队长职务，其实队长也算不上是个什么官，但社员们还是觉得处分不轻，也挺解恨。听说，支书本人也受到公社书记的严厉批评，只过了个把月就将他调到了公社副业办公室去当什么副主任去了，由我来接任他的支书职务。我知道他去那里是被冷冻起来了，那个单位里安排了好几个免了职的支书，整天无所事事。人说那个地方是“书记处”。
9
第二年夏天，粉莲又生了第二个女儿。那时，庄后的莲塘里莲叶田田，开满了一池荷花，他们就给二女儿取名小荷。其实在去年出事时，粉莲已经怀着身孕了。由于营养不良，小荷生下来时瘦瘦长长的，一看就料到将来会有个高挑的身材，也不知道是不是骚公鸡的种？几个月后我家的第三个孩子也跟踪而至，让我爸妈激动不己的是我家老三是个带把儿的小子。
生产队里的情况比前几年好了些，被停了近二年的老队长又复了职，经过了一段时间“强权统治”的折腾，人们对老队长好像比以前更加敬重了些。龙锁家的口粮也比以前宽裕了，主要是因为有两个小口扯着（那时基本口粮不分大小口），但经济仍十分拮据，两个人做的工分要买四个人的口粮，粉莲有两个孩子拖着，也做不了多少工分，要不是我妈那里有个免费“托儿所”，粉莲一天工都上不成。两个人整天忙得团团转，正值壮年的龙锁倒有点像个小老头，粉莲虽然还没到三十岁，但也显得心力交瘁，风光不再，哪里还顾及到当年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后来我家桂芬做了妇科结扎手术，龙锁家又生下了个儿子，只可惜那个儿子是个“白毛儿”。据说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白化病，在近亲结婚的人群中发生的概率相对会大些，当然也有另外，有的表兄妹结婚生的孩子照样健康聪明，也有的不是表兄妹却生下这样的孩子。生下来时龙锁两口还不是太沮丧，他们觉得总比再生个丫头好，好歹是一条根，他们把儿子取名叫贵根子，精心呵护，疼爱有加。贵根子智商并不比其它的孩子差，小时候还挺聪明伶俐惹人喜欢，只是他的那双蓝眼睛特别怕光，将他抱到阳光下，眼睛老是眯缝着。队里有人议论说：“这贵根子倒是杨家的真种，只是可惜撑不了杨家的门户，如果粉莲不曾痛改前非，仍像以前一样“风流”，可能结果还会好一些。”也有人说：“这白毛儿可能就是他家的最后希望了，计划生育一年比一年紧，要想再生第四个恐怕是不可能了。”还有人说：“就是批准他家再生一个，估计也结不出什么好果子来，除非他婆娘再去借种。”有时候男人们还互相打趣：“要不你借个种给他家？”
分田到户那年，我得以提升，被调到公社工作。我的大女儿进了社办厂上班，两个小的都在外面上学，桂芬一个人在家种了七八亩承包地，那时还不曾有机械化了，比在大集体时还要忙。龙锁家孩子上学少，家中劳力多，每至农忙季节，都会帮桂芬不少忙。几年后，他的大女小菊嫁给了本村里的一个民办教师，后来又转成了公办，现在每月能拿到好几千元工资，比我的退休金还高一大截。二女儿小荷，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小木匠，改革开放后先是跑到东北沈阳给人家做装修，后来自己在那里与人合伙办了个家具厂，听说现在已经是身家好几百万的小老板了。令人有点婉惜的是，龙根这边的情况很糟糕。贵根子到三十岁出了头还没找到个合适的人成家。无奈之下只好化了6000多元钱买了个媳妇，那姑娘是贵州过来的，还是个弱智。生了个孙女虽然不是白毛，但比她妈更弱智，上了五年小学才读到二年级。
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他家的经济情况倒是一年比一年好，家里的承包地都是粉莲和贵根子在家里种，他一个人到苏州去收了好几年的废品，他在郊区租了人家的一间房子，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走村串户，每年能赚得好几万元。他又舍不得化钱，穿的衣服、鞋子都是从废品中挑出来的，他告诉过我，他已经存下了五六十万！
后来我退休了，回到了村里的老屋中养老。有一年过春节，他因为中风险些送命，幸好我及时找人用车把他送到市人民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老命。不过打那以后，他就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走路也离不开轮椅了，那年他正好70岁。在病中以及后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粉莲对他的照顾也算得上是无微不至了，虽然他们之间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故事，但几十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平平常常的岁月已经将他们打磨成一对情深意笃的恩爱夫妻。
坐在轮椅上的龙锁，好像脑子还不怎么糊涂，能清楚地记得过去好些陈年旧事，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跟着他坐的轮椅在庄前的公路上散步，看到路边一排排新建起来的堪称豪华的乡村别墅，他不无感慨地跟我说：“想不到乡下人还能砌得起这样的房子。”我说：“你不是也砌得起吗？”我这话好像是触到他的痛处，他幽幽地说：“是的，我现在砌一所这样的房子，不管怎样装修也不会欠债，不过，我砌它干什么呢？再过短短的几十年，我的这个家庭可能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实在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他，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杯人生的苦酒，也许这就是“命”吧。（完）
我先是拿下了龙锁手中的菜刀，接着又对那几个翻场的男劳力 说；“这事由我来处理，你们翻场的人还是继续去把场翻结束，不能耽误明天起场晒稻。其它的人也都回去睡觉，明天大家都还要上工。”后来，我只在那些半夜起来看热闹的人中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德高望重的老队长，还有一个是龙锁的本家哥哥。我对他们二人说：“你们先在这里看住一会儿，我到大队部去打个电话（全村只有大队部里一部电话），这事如何处理要请示一下公社的顾科长”（那时还不曾有派出所，一般治安方面的工作都由治保科长和他的一个助手处理）。回过头又对已经平复了一些的龙锁打了一剂防疫针，我说：“这事情你千万别瞎来，国家有法律，你如果瞎来就也要犯法！”
顾科长听了我的汇报后，在电话那头跟我说：“你们这事算不上是什么案件，只要不是强奸，在捉奸的过程中又没有打伤人，由大队里调解一下就算了，不过，因为是队干部腐化，公社还是要管的，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弄一条船把人送到公社来，这样可以先平息那边的风波，然后再由我们通过调查后冷处理。人送过来后，你们重点要做好女方那边家庭的工作，千万不能再出事。”我听了就说，这办法好。
回到龙锁家，我对他们说：“顾科长说了，问题很严重，他要我亲自将人‘押送’到公社去，可能要逮捕。”说完后，我看到龙锁对这个结果没反对就立即叫来了大队公勤员，叫他把那条带棚子的小差船划过来。等到船划出了庄子，我才替那个倒霉的家伙解开绑在身上的麻绳，穿上了上船前他老婆给他送来的一套单褂裤。后来才知道，这家伙“作案”时只穿了一件短裤，而且在行事时只将短裤褪掉一只裤脚，主要是为了遇到突发情况时好方便脱身。我松了一口气，这事情的第一阶段算是圆满解决了。
那天夜里天特别黑，静悄悄河面上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岸上不时传来一阵阵秋虫的鸣叫。这里离公社驻地有十多里水路，平时大约一个半小时能划到那里，这种一个人划双桨的小船，速度不慢，今天是摸黑，估计天亮后才能到。惊魂乍定的“罪犯”与我一起挤着躺在狭窄的船舱里，感觉到他好像在微微颤抖。黑暗中，他轻声地对我说：“真难为你了，对不起。”很显然，他对我用这种方式把他救出“虎口”是十分感激的。
顾科长问了我一些详细的情况后对我说：“好了，人先丢在这里几天，你回去仍要注意女方那边情况，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再出事。”我说：“科长你放心，我跟那家住门对门，那女的又跟我婆娘处得不丑，估计过几天能缓过来。”
后来的几天，桂芬也没上工，整天地陪着粉莲，头两天那婆娘躺在铺上不吃不喝，连奶也不给小菊喝，害得桂芬好像生的是双胞胎。夜里也是桂芬带着两个丫头跟她一起睡，她家只有一张铺，龙锁就在我家临时过渡了两宿，这时龙锁已经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只是希望粉莲别寻短见。夜里，桂芬反反复复地开导粉莲：“你别老想不开，世界上又不是你一个人有这事，别说我们是做农民的，就是那些有工作的当演员的当大官的女人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家背地里嚼舌头，她嚼她的，嚼嚼就不嚼了，她总不敢当着你的面嚼。龙锁跟我说了，他不怪你，都是那个畜生太花心，这回他也算是出了一口气。把你的脸撕破了他现在也懊悔，你也要体谅他的感受，这事情哪个男人能忍受？再说，不是我说你，本来错就在你，这回给你个教训我看也好，听说公社里发狠要认真地处理那个家伙，至少他别再想当什么干部了。你要知道，你这样不吃不喝的其实是在折磨我，我哪有那么多奶给小菊喝？”粉莲默默地听着桂芬的数落，也不吱声，显然是觉得桂芬的话句句都在理上。后来桂芬从我家端了一大碗热粥过去，看着她喝下去了，接着就把小菊推到她怀里。那晚，桂芬对龙锁说：“没事了，今晚你回去睡吧，下一步就看你的了，回去好好地哄哄她，她好像也知道错了，不过，你也要保证这事过去就算过去了，今后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准再提。”
过了几天，这边安定下来了，公社那边的处理决定也出来了，只是撤去了骚公鸡的队长职务，其实队长也算不上是个什么官，但社员们还是觉得处分不轻，也挺解恨。听说，支书本人也受到公社书记的严厉批评，只过了个把月就将他调到了公社副业办公室去当什么副主任去了，由我来接任他的支书职务。我知道他去那里是被冷冻起来了，那个单位里安排了好几个免了职的支书，整天无所事事。人说那个地方是“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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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粉莲又生了第二个女儿。那时，庄后的莲塘里莲叶田田，开满了一池荷花，他们就给二女儿取名小荷。其实在去年出事时，粉莲已经怀着身孕了。由于营养不良，小荷生下来时瘦瘦长长的，一看就料到将来会有个高挑的身材，也不知道是不是骚公鸡的种？几个月后我家的第三个孩子也跟踪而至，让我爸妈激动不己的是我家老三是个带把儿的小子。
生产队里的情况比前几年好了些，被停了近二年的老队长又复了职，经过了一段时间“强权统治”的折腾，人们对老队长好像比以前更加敬重了些。龙锁家的口粮也比以前宽裕了，主要是因为有两个小口扯着（那时基本口粮不分大小口），但经济仍十分拮据，两个人做的工分要买四个人的口粮，粉莲有两个孩子拖着，也做不了多少工分，要不是我妈那里有个免费“托儿所”，粉莲一天工都上不成。两个人整天忙得团团转，正值壮年的龙锁倒有点像个小老头，粉莲虽然还没到三十岁，但也显得心力交瘁，风光不再，哪里还顾及到当年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后来我家桂芬做了妇科结扎手术，龙锁家又生下了个儿子，只可惜那个儿子是个“白毛儿”。据说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白化病，在近亲结婚的人群中发生的概率相对会大些，当然也有另外，有的表兄妹结婚生的孩子照样健康聪明，也有的不是表兄妹却生下这样的孩子。生下来时龙锁两口还不是太沮丧，他们觉得总比再生个丫头好，好歹是一条根，他们把儿子取名叫贵根子，精心呵护，疼爱有加。贵根子智商并不比其它的孩子差，小时候还挺聪明伶俐惹人喜欢，只是他的那双蓝眼睛特别怕光，将他抱到阳光下，眼睛老是眯缝着。队里有人议论说：“这贵根子倒是杨家的真种，只是可惜撑不了杨家的门户，如果粉莲不曾痛改前非，仍像以前一样“风流”，可能结果还会好一些。”也有人说：“这白毛儿可能就是他家的最后希望了，计划生育一年比一年紧，要想再生第四个恐怕是不可能了。”还有人说：“就是批准他家再生一个，估计也结不出什么好果子来，除非他婆娘再去借种。”有时候男人们还互相打趣：“要不你借个种给他家？”
分田到户那年，我得以提升，被调到公社工作。我的大女儿进了社办厂上班，两个小的都在外面上学，桂芬一个人在家种了七八亩承包地，那时还不曾有机械化了，比在大集体时还要忙。龙锁家孩子上学少，家中劳力多，每至农忙季节，都会帮桂芬不少忙。几年后，他的大女小菊嫁给了本村里的一个民办教师，后来又转成了公办，现在每月能拿到好几千元工资，比我的退休金还高一大截。二女儿小荷，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小木匠，改革开放后先是跑到东北沈阳给人家做装修，后来自己在那里与人合伙办了个家具厂，听说现在已经是身家好几百万的小老板了。令人有点婉惜的是，龙根这边的情况很糟糕。贵根子到三十岁出了头还没找到个合适的人成家。无奈之下只好化了6000多元钱买了个媳妇，那姑娘是贵州过来的，还是个弱智。生了个孙女虽然不是白毛，但比她妈更弱智，上了五年小学才读到二年级。
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他家的经济情况倒是一年比一年好，家里的承包地都是粉莲和贵根子在家里种，他一个人到苏州去收了好几年的废品，他在郊区租了人家的一间房子，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走村串户，每年能赚得好几万元。他又舍不得化钱，穿的衣服、鞋子都是从废品中挑出来的，他告诉过我，他已经存下了五六十万！
后来我退休了，回到了村里的老屋中养老。有一年过春节，他因为中风险些送命，幸好我及时找人用车把他送到市人民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老命。不过打那以后，他就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走路也离不开轮椅了，那年他正好70岁。在病中以及后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粉莲对他的照顾也算得上是无微不至了，虽然他们之间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故事，但几十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平平常常的岁月已经将他们打磨成一对情深意笃的恩爱夫妻。
坐在轮椅上的龙锁，好像脑子还不怎么糊涂，能清楚地记得过去好些陈年旧事，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跟着他坐的轮椅在庄前的公路上散步，看到路边一排排新建起来的堪称豪华的乡村别墅，他不无感慨地跟我说：“想不到乡下人还能砌得起这样的房子。”我说：“你不是也砌得起吗？”我这话好像是触到他的痛处，他幽幽地说：“是的，我现在砌一所这样的房子，不管怎样装修也不会欠债，不过，我砌它干什么呢？再过短短的几十年，我的这个家庭可能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实在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他，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杯人生的苦酒，也许这就是“命”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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