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在微信看到【在中国长大的“美帝”孤儿】后，感慨万分一时不知从何处下笔写出自己感触，不怕诸位笑话，从小到大我的作文永远是“及格”连“良”都没得过，我只会“侃大山”，我所性就将我要说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很可能语言不够简练，敬请大家原谅，凑合着看吧也就是图个热闹，首先，怎么就一个好么哒眼儿的纯正中国大家庭出来一位美国公民？
一．【事出有因】
1938年，我父亲当时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即现在北京大学校址)化学系念书，周末由家返校途中被日本宪兵抓捕至宪兵队，罪名为“同情抗日”，另我的两位姑姑当时在四川重庆读书均为罪名，我父亲是家中独子，为此,我爷爷动用了当时华北地区军政两界的要人出面担保我父亲后被释放，家中害怕再出类似的事情便立即办了出国留学到美国加利佛尼亚州斯坦佛大学化学系。
我是1940年夏季出生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我父亲大学毕业时正是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引发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回国的交通不能通航，一直等到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夏天由美国旧金山启程乘坐轮船回国。
二．【从小学到大学毕业】
1949年9月开学我在北京育英小学上四年级直到1955年育英中学（现为北京25中）初中毕业，高中时北京24中（原为大同中学），1958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到1963年毕业参加工作。回想起来，当学生的时代，生活也是坎坎坷坷，一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我这个政治白痴，加上自己又是自由散漫惯了，中学时期被班主任个别谈话是有的，我加入少先队是在初中毕业前十余天，晚一点就超龄了，所以到了高中还踢了一年少年足球校队（我上高一时，24中少年队刚获得北京市”五爱杯”冠军）。高中没入了团，可能因为我的一句怪话：“进了书记的家门就能进入共青团的大门”。到了大学政治环境比中学浓多了，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也是因为说话不注意惹的祸，1958年是疯狂的年代，脑子一热就是一个主意一项政策一个方向一个运动，丝毫没有科学性没有科学理论没有科学实践，只是伟人一句话谁敢问对错？拍马的吹捧的急忙找理论根据证明假话是真的，错话是对的就连科学家都昧着良心说假话来证明伟人的一贯正确。可是我只是无意的两句话就遭到全年级的批判，等到五年级时已经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老运动员”了。就这样，国家还是统一分配工作，我被分到北京，太幸运了，那年头我们这届毕业生95%分配到东北三省而且分到黑龙江省又占总数的90%。
几经波折总算有了接收单位----北京女八中，这个学校的校长兼书记是原国家主席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女士，在日本侵华期间她是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于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她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当中遇到政策水平很高的领导，她以身作则，亲历亲为，她会收上各年级不同科目的作业亲自批改，知道老师们的工作量，我们学校的老师不是坐班制，她说：老师要教几个班的课程还要批改作业和备课，即使不来学校能完成工作量时间也是很紧凑的，他的威信在我们学校师生中相当高，仅举一例：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单位的领导军被揪出来批斗，并且用皮带棍棒惨无人道的抽打，可王校长被学生请上大操场的主席台时，因王校长身体很弱，学生们搬来一把椅子给王校长坐，这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的画面，当时如果有手机拍下来，这张照片绝对是一等奖，也说明王校长平日工作作风及处人待事都让师生敬佩。
就在有这样一位和蔼可敬的领导下工作我还犯了一个极其低级可笑的错误；那是1965年夏季暑假前的日子，一天刚刚下课我回到教研组喝水休息片刻，组长告诉我说党支部找我有事，我到了校长室进门后是我校副书记---李培荣副校长（一位将军的夫人）和我谈市教育局来通知让学校组织游泳活动，响应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号召我们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我与李副书记谈了如何组织以及时间地点等问题，结束后我便推开校长室的门前脚刚要迈出门儿，这时，李副书记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小常呀，咱北京现在有没有游泳是男女分池的？我嘴是又快又欠又损地回答了一句：“有哇”“什么地方?” “王府井八面槽的清华池【澡堂子】。”真是和外行无法交谈，想起1957年的右派言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右派言论吗？这是实话，是真理。
放完暑假开学了，到教研组内没有我的课表，组长让我去党支部询问，得到答复是：去到卢沟桥农场补劳动实习课。后来我问了同学才知道，我们58届毕业生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补劳动实习课，我又是被特殊照顾的对象。在农场里除了来自北京市各校的教师外还有65年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其实就是思想右倾，有一位是我们北京矿院的子弟，他父亲是教授，他非常聪明从小就喜欢看书研究一些与科学有关的实验，记得他自己装矿石收音机后是电子管收音机等，我想他会是因对社会的一些看法而成为有思想问题的学生被进行变相的劳动改造。
三. 【说实话的利与弊】
今天回头看后再谈说实话的利与弊，我会肯定会说：“弊大于利”其实在一党执政的社会里，说实话从来都不会有利和市场，假话谎话连篇，溜须拍马无论在仕途和个人发展空间都会有前景，因这个做法太符合人性的短板----贪念与被吹捧欲。
说实话给我带来的后果：（1）1957年高二的暑假，教师们集中搞反右运动，我们暑假足足玩了两个月，高三毕业时，我的档案里装有我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右派”（文革期间，小脚侦缉队的大妈告诉我的，后经证实确有此事）。（2）文革期间在高中同学婚礼上的谈话内容被一位同学的女友（因而人恋爱分手的问题）密报到军工宣队工作组，我们几个同学分别被本单位隔离审查，最后被定为“5.16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停止教课。在林彪事件出现后，我已调到天津工作，原单位的工宣队到天津教师进修学院给我平反，整我的材料当众销毁（鬼知道是否销毁？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3）我在工作期间是初入社会，全无社会经验，党支部让我们年轻教师向党交心，我便如实地把我的真实想法看法写成汇报材料交给党员老师，某日晚上我们打玩乒乓球后，一起到“四川饭店”小吃部吃夜宵时把我写的材料还给我并诚恳和关怀的语气对我谁说：
“小常呀，你太年轻，刚参加工作没有社会经验，你那实话能随便说随便写吗？拿回去撕掉，以后做事多用脑子想一想再做”。挽救我免遭在政治上犯错误，我在北京女八中工做的九年里，太多的老师真心帮过我，他们是我政治路途上的老师，也是我生活中的兄长更是我生命里的贵人和恩人，他们当中虽然有人已仙世，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说实话在文革里遭到隔离审查，但在1980年我申请来美探亲和重新申请我的美国护照时需要到北京美国驻华领事馆去办理，在我收到美国我姐姐和哥哥寄给我1946年从美国随父母回国时用的美国护照已经过期三十四年，必须从新申请更换新护照。我向教研室主任请假实话实说，我手持我的1946年护照到北京美国驻华领事馆与门岗的公安警察说明来意，公安警察让我到门卫办公室等候，他说帮我联系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大约近半个小时）警卫回来说不能进去，如果有中国护照可以进去。回家后向我父母亲的朋友询问如何处理此事，最后取得稳妥办法，给总领事—布鲁斯先生写信陈述情况请求帮助，没想到数日后我收到总领事布鲁斯先生的回信，我拿这封信毫无阻拦的走进美国驻华领事馆，是总领事布鲁斯先生亲自接待我，告诉我更换新护照所需的材料，我临出来时布鲁斯先生亲切地跟我说：“如果下次来时遇到任何麻烦给我打电话，我到大门口来接你。”以后又几次去领事馆交材料，拿我美国的新护照及办理我们全家移民美国的签证等等，都非常顺利。
后记：说实话在我办理护照让我免受牢狱之灾，此话怎讲？我拿我六岁时的美国护照到美国领事馆时不被门岗警卫给让到办公室等候联系吗？警卫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报告情况，北京市公安局打电话给天津市公安局 查询我本人情况，天津市公安局给天津市师范学院保卫处打电话查询我的情况，我院保卫处打电话到体育教研室找主任—王庆斌问询我的去处，王主任答复：“小常和我请事假，他去北京美国驻华领事馆办他美国护照的更换事情”，如果我说假话的结局就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由我们学院出面领回天津或是判我有偷越国境嫌疑（因进入大门线内既是属美国境内），这是在文革流毒尚未肃清的年代里，说实话让我得到最大的回报。
我和韩秀的遭遇不一样，我比她幸运多了，起因就是相貌上的差别就已经决定活在这个扭曲的政治环境国度中其人生历程的结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韩秀比我小六岁，我上大学时1958年，反右后的第一年，已经开始在录取时家庭出身是重要参照条件（当时只是在重点和军事院校），当时体育和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我被北京体育学院录取后，我拿录取通知书去问过班主任—陈宝琦老师，我本想等联考成绩出来后看是否能考取医学院？但我的班主任确说不必等了，你的家庭背景可能会对你的录取有影响，谁知道我听从班主任的话让我后半生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看过韩秀的文章后，我发现她与我二女儿住在同一城镇，有机会很想能见到韩秀，因他高中在北大附中上学，我的朋友与大学的校友就在北大附中教书，回忆过去的经历对晚年生活也是一味很好的调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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