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涣：也谈面对老病死- -读老达和格丘山文有感 转载

【华夏文摘】胡涣：也谈面对老病死- -读老达和格丘山文有感

发表于 2015 年 04 月 13 日 由 baichuan

最近在《华夏快递》上读到老达先生的“我已活过75岁了”和格丘山先生的回应“从金色黄昏走向满天星空”，有些感触。后文是为表达对前文的异议，但两篇各有其价值。人的成长和变老可以说是两个过程：一为损，一为益。与身体有关的东西是一损再损，各个零件不断损坏，最后整个报废。与精神有关的东西则可以不断成长。老达先生说的是损的一面，格先生说的是益的一面，都说得在理。格先生说的一面更少人关注，也就更值得关注。因为精神的一面少人关注，这一面随年龄的增长只属于少数人，就像Carroll Bryant 说的： “变老是必修课，成长是选修课。(Growing old is mandatory; growing up is optional.)”

精神上富裕了，就有足够的平安来接受身体上的损和消灭，所以两个过程不矛盾。其实从老达先生讨论损这一面的心态也可以看出他是个精神上丰富的人。

这里想到人的精神的两个方面：恐惧感和自我。

（1）

人其实每天都在跟恐惧感打交道。比如，上班族每天去上班，除了真是出于热爱事业或奉献社会的少数，其他人都是出于恐惧感。人所有的恐惧感归根到底都是出于动物本能的求生欲，那么在这些恐惧感中，人年事渐高或患上绝症时那种真正要面对死亡的恐惧感当然是最大的。不过人也正好有最长的时间来准备面对这个终极挑战，不可能有别的事能比这有更充裕的准备时间了 – 秀才的大比之日完了才是职业生涯的开始，人生的大比之日完了就一切之一切归于平静，再也没的可准备了。人的一辈子确实也够长，该是有足够时间来准备这一日。

虽然有时间，可惜似乎没有多少人去准备。越是身体健康从来不看病的老人，发病住院后心理受到的打击就越大，就是因为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下一个，结果死到临头时发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美籍瑞士裔心理医生Elisabeth Kubler-Ross 花了十年时间在医院观察了大量绝症病人后写出名著《论死亡和将死》(On Death and Dying)，在其中总结了人面对死亡的五个阶段：denial, anger, bargaining, depression, acceptance。用中文来说，大概就是：

否认 – 肯定是化验错了！

愤怒 – 怎么偏偏就轮上我？

讨价还价 – 从现在开始我多吃水果蔬菜少抽烟，应该还能多活两年吧？

抑郁 – 万念俱灰。

接受 – 人固有一死，我迎接吧。

广而言之，人在遇到任何重大挑战时都可能会经历这五个阶段的若干个。人老了，发现没人听自己的了，大概也会先是否认，然后愤怒，再是抑郁，最后接受。既然最后都得接受，那么在抑郁地接受和平静地接受之间何不选择对自己心情有利一点的那一个。

我们都善于否认自己的渺小。唐山地震后我们那里搭起巨大的地震棚，棚顶上贴着四个大字：人定胜天。现在想起来，人都胜了天了，还用得着住地震棚吗。宣传这样的口号，我想就像龙应台说的三流作家一样，不过是暴露了自己的愚昧。人的一辈子像是跟死亡打对手的一个长赛季，每次上场比赛，人可能会赢，可能会输，当然最后一定是在某一场输掉。但大家都用尽浑身解数，要赢，不要输。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药，到处找最好的医生，去找那万分之一的存活希望。赢球的欲望可嘉，但不知道怎么面对输球结果的就算不上上档次的球员。如果是一直到死去时都在否认，这结局可以说是死不瞑目。还有不少人被家属隐瞒病情，以至于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可谓是死得不明不白。隐瞒得成功的，亲属还庆幸，不过我看这跟中了黑枪而亡没什么两样，算不上有尊严的结局。

老人和病人回避死亡的话题，初衷是为了不影响活着的质量。健康的人对自己将来离世时的最大心愿也是快快了断，把痛苦的时间减到最短。其实，不敢去面对死亡，不等于心里不打鼓：骗自己哪有骗别人那么容易。一方面惴惴于自己所有零件都在变老失效，一方面又不敢去面对死亡，这就正中恐惧感的下怀：人越是不敢面对什么东西，就越是恐惧那个东西。

况且，能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可以大大提高生活质量。不仅是病人和老人，即使对于尚活得好好的人，获得这种尊严也是一种彻底的解放，因为这让他们能从此开始看重自己该看重的事，活出短短一生该实现的价值，如海德格尔所说：“如果我能承认死亡、面对死亡，我就能从对死亡的恐惧和生活的琐碎之中解脱出来。只有在此时，我才获得了做我自己的自由。”把这话说得通俗一点，大概就是：既然我的一生如此短暂，当从现在开始就鼓起勇气，做我早就该做而一直没敢去做的事。不管人有多老，只要敢去实现梦想，哪怕这梦想如何微不足道，就是年轻的心态；在再也做不动的一天，可以满足地说：我去做了。

恐惧感是一种感觉，而人本来是有能力驾驭自己的感觉的。同一个东西被张三恐惧，但在李四那里就不算回事。对长在中国农村的孩子，鬼能吓得人灵魂出窍；对美国孩子，鬼是万圣节的欢乐道具。所以恐惧是个纯粹主观的东西，有多大威力全看主人自己如何处置。可惜现实是恐惧感在人这里威力无穷。人经常是被恐惧感驾驭而不自知，比如大量的上班族。人也经常不敢面对自己的恐惧感，比如前边说的那些死不瞑目者和死得不明不白者。人被恐惧感绑架得越久，就越害怕与之面对，也就越难摆脱被绑架的处境。

营养医生Joel Fuhrman发现：很多人减肥屡屡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吃高营养低热量的食物诸如蔬菜蘑菇豆类是一种折磨，只有吃到高油高糖高盐的垃圾食品时才是享受。有这样的心态，那么每次发动减肥战役就是自己折磨自己，所以这仗还没开打就已经输了。Fuhrman便做了一回心理医生，说服了不少人去体会、享受不加高脂肪dressing的蔬菜蘑菇的原味，结果这些人减起肥来便轻而易举。这是人有能力驾驭自己感觉的一个例子。如果能觉得吃没油没盐没味精的菜叶子是享受，人也有能力摆脱被恐惧感驾驭的困局，找到自己的平安。

（2）

一个人与一只蜘蛛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没有什么两样。一只蜘蛛在秋夜被冻死不算什么，不影响蜘蛛王国的兴旺发达。一个人死去也不影响人类长河的流动。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认真关注过死亡这个终极问题的重要人物。“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是他对自己死去之后情景的想象。听起来是这“他人”太冷酷，其实这本是世界的常态。我们每年春天都见到鸟语花香，但我们都知道今年听到的鸟不是十年前听到的鸟，今年看见的花也不是十年前看见的花。既然人类不在意别的族类每一个个体的生老病死，那也不必把自己这个体的生老病死提到太高的地位。

把常态变成恐惧，祸首是人的自我。一个人本来在地球上的地位微不足道，但在他自己的眼里却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视野。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和其他人的喜怒哀乐只是他的笑料。倚老卖老、听不进任何人的任何意见，这些都是自我太大的症状。很多老人看着年轻人不顺眼，动不动就感叹一代不如一代。要真是这样，人类社会一路退化了这几百万年下来，早就比猴子还不如了。这样的叹息正是暴露了他们个头不小的自我。人的自我是自己花一生精力修筑的与周围之间的一圈高墙，自己拒绝出去，别人也没办法进来。人在死去时，这圈雄伟的高墙和里头所有华丽的建筑就将塌得一点不剩，里头的主人当然会恐惧。死亡消灭的就是自我，弹无虚发，所以人把自我抬到多高的位置，他对死亡的恐惧感也就有多高。

宗教对人的一大益处就是把人的自我从世界中心处搬开。我父母笃信佛教，在这方面也受益极大。不管他们对佛教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境界，他们的理解足够让他们把自我从宝座上拿下，所以遇事不必总是从自己得失的角度出发。现在他们虽然身体衰弱，但心有平安，也互相敬爱，跟从前判若四人。

京北的昌平背靠燕山，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正是中国传统的风水宝地。于是那里的山坡上长出一望无际的墓碑林。从山上往山下看，看到的是众墓碑的背面。绝大多数墓碑背面都没有字，所以那些背面有字的就特别引人注目。常常是这四个字：“安息主怀”。我很喜欢这四个字传达的意境。不管信不信基督教，我们都是造物主的小小作品，生于尘土，归于尘土。来时哭得惊天动地，去时于造物主的怀抱中安息，人的自我就该是这么一点大。

不信仰组织性宗教的人一样可以生时有平安、死时也有平安，需要做的只是学会对付恐惧感和自我这两个平生宿敌。老人有足够多的机会跟恐惧感周旋：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一个个辞世，孤寂感与日俱增；身上各种零件也纷纷失灵，警告大比之日在步步逼近。这些都是锻炼老人神经的绝好机会。

就算是被下一代悉心照料，整天混在年轻人群中，听着大家寿比南山长命百岁的忽悠，老人们还是得知道恐惧感必须自己独自面对，因为大比之日没人能替自己上场。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再扶也没有用。

年轻人有说明天会更好的奢侈，尽管明天不见得真的会更好。老人没有这样的奢侈。老人的未来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自我的完全消失。这正给老人足够的机会来放下自我。说话没有人听了，自尊心受了打击，正要动怒发怨之时，可以想想孔子的“六十而耳顺”，看看这膨胀的自我跟自己的岁数是不是相称。儿女不能常回家看看，觉得受了冷落时，是不是能想到人类这条大河是靠中年人来运行的。自己积攒了六七八十年的智慧，若是到头来还是总想寄生在下一辈身上，是不是有点提不起的阿斗。腰酸腿疼、耳聋眼花、记忆衰退、起居困难、一步挪不了半尺、生活空间日益狭窄之时，能不能转念想到这些难处个个都是安顿自我的好机会。有了这么多难处，如果还能找到平安，还能有幽默感，这就有了老人该有的尊严。老人的理想境界应该是这样“上善若水”的至柔境界。如果被晚辈稍有怠慢就觉得受了辱，这不是尊严，是为老不尊。如果要下一辈像哄孩子一样哄着自己才高兴，这是因为老人的心智一辈子也没有长出孩子的水平。

（3）

学会驾驭自己的恐惧感、把自我请下圣坛，这些都是精神上的益，正好用来补偿身体上的损。那么下一个问题是：精神上益了这么多，可惜身体损到最后消失于泥土之中时，精神上所有益的东西岂不全部白费？

我想这涉及到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从个人看，出生时被大家欢欢喜喜迎到世间，死亡时被大家哭哭啼啼掩入土里，似乎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从人类的角度看，就像是一条一直流淌的大河，连绵不绝，无始无终，尽管其中的每一滴水都有生有灭。表面上看，人类的这种连绵不绝靠的是性和生育，跟蜘蛛没什么不同。但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是地球上最社会性的动物：前十几年要靠父爱和母爱为生，中年要抚育下一代，老了要被年轻人照料；人一辈子学到的人文历史科学知识、读到的故事、看到的电影和听到的歌都是别人的创造。个人的肉体会消失，但他创造的财富会流淌下去。人的精神越丰富，对这长河的贡献也就越多。

但是河里流淌着的这些东西不再与它们的创造者有直接关系，而是成了滋养别人生命的养分。陶渊明的诗还在被人读，但陶诗不再以陶自己的思想存在，而是以读者各自的思想存在。不管是陶渊明还是鲁迅还是李四王五，人的自我随肉体而消失，所以着意于自我的人的生命之路是个死胡同。把自我放低一点，着眼于给大家的付出，生命之路就越走越宽了。

看到上文提到的Kubler-Ross的照片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她的目光明亮。给我留下同样印象的另外两个老人是Mother Teresa 和Emerson。由此想到要看老人的生活质量，吃的好坏、住的是否宽敞、儿女是否孝顺都不是最重要的。身体是否健康、寿命有多长也不是自己说了算。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我想这话对老人尤其适用：能给大家付出的越多，老人就越有福 – 生活质量就越高。这就是为什么精神丰富的人目光明亮：他们没有那一圈大墙把自己跟周围隔开，所以给出的最多。他们跟人类长河是融为一体的。目光浑浊的老人也有的是，照片就免上了。

天天看见死亡、天天思考死亡的Kubler-Ross目光明亮，给怕面对死亡会影响到生活质量的人作了个现身说法的好例子。

个体的有限和人类的无限也是为什么人给出爱心或所谓“行善”时有喜悦之感。爱心和性爱的本质相似：在人类长河之中，性爱是肉体的传承，爱心是精神的传承，两者都是传承人类长河的努力，所以都是被人类基因奖励的。性爱得到的奖励是快感，爱心得到的奖励是快乐。有人说写作是出于求生欲，我想这是说写作也是把有限生命的个体融入无限生命的人类的一种方式。亲情、友情、爱情也都是一样。

人到老时的心病之一是无用之感：不能再对大家有什么贡献，成了社会的负担。无用之感成了负罪感，是因为人的奖励基因在开口责备了。其实老人只要放低架子，甘于做一些配角的事，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太多了，好些事也正需要老人的生活智慧和奉献精神。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老人合唱团，他们的一大工作是巡回到各地的监狱给犯人演唱。这样的事就是老人力所能及的事。

不光是成就卓著的人才目光明亮。想起多年前住公寓时候的邻居老太太Eleanor，平时骑着一辆小号自行车来来去去，给自己采购生活用品，虽然腰有点陀，但笑容灿烂，两只大眼炯炯放光。聊天之下才知道老人已经八十八岁，父亲当年在北京大学教英文，人称米教授 (Professor Mead)。她自己就在北京出生，后来随父母回到美国，至今还记得一点中文。老人津津有味地说起回美国时家人把北京佣人也带过来，船靠岸西雅图时，佣人看到满山的参天大树，说，这么多的树，要多少人来打理呀！我那时经常跟儿子在老人家门前的草坪上玩棒球，问她孩子大喊大叫是不是会吵到她，老人说：哪里，我好喜欢孩子。

老人骑自行车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穿梭于公寓的各个草坪之间，给草坪拔杂草。只要是草长的季节，每天都能看到她坐在某片草坪上一根一根地拔。自行车前的框里经常放的就是一把小铲子和一袋拔出来的杂草。她给住公寓的大家创造了美，自己家里倒是乱得可以。她显然不是靠这个赚钱，所以大概她是觉得这就是她这把年纪能做的最有用的事。那时我觉得有些好笑：这么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坪，拔到哪辈子能把杂草拔光啊，况且我看杂草长得比好草还快，很怀疑她拔的速度能赶上杂草长的速度。但现在我想，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不能以结果来衡量其价值。老人做的事渺小，而这世界上又有几个人做的事能称得上伟大，但人类的长河就是这些渺小的点滴汇成的。地球离了哪个人都能转，不等于我们就该坐着等死。

况且，如果人活着的第一境界是吃饱饭，第二境界是体验美，那第三境界就该是创造美，像Eleanor Mead（姑且以娘家姓称呼；不知其夫姓为何）老太太这样。

后来老人搬家离去，可能是搬到同一个镇子上的女儿家去，再也没有音讯。再后来我也从公寓搬到独栋房，看到满院子的割草机割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各色杂草，便想起Eleanor治下的漂亮草坪。老人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还在世了，但她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会留在点开这篇文章的一些读者的记忆里。这我想就是一个有限生命的个体融入无限生命的人类长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