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槟郎资料一集5

来源: 槟郎 2015-03-25 04:03:45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208731 bytes)

可爱的狂士——老师槟郎
赵洪湖

这学期有幸上了李槟老师的课——新诗赏析,在充分习得知识的同时对老师的为人为文也有了了解。李槟老师,笔名和网名都是槟郎,在网络
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自称‘民间左派’,实际上也可以较鲁左派”,这是李老师的旗帜。老师是个可爱的狂士,最初豪情万丈地、后来却是有些勉强地宣称自
己是鲁迅的信徒、忠实追随者和鲁迅帮当代掌门人,“整理一下本派谱系,鲁迅为源头,胡风在其中,槟郎在其后”(《鲁迅与左派》)。这
些是槟郎老师的信仰,在我等看来这似乎是“高处不胜寒”,可能我们会有诸多借口,但我还是汗颜——何为“兼济天下”?

“我是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权益”(《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这是老师的自励,试问天下诸君,
又有谁能如此?老师的好朋友,广州工友服务中心的创办人——景祥,一位致力于工人权益保护的行动者,他的观点与老师似乎相近:我们所
追求的社会主义,它是民主的社会形式,它并不反对私人拥有财产,并用这些财产谋取利润,它反对的只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特权,它明确宣
言,人类的发展在现阶段不能缺少资本和利润,社会主义追求劳动和资本的平等,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诸方面的平等,和为了实现上述平等
而应有的分配的公正,社会主义允许资本享有权利,正如要求劳动享有权利一样,但是反对资本成为权力,也反对权力成为资本!为此景祥投
入为劳工维权的实践,引得身在高校,被书堆所“困”的老师心中发痒(《朋友景祥和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学术有专攻”嘛,同为有
志之士,一样深得我们尊敬!

老师对当今社会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当下的社会统治势力是右倾的,我文章常常将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保守顽固势力,称为‘极右
翼权贵阶级’,他们是富贵阶级和权贵阶级的阔人联盟,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利用极权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压迫”(《
重新认识左派——槟郎先生访谈录》)。锋芒所向,直至漠视人民疾苦的腐败官场。通过不断写作和网络论战的历练,老师的笔头越来越硬,
写出了《收容我吧,打死我吧,我已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这样激情四溢广受好评的精彩篇章,为被收容制度野蛮杀害的孙志刚打抱不
平,激愤万分地谴责社会分化和压迫现实:“一夜醒来,原来我们的古老了五千年的土地,仍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
不想再做奴隶了!明白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在我和我的祖先耕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们是暂住的奴隶,随时被收容,随时被打死。我
开始诅咒我暂住了五千年的土地,我愿与这片土地一道毁灭!”“(我们)根本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而是奴隶。我愿和你们主人的罪恶的渊
薮一道焚烧,这便是交给你们比‘暂住了五千年’更大的罪证了”。此文当初发贴网上,好评如云,今天读来,仍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我对这个弱肉强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还有什么留念呢?我对这个阔人们的世界无所留念,我生存着只能遭受屈辱,我便常常想到自杀。”
(《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我认为是非常真实的人文独白。这不仅仅是老师一个人的心情,我想大家都有一点点的,只要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老师在这篇“自杀”文中给自己留死后碑文:“这是个贫贱者,他战斗过,但生不逢时”。“战斗的贫贱者”表明的是品操的固守,让人起
敬。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老师义不容辞冲锋在人文批评界的第一线,用精炼的文章,对时下种种弊病投匕首,犀利、正中要害。

作为一位现实中人,老师又表露出为人子、为人父的真情。《想念儿子》是写远在韩国大田的老师对国内的儿子的思念的。老师写于02年的《
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文,我读来倍感亲切,老师于真情流露处敲击读者的心灵。每有会意当属异曲同工之妙。这就说我能深感老师笔下之
味,皆出我也有类似境遇。老师出生于农村,留念儿时艰苦岁月时家人的点点滴滴。关于那时代的童年,我父亲也曾讲给我听过,有数不尽的
苦难,但总会有难以磨灭的儿时快乐时光。大人们劳于奔波,总换不来饱腹,奶奶常说,那时吃野草、茨菰、山芋藤……这些还不常有,人人
得而食之。就是这样的童年,让槟郎老师刻骨铭心,发愤读书。在踏上求学路时,老师心中一定有誓言,要求得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好生报答
双亲。这于我们来自农村的学子大抵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来到城市,周旋于花花火火,得付出十二分的精力,来换得城里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东。致力于此,家乡双亲又老了,忘却的,终究忘不掉。
还没来得及报答,却……。痛苦中挣扎起来,满眼潦倒、贫穷……槟郎老师似乎找到了报答父母的方法,“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具
欢颜”,投身于劳苦大众的奋斗与解放中去。我也是土地的儿子,农民的后代,我爱我的家乡,爱我的土地,我又何去何从?将来是一介教书
匠,抵不到庙堂,那就处家乡之一隅——教书育人——农家子弟。都说现在的莘莘学子没有理想,而我也没有鸿鹄之志,就做燕雀吧。
2006年6月

除夕盘点:横站
王晓明

  照老例,年三十是商人结帐的日子。鲁迅,则是每每在这时候编自己的文集。
  我想,这个论坛上的不少人,如果来盘点一下一年来的进出,大概都会和槟郎一样,得到一个“左右不是”的结果吧。
  这也是国情使然,完全的左和右,总令人难以苟同。所以,在除夕之夜论定自己的‘横站’立场,正是一件合乎时宜、应该做的事情。

  注:2005年春节,王晓明先生在槟郎《年三十贫贱人生的随想》一文后的回贴。

槟郎:左翼鲁迅与价值担当
于仲达


槟榔是以现实关怀和批判为写作的动力和使命的,他的“主义”的确立,都是为现实问题的探索服务的。槟榔是一位在黑屋子里不断探索出路并大声呐喊的思想者,一位富有良知和人文关怀精神的青年学者,一位让人尊重的活跃的网络作家。在当代中国,像槟榔这样的知识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是什么原因使槟郎使变得如此悲伤?

他在《我常常准备着自杀》一文中这样叙说自己的经历:“我1968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中部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祖父母生养了六个儿女,却不能全都养活,如最大的入赘到别人家,最小的被别人抱养走。父母也生养了六个儿女,比上一代更惨,饿死了一半。我在贫乱的中国乡村土地上如野蒿子一般疯长,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我却目睹了许多儿时的玩伴遭天灾人祸,现在早已化为黄土。”槟榔从贫瘠的乡村感到了压榨和不平,贫穷和无望。
    

他的忧伤和绝望,来自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苦难和哭喊。他爱这个土地上的人,无法选择离去。曾几何时,自由变成了奴役,公正、平等的理想变成了赤裸裸的歧视和凌辱、变成血汗工厂,变成草根阶层被盘剥、被践踏的呻吟……身处其中的被压迫、被侮辱群体的知识精英无法像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一样超然的评判,理智的分析,在他们心中,与其说是被欺骗,不如说遭到了背叛!卑贱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经济状况让槟榔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最贫贱的工农阶层的立场上来。正因为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为他们呐喊和抗争,槟榔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历史角色。槟榔把自己定位为鲁迅左派,以鲁迅为尊师,强调鲁迅的“民间”特征,学习、发扬左翼鲁迅的思想和战斗精神,以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评论为武器,致力于“思想革命”。槟榔认为鲁迅左派属于左派阵营的自由左派,在强调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利益上与毛左派一致,在对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之路的肯定上与民主西化派有共同点。至于自由宪政派的宪政理想也是赞同的,但对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的妥协保持警惕的态度。槟榔认为:左意味着改革,右意味着保守;左意味着下层大众,右意味着上层贵族;左意味着激进,右意味着温和。左意味着被压迫者的反抗,右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顽固维持既得利益。……不尽枚举。将鲁迅与“左”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上鲁迅一直作为左翼的旗手,更由于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体现了上面所枚举的“左”的各种特征。整个鲁迅体现出来的一个字来形容,“左”字最贴切。左派的槟榔只是在同情地层民众、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谴责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有其鲜明的特点,槟榔在支持宪政民主,支持言论自由、支持人民主权和市场经济等方面,与自由主义又派(槟榔所谓宪政民主和西化民主派)并无矛盾。


槟榔自称“民间左派”宣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忠实追随者和鲁迅帮当代掌门人,“整理一下本派谱系,鲁迅为源头,胡风在其中,槟郎在其后”(《镰刀和铁锤是我的十字架》)。他一边以鲁迅衣钵传人自命,一边不断地对鲁迅思想做重新诠释的工作,把鲁迅的思想从扭曲中还原出来。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我是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权益”(《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 》)。可喜的是,自称鲁迅左派的槟榔自潜入关天以来,不知不觉中修炼了自由主义派内功心法,开始尊重宪政,认肯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保持了关心底层疾苦的本色。仅以上述思想立场观察,槟榔已经走出了专制政权帮闲党的阴影,实际上已经站在自由主义者行列中了。是的,“鲁迅左派”期望的“革命”是以血淋淋为代价的,不是他们关心的,这种“关注和同情”也不是是“农工阶级”真正的需要。

一位盗帅的网友说的有理,虽对现状不满意,强烈要求社会往好的方面变革,但我并没有主张“革命”。 社会不能再回到那种主张破坏的“革命”之中,左翼要吸收自由主义的养分。 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如此才能堵塞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刘路的描述让人深有感受,但对于槟榔信仰的社会主义表示警惕。东海一枭等一些网友认为他“形左实右”,毕巧林先生曾说他是自由主义的激进派,因为他长期地活动在自由派的圈子里,左派依旧,但思想的确在发展中受到自由派的强烈影响。我和槟榔有着相同的底层情结、共同的社会理想、一样的被出卖、被遗弃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我虽喜欢槟榔,却义无反顾投向了自由主义。

这个板砖是给槟郎的
grf1012


grf1012(夜茶坛斑竹)

槟郎在我的地盘上发了很多的帖子,依这个版面的规矩,都是即来之则拍之。以前我在槟郎的帖子后面也拍了几下,但根据这几天槟郎的发帖量,我估计是火力不够,槟郎权当以前拍的是敲背了。所以我就特地另写一篇给他一下狠的。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因此我特地去了与他有关的几个网站如槟郎书院,秋天的书叶,红辣椒论坛等等仔细一一拜读了槟郎大作。槟郎还是在这些网站里头当任一定的领导职位的。不象我就茶坛一小混混,他还是有一定的威望的。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那一帮人都称呼自己是,我们知识分子。我小时候是把知识分子这荣耀的身份都往那些造原子弹啊,火箭啊的人身上套,长大后我才发现那些人另外有个称呼叫做科学家。依次类推还有音乐家,建筑家,政治家,教育家等等,最不济还能叫作家。总而言之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惟独知识分子是如何来划分,我到现在还是弄不明白。当然知识分子都是要认识字的,但是要认识到多少字才可以叫知识分子就很难说了。如果你说2000个字就叫知识分子,1999个就不是,那这样划分也太勉强了,不就少一个字嘛,文章还是照样看的懂的。首先我自己得承认,我认识的字不多而且基本还都是中国字。万一哪天瞎撞到了什么英文网站,我都是朝那写着sex的地方点去的。在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两三千中国字当中还有一半是错别字(这个不怨我,谁叫学校出语文试卷,必定有个题目就是辨认错别字,我没把错别字辨出,但是我把错别字全记下了),因此是打死我也不敢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槟郎他们可是堂而煌之地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他们总该给他们自己有个划分标准的吧?我又细细琢磨他们的文章,最后一个人的话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那人就是王朔,具体怎么说的记不清楚了,大意如下,知识分子也就是那群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人民群众指道的那拨人。看看槟郎他们的文章,想想这句话,还真贴切啊。
因此槟郎他们对风花雪月的事是不屑一顾的,要说就说大事情。这样就有了槟郎写的《盛世危言:我们的中国病了》《美伊战争与文明冲突,及中国的梦魇》《 巴格达“解放”与三个问题》《关于美伊战争与好友六月六月兄》等等大作。其中我又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槟郎对自己立场定位为自由左派。左派,右派我都好理解,加上个自由那就有点耐人寻味了。我对自由的理解也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受约束。那么自由左派意思也就是槟郎现在想呆在左派的阵营里,等哪天风向转了,那槟郎就改个自由右派名字就可以重新扎根于右派了。反正关键意味在那自由上面,不是俗话说没有自由我宁可死。这里grf1012对槟郎表示钦佩之意,真不愧是知识分子啊,对文字把玩得炉火纯青,即可以当*****又可以里立牌坊,两全其美。
在《关于美伊战争与好友六月六月兄》的这篇文章里,槟郎说到那位六月六月兄对他很是当心,老是怕槟郎去当人肉炸弹。在这里我就要对那位六月六说:“放心好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不干这种事情的,那些事情都是那些没文化的人去干的,知识分子是指出方位感叹道,好地方啊!这里美国人很多,如果有个人体炸弹就可以炸死很多美国人啊!如果那人体炸弹没去。知识分子只会发一会急说什么耽误战机之类的话,绝对不会把那炸弹扎在自己的腰上冲上去的。槟郎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去干这样的傻事,他只不过使劲把人往傻子路上领而已。”
根据槟郎众多文章和与槟郎物以类聚的朋友的文章当中,我还知道了槟郎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目前在韩国教书育人。我在这里对槟郎殷切希望也就一个,就是希望槟郎在韩国一定要把知识分子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定要打着人文的幌子,口臭心毒把那帮韩国人全拽到傻子的道路上去。这样槟郎功可盖世了,对中国贡献那是大大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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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郎回复:
grf1012兄这块板砖砸得好厉害呀,浑身疼痛得既舒服又难受!
好文准备存到我资料库,便转贴有关论坛,让我的网友看看。
兄来诤友也。只要不封我的ID,我还来讨教哟。:)
谢谢。祝好!

 

怀念狼致槟郎书
怀念狼


槟郎兄,世界之大,浩瀚无边,本应睁眼看世,清醒为文。可却总有一些人坐井观天不识天下之大,却动辄以才子奇女自居,思想陈腐不堪,玩弄文字游戏以炫博学,无病呻吟以示小资。仔细观之,却发现只是套着时尚的文化吊带衫,里头却是祖母发臭的裹脚布而已。忠孝礼节义,三纲会五常。却被一些愚人蠢材捧之为奇人才子,殊不知其立论有多三国气,水浒气,流氓气。一方面矫情的以梅花傲雪自诩,一方面又市烩地于宋江招安这种愚忠心有戚然。如此白开水般的抒情与白血病似的作秀,如此人格分裂言不由衷之徒,有何面目大谈仁义道德,还是草民的市井悝语形容的一针见血:既要当*****,又要立牌坊。此等御用文奴,将传统文化之糟粕立于东方不败之地,精华却被弃如破鞋之位,又实在让人感慨万千。这些愚盲可曾了解,专制文化之残酷凶狠,流氓游民之草菅人命。文人儒士清谈性理,袖手家国病症,无视农人节妇之悲,诗经汉魏时代的征夫泪和思妇哀怨在这时也绝少表现。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哑巴们一旦开口说话,就只能是王小波那样“均贫富”的朴素微弱的声音,就只能是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那样的暴戾残忍的行为。“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人只是一个手段,吾人生命只是一件行货。
  此类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井底之娃之徒,在中国又岂是少数?他们可曾明白:三国气、水浒气、金瓶梅气,虽说替天行道,天道何尝在,一个数百年间活动着行走着的在今人眼里还是人吗?只为行货,“洪洞县里无善者”,都有苦,都是罪人。又何尝真正反省过一丝一毫。诗词歌赋漫天飞舞,吟风月咏表妹无狼心有狗肺,便满足于在一个伪善的小世界手淫传统文化,意淫全世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批之则气急败坏,捧之则得意洋洋。责人易律己难,死不改悔厚颜无耻,于是民族精神便一天天堕落却又一天天自得,铁屋丝毫不透半点空气。正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何处是人间?虽有魏晋风流,有竹林,有新亭,高贵的、精致的、深情的吉光片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目送飞鸿,手挥五弦”闲情逸志。然点点星光难明万古长夜。五代十国,南北宋,夏辽金元,儒理明心见性,却依然是构筑专制建筑上的沙之塔,水中花。这代价又何其大啊,征伐、杀戮、吃人为手段来建构秩序最终演变成吃人为目的本身,一个民族都被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吃掉。“存天理,灭人欲”,国家、集体、社会大于个人,名字比生命更重要。数百年间中国几为人间地狱供专制之轮齿磨合试验。虽然人头如韭,奈何杀人如麻。只是可怜侧帽楼中客,不在薰炉烟外听。
  今日重提鲁迅,实乃不得以而为之。百年轮回,炎黄子孙的我们,竟然发现依然走不出革命的“鬼打墙”,依然是“行货”一个任人摆布任人抹杀,从广州收容所含冤而死的武汉大学生孙志钢到湖南湘潭屈辱致死的音乐女教师黄静,我们的公民在自己土地上只能暂住,我们的法医竟然能将强奸致死诊断为心脏病,这又是怎样的咄咄怪事。愚盲们却依然麻木着,依然兴奋着。以为自己无比幸福,沐浴在阳光之中。以为文化空前繁荣,思想日益活跃。思及鲁迅先生言辞,吾实在为这些人羞愧地无地自容。先生曾言:“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为了逃避下于奴隶的厄运,“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鲁迅《灯下漫笔》)
  槟郎先生虽自称鲁左,吾观点与先生炯异,然君子和而不同,关怀底层注重民生,皆是你我共同的底线。所谓阳光洒在你脸上,泪水留在我心里。面对苦难的无声的中国,就需要先生之佛门力士金钢之狮子吼,惊醒铁屋中的沉睡人,愚氓不能理解,他们几时曾是国家的主人?你不觉得窝囊和失败,就永远别想有当主人那一天。可惜,又如鲁迅所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们。”(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真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
  此类民族之痼疾,精神之癌症:如狭隘,冷血,麻木,犬儒,死不改悔,人格分裂,偶像崇拜,好皇帝情节之毒瘤。若不痛定思痛,刮骨疗毒。若不彻底清算专制土壤,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树立健全独立之人格,提倡良法之治之精神,那民族复兴,将遥遥无期。当惯奴隶之中国人,只好继续埋怨自己不争气了。
  鲁迅毕生都为中国人成为其“人”而疾呼,他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尊精神。”望槟郎先生继承鲁迅先生之遗志,面对黑暗恶势力绝不低头,将批判之精神发扬广大。一个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成为民族之良心,人民之斗士。后生晚辈,胡言乱语,还望先生海涵!
怀念狼顿首
2003-5-27
注:书信交流,请勿对号入座。

关于槟郎先生的两篇短文
胡一媚

 

(一)
槟郎先生近有文《我常常想着自杀》。读后很感动。
自杀是个敏感的话题。知识分子的自杀更是如此。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投渭水而死,说是疾痛难忍,难断真假,恐怕病痛也非唯一原因吧。诗人自杀表征的往往是“天鹅的绝唱”和精神乌托邦的毁灭。但集体凭悼的悲剧毕竟不是任何时期都有的现象。君子宜珍重!
我与槟郎先生交往不多,以前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多见其名,然而自己是一无名小卒,自然无缘相识。一场偶尔的争斗,相识在红网,也算是缘分吧。我敬仰先生的为人。“我对这个弱肉强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还有什么留念呢?我对这个阔人们的世界无所留念,我生存着只能遭受屈辱,我便常常想到自杀。”我认为是非常真实的人文独白。这不仅仅是槟郎一个人的心情。我想大家都有一点点的,只要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槟郎以鲁迅先生为人生的榜样,这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态度。以我的所见所闻,许多学鲁拥鲁呼鲁的人其实算不得鲁派,但槟郎是真正的鲁派。我敬佩鲁迅先生的精神,自然也喜欢槟郎这种敢于表明态度的气概。相信他是个战士。
槟郎给自己留碑文:“这是个贫贱者,他战斗过,但生不逢时”。“战斗的贫贱者”表明的是品操的固守,让人起敬。“生不逢时”其实说的是自己的处世态度总悖于社会的黑暗面。但是社会总在前进,时代总在变化。我希望槟郎先生积极面世,痛苦的时候给生活加点亮色。昌黎先生在《送董昭南序》中说:“君子勉之哉。”不假。是君子的就共勉吧。
呵呵,在上面的回复中胡说了一首诗,再引如下,也算对自己境况的言说吧:
人情多冷暖,世态自炎凉。我辈何戚戚,荷戟竟彷徨!?
(二)
今天中午上来,读到老枭宏文《枭鸣天下之四十四:潘岳算什么东西!》,于是,写了几句如下:
“老枭作文,喜欢避实击虚,因而内容就免不了空洞。你看看,分明实讲“潘岳算什么东西!”但偏偏不见说到潘岳究竟具体有那些东西,你也找他的“代表性”的东西给分析一下呀。而是喋喋不休大段大段地玩弄自己所熟悉的康梁故事,这难免就堕入二流了。且潘总没有自比康梁吧,根据他人评说而评说,不是扯远了点吗?
所以,如果不是老枭作文上有毛病,那只能说他没有研究潘的作品,很可能是道听途说而已。
至于借题发挥,是老枭的惯常手段,也就不说了。呵呵。”
顺便也看了看他人跟帖,有槟郎的:“有气魄。”槟郎兄与老枭有交情,所谓英雄惺惺相惜,故如此评价,无怪矣。但从另一方面来读,还是有点怪怪的味道。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有气魄”这个评价究竟是有问题的。也可以说,不是个好的评论。槟郎先生是文学博士,在谴词造句、品评文章、鉴辩思想上的功夫要远胜于我这样的普通大学二年级学生。但先生似乎出于对故人的偏爱,对故人牛皮哄哄的文章予以“有气魄”的简单评价,我总以为不妥。“有气魄”三个字是一种不辩是非的乡愿作法。槟郎先生既以鲁迅为精神导师,当不会另师老枭吧?
槟郎先生是学者型斑竹,当故人文章投来之时,我认为还是要执公允的态度,对其中有些过激的文字予以删削,这样,留下的文字对大家都要好些。我曾劝过老枭,换种笔法,不是写得出更好的文章吗?“气魄”有什么用?“噱头”有什么用?难道要在一删再删的“被虐”中寻求“伟大”吗?“准风月谈”就不是绝世好文了吗?
槟郎兄应该爱护自己的文友,不应该哄抬自己的文友。我就说这么一点,不正确之处,请槟郎先生批评指正,同时对我的卤莽予以原谅。
(2002-12-10)
槟郎
嗬嗬,谢谢胡兄点名批评。
第一则,我不说什么。你的诗写的好,有味道。谢谢你。
第二则,老枭是我老友,也是兄长,我十分敬重他。他的文章不能说没有胡兄所说的毛病中的一点,但的确大气磅礴,非我所及,甚羡慕而憾自己不能为也。谁文无病,兄批老枭文部分有理,枭兄可鉴之一二。
老枭发此论坛之贴,改删否有老杨同志和管理员先生负责。我对友人文,一般不评价,我也不主动招友人到我当斑竹的坛子助贴。
谢谢胡兄。


就石秋兄对槟郎的批评说两句
石勇

石秋兄,看来你对槟郎的成见颇深,容我说两句。
石秋兄,槟郎不仅不是那些投靠反华势力的“民运人士”,而且还是这些“贱种”所恨的“左棍”。
 
某些流着自由民主的口水一边喊口号一边骂人的家伙很容易分辨出来,那就是歇斯底里,毫无教养地在回复里对别人骂骂咧咧。这种人典型的人格分裂,典型的虐待--被虐待的人格结构。他们一边扯上自由民主的大旗似乎自己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一边却又对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横加辱骂,典型的极权主义思维和痞子作风。有兴趣的话你在新青年一样可以发现这种人。
而槟郎与此相离何止万里。
我从去年(好像是3、4月份)就与槟郎认识,可以这么说,我上网在论坛上混第一个认识并成为朋友的便是槟郎。那时在中国哲学网,他曾在那里的一个版面主持。后来我有将近半年上不了网,10月份终于可以上时发现中国哲学网被封了(我曾在那里与媚美者进行过“论战”),从朱鲁子那儿打听到关天茶舍,于是又与槟郎相遇。
槟郎兄曾数次将我,以及泪眼看人兄引为同道。我虽不明确表态,但我的沉默证明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当然我们重点或爱好不同,但观点立场大致相似。
我们的观点很明显,便是对“私有化”、“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对工农构成损害的东西持强烈批判态度。持有草根阶层的立场。这当然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对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就是认同的。这是两码事。事实上,极权官僚恰恰和资产阶级是一伙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他们操持的迷惑人的道具或狗咬狗的斗争,都是建立在榨吸工农的血汗上的。从我本人来说,我是两个都反。我渴望的是一种“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
所以极右者曾攻击辱骂我们是左派。当然那些操持意识形态术语的左派也是巴不得狂揍我们这些人。
槟郎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他只是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文人气很浓的“批判知识分子”。我也曾劝告他警惕那些一天到晚流着“自由民主”口水行卑劣行径的右派甚至投靠国外反华势力的右派,对“民运”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制度与热爱祖国毫不冲突。爱国的底线一旦突破,再喊自由民主的口号都没有用。
从真正的“左”的意义上讲,槟郎毫无疑问是个左派。至于他流露出的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暧昧态度,不影响总体上对他的判断。
我总觉得石秋兄批错对象了。某些你应该批的人你在这多注意点都会发现。
2003、6

想念槟郎
杜导斌


槟榔真名李槟,南京大学现代文学博士,大学教师,目前正在韩国做公派访问学者。在当代众多青年学人中,槟榔以喜欢打旗子树招牌著称,“我自称‘民间左派’,实际上也可叫鲁左派”。槟榔是一个可爱的狂士,最初豪情万丈地、后来却是有些勉强地宣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忠实追随者和鲁迅帮当代掌门人,“整理一下本派谱系,鲁迅为源头,胡风在其中,槟郎在其后”(《镰刀和铁锤是我的十字架》)。同时,槟榔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一边以鲁迅衣钵传人自命,一边不断地对鲁迅思想做重新诠释的工作,“(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学在民国政府的专制政权下胜利突围了,在新的政权下却发生了变异,终于消亡”(《关于鲁迅与左派答毕巧林兄 》),还主动担负起新时代的鲁迅辩护士角色,“左翼思想并不能与中国具体的赤化思想划等号。我在别的文章中认为鲁迅与国民党左派的亲密关系远甚于gong产党”(同上),认为中国50余年来的现实并不能证明是鲁迅错了,而是鲁迅精神受到了扭曲。
“初识”槟榔是在关天茶舍,某一天浏览时蓦地发现了这个陌生的ID,联想到一种从未品尝过味道的水果。那时的关天茶舍上新人辈出,慕名而来的每天不知凡几。像所有患有夜郎自大症的网络大虾一样,对这个新冒出的ID我当时只是眼中有心中无。有一天,这个新“面孔”却在留言中告知,我的某一个帖子被收入了《槟榔文学书院报》。自己辛苦写成的东东被人转载,尽管是免费的,总不算是坏事。我按照他留下的链接点过去,找到了槟榔的“家”,感觉不错,但也没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没两天就忘了(如此直率地讲出实情,槟榔看见了也许会伤感,然而,事实如此,我不能欺骗朋友)。
也许是我的东东真的让他心生佩服(但愿如此),也许是我在关天上的“赫赫大名”把他如雷灌耳给灌晕了,也许是他坦诚的性格加书卷气加触网时日太短,我至今也吃不准是什么原因,有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回帖中,这位以“三商王怡”向关天上一等一高手王怡叫板的中文系博士居然说他“敬爱黄喝楼主”。语气并非调侃!我哑然失笑,又沾沾自喜,在电脑前陶醉了好长一段功夫。人都是喜欢高帽的。我是人,自号黄喝楼主,却没有黄家祖宗东邪的怪脾气,如何可以免俗?自此之后,我对他的注意增加了。未久,我即发现这是一位敢爱敢憎的书生,率真质朴,对社会不公切齿痛恨,批判性思维取向,针砭时弊的文笔中有股子新锐勃发之气,时常可感知到他激越的情怀,殊为可亲可爱。我们的关系亲密了起来。
接下来的相处愉快是很自然的。我们一起在博雅小轩做版主,一起发起声援刘荻的签名活动,他帮我在韩国做调查,在许多坛子里,我们的帖子常如亲兄弟般上下楼同沉同浮。槟榔自命“鲁迅左派”,指派我为“右派”,彼此却不曾成敌成仇,反而愈走愈近。
如我一般,槟榔的思考和写作勤奋而执着,直面各种论战,公开亮明不能见容于CCP的观点,在[民主论坛]、[新世纪]等中共“如临大敌”般的海外媒体上频频发文。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我是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权益”(《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 》)。对当前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城乡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不公正现象,槟榔大胆发表背对官方愚民导向的言论,“我愿成为一根左棍/奋起千钧扫荡人间不平”(《左棍槟郎之歌》),“我认为,当下的社会统治势力是右倾的,我文章常常将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保守顽固势力,称为‘极右翼权贵阶级’,他们是富贵阶级和权贵阶级的阔人联盟,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利用极权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疯狂的剥削和压迫”(大月亮:《重新认识左派——槟郎先生访谈录》)。锋芒所向,直指漠视人民疾苦的执政当局。通过不断写作和网络论战的历练,槟榔的笔头越来越硬,写出了《收容我吧,打死我吧,我已在这片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这样激情四溢广受好评的精彩篇章,激愤万分地谴责专制政权:“一夜醒来,原来我们的古老了五千年的土地,仍是主人和奴隶之分,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不想再做奴隶了!明白了做了五千年的奴隶的我,在我和我的祖先耕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们是暂住的奴隶,随时被收容,随时被打死。我开始诅咒我暂住了五千年的土地,我愿与这片土地一道毁灭!” ,“(我们)根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是奴隶。我愿和你们主人的罪恶的渊薮一道焚烧,这便是交给你们比‘暂住了五千年’更大的罪证了”。
与此同时,槟榔的思想也在逐步趋向成熟,“我给自己定位是鲁迅左派……属于左派阵营的自由左派。我理解的鲁迅派或自由左派在强调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利益上与毛左派一致,在对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之路的肯定上与民主西化派有共同点。至于自由宪政派的宪政理想是赞同的,但对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的妥协保持警惕的态度”(同上)。至此,槟榔的思想已经从鲁迅左派的小水坑中跳了出来,汇入了当代立宪民主思潮的江河之中:“我的设想是,推进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框架下,成立自己的组织,在工会和农会的基础上组成自己的农工政治组织,走议会道路,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对鲁迅的左翼思想的发展,鲁迅时代不谈民主宪政,是无实现的可能性;现在,民主宪政是国际潮流,大势所趋。在还有希望的情况下,民主宪政也可以用来维护工农阶级自己权利。不管什么政治势力,谁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左翼知识分子就支持谁”(《镰刀和铁锤是我的十字架》)。 在做了不到两年的网络人后,这位身为某参政党成员的“左棍”由一个力量单薄的反权势兼为底层说话者,在不知不觉(也许是有知有觉)中修炼了自由主义派内功心法,开始尊重宪政,认肯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保持了关心底层疾苦的本色。仅以上述思想立场观察,槟榔已经走出了专制政权帮闲党的阴影,实际上已经站在自由主义者行列中了。网友toutle在《显微镜和望远镜——浅析“鲁迅左派”》一文中比较尖锐地揭示了“鲁迅左派”的实质:“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所谓的‘鲁迅左派’只不过是鼓吹全盘西化的右派们的一件漂亮的隐身服。而让这件隐身服现出原形的方法就是:以右派之矛陷左派之盾”。
上个月,思想、写作、名声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槟榔宣布他将回国,在《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 》一文中他写道:“回国吧,异国虽好,但我这样的中国人就根本不会嫌祖国贫。我并且知道祖国也有许多阔人,他们的钱多得发愁,便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移到海外,三代人都花不完,便到赌窟豪扔”,并准备着“回国后,我仍只是个贫贱的大学教书匠,在整个国家的广大下层人民在自己居住了五千年仍算‘暂住’的祖国,我这个‘自投罗网’回来的暂住公民,一旦回到我无比思念,魂牵梦绕的祖国,我随时像同样是知识分子的孙志刚先生那样,被我的祖国政府部门收容。我的祖国对我这样的人,‘只有天堂没有暂住证’,居安思危,如果我的短暂回国探亲遭到孙志刚那样的结局,那这篇文章就算我的绝笔遗书了”。果然,没几天,这位热爱祖国的游子就突然公告,声言因上网环境差和俗务太多的缘故,将戒网一个月。从这天起,槟榔和他的真名李宾两个名字就再也没在网上露过面。好象被蒸发了一样。一个真诚的朋友不见了,忽然间网络寂寞了许多。
在感情上,我基本接受槟榔因“国内上网环境极差,又有许多俗务要做”而消失的解释,但是,一个酷爱网络写作的学人,如果不是有情非得已的原因,要完全保持沉默是十分痛苦的。我心中始终甩不掉另一种猜测,以我的亲历和对当局行事的阴险作风的了解,槟榔的活动应该早就受到无孔不入的网络警察的注意,他转向后的思想肯定也不能见容于权势集团。就像我不相信南京的乌鸦是白的,我不相信槟榔出国前任教的大学会是一片净土,我的头脑中不止一次浮现出槟榔回国后受到威胁、警告的场面,虽然苦于山水相隔无法证实,心里还是为他担忧。
槟榔是一位在黑屋子里不断探索出路并大声呐喊的思想者,一位富有良知和人文关怀精神的青年学者,一位让人尊重的活跃的网络作家。在当代中国,像槟榔这样的知识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论什么原因让他喑哑了,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希望槟榔能早日摆脱困扰,回到自己纵横自如的网络上来。

商榷槟郎:思想地图的分界线在那里?
心不太急
  
   在中文网络论坛上,槟榔先生是少见、甚至仅见的一个热衷于描摹思想地图谱系的家伙,他试图绘制地图、涂抹颜色、命名、定义、解释内涵和外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不能否认这种纯“技术性”工作的必要性。但必须在同时承认,任何学术概念,都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迫不得已”而拟设的假想性的描述。因为任何概念相对于它所描述的事物本身来说,都是形而上学的、干枯的,都是人为虚拟的“平台”,这就仿佛在奔腾不息的大河里舀起一瓢水说“这就是大河”一样荒谬。舀起这碗水只是为了自己品尝、观察、研究的方便,但对于他人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因此而给他人造成误判。事实本身是一个绝对动态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任何概念都把事实本身静态化、抽象化了。因此我说:概念是思想的第一个死敌。
   比如左派、新左派、鲁迅左派或毛左派以及“原教旨主义左派”等等,它们到底“能指”何物?其实以人类有别于上帝的智力活动规则来说,它只好永远是个“模糊数学”了。但从槟榔先生的定义和解释中,我这个自称右派、也被原教旨主义者斥骂为“极右派”的家伙,倒是很有资格以左派自居了 。
   我出身于底层社会,槟榔先生也出身于底层社会——中国又有几人不是出身于底层社会呢?我或者你以及别人总是与中国的底层社会有着血缘上的先天性的、几乎宿命般的联系。我承认自己思考时几乎是本能的而不是刻意的做作的保持着平民意识。如果以这种出身及出身所先天决定的潜意识来划分,又有谁可以不是鲁迅左派?
   无庸讳言,9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分裂,思想的分裂是在“地表”,而发生在“地下”的“基尼系数”才是这次分裂得以发生的真正动因。但从“思想界”本身来说,应该是“裂而未分”——一个碰巧的裂痕使原来在一起的人看起来好象是在两边。仅仅是“好象”。比如我这个在论坛里遭到臭骂的家伙,其实何曾离开过社会的最下层一步?我不想与穷人站在一起也不行啊,因为那些高蹈的左派兄弟正在向我义无返顾地靠过来啦,因为我本来就是穷人呀。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左右并无分别,所不同的只是双方在面对“基尼系数”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差异。
   记得看到过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很流行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在20岁时是左派,说明这个人良心不坏;但如果到了30岁时还是左派,那可能就是智商问题了”。这当然是美国式的幽默或戏谑了。这当然也是说“左派方案”仅仅是一种有趣的“行为艺术”,要拿它当真有大麻烦了。在我看来,论坛里主张或提出这种“左派方案”的人,本来就只是行为艺术家而已。
   我现在想说的是,左右的区分在思想上是毫无价值的,对被斥为右派的人,也许必须承担道义上的暂时尴尬,而激动地以左派自居的人,则要成为永恒的左派了——如果真按左派的“行为艺术”去消灭哪个“基尼系数”,只怕哪个家伙会永远消灭不了,只怕他们倾注了全部同情去关怀的穷人,只好继续做穷人了,而且很可能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的。
   这是一篇无聊的文字,与其说是在参与左右之争,还不如说是为了让左右之争早日休矣。
   最后想说的是,左的言论与右的言论甚至非左非右的模糊言论,都应该有自由而充分表达的权利。“言论自由中性”,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应该去限制其表达的权利。至于表达出来的言论属左属右、合法非法,实在不必争论。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压制所谓“非法言论”表达的行为本身才是唯一非法的。


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作者:【旷新年 】
发言内容:致槟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准备着自杀》

我是旷新年。大概几个月以前,偶然读到过你的文章,为你的真诚所感动。当我又偶然看到你的贴子《我常常准备着自杀》的时候,忍不住破了自己的戒到网上写点东西。有时候有朋友寄来一个名叫数学的网友的文章,数学说他写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娱乐游戏,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态度。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不与网上的人交朋友”。我深以为然。不要关心任何人的评论,不要为任何评论所左右。用心生活着,只为内心而生活着。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在网上注册一个名字,就是为了向你致意,并以此相忘于江湖。
在你的贴子下有这么一个跟贴:“社会太黑暗了……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需要去竞争,去欺骗,去害其他人,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受害者……”这个跟贴引发了我的思绪。这个被社会黑暗所压垮的灵魂竟然可悲地把自己心灵的丧失和崩溃当作勇敢,可见这个社会的伦理已经颠倒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被所谓“强者”欺骗了、压迫了、剥削了、侮辱了,不去反抗,而去欺骗、压迫、剥削、侮辱更弱者,不正中了那些端坐金字塔顶的吃人者的下怀?不就成了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愚昧的帮凶,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的不可缺少的链条?被这个丧失了人性的社会同化和吞噬,这样失掉了心灵的人,难道不才是真正的无可救药的受害者?弱肉强食的黑暗社会不就是靠着这样的行尸走肉的人群维持和巩固着吗?
我知道他的“学理”依据在哪里。这种弱肉强食的精髓都在朱学勤那个“之”字的中国现代史词典里:凡是顺着洋大人的就是好的历史,凡是反了洋大人的就是坏的历史。按照他这种洋奴历史哲学,打个粗俗一点的比方,说白了,就好比他们家族的光荣历史得从他奶奶顺从了日本大兵的“进入”(日本教科书把“侵略”表述为“进入”)那一时刻写起。连基本的是非、正义与非正义都分不清,居然历史学家,对于势利和奴役的崇拜居然就是思想。上海还有个愤愤不平自称是萧主流的弱智精英。他在《天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一个法国青年居然还相信社会主义思想,肯定弱智,挣不到钱而仇恨富人。于是遇到法国人就很关切地打听那位青年的悲惨下场,却听说那个弱智的法国青年已经成了一位很风光的大班。也许萧主流自己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还不知道呢。谁知道呢?萧主流说《天涯》是“新左派”杂志,我想即使仅仅从《天涯》发表萧主流这样弱智极右派的文章这一点上来说,《天涯》也得担上“新左派”杂志的罪名。因为另有一个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以后,就收到了不少责难编辑的电话和声讨的文章,更有不少正在创作之中,据说萧主流也在其列。然而,后来发表出来的几篇里却听说没有萧主流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杂志担心萧主流的智商呢?我不得而知。杂志的主编问我要不要反驳。我回答说,让他们自生自灭吧。萧主流在一篇文章里说,他们那里中文系的老师不知道旷新年是谁。萧主流把这当成了不起的新闻。我不知道萧主流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既不上电视,也不上报纸。然而,偏偏萧主流把他自己当成了我的知己,知根知底。在一篇文章里还为我创作了一份简历,煞有介事,似乎比我的情人还要更了解我。朋友们看到以后同我说,你为什么不起诉这种下流胚?我对朋友们说,有的人是你懒得抬手去打的,有的人是你不想用脚去踹的,像萧主流这种东西,你就当他是浮游生物吧。 
长江读书奖风波的那会,各种各样的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攻击汪晖的污物和暴力,就像是一次小文革,或者使人想起当年对胡风人人得而诛之的声势。正好我有几位同学在三联书店当编辑,还有一位就是《读书》的编辑。他们向我描绘了那些英雄们当初参加评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流口水的样子,没有获奖之后如何嫉恨交加,恼羞成怒。其中有一位学者,写了一个类似当年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长篇大论挂在网上,同时还在那个规模不小的地下写作组之间不断传阅修改,传来传去,传到我的手上来了。那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开头就说,他受到迫害的时候,汪晖是第一个声援他的,一副大义灭亲的崇高姿态,甚至余勇可贾想把我也连带着灭了。于是,我伸手给了他一巴掌。有人告诉他,他挨打了。于是,他很委屈,说可是我登门去拜访他的。我才疏学浅,又生性懒惰,觉得我这样的乡巴佬是不应该去打扰那些伟大的日理万机的学者名流们的,所以在大师云集的北京已经呆了十多年了,除了奉命跑腿之外,从来没有去打扰过某一位名流学者,不论是大师也好,小师也好。比如汪晖吧,连他住在哪个方向也不知道,他调来清华快一年了,同在一个20多人的小单位,同住在清华院内,可是至今也没有上门叨扰过。后来,他又说他那是“私人通信”,把自己演成是身负天下奇冤的胡风。明明是他自己在文章一开头就写着他受到了迫害,并且汪晖声援了他。然而却演成是我故意陷害他,演成是我向当局出卖了他。现在仍然能够想起当初我奉命拜访这位大师临别的时候,大师留给我EMAIL。回家以后,我简简单单写了一句话送给他:自由主义的意思很好,但我看到的打着自由主义招牌的人可大都是些坏人。可能是交浅言深吧。
由这一场世纪末知识界的小文革,我联想到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几十年了的那个作为研究禁区的文革,关于它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官方的一点文件和宣传,仅仅李锐、李慎之这些老官僚的一面之词以及徐友渔这样的某一派红卫兵的“自由的言说”,最多不过刘心武等人创作出来的伤痕文学,用刘心武自己的话来说,一经发表,官方就动员所有的宣传机器加以传播。然而,仅仅在北大清华就不知有多少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无日。至少,曾经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人告诉我,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可怜连对这两个概念都不知道。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读书》奖的真相都不知道,对于文革的真相我们知道什么?可是网上一大批连文革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的年轻人,仅仅道听途说了这个名词,就捕风捉影大发议论,似乎所有的秘密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似的。
文革是什么?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历史发展的过程就像难题论证的过程一样,不是科学家所能掌握的。结论是很简炼的,然而,过程却会不知多么复杂。需要多少年来证明毛泽东思想,谁知道?但是毛泽东肯定不是我们所想象、所解释的那样的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封建暴君,但是,哪一个封建暴君会向他的臣民宣布:“造反有理”?中国低眉顺眼的民众一直被压得那么低,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唯一一次抬起头来。有人说毛是权力欲。然而,有谁像毛泽东舍弃的那么多?他还有什么没有舍弃?他舍弃了那么多亲人,他舍弃了家庭,舍弃了儿子,舍弃了妻子。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连志愿军司令员都找不到志愿军司令部的朝鲜战场上,那不是去送死吗?因为身在北京,所以经常我能够听到他的女儿竟然看不起病的传闻和议论。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我不认识的老人说,毛主席的女儿看不病,那才是毛主席的女儿。想起来,共产党真是无情,就像《鸿》那部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即使是妻子、孩子生了病也竟然不能用公车。可是毛泽东又是诗人般的多情,在看《白蛇传》感到不公的时候,竟然忘情高呼,发生了掉了裤子这种难堪的事情。可是他做出难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得记住,那完全是出于他善良的天性,是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泽东,我最主要的联想是,要改变吃人世界的法则是如此困难。
到底是谁改变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使中国人获得了尊严?中国人曾经被大量当作猪仔卖到美国,开矿、修路,但是中国人不许合法居留,不许结婚生子,这些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也就是说,甚至连动物的本能行为都被剥夺了。冯玉祥访美的时候,有感于华人被歧视,于是愤愤不平地在胸前挂了块牌子:“我是中国人”。不仅如此,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上海的公园里,不就公然竖立着“华与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吗?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李光耀才在英国第一次抬起头来走路,从此开始学习汉语,也就是说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华人自豪和有希望。
反右的时候,毛泽东根据送给他的材料提出划四千右派。只有通过研究才能知道,后来怎么划了55万,是怎么扩大到55万的。可是即使55万(如今天打55万右派,我等真人必在其中矣),想一想,现在中国每一年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是多少?右派讲人权,他们所讲的人权是不会包括这些人的,也是不会包括这些人的任何权利的。在右派看来,这些人本来就该死,他们是弱者,就应该淘汰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了65岁,这不是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人权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权奇迹!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人均寿命会成倍地增长。今天上学完全是为了找个职业,可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仅仅是“我要读书”,仅仅是一种对于平等的追求,仅仅因为受教育是一种基本的权利,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就会自然地继而被剥夺其他的权利。今天谁还认为受教育是一种必要的权利?今天不正是通过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在逐步地不断地剥夺大多数人的人权吗?1957年打了55万右派,这是极大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当权派为了扫除了他们的利益障碍。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直到60年代还在法律上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你可以看到大陆知识分子狭隘、卑琐、可笑到什么程度,他们把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归结为毛泽东在北大受的委屈,据说,1957年中国划了55万右派仅仅是因为胡适曾经在北大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可是张学良为什么却对共产党人的胸怀如此肃然起敬?他当时认为共产党必杀蒋无疑。可是共产党却为了民族大义,没有计较过个人恩怨。仅仅在30年代初,蒋介石就屠杀了100多万革命者,然而其实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共才10万人。想一想,外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为什么都对毛泽东一致充满敬意?一个仅仅是为了权欲的人,一个权欲熏心的人,能够获得人们这样空前一致的敬意吗?右派们说中国个人崇拜被洗了脑,可是右派们不是说西方是*****的,没有个人崇拜的,并且还是反共的吗?怎么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也能被洗了脑呢?事实上,刚一解放,50年代初,毛就有意居退二线,专事理论研究。中国有古句话,叫做无欲则刚。正因为毛泽东坦荡磊落,没有丝毫个人的私利,所以有时候,他才那么不近人情,把自己的儿子都往死里送,大概这种事情是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做出来的。然而,毛泽东从来主张说服,反对压服。想一想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态度,想一想国民党的战犯是怎样被改造的。可以翻一翻毛泽东的书,他一再强调,对于反动分子,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他一再说,不要向人民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他怎么会把枪口对准他所热爱并且为之辗转难眠的广大人民呢?甚至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了,在江西住的是将军楼,至于刘少奇在开封住的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在台湾遇到台湾大学外文系70多岁的齐邦媛教授,她是山东人,朱光潜的学生。她说她本来一直是向往统一的,后来看到大陆文革屠杀了几千万人,才害怕统一,支持独立。我问她从哪里得到这种数据。她说从你们大陆的书里。一位韩国朋友说,她以前在韩国因为接受反共教育,所以一直以为金日成是住在水里的一种吃人的妖魔,颜色是绿色的。
你对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这并不奇怪。毛泽东早已经走下了神坛,不仅如此,他还已经被严重妖魔化了,最多也不过是唐僧肉。有人说,毛泽东没有出过国,也许只有今天这样买办化的时代才会有如此的出国迷信吧?想一想那个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在那座闭塞的只有几千人的小城里,他对世界大势却了如指掌,他准确地预言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至于文革,我已经说过,那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今天对毛泽东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得不是在简单化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只能看到他极小的一部分中极片面的一点内容。我的一位朋友说,今天的世界上,没有毛泽东派,而毛泽东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学生。
我们能理解毛泽东吗?不,我们连同样被妖魔化了的郭沫若这样的文人都理解不了。郭可是经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关的,我们有什么资格这么轻松地谈论一个无数次坦然地面对生死抉择的人?我们都知道陈布雷的下场,陈就是填补了郭空出的位置。蒋对郭极为倚重,这是今天那些写“内参”的精英可望而不可即,甚至连想都别往那么高的地方想。早在国共分裂之前,郭抛弃党国重臣的位置,怒斥蒋介石,写下了有名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流亡海外,以几个月的时间就参透了王国维几年才弄懂的古文字。以他的天才,他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做一个陈寅恪。抗战军兴,别妇抛雏,忍辱负重,参加抗战,所以他后来说:“蔡文姬就是我!”80年代,我也以为郭沫若把骨灰撒到大寨是不高明的作秀,是一个笑话。可是想起后来别的“伟人”把骨灰洒在大海,而郭洒在农田里,不是倒实在一点吗?在文革中,他忍看自己的孩子被捕杀,有人指斥他怯弱。我们什么时候看到郭沫若怯弱过?那些右派一方面责难郭沫若不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另一方面又责备太子党,责备共产党腐败,说是人治不是法治,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谁能够理解那个时候郭沫若的心中充满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儿子背叛了他,正如他自己背叛了他自己的家庭一样。也许这就是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吧。
很多人今天自称是右派、甚至极右派,如果是50年代,他们会不会自称是右派呢?其实他们恐怕什么政治信念也没有,他们只是风派,只是势利眼。看看王蒙、厉以宁、吴敬链这些学者名流的轨迹,看看他们忽左忽右的表演吧。我们是左派吗?我想在50年代我们早已经被打成了右派。我对左派右派的思想都充满了尊重,我鄙视的只是人性中普遍的势利、贪婪和愚妄。
前几年那么多人围攻余秋雨,余秋雨仅仅有那么一点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才气,一点点势利,一些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弱点。我们仅仅打打他一顿屁股就行了,把打他拍他当成游戏好玩和娱乐。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用不着大动干戈。我们大多数人谁不是在与时俱进?什么流行就唱什么歌?余最少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不是有意为恶之人。用我们家乡的话说,不是挖眼寻蛇打的人。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是那些想从余秋雨那里捞取政治资本的人,那些不断地制造各种高潮的运动员。
茅于轼、厉以宁、吴敬链等学者名流,或者在股市上唱双簧,一个买多,一个买空;或者一面讲非法财产应当合法化,一面又大讲诚信;一面说不要侵犯富人财产,一面纵容工人农民被抢成了穷光蛋。挂羊头卖狗肉没什么,既做*****又立牌坊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人皆有好利之心,人皆有面子,这些都不是人性中最恶劣的东西。最恶劣的是那种颠倒是非、为虎作伥、助桀为虐、推波助澜的,最恶劣的是吃人还要大肆宣讲吃人的好处。我的一位从机关来读研的同学,毕业的时候赌咒发誓不去机关,感叹陈布雷的下场,连说了两声“油尽灯枯!”但是,最后还是经不受诱惑,去了机关,处长做得屁颠屁颠的。这又何乐而不为?毕竟机关的日子滋润啊。只要不贪,甚至只要不大贪,只要不因为自己贪而因此为难不贪的和自己贪多了因此反而看不起贪不着的,以为贪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其实大多为官的也并没有作如此想,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倒是媒体上那帮二丑学者,抬轿子,吹喇叭:贪得就是好,就是好。他们这种喇叭不知害了多少本来想守身如玉的人。从成克杰到薛慕绥,打倒的大官小官还少吗?细算起来其成果恐怕远远超过文革了。
你在韩国,一定体会了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一位北大的朋友,出国之前和我思想臭味相投,想不到从韩国过了一年回来以后,思想大变。有一次,从晚上8点争论到12点,停留在一个问题上:我说个人是最基本的,他说民族是最基本的。我强调个人当然不是把个人孤立起来。人性就在于其社会性,不可能离开社会来谈人性,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群,就造成什么样的人性。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在50年代产生雷锋,在90年代产生成克杰。在猪群里就是“猪孩”,在狼群里就是“狼孩”,在人群里就是人类。要有理想的个人,必得有理想的社会;要有理想的社会,必得有理想的个人。理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者,必然倾向和同情社会主义,比如罗素、杜威。
这次宪法的讨论,右派刘军宁、王怡、陈永苗和官僚买办阶级以及腐败集团狼狈为奸的关系暴露无遗。刘军宁们想为腐败、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为强盗资本主义打个小配合。他们关心非法财产的合法化如此急不可耐,如此醉心于资本侵吞人性的自由。可是,为什么就没有关心过广大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呢?为什么没有起来反对对于人的基本能力的剥夺呢?为什么不关心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难怪有人说,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实是没有不同政见的持不同政见者。我有意出个题目,测一下这帮傻大姐的智商。结果果然不打自招,丢人现眼。真不愧是傻大姐,帮倒忙,说穿帮话。
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争吵起来。赫鲁晓夫说,我和你出身不同,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我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周恩来回答他说,然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一大批人背叛了他们的家庭,比如周恩来、彭湃、毛泽东,他们背叛了他们剥削阶级的家庭;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同样也有一大批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那就是一大批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比如赫鲁晓夫,比如你我。不论我们现在身在何处,可是,我们都再也无法回到我们父母们的那种生活,不再可能和他们真正站在一起了,我们永远不可愈合地分裂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我们站在深渊边上,一边是天堂,而另一边是地狱。
我们这些农村子弟之所以能够背叛农村,是毛泽东平等思想实践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过去了,大门在我们的后面关上了,等级关系被固定了,我们的弟弟妹妹和子侄们再也不会和我们一样有这样和父母、家庭分裂的痛苦,他们再也不会像你我一样有机会背叛自己的家庭和阶级。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而以后这两个世界的鸿沟就会像两个现代国家之间的国境线一样被固定下来了。
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脆弱的时候,甚至有想到自杀的时候。像那些自以为是精英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想到自杀的。
但是那些贪婪成性、失掉了良心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幸福吗?他们有无数的女人,但是那些女人都不过是玩具。他们只有贪婪,没有爱情,甚至没有任何感情和人性的感觉。吃下山珍海味,可是都变成了垃圾。他们必须用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钱(“人民币”)来证明他们是富有的。
让不应该活的人模狗样地活着,让应该活的活不下去,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通常以为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实际上他们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据经济学界传闻,樊纲说,农民不满能怎么样,我们有原子弹。我不知道是不是谣传,是不是有人造谣诽谤樊纲,所以特意向樊纲转达,请他辟一下谣。
在这个腐败阶级和腐朽的买办阶级灯红酒绿的时刻,我要为在这个时代还保留着良心、同情和勇气的槟郎祝福,为那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与被践踏的工农阶级,为广大被剥夺、无望为告的人民祝福。
另外,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里的那句名言,我想你肯定是记得的。
2002/12/31

读《祖国,我回来了》寄语作者槟郎
皮介行
  
  皮介行:台湾学者,推崇儒学,奉孔子历。
  
  很感人的一篇文章,读后也令人深思。欢迎,欢迎游子归来!
  但回头想想,又不免感慨系之!槟榔,还有个祖国可回归,还有个安定工作,而我一切均不定,也不知祖国在何方!神州故国是个昂扬挺立的君子国,却不是无神的共产中国!台湾是祖国吗?曾经也是吧!但如今是台独执政,扮演着美日摇尾狗的角色!这像个有国格的国家吗?生在各势力的夹缝中,又能奈何?
  至于中国野蛮吗?某种角度也可以如此说,在马列导引下,不断斗争,否定历史文明,否定传统智慧,否定资产阶级法权……….一路的否定,以野蛮斗争决定对错,决定是非…….这是一种反文化,谁沾上谁倒楣!同情低下阶层,要帮助他们过好点的日子,当然是高尚情操,仁人君子之怀抱。但是千万注意,不该再走共产路线了,把资产公有化,交给官僚去管理,一定是无效率的,不负责的,权力化,规章化,一元化,僵硬化,既无助于穷人,更使全社会沉沦!
  依我看,中国要扬升,仍应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国家作为调节与保障。传统文化的智慧与庄严,应该重建;现代神学、史学、科学、哲学………也应认真研究;特别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应放开,把民间社会的智慧与力量,引入公共决策程序中,创造多元*****的中国新制度……..
  孟子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我想当下中国,贞下起元,一元来复,已经走上大变革之路。槟榔先生生当其时,正是精诚其心志,昂扬其见识,深造其智慧……..待风以雄飞的大机会,不必灰心……..好风会来,…….
  再造一个美丽神州,再建一个庄严中华……..江山有待,君子自强!祝福您!
  
  你我虽互不识其面,但从你的文章看来,我们应均有「同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别误会,我们同的是【天心】,是宇宙灵心,人的最高自性。不是恶棍的(兽心),也不是俗人的(人心)。有【天心】者可以开【天眼】,透视天、地、人的渊深义理与勃勃生机,可以尚友千古,可以周流天地,可以独立青山,可以随风雨之雷鸣……..。此【天心】,不在书中,不在理论中,不在文化中,只在你自我的心中,是你的灵性、神性、佛性、德性!这是无法学的,重要的是你要认真读懂你自己,读你心中的神性………明己之神性,也就明天地之神性,万物之神性……..。
  一点古人之修为纲要,供你参考:
  1. 道在人伦日用。生活之意义在神化自我,证悟自性。
  2. 人家说不可能,就是我们的机会。人家说困难,就是我们该做的。天下没有不可能, 只要肯拼搏。
  3. 张口吸日月,吐气如云烟。
  4. 人者天地之心也。岂有他忧能老我,付与天地自兹始。
  5. 一点灵明,万般光彩,不见诸行事,则终非深切着明,亦终非光明照耀。
  6. 光明坦荡,真实无妄,侠骨丹心,成一人物。
  7. 君子能恕人,能爱人,成人之美,与人为善,求己尽己,敬人敬事。
  8. 在生活中,究极当下,在行履中,贯注修为。
  9. 人是一种超越的存在,有新的领悟,就有新的人生,新的历史。
  
  统一不统一,看大势,看天心,不是单纯人为可以成事的!但一切不妨,神州如无神性,统一也无价值,也不可久。神州如能再生神性,则华夏重光,朗照天下,必将对未来世界,提供尊荣与生机…….。
  据我所知,在历史上中韩关系特别紧密,部份韩国还曾是中国国土。而中国对韩威德甚盛,对韩国之生存与成长,极多协助。韩国整体输入中华文化,包括文字、思想、道德,他们也以礼义之邦,君子之国自命。韩国某大学教授尚认为韩国是儒学之祖国,因箕子封在韩国北部,而其洪范九畴,的确也是儒学思想。
  所以,中国人对韩国根本无须自卑,重要的是认识到,中国做为上国,对韩而言是尊贵之国。而今天搞成如此,不该去怪古人,倒应该自己痛心疾首,痛切检讨!
  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而做为个人,固然我们要认真学得知识,养成智慧。但我觉得更应该修持自我之灵性,成顶天立地,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之大丈夫。道之所在,即志之所在,亦即生死存亡之所在!「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精诚可以动天地,而贯日月!修德以成仁,行己以助世,我深信 槟榔先生,有此才,有此德,更有此志!
  加油啊!盼以人杰自勉!
  到大陆上网是今年四月的事,其后看别人的文章,觉得其见识不凡,就到中间来了!至于槟榔先生之大名,也经常在网上看到,特别是最近看了两篇,尤见其德操之不凡,所以非常乐意与先生对话。
  如果槟榔文学院不弃,我将再发点文章过去,与大陆的朋友交流。至于「阶级成份」:升斗小民也;所谓:高人、大儒实在不敢当呢!
  王守仁困处贵州龙场,在极端苦厄中,忽然大悟自我之良知(灵觉本体),于是他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从而提出「致良知」,成就一代大儒!
  一般人既搞不清「致良知」是啥东西,也觉得是无用之空论,却不知道这是极重要的价值本体问题。在一切关系界域里,事物总是流转于因果与条件之内,其中无法安立价值。价值无法安立,其一是走向躯体化,以感官快意定价值,所谓「跟着感觉走」、「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其结果就是末世的物化与沉沦。其二是走向价值相对化,价值失去超越性,成为关系世界之一员。人失去挺立之凭依,于是随大流,看利益,有利益就可改其持守。如此,则违法乱权,防不胜防,人权不保,社会功利、短视、低俗,就像当前大陆社会众生相。
  因此,要改造大陆社会成为一个高贵的道德人文社会,所谓:行宪、政改、*****自由。当然也不失一方法,但我以为:若不根本的重建文化与价值观,人民不能挺立,则一切立宪、行宪、政改,都将成形式之空谈,纸上之文章而已!
  西方之上帝,依马列之论,是为鸦片、迷信。然而却是西方社会价值大本之所在,无上帝则西方无法安立其价值,将是社会大乱之道!为什么美钞上要印上:「IN God ,we trust」? 为什么美国总统就职宣誓,要将手放在圣经上?这应可看出上帝观念与信仰,非同小可!绝非马列的先生们见识之所及!
  中国有泛神倾向,天地山川,神鬼万物,都可有灵,亦都为人间价值之凭依。但最重要之价值大本,却是儒家、禅宗所论述的良知、自性。我以为这有一种自性神的尊严与崇高,所以修德、悟道,「朝闻道、夕可死」!一但悟道则可以「界定万物,取舍万端」,人的根本抉择,一依于此。因此,岳飞、文天祥可以留取丹心,死而不悔,大唱「还我河山」、「鼎镬甘如饴」。社会有价值之大本, 有价值序列,有价值信仰,有价值之安顿,则文化、社会、政治、法律之大厦,就可以安稳而有序的运行,一切就好办了!其心理效果就像一篇文章所论述的:
  【所不能求之于中国现代人的,乃是那些古人胸次里昭如日月的性灵情识,乃是其人文境界之明白、郎畅与确然。 …………… 他们有『真正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判断的参考,乃在内心深处,稳植着卓然自立的气慨。『涤足万古流 ,振衣千仞岗』,正是这种有足恃而豪兴无限的写照。精神上他们不虞匮乏,反每恐坐拥先人的丰富遗产不能受用尽之,他们师法古人,蹈厉发扬先贤先圣的智慧, ……….沛然洋溢着世代交辉的光明与温暖。】
  基于这种认识,我非常认同「槟榔文学院」的做法,文学、音乐、影片、图像、诗歌、艺术….都可以是人文价值与精神之表现,努力以赴,必有大成就!
  另外,我觉得槟榔能到韩国,将是极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此机会深入其民间,深入其信仰,做深入而虚心的理解,以后可以加以学习,拿回中国有机的推展。
  (我以为其基本核心就是中国唐宋文化,以之为中华文化再建之处媒,极有利益)具体的说,比如服饰之创造、舞蹈之创作、音乐歌曲、民间采风…..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与人的劳动、梦想、天伦之爱相结合,表现其光明与暗淡,雄壮与悲哀,崇高与沉沦……如此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是神州再造,龙族重光的根本依托!
2003,6,

 

就鲁迅左派答槟郎兄
毕巧林


  我的一个问题惹出了一个大麻烦。没想到你以“毕门立雪”的决心要我谈谈对“鲁迅左派”这个提法的意见。说实话,问题一提出我就被各种摆脱不了的琐事缠住,无暇思索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没形成一个满意的思路。但眼看着你的主帖退到后面,不答无法面对你的真诚,所以只好匆促上阵。如有不对,还请批评指正。
  一从命名说起
  在人类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新事物,它们是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中找不到的,也是旧有的语言无法说明的。它需要有自己的名字,以便我们进行交流。所以命名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举措。法国社会文化学家布迪厄发展“话语即权力”的说法,提炼出一个文化的运转方式,就是命名权。而且他认为,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总是在给新的社会现象命名的过程中掌握住人们思想走向的权力。但他同时也提出一种警告,即不能随便地使用这种权力。他特别批评了有些人把命名权当作权威、派别、领袖、盟主的进身权,甚至想使之广泛流通起来,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而统治全体民众的思想。所以我们在使用这种权力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需要新的指认,我们犹豫不决,那是我们的愚痴;无需新的指认,我们硬去创造,那是学术上的机会主义行为。新时期以来,我们有正面的经验,但也有较多的反面教训。比如九十年代以后一些人提出的“新状态文学”、“新体验文学”、“个人化写作”等等都是。新的命名必须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必须具有科学性。可是这些命名不是缺乏创作实践,就是违背常理。不说新状态、新体验已完全成了子无虚有的口号。试问能否有那样的文学,它纯粹是属于个人的。当它不能召唤读者的相同或相近的情绪时还能获得读者的认可?我不知道别人 ,我自己拒绝这种文学观念,也拒绝这种文学作品。由此我也对新命名保持理性的辩识态度。
  二我几乎被你征服
  我三翻五次地阅读和研究你的文章,企图从那里寻求漏洞。但每一次我都要被你感动。你不像我很熟悉的那些文学界人士。他们其实并不是不懂文学,但是他们太需要出奇制胜了。或许正是这种心理使然,他们有意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靠强拉硬扯来支撑自己的观念,让人还没读完他们的阐释就感到他们不诚实。你却不是如此。照理说你也可以不解释。用你的话说,“鲁迅左派”的发明权不是你,说不上是什么人。只是最近一个时期大家都这么用,你觉得合乎你的追求,所以也就这么用了。坦率地说你不做解释我也不会再追问你。然而你很负责,既是面对自己,又是面对受众。既然自己使了,心里认同了它,那就不能躲避。以你的岁数能有这样好的心态,确实可贵。你的阐释不能说是轻松的,作为读者我感受到了它的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透露出了某些苯重。然而正因如此,我的心中生起一种敬重,我不想草率地回答你,那样既有负你的心愿,又是一种怠慢。
  当然态度不能决定一切。你的论述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你从历史的沿革说起,再揭示现实的新变。既阐述了鲁迅精神的内核,又对它和毛左派的区别作了辩析。如果你再说明“左”这个概念到近几年已经由贬到褒发生了转义,并且是和世界激进的批判的文化潮流取得同步,我简直不知怎样选择我的态度了,要被你征服了。
  三还是难以认同
  不过当我从良好的印象中超越,完全返回到学理的精神上时,我还是想把有些疑问提交给你。首先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文化巨人的价值是否非要放到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尺度上加以衡量。左和右长期以来就是权力话语,也是人们判明事物、剪裁事物的标尺。然而这个标尺既简单又强硬。因为世界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完全被具有浓厚社会学政治学意味的思维和术语所框定。事实也证明,它们只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合理性。一旦变换一下角度,马上就失灵。比如瞿秋白,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可是从人性的角度讲,他是一个十分坦荡的真人。我在文革中保留下来的惟一材料就是现在已经发黄了的《多余的话》,我认为那是伟大的人性之诗。
  其次如何认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内核。鲁迅的思想极为丰富。不能完全否认他的思想里有赤化的影响。当共产主义思潮成为二十世纪一切进步文化人追求的主潮时,要鲁迅干干净净是不大可能的。罗素、萨特那样的伟大思想家都超脱不了,不以哲学探求为主的鲁迅谈何容易。但是这里要有个区分,就是它们在鲁迅的思想里占有多大比重。我个人认为鲁迅虽然经过冯雪峰做工作,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但其思想本质并不是它所信奉的东西。这就像七君子们为它出力,但其理想与它不一样、最终分道扬镳以至挨整是一个道理。我看鲁迅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说他不是社会主义左派一是他对社会主义没作什么阐释,还有他对这种文化的本质性拒绝。我认为要研究这个问题,特别不要忽视他的那篇抨击周扬的长文。我说不出来的欣赏它,简直太欣赏它了。在对所有的论敌中,鲁迅的这一篇是骂得最狠最有力的一篇。毛泽东对鲁迅的思路看得最清楚,所以才说鲁迅活着不是进监狱,就是闭上嘴什么也不说。
  再有不能因为鲁迅有批判精神就把鲁迅套到左上。对现实保持批判精神是西方哲学家、也是世界上所有正直知识分子的一贯追求 。如果从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看,左并不是总对不合理的现实保持批判态度。当要夺取一个政权时它恨不得一下把旧世界批碎,可是当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它又会把疽痈说成是宝贝。从五十年代后有几个左了又左的作家不是粉饰太平的,不是瞒和骗的。哪有什么鲁迅左派为人民说话。左在几代人的眼中已是恶谥,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造成中华民族巨大苦难的词汇激活、变成一个正面的词汇呢。我以为用这个词来标示鲁迅的价值,那只能给鲁迅图上黑脸。如果谁要研究出鲁迅的面目就是如此,我肯定要重新考虑我对他的态度。我认为你的许多认识都是可取的。我们完全可以在批判这一层面上建立“统一战线”。但我建议你不要打出这种旗号,以免引起歧义。今天就说到这里。

BBC透视:私产入宪与左右之争
魏城

透视:私产入宪与左右之争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据说,刚刚闭幕的中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私产入宪",也就是把保护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写入宪法。

海内外舆论都高度评价这一修宪变化。

法新社的相关报道称,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共"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

中国体制外的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也称赞这一变化,他说:"无论这次修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老百姓将来会利用这一条来保护其可能受到政府侵犯的私有产权。"

私产神圣?

那么,曾经在中国官方、民间引起过轩然大波的"私产入宪"辩论是不是简单的新与旧、左与右的较量呢?

实际情况似乎更为错综复杂。

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法律院系的教科书还坚持说,社会主义宪法和资本主义宪法最重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后者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

于是,自那时以来,中国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便把让中国宪法写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字眼作为一大奋斗目标。

一个署名"百层口罩"的中国网民更将之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中国由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所必备的法理要件。"

一直到去年夏天被海外传媒纷纷报道的"青岛修宪论坛",仍有一派观点认为,修改后的新宪法至少应该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皆神圣不可侵犯"。

有趣的是,对"私产神圣说"信奉者提出最有杀伤力批评的,并非那些崇尚毛泽东时代的老左派,而是一些同样坚持民主自由理念的人。

中国有一个名叫陈永苗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私产入宪》。如此"旗帜鲜明",但他却不是"左派"。据他自己说,他也信奉自由主义。

他在该文中说: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提出来的,但是没有因此写入随后制定的宪法。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各国宪法尤其二十世纪财产权社会化的宪法,虽然都保护私有财产,但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即不把财产权绝对化。"

他"反对私产入宪"的理由是:"在根本无法确立财产来源合法的情形下,由宪法来确认财产占有的合法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

教义与现实

如果说陈永苗的话过于"文绉绉",那么,一位署名"打假"的网友的话就更为直截了当,他说,"私产入宪"不过是"右派的企图使暴富阶级非法所得合法化的修宪主张"。

他们的争论绝对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理论之争。曾因报道有"自由化倾向"而被官方打压的中国记者安替也反对"私产入宪",但他反对的理由更为实际。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以我们下岗、退休父母的名义强烈反对在当前"私产入宪"》。谈到中国愈来愈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安替写道:"他们曾经是企业的主人,名义上集体拥有企业、实际上也从住房和福利中分享这种名义权利。突然,这些都没有了,企业一下子成为权贵人士的私产。"

关于"私产入宪"的辩论自然涉及到中国新时代"左"、"右"之争的大语境,但也在某种程度模糊了中国官方、民间诸大阵营的界限。

自称"鲁迅左派"、以与毛左派相区别的网上作家槟郎认为,与他同样反对 "私产入宪"的安替等人才是"真正有生命的面向未来的左派",但网友"黄泥溪"却质疑槟郎:"安替是活生生的右派,既要求西方式自由民主又要求私有化,怎么成左翼了?"

支持"私产入宪"者也不都是"权贵人士"的代言人。网民"羽毛乱飞"在回应安替的网帖时说:"保护私产和打击非法致富(比如利用权力)是两个问题。法律上有保护每个人生命不受侵害的条文,难道说杀人犯因此就无法绳之以法了么?"

安替本人倒不在乎"阵营",他警告那些主张在宪法层次上把化公为私现象合法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如果这也是自由主义,那么我永远退出这样的自由主义阵营。"

面对"私产入宪"之争中的"左右乱营"现象,网友"大爪子"另有一番看法:"这不是左,也不是右,是一个大多数人面临的经济问题: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创造者却得不到一勺半匙的好处。"

"醉禅" 则庆幸"安替这孩子果然能从'正教'中脱颖出来。"他呼唤:"让那些缠绕着知识分子思维的'理性教条'见鬼去吧!人和人生存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大众的生活。"

也许是对民间这种激烈辩论的某种回应吧,新修改的宪法没有使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字眼,而且强调宪法所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

无右之时左亦右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十多年前,中国的"前卫"歌手崔健这样唱道。

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的拉卡OK歌厅中点崔健的歌时,朋友却嘲笑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点这种老掉牙的歌?"

这世界变化真快。

中国这十多年来的变化似乎更快。有谁会想到,中国竟然从"六四"后老左派全面班师回朝的年代,变成如今一位网民所说的"自由派在报纸上替党撰写社论的年代"?

确切地说,那些"替党撰写社论"的人与其说是"自由派",不如说是"新右派",这些体制内的"右派"不像体制外的右派,他们可能对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但对"私有财产"、"经济发展"情有独钟。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左翼专政之国,变为江泽民时代的右翼专制之邦,不同的是统治阶级的构成,相同的则是统治阶级对异见的厌恶和对异端的打压。

记得还是在前年,我采访一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中国异议记者,出乎我的意料,这位出了名的"大右派",却对海内外某些华裔文人、学者中出现的"宁右勿左" 的倾向和那种认为"愈右愈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尤其不赞成那种认为"私有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的观点。

我一直没有想透这位"大右派"反而对同一"战壕"战友的观点不以为然的道理,直到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他经历的文章,才知道,他求学时代其实是左翼青年,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才投奔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掌权后,通过专政手段消灭了所有的右派,他这个思想未能"跟党保持一致"的左翼青年后来也成了"右派"。此后,他便不再在乎"左"、"右",他后半生追求的不是哪一派的优势,而是一个能够容纳各派观点的自由式民主制度。

中共前领袖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左中右。"此话不假,即使在他统治的年代。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容异端的时代。他一生反右,但当最初的"右派"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消失之时,原来的"左派"阵营又分裂出了新的"右派",生生不息,永无穷尽。

再回到"私产入宪"大讨论。那个自称"鲁迅左派"的槟郎在网上说的一席话,引起了不少网民的共鸣──

"广大民众民主权利的伸张才是私有财产保护的最终保障。我与其说对自由派私产入宪不满意,不如说更希望将扩大民主先于或一道与私产问题考虑。"

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是槟郎式左派的诞生
刘路

刘路 电子信箱:lijianqiang913@163.com

槟郎在给自己立的遗嘱里说:“死时安葬,愿给我身上披一幅中共党旗,我不是这个党党员,但我是与它‘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不是想死后被追封为中共党员,我只是爱这旗子上的铁锤和镰刀的图案。”
这段话让我久久感动,眼睛溢出泪花。

红妍的旗帜,金色的斧头镰刀,都曾是我们这代人少年视野里自由的标志,解放的图腾。曾几何时,红星陨落,红旗飘零,自由变成了奴役,公正、平等的理想变成了赤裸裸的歧视和凌辱、变成血汗工厂,变成草根阶层被盘剥、被践踏的呻吟……身处其中的被压迫、被侮辱群体知识精英无法像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一样超然的评判,理智的分析,在他们心中,与其说是被欺骗,不如说遭到了背叛!这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是槟榔式左派的诞生的背景。

理想槟榔
槟榔说:“作为左派,我充分热爱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与社会运动,始终是与反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存在与发展的,并因此而受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广泛拥护。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众多的思潮与运动,其中大部分已不能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或者功能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无一不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
这是理想主义的槟榔。对社会公正、平等的追求构成他的社会理想。而由于出身草根阶层,从小受尽了数不清的贫困、屈辱和歧视,使得他的理想升华为理论,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作为鲁迅左派的理想追求和价值担当。
他在《我常常准备着自杀》一文中这样叙说自己的经历:“我1968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中部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祖父母生养了六个儿女,却不能全都养活,如最大的入赘到别人家,最小的被别人抱养走。父母也生养了六个儿女,比上一代更惨,饿死了一半。我在贫乱的中国乡村土地上如野蒿子一般疯长,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我却目睹了许多儿时的玩伴遭天灾人祸,现在早已化为黄土。”
在这篇催人泪下的文章里,槟榔说,他出生鱼米之乡,却常年吃不到米饭。靠吃山芋和南瓜长大。上中学和大学时,因为没有钱,常常吃没有菜的米饭。可是,比起没有米饭吃的岁月,这样的日子已经很幸福了。
  工作以后,他发现来自贫瘠的乡村的人根本被城里人看不起。告别乡村以后,开始过着在城市里的贫贱的生活。他发现在一个金钱和权力衡量一切的世界,他这个两手空空,朴实忠厚的乡巴佬对象都难找。
槟榔后来到大都市的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了,暂时逃避了有权人的欺压,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逃课,丢下书本,去社会上打工,做家教,给书商当枪手,给商店当保安,终于挨到毕业。但等着他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父母贫病交加,相继不到周岁六十岁便过世了。他成家,母亲没看到。有了儿子,父母都没看到。
   因为老婆是老家安徽城镇户口,办了停薪留职来南京与我同住,每个月的暂住费是15元,她却因外地户口没有工作毫无收入。槟榔是这个大都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妻子却要交暂住费才能与丈夫合法地住在一起,槟榔悲愤的问:这是什么社会!
这种卑贱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经济状况让槟榔义无反顾的站到了最贫贱的工农阶层的立场上来。正因为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为他们呐喊和抗争,槟榔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历史角色。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原因是他“反对历史中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一直过着痛苦而底下的生活,相信这种状况在将来是可以改变的。”

左派槟榔
槟榔把自己定位为鲁迅左派,以鲁迅为尊师,强调鲁迅的“民间”特征,学习、发扬左翼鲁迅的思想和战斗精神,以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评论为武器,致力于“思想革命”。
槟榔将中国思想界划分为左中右三派,他认为:“中派只是左右交界的模糊地带,右派阵营主要是自由宪政派和民主西化派(狭义右派),前者想与政府合作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后者在历史上受过难,希望平反,希望中国走上西方那样的民主之路。左派有毛左派和自由左派之别,都强调反对社会不公正,重视下层劳动人民的权利,但前者崇拜毛泽东,强调一大二公的乌托邦理想,后者则强调从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上来维护广大下层人民的权利。左右四派都是对现实不满的,但救治的方案不一样。自由宪政派强调与政府合作,宽容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希望他们自觉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民主西化派首要目的是为自身历史的受难平反,通过各种方式使中国走上西方化的民主社会。海外民运基本上都是这一派。毛左派也对现实不满,但认为现实已经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遭到破坏,他们希望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下的一大二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去。”
槟榔认为鲁迅左派属于左派阵营的自由左派,在强调关心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利益上与毛左派一致,在对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之路的肯定上与民主西化派有共同点。至于自由宪政派的宪政理想也是赞同的,但对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的妥协保持警惕的态度。
宾榔并不认为自己是鲁迅左派的开山鼻祖,他认为:鲁迅左派有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他只是一个追随者和传人而已。
那么,鲁迅左派的“左”是什么意指?槟榔认为:左意味着改革,右意味着保守;左意味着下层大众,右意味着上层贵族;左意味着激进,右意味着温和。左意味着被压迫者的反抗,右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顽固维持既得利益。……不尽枚举。将鲁迅与“左”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上鲁迅一直作为左翼的旗手,更由于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体现了上面所枚举的“左”的各种特征。整个鲁迅体现出来的一个字来形容,“左”字最贴切。
其实,作为左派的槟榔只是在同情地层民众、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谴责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有其鲜明的特点,槟榔在支持宪政民主,支持言论自由、支持人民主权和市场经济等方面,与自由主义又派(槟榔所谓宪政民主和西化民主派)并无矛盾。根据槟榔对右的理解,(左意味着改革,右意味着保守;左意味着下层大众,右意味着上层贵族;左意味着激进,右意味着温和。左意味着被压迫者的反抗,右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顽固维持既得利益。)槟榔对自由主义者的认识有失偏颇。无论是宪政派还是西化派都不拒绝改革,也没有舍弃下层民众一味维持权贵们的既得利益,相反,到是与权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毛左派、新左派们反对宪政改革和市场经济,试图恢复已经灭亡了的计划经济和威权政治,新左、毛左打着关心地层民众命运的旗号,不过是利用社会主义的红色理想和激情资源动员民众,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罢了。
槟榔的这种粗疏阵营划分和角色定位,不可避免的受到来自自由派朋友的诟病,这也是槟榔苦恼和孤独的原因。

激情槟榔
出身草莱的槟榔对权贵阶层、对自由主义抱有天然的警惕,他认为:“从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社会阶段开始,发展到两个分支:一为专制资本主义阶段,一为专制社会主义阶段。专制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民主资本主义阶段或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到集权或权威社会主义阶段,再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也有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回到资本主义阶段的。”
其实,槟榔对许多概念的使用是随意的、含混的,沿用的基本上是中共社会传统的概念和提法。其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从来就没有准确的定义。就历史分段而言,中国的封建主义应该结束在先秦,秦以后是典型的专制主义,没有封建主义的任何成分。1949年中共主政以后,政治上延续专制主义,经济上搞国家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成分。真正的民主的、公正的社会主义(如瑞典、甚至英国)中国一天也没有搞过。槟榔所谓的专制社会主义或者威权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
由于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槟榔找不到朋友和同志,从而陷入深深的自恋和彷徨、怀疑和悲观。他甚至说:“自由主义者,现在还是我同路人,他们一旦掌权,我和我的劳动阶级会被当作其右翼的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将在红色集权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权贵资本的天堂。但广大下层人民的寻求生存和公正的运动的矛头,现在指向红色集权制度,在你们的未来的权贵资本的天堂里必惊扰你们的好梦。一个保守的、权贵的、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是劳动阶级和各种社会进步势力的反专制的同路人,以后是劳动阶级的敌人。”
作为他的朋友和同龄人,我深刻的理解槟榔。槟榔需要激情,而不太喜欢太讲理性的东西。他喜欢讲良心,喜欢诉诸内心的良知,他需要一种善恶分明的信仰,他需要一种实现全社会公正、平等而又具有简明实践品格的现实奋斗纲领。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或者确切地说,底层民众,不仅是他的新的偶像和信仰,而且也成了一种心灵的维度,一种价值尺度和立场。
我和槟榔有着相同的底层情结、共同的社会理想、一样的被出卖、被遗弃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望着红旗我也常常泪流满面,听着国歌我也常常热血激荡。但是,年过不惑,我看清了我曾经信仰过的社会主义实际是国家主义的浅薄和虚妄,义无反顾的投向了自由主义。
许纪霖先生认为:“自由主义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和人生秩序的建构理论,自由主义从来拒斥形而上层面的意义问题,拒斥提供乌托邦的超越性理想,因而也就无法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担当。”
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里,缺少对社会公正的特意关注,缺少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功能,缺少宗教性的激情关怀,因而,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永远没有军歌嘹亮、队伍浩荡,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崇高的英雄气质和悲壮的牺牲精神。但是,它是人类的理性之舟,它的两翼是民主和法治,它将负载我们这颗美丽的行星的芸芸众生踏上宇宙的和平之旅。
虽然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喜欢槟榔。
我喜欢他的激情,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价值担当。他的风中飘扬的红旗。


地震诗歌中的反讽
  茉莉

 在大地震令人类陷入悲痛之时,诗人朵渔说:“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尽管如此,四川地震发生后,诗歌就如白色的雏菊,一夜间
在各网站遍野绽放。这是因为,诗歌这种形式短小方便,适合人们即兴写作,及时表达他们与灾民同在的良知和哀伤。

 大多数诗人是业余写诗的网友,他们的语言朴素,感情真挚。但在自发性的诗歌运动之后,中共有关部门组织了抗震救灾诗歌朗诵会,在各地
竞相上演,原本真诚的诗歌运动开始滥情而变味。直到出现吟唱“纵做鬼,也幸福”一类的专业文人,给这场热门演出打上一个耻辱的印记。

 在地震诗歌中,有一种东西闪闪发光,那是西方人称之为“诗的正义” ( poetic justice )的理念,即艺术惩恶扬善的审美理想。 正义在现
实中往往难以实现,而艺术却能以它独具的手段,为人们寻求正义。中国地震诗歌中体现的“诗的正义”,往往是以一种反讽的手法来表达的

   ◎ 反讽以对比造成审美惊奇


 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现代,西方文学评论中经常运用的一个概念是“irony”,它在中文里译为“反讽”、“嘲弄”或“滑稽”。这种丰富多
采的文学表现手法的效果是:以正反两极的尖锐对比,造成意外的审美惊奇。

 在《天堂里没有坍塌的校园》里,诗人辛昭吟诵着:“在一路绵延的残垣与尸骸中/ 那依然高高矗立的/ 是一幢幢的府衙/ 坚固而且高贵/ 那
颗娴熟的红五星/ 安然高挂楼前/ 格外眩目和耀眼 ”

 诗人描绘他一路看到的景象,把灾民的残垣尸骸与政府衙门的坚固高贵,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尖锐的反讽,让我们看到今日中共官僚“
以民为本”的实质。

 杨宽兴在《我诅咒你,时间》一诗中写道:“但在72小时过后,必要说出我的诅咒/ 时间/ 我不曾信任过什么/ 却把信任全数交给你/ 除非你
停下/ 才会给挣扎的人以机会:以生命的名义,/越过良心、国体、边境和稳定的口号/ ——这些全不相干的东西——/ 而紧抓住最后一缕悲哀
的呼吸/ 你却用尸臭般的死亡背叛我/ 与我成为终生的敌人”

 这可以称为命运的反讽或者浪漫主义的反讽。此诗描述那些被压在倒塌房屋之下的灾民,他们曾真诚相信政府会在第一时间里抢救他们,但三
天时间过去无人来救,他们求生的梦想因此幻灭。

   ◎ “成年人的世界已是道德的屠宰场 ”

  视角的反讽这一手法,最典型地体现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之中。一丝不挂的皇帝以为他真的穿了一件漂亮的新衣,其他人除了骗子
之外全都半信半疑,但旁观的读者是明白的,最后由一个天真的孩子道出真相。

  “课本里充满了谎言/ 欢歌中浸透着虚情假意/ 成年人的世界已是道德的屠宰场/ 可是他们/ 却说这样的社会是和谐盛世/ 这样的国家正在
和平崛起 ”这是网上广泛流传的一首诗,诗人以与当权者不同的视角去看和谐盛世,就像孩子看皇帝的新衣。

  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反语”,即修辞的反讽,指行文的字面意义与作家的真实含意恰好相反。鲁迅的“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
惩创学生的武功”,就是一句著名的反语。

  一位署名”湖南大少”的诗人写下很有创意的诗歌《对祖国说再见》,诗的抒情主人公是在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他如此向祖国告别:

  “再见啊,我伟大的祖国,总理的泪
  我沉重的眼皮,开始打扫理想的灰尘
  向白云申请一刻安静的瞌睡
  只是短暂的再见吧,我还会回来
  带着星子的微光,做您心疼的标本”

  “标本”的古希腊文意思是运动着的皮张,是再现死亡动物形象的一门工艺。一个修建大量豆腐渣学校的祖国,并没有把孩子当作有血有肉
的人去疼爱,此诗中的“心疼”即是反语。这种修辞的反讽含蓄深沉。

   ◎ “这是一场只有失败的国殇”
 

  《天堂里没有新闻联播》是网友公认的一首好诗。作者雎鸠面对地震后御用媒体的一片歌功颂德,沉痛地吟诵道:“别预言什么胜利,/ 这是
一场只有失败的国殇。/ 百万苍生流离失所,/ 万千亡灵正在路上,/ 此时的祭台/ 怎能变为皇恩浩荡的舞场?”

   在祭台和舞场的对比中,诗人对时弊进行了辛辣的反讽。类似的对比还有:“西南地坼,葵花们已成片倒下/ 东南歌舞,美女们劈腿未休”
(凌沧洲《哀我中国》)

  反讽还有一种“突转”的特点,在某种意外出现后,发生卒不及防的转折。例如艾鸽的《死者不会上诉》:

  “我很想立即吊起声带
  挤入歌功颂德的音浪中发癫
  可你的血团竟卡住了我的咽喉
  尸影乱絮般穿过我的胸口”

  作者在此诗中先是自我贬抑,然后悲从中来,展示了自己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道德观。湖南大少也在他的另一首诗中,表达了无边的悲哀
:“电视台把不间断的画面给了泪水,悲伤/ 报纸把所有的版面给了感动,赞美/ 废墟上渐渐微弱的呼唤,无奈的眼神,撕心裂肺的痛/ 还有绝望,
责问,还有所有人的惭愧/ 没有说出来。永远的惭愧啊”
   
      ◎ 朵渔的诗具宇宙反讽意味

  
  西方的悲剧性反讽,常对受到命运拨弄而失败的英雄做出美学上的肯定。书写地震灾难的中国诗人,深感自己在政府造成的“人祸”面前无
能为力,这种懦弱和苟且的民族性,是另一种形式的悲剧。

  佚名在《孩子,对不起》一诗中,以深深忏悔的心情向冤死的孩子们倾诉:“你倒下了,让大人还怎么有脸站立。”“孩子,对不起/ 我还
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掺着土的水泥中也掺着我的冷漠/ 我的懦弱夯实了本不该歪斜的地基/ 细细的‘钢筋'正是我的脊梁/ 支撑不起灵魂索性就
选择卑躬屈膝。”

  在地震引爆的大众诗歌热潮中,一些化名的草根诗人的作品,往往胜过专业名家。但著名诗人也有一些不俗的成绩,例如一边教书一边写诗
的槟郎,他在《悼念汶川地震遇难者》一诗中悲愤地质问:“文明的混凝土为什么/ 有选择的成为刽子手的帮凶?”

  从艺术上看,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被人视为地震诗歌中最好的一首。评家认为,此诗的视角是全景式的,在意象纷呈的时候
,摇曳出一个个有表现力的画面,并结合了暴风骤雨般的节奏和细腻柔转的悲伤,显示诗人的心绪动荡,引领读者的阅读感受。

  在笔者看来,此诗具有“宇宙的反讽”之意味。作者一开头写“今夜,大地轻摇,石头/ 离开了山坡,莽原敞开了伤口……”,然后,逐个
列出一系列他认为是“轻浮”的事物:从上海、将军、县长、电视、主持人和官员,到医院、祖母、孕妇和护士,显示了人类在宇宙震怒面前
的卑微与渺小。

       人类总以为自己在宇宙中扮演中心地位,相信“人定胜天”,甚至不惮于地震带大修水库和核武库。而宇宙的反讽则是对人类挫败的讽
刺,它告诉人们,无论人的野心和算计达到怎样的高度,总是存在一种更高的、无法达到的认识层次。优秀的诗人如朵渔,似乎敏感地意识到
这一点,他哀叹道:

  “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给槟郎留言
马玲娜

童年慕殷夫,
及长读槟郎。
前有烈士风,
后具柔情肠。
2008-8-13于乌有之乡网

 


要像凤凰样的存在-赠与李槟老师
   周远寒
              
您说您不写诗了
那真是莫大的遗憾和损失
为别人残害自己的人
即使是剪断几缕发丝
也是伤感痛苦的罪过
何况是自己的感情 自己赋予过心血的诗词

您必听说过凤凰涅磐
凤凰是百鸟之王
而我们作为人是万物之灵长
那您何不比比那凤凰
凤凰涅火的瞬间
是对过去灿烂的总结
也是新光辉的开始
因为新的毛羽一定比以前万分的鲜亮

您何不像凤凰一样
焚化于火焰 也于火焰中带着新的光彩飞升
继续凝视这片土地上困苦的人儿
同凤凰样神圣地存在
2008年05月19日


关于槟郎0八年初诗作的议论

京客:
为这片国土上的苦难姐妹,诗人活得很沉重,但很有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而言,应该大为昭彰的普世的价值!
就这样记录世情!这样的诗,诗人们看看,与现实主义笔触大有好处!人民诗人的方向永远是正确的!
读槟郎的诗,感动在每一首!槟郎君的诗,总是令人感动莫名!因为你的诗心,与时代脉动而同步!建议语言上再加修饰一下,使其更有感染力!
再坚持吧,历史将证明我的判断:我们不会是“彻底失败”者!

 

借尸还魂:
喜欢槟郎的新体诗。
以少女为背景,刺痛了偶心中最柔弱的部分。建议集合一起发专贴。

 

大荒:
令人动容的好诗;问候槟郎。

 

叶向东:
我不会写新诗,但我觉得好。

 

马玲娜:
读了槟榔很多诗,感到槟榔是个有良知有才华的诗人。
槟榔,你何必如此悲观?你写过那么多为弱势群体,为受压迫受剥削者呐喊的诗,你有那么好的文笔,你应该感到自豪呵。
你有丰富的情感,你有善良的心肠,所以你能写下那么多使人读来几欲落泪的诗。我每读你的诗,心里总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说实话,这个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使我感到压抑,我实在想发泄一下,所以也在网上发了几首诗。
槟榔先生,很高兴又读到你的诗,同时感谢你对我上次的要求有所回答。你说我的诗比你的要受欢迎,这使我很感惶恐。拙作点击率之所以较高,我想也许是标题带有悬念的缘故。毕竟先生受过高等教育,且生活在城市,而我只读过初中,又生活在农村,是不能和先生相比的。先生是名符其实的诗人,而我只是个诗歌爱好者罢了。先生对我的小诗的评价,我当引以为荣。再次谢谢先生,并祝健康。
槟榔老师:又想和你说几句话。很惊异于你的诗写得那么多那么快那么好。你的笔下多是不幸的青年女性,使我想到了《红楼梦》。《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缩影,而我们这个社会,竟也有这么多的悲剧,真令人失望。

 

爱君如命:
看了槟郎的几首诗,发现他总是用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关注着边缘女性。

 

吹笛在湖北:
槟榔诗歌中的“我”参与,很有人情味,应当属于一种写作技巧吧。
写得感动,也写得好,政治艺术完美结合。
看了槟榔的底层诗歌也不少了,都很感动,也有风格。
只是觉得还要进一步,除了呻吟,还要智慧;除了愤怒,还要自省(比如为什么这个境遇,受苦的人有什么人生的、命运的、性格的、生存环境的、智慧的...原因。);除了喜怒哀乐,还有讽刺幽默……,总之,苦难不仅只一个原因,苦难不仅只一种色彩,苦难不仅只一种表达,苦难不仅只一类声音,苦难不止只一个层面,苦难不止是一个面空。
苦难是电影中的一个性格演员,有千变万化的性格;不是角色演员,只是不同的职业面孔。一时的想法,不对请原谅。

 

薇儿:
叙事诗大抵如此吧,素材真是丰富。第一个故事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短篇或中篇,薇儿问好!
写文字时过余让习惯泛滥。有些人会因为自己的习惯性语言成为特色,比如真名的苗体,很有特色。不过偶还是认为为文学的感情要有节制,这个节制体现在文学语感上。

 

巫婆:
用诗歌写时评政论,我还是第一见到。

 

Pommy:
槟榔正是怜花惜玉,真正的男子心肠!

 

凌寒:
槟榔太偷懒啊,你就不会写成叙事作品吗?

 

garyho2006:
可怜江边祭魂郎,青梅竹马是槟哥!
侯兄在天念香妹,槟哥在地悼旧好!

 

墙上的风筝:
叙述兼抒情,不枉相爱一场。

 

网以载道:
不管是敍事還是文學,立意還是保持著仁愛之心,還有一種與弱者不離不棄的正義感,令人想起檳榔園時那種溫馨的人文精神,謝謝檳郎!

 

风咏者:
槟榔叙事诗内容不错,可是读起来呆板而有的枯枯的感觉。如果可以在形式和整体感觉上再做改进。如果你的目的是叙事和干预生活。那么你写出来的诗必须生动而利于传播。

 

xy3951:
槟老师自由诗写得不错。
主流诗坛,甚么狗屁!你说“叙事和干预生活,左翼现实主义激情”,这是能舞两句文,弄两滴墨的“人”活着的理由!当然,风先生的话是诚恳的,值得大家共勉。

 

水与火的组合:
感觉槟兄胸里有一团火在烧,也许,应该换一种形式来表达了?类如小说?那绝对是一部巢湖史诗,椎心泣血的家族史。我相信从资料的准备上讲,已经不成问题了。

 

如梦幻泡影:
本人认为,论坛固然可以作为个人发表习作的地方,但不应太过于随意,尤其是诗歌题材的帖子,更应该字斟句酌,仔细推敲。而且诗歌本来就是一句一行,为了其他网友的帖子也能同样被欣赏,最好是将习作积存到一定程度,再一贴发表。
而且lbzwx的帖子,就节奏、韵脚、意象、所要表达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难以称其帖子为诗歌、难以理解其内容的问题,还有部分帖子如几篇有关卖淫女、青楼开放、春节烧纸等,内容流于粗俗,伤风败兴,部分帖子有大量涉及攻击政府、政权的违禁词(虽然确实也难以理解其欲表达的内容)。
根据以上理由,为了整体版面的形象,让好帖子能被大家较方便地找到,让帖子以内容取胜而不是以数量覆盖版面,现将lbzwx同学2月1日后的帖子做一个整体打包。其之前的帖子除了两篇有评论的、加精品的之外,其余做删除处理。2月1日之前部分占版面,影响到其他网友精品的帖子,稍后再做打包处理。对于打包帖子内容,由lbzwx文责自负。
特此说明。

 

中国奥运:
这哪是什么文学艺术, 真无聊啊!
你的诗歌早就已经全是些热血过于沸腾的抗议,这本身就是对诗歌的滥用嘛。
罢手吧,你不要把一个纯文学园地毁了。如果斑竹不管,我们就黑了你的帖子,黑了你的户头。你和那些拿诗歌阿谀奉承献媚的人一样,都是在糟践诗歌。
诗歌是最纯洁的,你们却拿诗歌当工具,多么无耻。
无论是吹牛拍马为政治效劳的,还是你这样拿诗歌搞政治斗争的,都是在摧残诗歌。

 

2008-03-14收集整理


致槟郎
戴琳娜

五短身材,其貌不扬,
满腹经纶,立于三尺讲台,
谈笑风生,赢得满堂喝彩。
笔墨挥洒间,小诗即成,
兴致之至,高声吟诵。
席间堂上,议论纷纷:
此人为谁?
豪情万丈,同情黑窑汉。
此人又是天上的哪颗星?
自W星球,
携木桶归来。
突然,
一个声音高喊着:
精神的导师!
2007、10


我为什么认同用“精神界之战士”界定鲁迅?
------答槟郎兄
-- 作者:于仲达
-- 发布时间:2005-3-5 13:27:17

以前读过槟郎兄的系列文章,槟郎兄用“鲁迅左派”阐释鲁迅,可见槟郎兄苦心良苦啊。鲁迅左派上鲁与瞿有一点相联,但在精神本质上还有区别的。诚如朱弦先生所说,鲁迅先生是通过读苏俄革命文学而接触过马克思文艺观,鲁迅先生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怎样深刻一些的了解?这样一些问题,都是需要斟酌的。


类似“左翼鲁迅”这样的提法,还是慎重为好,鲁迅太丰富,随便一个名词很可能简化鲁迅。到目前为止,我对鲁迅的定义是“精神界战士”。我也怀疑槟郎兄对鲁迅的理解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当代鲁迅研究学者之中,汪晖、 王晓明、 徐鳞、 吴俊 、吴小美、 王乾坤 、钱理群 、夏济安,日本的竹内好、 尾丸常喜 诸人对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均有着探讨。这一些应该都是把鲁迅作为“精神界战士”来探讨的。


钱汪林诸先生的研究是有文化视野问题的局限,但基本上没有颠倒先生思想的标准,比如林钱两位把鲁迅的定义是“精神界战士”,应该说把握住了鲁迅思想的独特品质-----是一个有着独立思维的“精神界战士”,在此基点上,他们剖析了鲁迅作为“精神界战士”的苦闷 、复杂、 丰饶 、绝望以及反抗绝望的精神品质。特别是林在《人间鲁迅》和《鲁迅的最后十年》两本书里,将鲁迅放到形形色色的人的中间,凸现先生的精神品格。是的,鲁迅是“站在穷人一边”的,但是鲁迅本人知道自己并不是振背一呼的革命家,他所致力的工作是“批判国民性”的启蒙工作。另提一点,


海外学者林毓生、孙隆基、余英时等人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视角,对于揭示鲁迅的意义,贡献自然不能简单的否定。大陆学者也尝试着多种角度研究鲁迅,比如吴俊的精神分析,王乾坤的生命哲学,汪晖的现代主义等。但无论怎样研究,都不能象刘小枫和丁辉等学者那样占领一个新高地,一下掀翻鲁迅,鲁迅只所以是鲁迅,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是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不能完全代替的,这是必须要警惕的。

 

槟郎兄认为用“精神界之战士”界定鲁迅,含义广泛,很好。但也含糊,精神界也是很复杂矛盾的。我思考了一下,确有道理。用“精神界之战士”界定鲁迅是从宏观层面,怎样理解“精神界之战士”呢?一,是突出鲁迅对精神现象的反思;二,是突出他反抗绝望的战士姿态的一面。对于前者,我在《读邓晓芒与张梦阳通信(6)有感》一文已经说过:张梦阳先生提出的鲁迅侧“内省”而胡适重外取,“内省”难于“外取”,鲁迅思想深层在“深思”的论述,邓晓芒先生提出的外取容易而“内省”最难的论述,认为鲁迅思想主要在“反思”,两位都认为鲁迅思想重“反思”重“内省”,因为有这种思想品质,鲁迅的意义是绝对不仅是某种理论的依附品。如今笼罩在鲁迅头顶上的有几把尺子:自由主义者的尺子,思想家的尺子,哲学家的尺子,文学大师的尺子,这一些尺子都只是一个参照物,但不是唯一的标准,鲁迅先生是“在而不属于任何一把尺子”,这一些尺子却无损先生的伟大。鲁迅深刻之处在于,他是一个专注反省内心精神世界的大师,在这一点上,胡适差远了。我只所以用“精神界之战士”界定鲁迅,反复强调他所说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就是突出他对精神现象的深思,而这正是一个“精神界之战士”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鲁迅是爱民众的,不是民粹主义者。槟郎兄的鲁迅左派言说是一家角度,是一个分支。兄将鲁迅——胡风、瞿秋白、冯雪峰——其他人及槟郎作为一个学派谱系,依此来言说鲁迅左派中的鲁迅。自然有道理。但是鲁迅与胡瞿冯等人又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林贤治已经在《人间鲁迅》和《鲁迅的最后十年》里剖析了,就是:鲁迅不仅与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转向(关于胡适、储安平、傅斯年等人不同。胡适等跟他不同。胡适最后最终依附了权势者,走上了“好政府主义”的道路。五四精神的蜕变,鲁迅看的很明白,那些打着自由旗号的人,恰恰是把自由作为了一种沽名钓誉的工具。鲁迅从来没有高声空喊自由,自由对于他,是一种内在于生命的本质冲动,离开了自由,人生将毫无价值可言。“左联”是鲁迅亲自参与组建的,可是“四条汉子”以及所谓“革命的小贩”的所作所为又令鲁迅感到“寂寞”。鲁迅用一个“横站”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他既要防备前面敌阵里的刺刀长矛,又要提防自己阵营里的暗箭,所以只好“横站”。鲁迅认为他们手段巧妙,全然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只是借革命以营私。当然,这里跟鲁迅更多的看重个人素质也有关系,可以说,鲁迅从来对严密的组织是怀有戒心的。因为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行动,会忽略个体精神的独异性。这还是跟鲁迅的思想基础相关,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讲到“个人的自大”,“独异”,类似与一种强力意志,一种反抗一切既定价值与规范的力量。

 

  在鲁迅看来,独立性、启蒙性、批判性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是“无所属”的。鲁迅是一个独自面对各种黑暗势力、组织及流氓小人的“战士”,一个同时受到“敌人”和“自己人”猛烈攻击而遍体鳞伤,但却傲然独立,“横站”着战斗的“异类”。这样的战士,无疑是孤独而不自量力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里,林贤治阐释的反抗与斗争,更侧重于社会政治方面。这种反抗与斗争是全方位的,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到“第三种人”、到“左联”内部的“革命工头”。

我为什么认同用“精神界之战士”界定鲁迅,就是上述原因。研究鲁迅应该有多种角度,但是鲁迅本质的东西不应该简化或者无视,一句话:把鲁迅还原为鲁迅,拒绝附加在鲁迅身上的各种理论或者名号。+ 我的更多文章


互联时代和知识分子 (2005-02-18 15:30)
发言人:徐建新
以下为内容:


依据网络文章是否具有创新以及水平、影响情况,国内以及海外网上独立知识分子的大致名单如下:属于理性型的,有胡平,任不寐,张祖桦、陈子明,方是民,杨支柱,林达、易大旗、唐散宜、傅国涌、顾则徐、萧瀚、王怡、余樟法、郭飞熊、杜导斌、秋风、赵达功、张三一言、秦耕、翟羽佳、滕彪、许志永、黎明、梁卫星、孟庆德、海军上将、朱寅年、冉云飞、五岳散人、陈永苗、石地、安替、张英红、宋先科等人。

国内外还有一些作家,文学作品水平高,也撰写并在网络上发表水平高的学术性论文甚至著作,几乎无法放在上面这种类型当中:如写出高水准著作《中国之毁灭》的郑义,还有张远山,王力雄等人。

国内依旧是能够产生鲁迅这种人物的社会环境,在令人压抑的政治力量下,一些人理智地阐述事实,进行评论,有思想、有独到的新见解,但他们才华横溢,容易超出学问,立论角度独特,做评论容易文笔或尖锐或泼辣,或笔下流露出的一种悲伤之后的孤愤、控诉,或是自己抒发愤其不争等的一种感慨等,剑走偏锋,读者读后特别容易受感染引起一种震动。网上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有:刘晓波,余世存,余杰、摩罗、廖亦武。

李舰何永勤、杨银波、张大军等人,默默工作,踏踏实实地维护人权,在喧嚣炒作是常事而且时常有口水大战的中国大陆国际互联网上,在众人看不到的情况下,联系网友,有时也大声呼吁,努力促进国家、民族的进步。还有赵岩、李柏光、俞梅荪、张耀杰等人,把自己的知识与理性的力量与农民的力量结合,依照法律途径,规范化地努力帮助农民捍卫自己的土地等财产权利,还有郭国廷高智晟、张思之、郑恩宠、李建强等律师,接受了政治敏感案件,也敢于在网络上公开发布案情,满足民众的知情权,维护政治敏感人物的人权,这些人是中国国际互联网上不受注目的真正脊梁。

左派、老左在中国网络上几乎是文明的用来骂人的字眼,指的是政治上精明甚至狡诈,政治上永远正确,学术上却动辄出现硬伤之类错误的一些人,左派得此恶名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左派们的行为有关。在西方,左派一般指关注平等的人,西方是已经实现了自由的地方,左翼的思想、学术一直是文科学术、思想的另一翼,据说西方左派信誉不错。由于历史情况、中国共产党左派等遗留的问题,网上左派比起自由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不管是衡量水平、比影响力、论信誉名气,都相差比较大。但为了表示对网络上身体力行的左翼人士的尊重,特此列出网上左派。网上左派大约有这么几个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李槟(槟榔)名气最大,特点是文笔好,文字特别锐利,能煽情,缺陷是有点失之于情绪化,总的说来还不错。石勇的学术水平相对最高,还有湘山居士等人,文字也有一定的影响。雅科夫灵动的才华文笔可能是左派中最高的,但被转载多的文章扎实不够,有一些偏激文字。

海外中文网上第一高手胡平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成名,一直坚持?#35328;论自由是第一人权?#65292;而且,他到美国后,写政论文章依旧是晓畅清晰,依据事实讲清楚道理,把新的思想很浅显、平和地表达出来,论证逻辑严密,文章绝大多数都不错,都有价值。胡平写文章的类型基本上是一样的,面对问题,都是一招?#21147;劈华山?#65292;直接提出并面对关键真问题,深入浅出,做出真学问。但胡平的文章,道德评判比较多。胡平基本上是写政论文章的,或许是因为处在海外,缺陷在于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方面太少。

作为公民维权网的站长,李健完全是一个维护公民权利,默默做实事,几乎不写一般意义上文章的人。我只到看过他写了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里面细致述说母亲对他的爱和他自己儿时的脾气暴躁、不懂事。其他的文字全都是网络呼吁书或者是案情报告和分析。公民权利受到损害的案子,公民维权网上基本会有。李健这个人非常仔细谨慎,重要案情亲自核实,很精明,但在公民维权网被无理封掉后,他忍无可忍,居然还是去打他早就清楚会被驳回的官司,还是要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黄静案能够成为2003年中国网络第二大案,从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变成了一个全国瞩目的司法公案,黄静案居然成了?#22899;权?#30340;标志(艾晓明语),以其鉴定次数之多,争议之大,全国媒体、民众关注之广泛,延续时间之长,肯定能够写入中国法治史。一些人在报纸上甚至称之为2003年中国网络第一大案,原因自然是与大家认为是网络第一大案的孙志刚案有所不同,孙志刚案是首先由南方都市报报道引起强烈关注,不象黄静案那样,网络言论的巨大影响力贯穿始终。在黄静案中,学者和媒体朋友、网上网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杨支柱(为此被北京公安局找去问话)、张世君、萧瀚、沈亚川等人,但有三个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本人徐建新、李舰艾晓明。

在高智晟律师发出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后,李健发出网络呼吁,呼吁中国公民签名支持:?#20026;此,我们呼吁中国公民签名支持《高智晟律师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同时,我们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立即关注这封公开信所反映的问题,废除严重侵犯人权且违宪违法的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重新检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及其司法实践,采取有效措施立即阻止和纠正对公民权利的有关侵犯,以切实实现和落实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26446;健这样一个精细的人,又一次勇敢非凡地站了出来。我在网上看到消息,因为去北京悼念赵紫阳,被警察带回大连了。

秦晖有些什么历史学贡献本人并不太清楚,秦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64之后,忧心于中国的未来,从关心自己历史学、职业的前途变成了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一直关注中国社会转轨的中心问题:公正,仔细研究苏联、东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转轨情况,主张起点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实质是要求政治自由民主以保证经济改革的公正。秦晖注重讨论真问题,主张?#24038;?右?#20004;派在基本底线上如权力与义务、自由竞争与平等福利保障等方面达成共识。

秦晖文章逻辑严密,文字清楚明白。但做文科学术研究,最好是能够同时回答:?#26159;什么?#65292;?#20026;什么?#65292;?#24590;么做?#36825;三个问题,秦晖的研究?#26159;什么?#65292;?#20026;什么?#38416;述不错,但缺陷在于缺乏?#24590;么做?#30340;阐述,虽然阐述?#24590;么做?#65292;拿出一个切实可行(不是指官员愿意采纳)的有效解决办法并不是一般学者的义务,但如果不阐述这个问题,学术文章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会大大降低。例如,在我看来,朗咸平的讨论国企改革文章之所以影响远超过秦晖十多年前类似文章的影响力,原因除了现在国企改革的腐败严重、负面效果十分明显这个最重要原因外,也与朗咸平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走回头路这个必定引起巨大争议的糟糕解决办法有关。

社会中的个人是生活在政府强制权力之下的。西方法律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吴思的?#21512;法伤害权?#23545;中国政府权力进行了重新界定,在理论上阐述了中国政府官吏的权力是一种能够合法祸害相关同僚(甚至官位更高者)、下级特别是合法祸害民众的权力。吴思的?#28508;规则?#30740;究,把不受注意、未阐述明确的?#28508;规则?#25918;进了普通人看历史、研究历史的中心,明确了隐含在背后、真实的历史真相和机制的重要部分,而且实际上阐述了中国历朝历代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吴思有其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吴思的研究缺陷是,中国的?#27861;律?#23454;际上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来源于行使权力者所做规定。对中国官吏?#21512;法伤害权?#34892;使情况的阐述我觉得应该能够更深入全面,还应当增加探讨它的来源、行使情况等。

我早就在网上说过:中国国际互联网上的三个重要人物中:任不寐创新水平最高,也很有才华,杨支柱的逻辑严密最强,王怡的才气最高,才华横溢,文章常如绣花,五彩斑斓。在2001,2002年我上读书网的时候,那时王怡已经在网络上成名,文章常有灵气闪亮,总是引来许多的关注和回复,但真正有意义、有价值、让人看后学到新东西的文章不多。王怡希望他的文章能够起最大的影响,影响国家和社会,但这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王怡还年轻,未在学术上成熟,缺乏一种一针见血、直奔关键问题的穿透力,阐述缺乏坚实和从容不迫。他最能够影响的是普通人,也最受普通网友欢迎,中国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如果中国有新闻自由,他也许能够成为又一个影响公共舆论的张季鸾,但目前看不到这种可能。相比他在海外媒体上发表、说心里话的文章,王怡在国内发表的文章略差。

王怡也是一个甘冒坐牢风险捍卫言论自由等人权的人,在杜导斌被捕入狱后,王怡第二天就写了一篇文章《我愿意陪杜导斌一起坐牢》,并立刻发起了网络呼吁营救,他还和余杰一起发起了64十五周年的网络呼吁。

王怡在影响中国的五十个公共知识分子事件中,和媒体中的朋友一起拔高了那些人包括自己。中国现在确实有一定的言论空间,说真话、相对水平高的文章人们愿意读,独立公共舆论正在一点一点地形成,但实际上,还是处在知识分子甚至要冒坐牢风险来争取基本人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阶段。如果真有这么多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那就根本不会有南方都市报冤案以及师涛案等冤案。


对槟郎《你是天上的哪颗星》的评论

东篱小居:我能理解槟榔心中最深层的情感。不知为什么许多人把槟榔当成左派,我看不出槟榔与左派有任何相通之处。

哈哈哈哈:槟榔尝划分了很多"左"的派别,名称我已忘了,只记得他自称"鲁迅左派",当然,我也明白自称是什么并不一定就是什么,但我记得他
特别强调社会平等,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甚至不惜以限制自由为代价来实现这种平等和保护,我认为这就是“左”的表现,请东篱小居指
教。另:他的诗确实有点烂。

东篱小居:不惜以限制自由为代价来保护某一群体和捍卫社会平等的确是左派特征,并且昨天钓鱼之后吃午饭大家还谈起,崇尚鲁迅者几乎无
一不是左派。不过我感觉槟榔最近有些变化,至少没有鲁迅腔(比我还少),只是叙述民间的苦难,并无左派立场,是不是观点上出现了微妙
的变化?

犬儒派:槟榔的一些诗是很有爆发力的,也许形式感不足,但这完全不重要。王晓渔研究过鲁迅,不知他是否崇尚。鲁迅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
学的奇葩,热爱讲冷笑话的不妨拜他为师。

东篱小居:鲁迅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学的奇葩决不敢苟同。迅腔是大批判语言的祖师,虽然很具有战斗性,却败坏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风

cania:单靠他一人之力恐怕不能败坏文风吧。

东篱小居:靠一人不能,可怕的是有另一个“伟人”给他撑腰,还有一个强大的集团作后盾就不一样了,从此“桃李满天下”,至今徒子徒孙
前仆后继。

cania:他有他的风格,但后人越用越歪;因此“败坏文风”不能算到鲁身上。

东篱小居:角度决定方向,从一个顶点以一定的角度做两条射线,开始时两射线之间的点距很小,离顶点越远,点距越大。这还是线性关系(
又用到线性了),如果有外吸力就会呈喇叭状,点距到后来会发散。

老潘:不错啊,挺压韵的。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怎样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现代诗,就要大胆地,放开地写,不要刻意地去追求一定要压什
么韵,那样反而会限制自己的思路。从诗歌中能看到楼主的一片深情,也能看到楼主的愤世疾俗,真,善,美是诗歌真正需要的,楼主确有诗
歌方面的无限潜能和才华。以上是老潘的一些小小建议。坚持,就会走出自己的路。加油!

蓝色风铃:偶同意老潘的意见。不过,楼主写得相当不错。顶起!

菡萏叶1985:感觉楼主在诗里都有针砭时政的味道!一些诗句中都透出对现实的批判和不满!

pommy:忧国忧民!

薇儿:有思想,但不要堆砌得那么密致,让他人从你诗句营造空的间里得到想象和感悟。七夕快乐!

老武1989 :同感。沉重的痛感!谢谢槟榔先生。

灭火剂:唉,政治正确,诗艺低劣。建议去健身房耍。

老武1989 :楼上的,请教啥是诗艺?说说?你别假装没看见我的回复。

沓髟:分什么行,你以为分了行,再加一点感叹号就是诗?道德上加分,是个好孩子,诗艺减分,手艺不佳,综合起来零分。

进:给七夕的诗,情很长,爆发力弱了,个见。

子夫:呵呵,这不是诗,是歌词呀。诗就是一个歪屁,你放得太正了。

郭全华:我总是希望自己所关爱的人不仅是星星,更是身边的伴侣,还是做自己最踏实。

自由人:语言好。

浑身不自在 :我不会写诗,但佩服写诗的人。

2007-8-19


倾诉着、快乐着 
  文 / 南宫笑笑生
  ——我的写作观,并复西阳红朋友
 
  传统的写作无非两种:职业写作和商业写作。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固有模式,自由的网络文学的蓬勃兴起对传统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当代人的颓废无助和堕落与迷惘。
  网络的宽松性与纸媒的严谨截然不同,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写作平台,“让写作,成为可能”。而除去网络的专业写作和部分与这个
时代同步、想靠身体和隐私成名的家伙以外,多数人选择的是宣泄的倾诉。
  这个社会的光怪陆离与变化莫测让许多人感受到深深的压力,而现实的残酷的确不能给人太多说话的自由(请原谅我用“说话”这个词),
对“彼谮人者”的顾忌也让更多的人选择了网络,“我可以说一切(法律允许之内)我想说的,我就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是谁”,网络是
隐蔽性成功的满足了既“事无不可对人言”又“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复杂微妙的心理。
  我可以肆意的宣泄,我可以尽情的倾诉。
 
  所谓宣泄者,不外乎以下三种吧:
  一、忧国忧民者。忧国忧民者的文字在其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极不受一些人欢迎的,远有屈原近有鲁迅。而我们这个世界的伟大与英明横扫了
一切文人心中的阴霾,虽然这个时代是没有文人的。在奴颜婢膝的赞美和厚颜无耻的风月间,总是有一些与时代不和谐的杂音。网络的出现更
结束了纸媒一统天下的局面,让形形色色的编辑们不再是对文字生杀予夺的惟一,就一不小心出现了一些颇有思想和见地的网络写手,譬如狷
介的自称“鱼台骄傲”的“老翟思想”和“鲁迅左派”的“槟郎”先生。其中翟羽佳太过锋芒毕露,往往冒天下之大不韪抨击时弊嘲弄权贵,
《专政制度和颠覆思想——中国现代社会落后的总根源》、《阶级斗争——20世纪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最沉重的枷锁》这样的直白与不成熟注
定了老翟思想的命运多桀,曾经被捕的传闻漫天飞,据闻是谣言。但是老翟在看守所里呆过是真的,原因是“鱼台的官员都被老翟操了(鱼台
方面语)”。仔细想来,已有一年多没见这家伙了,彷徨无计,惟为他祝福与祈祷而已;槟郎先生属于“海龟派”,相对的防护意识稍强一些
,虽然初期的文字也是言辞激烈、慷慨激昂,《生做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祖国,我回来了,无限感伤
  》让人热血沸腾唏嘘难已。不同的是槟郎先生不是从意识形态这个太敏感的话题切入,而是以一个爱国学者的角度从社会现象上娓娓道来,
事实确凿、铁证如山,偶有越雷池之语,也算“民族内部矛盾”了,特别是“遵循韩中法律”的宣言和一些国际友人的加盟,增大了相当的影
响,这也是“槟郎园”可以生存到现在的原因之一罢。
  这些有良知的学者文字背后的压力,往往是常人无法承受之重。所以,标枪式的杂文还是不要触及的好。明哲保身,做一头快乐的猪。
  二、“怀才不遇”者。有许多人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愁肠百结、柔肠寸断,偶尔发现网络这块可以孳生任何心态的宝地,便一头撞了进来
。这种怀才不遇者的表现通常有两种:一是摆出高高在上的态势,对网络上每一个认识的人做博爱状。张口“山人”闭口“老夫”,以杜撰的
背景或足一加十的经历淳淳教导后辈晚生,这种人的初期很能团结(我不用“蒙蔽”,那样不客观)相当一部分人,引起别人的崇敬与尊重,
满足自己在现实中不能得到的虚荣。其实这种人在不撒谎的前提下至少还是可爱的,于人无害的都是可爱的。但是我当年有些刁顽,记得在“
子归”曾经引用“武乡侯骂死王朗”中的话来刻薄别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现在想起来极不忠厚。“存在的即是合理的”,网络是一个
兼容的世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远远不符合客观存在,也不符合与人为善的原则。“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一些不必要的意气与纷
争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而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老人家们一些有意义的经历和感悟,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前提是老
人家也不能撒谎的,诽谤别人歪曲事实,就有些可鄙了;另外一种,就没有意思了,相对应的,这部分人往往是一些不再小的小孩子,从小被
爷爷奶奶宠坏了,走出温室面对社会无所适从,“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大是怅然。现实中的不适应就要跑到虚幻中宣泄了,具体表现
是飞扬跋扈目空一切,“见神杀神见鬼杀鬼”,他们可以“放火”你不可以“点灯”,极端自我、自恋,稍不留神就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下流
不堪,见你退避三舍自以为得计,意气风发英姿飒爽。见识过最无聊者,据说是个小警察,扬言要利用小小权利调查一下网络中由于不顺眼,
而“不共戴天”的家伙是不是其个人资料中的公务员身份。无聊至斯,不齿再赘。
  这两种人我都幸运的领略过,而且认识很深。对前者我曾经抱有些许淡淡的感激,因为我毕竟跟他学会成熟,那是在这位老先生喜欢撒谎的
秉性暴露前,我厌恶虚伪,更鄙夷谎言。后者就让我担心了,这样的思想品行,就算是某级衙内,他家老人也不会呵护他一生的。真不知道他
将如何在现实中立足了。
  熟悉的朋友,或许早就想到他们是谁了,恕我不说出他们的名字。
  三、蝇营狗苟者。这种人在网络属于稍凤毛麟趾的一类,因为象这样下作的人你不可能太容易见到。“鱼找鱼,虾找虾,花狸虎找疥蛤蟆”
或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朋友会打洞”,找到一个很难,找到一伙就容易了。大抵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罢。常走夜路自然会遇上鬼,
我惭愧地也曾遇见这么一群人,啸聚山林结伴而行,高雅时阳春白雪,冰清玉洁,不与凡人共。低俗时下里巴人,犯奸坐科,男盗女娼,动辄
便用“下三路”说话,令人齿冷。尤其是漫骂起来,更是肮脏下作,洋洋洒洒,见之叹为观止,拍案惊奇。尤其是有女扮男妆者,调戏同性,
闻之作呕。其实对这些人大可不必理会更毋需鄙夷,“可恶的人都是可怜人”,体会他们的不幸,或许可以原谅他们的无耻与无知。“爱你的
敌人吧”,应该包括那些尚不配称敌人的人吧。
  我原以为网络的实质应该是“无论从做人修养还是为文素质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共同提高”。但是“盗亦有道”,我毕竟不是蝴蝶
更不是苍蝇,各取所得吧。更何况网络本身就适合宣泄。
 
  至于倾诉者,只有一种,那便是自然的流露。天性使然。就如同朋友在一起煮酒谈茗,我轻轻的诉,你静静的听,我悠悠的问,你细细的答
。不求闻达于世人,只想心安与快乐。
  前几天西阳红朋友问我:最近写不出东西怎么办?
  我是个疏懒无状的人,只能以自己粗浅的认识在这里以个人狭隘的角度回答:我认为写作是一种倾诉的愿望,写作可以不拘形式,古诗词讲
究格律,现代诗歌需要灵气,那么我们抛开这些拘束,信马由缰,这也是网络推崇的“我手写我心”了。
  倾诉,可以对爱人、对亲人、对朋友;可以对工作、对生活、对命运;可以对曾经、对未来、对希望……把思索的过程记录下来,就是你生
命中走过的痕迹。
  关于写作我有我的一些认识:
  第一不要太多胆怯。武术中有“一胆、二力、三功夫”之说,我觉得写作亦然。总在意别人眼光的挑剔文字自然不会太流畅,而且作文就象
做人,不仅仅是作给别人看的。“术有专攻”,连“万变不离卿卿”这样的高手都有力有不逮的时候,我们更不必要在意别人的苛刻。其实这
种苛刻,或许也是我们进步的动力。网络上有一些人爱嘲讽寻衅,不要理会那些,坚持自己要坚持的吧,我有我风格;
  第二不要过于修饰。“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许多东西真诚的就是美的,所谓“大巧不工”。除去用词的准确需要斟酌,没必要刻意追
求辞藻的华丽,仔细去看,一些美奂美伦的文字却是很空洞的,看过了,赞叹了,就忘记了。记得你的经历和阅历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这
些故事,都是最可贵的财富。当你在倾诉时,你是美丽的,文字,也是美丽的;
  当然,倾诉有时候也需要灵感的。
  灵感是种很奇妙的东西,就象爱情,当你需要的时候或许没有,而不经意间,会不约而至。
  “诗鬼”李贺总是随身带着纸笔,有好的句子就匆忙记录下来,集腋成裘。我们没这么悠闲,在这个快餐的时代一切都来不及,所以我无论
在做什么,只要有写作的欲望,总是要尽可能的抽时间马上写出来。但是有时间的时候相比一闪而逝的灵感要少得多,现在写东西陷入一个怪
圈,或许也是所有朋友共性的:有时间的时候没灵感,有灵感的时候没时间。有时候只有临屏时,才有一些写作的感觉。
  这种感觉最强烈的,就是倾诉的冲动。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系统的学习时代只是在小学四年级之前,其他求学的许多年都是浑浑噩噩走过来的,写文章时许多字知道什么意思,
知道如何运用却不会读,这样用智能ABC输入的我便很为难了。字典一般是不离身的,不方便时就电话问别人,“海冬青”、“杜若蘅芜”等许
多朋友,都是我的一字师。
  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我的写作、我的倾诉,我就在这样的倾诉中感受无双的快乐。
  寻找灵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多看,多看身边发生的事情、多看好的文章、多看好的帖子。当洋溢在别人文字中的美好时,我们就可以把欲
言又止的心事倾诉于键盘、倾诉于屏幕了。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面对真实的倾诉、面对真性情的流露,任何读者可以说作者虚幻、幼稚、刻薄,甚至可以说恶毒,却不能说
“昧了良心”。
  当然,倾诉者心态各各不同。有的为了记录、有的为了寄情、有的为了怀念、有的为了忘记,还有一种人属于猎艳的,那我就不齿谈了。


槟郎与川歌
刘路
 
    独立笔会在江苏南京有好几个会员,跟我熟悉的有左派槟郎和作家兼律师川歌。这次我到南京,一下火车就约见他们。

    槟郎是南京某大学的教师,文学博士。曾经赴韩国讲学两年。就是在韩国这两年,槟郎创办了槟郎园网站,主要从事文学和民主思想方面的探讨。槟郎自称是鲁迅左派,但他的思想其实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在追求民主政治、追求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的价值认同上,他跟国内自由派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因为他出身底层,对贫穷和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有着切肤之痛和铭骨之恨,这使他的文章更多了一些“左”的色彩。因为他与新左派和毛左派都有明显不同,因此,他称自己是“鲁迅左派”。只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鲁迅本质上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左”的标贴同样深恶痛绝,这与他晚年跟周扬、田汉等人的论战中可以彰现出来,何以死去多年又成了槟郎“左派”的旗手?

    我跟槟郎是好朋友,虽然我是自由派,即槟郎眼中的右派。我曾经在《爱一面红旗在风中飘扬》这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槟郎:

   “出身草莱的槟榔对权贵阶层、对自由主义抱有天然的警惕,他认为:“从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社会阶段开始,发展到两个分支:一为专制资本主义阶段,一为专制社会主义阶段。专制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民主资本主义阶段或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发展到集权或权威社会主义阶段,再走向民主社会主义阶段。也有专制社会主义阶段回到资本主义阶段的。
    其实,槟郎对许多概念的使用是随意的、含混的,沿用的基本上是中共社会传统的概念和提法。其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从来就没有准确的定义。就历史分段而言,中国的封建主义应该结束在先秦,秦以后是典型的专制主义,没有封建主义的任何成分。1949年中共主政以后,政治上延续专制主义,经济上搞国家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成分。真正的民主的、公正的社会主义(如瑞典、甚至英国)中国一天也没有搞过。槟郎所谓的专制社会主义或者威权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
     由于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槟郎找不到朋友和同志,从而陷入深深的自恋和彷徨、怀疑和悲观。他甚至说:‘自由主义者,现在还是我同路人,他们一旦掌权,我和我的劳动阶级会被当作其左翼的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将在红色集权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权贵资本的天堂。但广大下层人民的寻求生存和公正的运动的矛头,现在指向红色集权制度,在你们的未来的权贵资本的天堂里必惊扰你们的好梦。一个保守的、权贵的、右翼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是劳动阶级和各种社会进步势力的反专制的同路人,以后是劳动阶级的敌人。’
      作为他的朋友和同龄人,我深刻的理解槟郎。槟郎需要激情,而不太喜欢太讲理性的东西。他喜欢讲良心,喜欢诉诸内心的良知,他需要一种善恶分明的信仰,他需要一种实现全社会公正、平等而又具有简明实践品格的现实奋斗纲领。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或者确切地说,底层民众,不仅是他的新的偶像和信仰,而且也成了一种心灵的维度,一种价值尺度和立场。”

但是,我也理清我和槟郎的区别:
      “我和槟郎有着相同的底层情结、共同的社会理想、一样的被出卖、被遗弃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望着红旗我也常常泪流满面,听着国歌我也常常热血激荡。但是,年过不惑,我看清了我曾经信仰过的社会主义实际是国家主义的浅薄和虚妄,义无反顾的投向了自由主义。
      许纪霖先生认为:‘自由主义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和人生秩序的建构理论,自由主义从来拒斥形而上层面的意义问题,拒斥提供乌托邦的超越性理想,因而也就无法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担当。’
      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里,缺少对社会公正的特意关注,缺少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功能,缺少宗教性的激情关怀,因而,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永远没有军歌嘹亮、队伍浩荡,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崇高的英雄气质和悲壮的牺牲精神。但是,它是人类的理性之舟,它的两翼是民主和法治,它将负载我们这颗美丽的行星上的芸芸众生踏上宇宙的和平之旅。”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说:
      “虽然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喜欢槟郎。
       我喜欢他的激情,他的社会理想,他的价值担当。他的风中飘扬的红旗!”

    因为这篇文章,我们俩从未谋面却成为好友,槟郎说,他要把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文集中唯一的序文。

    现在我到了南京,当然要见见槟郎。

    我在网上定的宾馆叫太阳宫,在南京新车站的附近。槟郎因为下午要上课,傍晚的时候才到宾馆。

    槟郎出生于1968年,比我小好几岁,但他看上去跟我差不多。说一口难懂的安徽方言,面容憔悴,全不见文章中的洒脱、俊爽。他曾经在文章中说,自己出生在中国安徽省中部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祖父母生养了六个儿女,却不能全都养活,最大的入赘到别人家,最小的被别人抱养走。父母也生养了六个儿女,比上一代更惨,饿死了一半。槟郎在贫乱的中国乡村土地上如野蒿子一般疯长,奇迹般地活到现在。他目睹了许多儿时的玩伴遭天灾人祸,现在早已化为黄土。
    在那篇催人泪下的文章里,槟郎说,他出生鱼米之乡,却常年吃不到米饭。靠吃山芋和南瓜长大。上中学和大学时,因为没有钱,常常吃没有菜的米饭。可是,比起没有米饭吃的岁月,这样的日子已经很幸福了。
   工作以后,他发现来自贫瘠的乡村的人根本被城里人看不起。告别乡村以后,开始过着在城市里的贫贱的生活。他发现在一个金钱和权力衡量一切的世界,他这个两手空空,朴实忠厚的乡巴佬对象都难找。
   槟郎后来到大都市的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了,暂时逃避了有权人的欺压,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逃课,丢下书本,去社会上打工,做家教,给书商当枪手,给商店当保安,终于挨到毕业。但等着他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呢?父母贫病交加,相继不到周岁六十岁便过世了。他成家,母亲没看到。有了儿子,父母都没看到。
  因为老婆是老家安徽城镇户口,办了停薪留职来南京与他同住,每个月的暂住费是15元,她却因外地户口没有工作毫无收入。槟郎是这个大都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妻子却要交暂住费才能与丈夫合法地住在一起,槟郎悲愤的问:这是什么社会!
    这种卑贱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经济状况让槟榔义无反顾的站到了最贫贱的工农阶层的立场上来。正因为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为他们呐喊和抗争,槟榔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历史角色。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原因是他“反对历史中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一直过着痛苦而底下的生活,相信这种状况在将来是可以改变的。”

    即使做了博士,当了高校教师,槟郎的经济依然拮据,为此,他拼命兼课,以多挣点钱弥补妻子没有工作造成的家庭缺憾。

    天下着小雨,我们在宾馆附近找了家小酒馆喝酒,槟郎说,他的工资妻子都攥出火来,平时只给他50元零花钱。他当年参加独立中文笔会,200元会费都是减免的。如果今年的会费不能减免,他恐怕要考虑退会。

   槟郎还说,为了多挣点钱,他曾经被交流到韩国教授中文,但是一回国,国家安全局就上门抄了他的家。人也被带走讯问十几个小时。祸因就是他在韩国开的那个网站。槟郎的妻子被吓得半死,槟郎也心有余悸,他问我:像我这种情况会被抓起来么?如果我进去坐牢,老婆孩子岂不得饿死!

我们回到宾馆的时候,川歌也来了。

   川歌是我的同行,律师,但是他似乎更喜欢写作,喜欢自称作家,还出了几本书。他跟杨天水是好友,杨天水被抓以后,他也被传唤。因为杨天水做案使用的电脑就是他老兄送的。

   川歌比我稍大几岁,经历奇特,身世传奇。学的是医学,却当了法官。后来辞职作律师,业余舞文弄墨,给自己定位“作家”。最近这些年,因为文字招了不少麻烦,时常被警方找去喝茶。川歌对我表示歉意,他说:“我是江苏的律师,又是杨天水的朋友,当然应该由我来替他辩护。但是这个案子我可能涉案,卷宗里有我的材料。我就不方便做了。”

    我表示理解,后来在杨天水的卷宗里,果然看到了他的名字。

    这两位会友跟我相约,杨案结束后再聚首南京。后来我和兰芳律师4月底再次去镇江会见杨天水,返程时在夫子庙游玩。川歌做东,我们饮酒弄月,却没有赋诗。一则没有古人的诗才,二则开庭在即,也没有心情。
  2007-06-13


忧国的远际:评槟郞先生诗歌《我爱这悲哀的国土》
石雨哲

文章摘要: 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一定肩负并维护着诗歌的尊严,在他的诗作中,一定贯注着忧国忧民的写作意识。我在槟郞先生的诗歌《我爱这悲哀的国土》中,看到了一位诗人对于忧国漫无际涯的求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追随自由圣火诗者的脚步,努力做好一个诗评家的本份。在诗人们甘于寂寞,写出每一部好作品的时候,那些优美的诗句,也充实着我的心灵。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一定肩负并维护着诗歌的尊严,在他的诗作中,一定贯注着忧国忧民的写作意识。我在槟郞先生的诗歌《我爱这悲哀的国土》中,看到了一位诗人对于忧国漫无际涯的求索。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这首诗歌的每一节,都是以这样的诗句开始。一咏五叹,在五个诗节中,贯穿着这同样的第一句话。事实上,槟郞先生这首《我爱这悲哀的国土》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围绕着一个支撑全篇的中心意象。这个意象便是忧国,在这悲哀国土上所发生的悲剧。围绕着那些悲剧,整个诗稿组织起来的,层次分明,从家园到民众,从土地到奋斗的兄弟,最终归结到诗歌本身。这样的逻辑间架,仿佛成了一条悲凉的河。在悲哀中却不是自怜,在忧国中有一种深沉的力量。在这悲哀的国土上,这一深沉的力量即将挣脱一切有形与无形的锁链与压迫,并急得最后的自由。这便是在最后一节中,槟郞先生所写的:“这里的诗绪总是滞重灵魂透过黑夜呼吸理想在幻影中颤动我的诗歌浸润中国的长痛”

诗歌是滞重的,而长痛不如短痛。痛让人更深刻地去体味人生。槟郞先生的痛,让他超越于这悲哀的国土,而及于广大的世界。槟郞先生并不把自己当作 “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他只是以一种包容的宽容,面对着“世界上最苦难的种族秀木总遭摧折软藤在重压下谋图我的诗歌浸润生命繁衍的凄楚”,而体验着真理与自由的失落。但是,体验并不能真正找回一个人所失落的东西,倒是让这悲哀者被遗弃在双重性的更悲哀的国土之上。因为悲哀而沉沦,又因为沉沦而悲哀,在这双重意义上,一个有良知的人将堕入更大的深渊。这个深渊就是追求真理者在这悲哀国土的宿命,面对着深渊,槟郞先生激愤地预言:“宿命终将打破希望在抗争中成就我的诗歌浸润悲歌之士的咽喉”。

在一咏五叹中,我们随着诗人向着深渊的宿命前行,又与诗人一首努力打破这宿命。这就尤如夜晚“恶之花”将在白天的阳光下消融一样,新的力量在默默地生长。忧国的悲愤就这样由一个接一个的新生力量所承接,成为让自由重现的载体。或者可以说,自由拒绝并抗争着一切的恶,自由将以直观的面目如阳光呈现于活生生的人的面前。一旦自由之光普照于这悲哀的国土,那么“恶之花”的色泽就会变淡褪色,并为自由所终结。而在这之前,每个新生者,就如燃烧着的小火星。虽然小,却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沉默的民众”将与“奋斗着的兄弟”一道,在一种时间性的延续中,把自由与欢乐的意义推向极至,这就如席勒在《欢乐颂》中所表达的:在忧国的尽头,将是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
7/16/2007

对槟郎《纪念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酷评
菜农、兮兮、西北方

菜农:

你要纪念七七,怎么对浴血抗战的国民党部队一句歌颂都没有,你倒好,还挺仇恨国民党的,弱汉主人对奴隶发动战争,追究其1938年黄泛区的罪人,这炸坝水演七军历史历来就有,抗日那有不牺牲的,人肉炸弹炸敌也炸死自己,你把国民党恨成这样,这叫纪念七七,简直就是日寇的帮凶。

好了,说国民党坏,共产党总好了吧,何况那些说国民党的坏话都是共党的宣传,量你也不会查历史独立思考来的,这也不是不可以,那你爱党就要爱到底啊,怎么可以讲共产党的坏话呢?可是你主流宣传一句都不听,偏要给和谐盛世抹黑,瞧瞧你:

是那些监守自盗的国库吏
是那些宝马车撞死人的阔人
是那些飞扬跋扈街头的城管
是那些嘲笑阶级维权的法官

是那些血汗工场的黑奴工
是那些被恶吏截访的忠顺民
是那些蜗牛庐被强拆的流浪者
是那些讨薪跳楼死的农民工

党的好干部还是大多数嘛,你这样丧心病狂地攻击现在执政党,你倒底是那部分呢?看你是蔑视权贵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像,骂人权、自由也挺起劲的。

你到底是那部分的?,连中国人都不想做了,信誓旦旦要去保卫古老文明的巴比伦。现在看来你终日吠叫,骂遍所有的种族,除了萨达姆,原来你就是萨达姆死后丢失的丧家犬。你这种身份到哪里都是被删贴的料,请去喝咖啡也正常。

真名网友,对不起,本来多载花,少载刺,槟榔这样的人,似乎也不是坏人,但是,没有基本逻辑,没有基本道德底线,虽然看起来是弱者,但是内心的暴躁和混乱,破坏非常大,简直就是仇视一切,这已经过了基本善良的底线。

兮兮:

菜农兄:槟榔当然绝对不是坏人;他某些情怀还颇有民粹感召。但在真名这样一个理性,怀疑,客观,探讨的环境,他的言论显然没有听众,要不是你跟帖,估计没有人来赞助: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态度。我斗胆假设一下,如果给槟榔别墅住大把钞票花,他还会愤世嫉俗吗?

西北方:

同意菜农的观点。人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立场的,不然进退都会失踞,槟榔有点象70年代毛高喊打倒苏修打倒美帝的中国,其潜台词是只有我自己才是绝对正确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那么天马行空的扫射一番,气势很磅礴,效果却很萧索,满目是别人的不自在,却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自在在那里。

槟郎:

谢谢三位网友仁兄的酷评。

2007-07


谈书的乐趣
刘志一

读书如吃饭,谈书如反刍。独反刍无乐趣,几个爱书人一起反刍阅读的快乐,才是真正的众乐乐。钱钟书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谈学问是过于高深之事,其实很多爱书人也仅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有二三素心人有饭吃,又有余暇,谈谈书也是人生乐事。

在南大读书时,同室有5人,最喜睡前辩论,也会谈书,观点常碰撞,有时争论的声音很大,好像谁的声音大谁就最有理。当时莫言推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我老家和莫言家只隔了一两百里,我觉得小说写得很好也很真实;余立新认为小说歪曲历史,后来我们把各自的观点整理在不同的报刊发表。3年读研,我和师兄李槟谈论最多,他长我几岁,对80年代的文化思潮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理解,一方面我经常向他请教80年代中国文化出版的热点,另一方面我们经常激辩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转变。前天,给李槟电话,他正在江宁的新居读书,他说前几年住房小,卖掉了不少书,很后悔。

还有斜对门的宿舍,常和杨全强谈诗与艺术,杨近几年编辑了很多不错的书,我从封面就能感受到他的艺术气质。与齐宏伟谈外国文学,当时很多好的外国作品在南大图书馆没有,我从他那里借到《1984》和《美丽新世界》等小说。前天余斌老师给我电话说齐宏伟要跟他读博,宏伟是我老乡,也是道德文章俱佳之人,很高兴他也成为同门师兄弟。

每有新书,大家就争相讨论,谁买了好书,就去参观,问在哪里买到,对于古籍和外国作品还讨论哪个是最好的版本和翻译。到了复旦也延续了与三朋五友谈书的传统,我也从中了解了许多非本专业的好书,也获得了许多乐趣。

工作后,很难找到一批以读书为务、以高谈阔论为乐的爱书人,只看到很多行色匆匆的人,埋头工作的人。在广州,和一些校友碰面,经常谈的话题变成如何赚钱或是生活的琐事。

回忆往事,我也曾经在图书的大厦里诗意地栖居。
2006-09-07

逛书店的乐趣
刘志一

纽顿有本书《聚书的乐趣》,写他如何买书读书之乐,这对于每一个爱书人都感同身受。如果有人说我不是在家读书,就是在去书店的路上,他是很幸福的人,与书为友,其乐无穷。读书人爱书,正如女人爱衣服,逛书店的乐趣就在于寻找、比较,最后满载而归。

逛书店是种很好的锻炼,第一是锻炼体力,过去买书不方便,出门就是一天,除了来回坐车,中间五六个小时都是步行,大有风餐露宿之感。第二,是锻炼眼力,到了一家书店就快速扫描,要一天看遍长安花,然后选出自己心仪的图书。

从上大学到读完博士这十年,逛书店是我几乎每天的功课,晚饭后散步就去了学校周边的小书店。南京的先锋书店和上海的鹿鸣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南京的朝天宫和上海的文庙是我经常淘旧书的地方。我有很多同学都是书痴,愿意把饭钱之外的钱都买成书,想起和他们逛书店的情景都是很好的回忆。

1997年,我和师兄李槟从南京去上海访学,在上海住了一星期。我买了70多本书,李槟买了50多本书,最后没有钱了就回去,到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只剩下5元钱,留下两元钱回去坐公交车,我拿了3元钱去买茶叶蛋和面包,师兄弟吃得很开心。回到南大,我背不动了,李槟就帮我背重的包,后来离宿舍还有500米,他也背不动了,就让我在楼下等,他去喊来洪宏来帮忙。有5年我没有回南京了,也很怀念那里的老师和同学。

在上海读书,我买了大约1000本书。周末,坐123路车去福州路,我对上海最熟悉的地方除了复旦就是福州路了,福州路上聚集了大约10家书店,既有上海书城,也有古籍书店这样的专业书店。古籍书店里面有家博古斋旧书店,我在那里淘过很多书,那里的书明码标价,价格也公道,有一次我在那里买了10本4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正好补齐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没有的那十本,只花了100元,另外我还花了两元买了一本书。中午在附近吃了一碗榨菜肉丝面,花了一块七毛钱。当我乐呵呵地回到学校,同学都来参观我的收获,蔡兴水说:102元与一块七毛钱就是我买书的故事。

近年我经过上海都要逛书店,每次要带回家几十本书。去年我回上海出差,又想沿着福州路步行去文庙,经过古籍书店发现没有博古斋了,很失落。在对面有家书店有一层卖旧书,价格非常高,也没有什么生意,我没有仔细看就走了。但在福州路转了一圈,书包就装满了,也没有力气去文庙了,在附近吃了一碗拉面花了5元钱。往回走,又看到贝塔思曼搞促销,10元钱卖一本书,我买了两本,于是在回广州的飞机上就看其中的一本《领导力药片》,而且买书还获赠玫瑰花两枝,我离开宾馆花还没有枯萎。

工作后,逛书店变成一种职业习惯,反而失去了许多乐趣,我逛的主要是我家附近广东工大校门口的学而优书店。本来学而优书店是一家学术文化性质的书店,我一进门,就像职业杀手一样,首先把畅销书扫描一遍,最后才翻翻新进的文化图书,开始逛的多买的少,后来搬家离学而优书店远了几百米,去的次数就少了,只是偶尔逛王府井百货经过顺并去一下。

本来,天河购书中心离我家也不太远,但也少去。前几年我经常去湖东路的大洋书城买书,一楼是新书,三楼是折价书。我沿着农林下路步行去,一路要经过许多小店铺,我喜欢这种嘈杂和热闹,虽然没有《伦敦的叫卖声》有那么丰富的声音,但走在阳光下,想着去看看书,是一种很幸福而满足的心情。大约是3年前,我在日记中写下有一次逛书店的感受:

“上午去逛书店,买了七八本书,有一本《中国古镇游》,收入114个古镇的照片和旅游地图,我只去过同里等5个,有机会我想尽可能多看几个。

我想走在那些古老的青石板上,闻闻油菜的花香,摸摸老城墙上的苔藓,喝喝农家的大碗茶,看看小鸡和小鸭,听听村民讲父辈的故事。

我出了书店,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就看起来,商店飘来垃圾音乐和叫卖声,但我还是很快乐。”

除了平时经常逛书店,旅游时我也很喜欢逛书店,前些年我每去一些中小城市,都在一些小书店有收获。有些书在大城市没有了,在小城市可以买到。出去玩,同学们怕我突然望书店里面钻,我的同学林明说我一看到书店就两眼放光。所以,平时我也喜欢一个人逛书店,逛多久都可以,有时本来是逛街,逛累了,看到有书店进去逛一下精神倍增,就忘记了疲劳。工作后,我也去逛过永定、龙岩、泉州、桂林、庐山、德庆、吐鲁番等中小城市的小书店,但没有什么收获了。时代在变,在小城市也难以觅到旧版好书了,反而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能够淘到许多成色不错的好书。

我们有幸生活在网络时代,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购书,这几年我的许多书是在网上买的。不是在书店里寻寻觅觅,而是在网络中寻找,对于爱书人来说简直是多么寡然无味的事。要真正感受书香,必须去书店,正如你从商店买的荔枝与你从树上摘荔枝,其感受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
 2006-09-05

 

我愿成为一根左棍——记中文系槟郎老师
广陵龙
2007-1
 
         母校有个性的老师很多,但既有学识又有个性的可能就屈指可数了。槟郎在我相识的老师中算是一个。
        大学期间,有幸上过李老师的课,总体印象,书本之外的收获大于课程所学。李老师身材瘦小,不魁梧,说话口音颇重,使人听他的课有些困难,不过,这到并不影响李老师授课的精彩。喜欢听他,偶尔情绪所至,朗朗念起自己的原创诗歌,颇有古风名士味道。
        李老师常说自己不学无术,经常混迹网络,虽然发表文章很多,且都有一定的轰动,但终归不入学院派之流,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能提高奖金待遇,很是无耐。不过,话归如此,李老师仍不忘网络江湖。在自由主义得势的中国网络知识群体中,李老师坚持左派路线,不攀权贵,不从主流,嘻称左棍,精神之源直溯马、恩经典,自成一派。在民间学者当中颇有声望。
        认识李老师先从他的宣言诗歌开始:
 
           左棍槟郎之歌
  
         槟郎
  
  我愿成为一根左棍,
  奋起千钧扫荡人间不平,
  我的心呀,你为何悲伤?
  亭子间发出痛苦的呻吟。
  
  富贵张狂,穷苦无告,
  罪恶来自阔人右翼同盟。
  奢谈什么仁政,宽容,
  他们最敌意多数人翻身。
  
  罪恶时代的良心如此软弱,
  只因爬和撞的右翼之道难行。
  向左!向左!向左!
  耶稣和鲁迅昭示着我们前程。
  
  我愿成为一根左棍,
  奋起千钧扫荡人间不平,
  我的心呀,你为何悲伤?
  何时走出亭子间无力的呻吟?
  
  富贵张狂,穷苦无告,
  罪恶来自阔人的右翼同盟。
  向左!向左!向左!
  耶稣和鲁迅昭示着我们前程。
 
 
跟贴:
 
传媒365夜:阿广居然认识阿槟同志,难得!我现在一年难得见他一面。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真正的有激情有才情的好人。
移动车载电视:选修课有听过他的课!
云瑚:一个很特别的老师。


对《中国黑窑汉》的看法
笑笑逍遥派
 
 

中国黑窑汉
槟郎

黑窑汉,黑窑汉
二十一世纪的奴隶
社会主义中国的病变
为求衣食,连自由也失去
生存便如牲口役使延喘
送行村口的母亲白发
揪心异乡人死别的梦魇

————————我要问:怎么办?为什么是这样?

黑窑汉,黑窑汉
二十一世纪的奴隶
社会主义中国的病变
蠕动着被打折的脊梁
隔绝文明于皮鞭和栅栏
在和谐世界的光与影里
撕裂人性与体制的底线

————————我还是要问:怎么办?为什么是这样?

黑窑汉,黑窑汉
二十一世纪的奴隶
社会主义中国的病变
原始资本积累的献祭
权贵欲望的凶残肆无忌弹
在你们的血汗和尸骨上
共和国纸醉金迷于阔人的狂欢

————————我要问:是这样吗?解放前的权贵不是被推翻了吗?怎么又有权贵?再推翻,是不是还有权贵?请问现任权贵的祖辈都是什么人?

黑窑汉,黑窑汉
二十一世纪的奴隶
社会主义中国的病变
散沙的生命片片枯落
顺民的祖国竟如此严寒
微茫的希冀团聚着怒火
地狱的仇恨冲动冤魂的反叛

————————我要回答:这首诗就是一首口水诗,它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它没有找到问题的根结点,它除了发泄就是发泄。和历代农民在苦难中嚎叫,准备取代权贵前的反叛口号毫无区别。然而,取代了,又是一批新权贵,再翻覆,再推倒重来。

我要问:这首诗的思维价值就这么空洞和单薄吗?它只能够就现象论现象吗?


我要说:曹操不是这样的人,他悲叹,他更反思。他举史引典,他摆列现状,他憧憬理想,他切中要絮,他诚挚坦率。他象是我熟识的老友在与我交流,跟我沟通,与我商榷,击我心胸。他的诗是复杂的诗,却又是单纯的诗。复杂在他的逻辑和学识,单纯在他的情怀与诉求。

 

今夜,我与谁倾听——致“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槟郎先生
小王子


祖国正沉沉入睡,今夜
我与谁倾听你脉搏的振动
一切很静,一切又都在骚动
骚动的是我
守着黎明前的每一个暗夜
流血的是亲人
这块土地已经受不起更多残酷的历练
我与谁倾听,一片无声的呼救
今夜如此诱人
黑暗也显得光明
似乎一双眼睛
想要把我赤裸的灵魂看个究竟
看完之后,就将在下一个白日的黑暗中
把我柔弱的躯体
秘密分食干净!
(注:槟郎先生是我的师长,在此我更愿以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来称呼。)


2007年6月19日凌晨3:05

 

力求在哲学层面为我国新工人阶级和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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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郎兄:衷心关注您的事业。我是年纪大了——

正在集中精力发挥自己可能的优势,力求在哲学层面为我国新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自我解放事业做点事情,因而无暇顾及具体问题,就这还惹来麻烦呢。不过又一次过去了。

我的观点很明确:中国工人阶级是正在形成和兴起的全球化过程中的新型社会力量,不能仅仅用传统的阶级理论硬套现实,而是要力求从社会复杂性自组织层次的现实中“显析”出结构性要素,在实践和理论上“弘道”——推进和发展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我的理论探索大都发表在“大樗树下”学术博克的“玄之又玄”专栏,欢迎您有暇光临指教。

南京大学有较强的学术力量,比如钱乘旦先生翻译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一本经典著作,而且译文质量据说很好。

有人提出“非阶级”的“新工人阶层”的概念也很有创见。所谓“非阶级”意味着现行社会结构化边缘甚至之外的社会分层力量,这与传统工人阶级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新工人阶级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主要出现在这个领域。

中国大陆传统工人阶级实际上是某种中产阶级,当然主要是建设性力量,保守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破坏性——这在西方国家更明显,那里有些特权化了的传统工人对发展中国家大众苦难的冷漠众所周知。当然在中国,传统工人仍然是一种先进文化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性力量,政治上对官僚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的遏制和驯化的潜力不可低估。

这些都涉及比较复杂的社会理论思维问题,我也尚在探讨中,仅供参考。

[ 本帖最后由 年大六 于 2006-10-28 22:01 编辑 ]

 
 
2006-10-28 21: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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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您是熟悉具海根的名著《韩国工人》的。

此书结论一段尤其意味深长:

“在新世纪的黎明,韩国工人阶级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作为一个新诞生的阶级,它也许继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拥有强大、有效的阶级组织,为社会提出一个新的建设性的未来远景。

“尽管韩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旺盛斗志世界闻名,但在组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它仍是一个弱小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这是一个阶级意识还很粗浅、还有矛盾性的阶级,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党派的支持,对社会结构替代选择方案没有明确的设想,只有初步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模式。”

“目前全球经济中的趋势和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化将对韩国工人阶级产生重大影响;它们也许会导致这个还处于孩提阶段的阶级解体,或者可能重新点燃起勇敢的劳工反抗和生机勃勃的阶级团结,从而形成一个更有内聚力、阶级觉悟更高的工人阶级。”

不用我进一步评论,您也可以理解这个“结论”对正在形成的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启发意义。

还有,裴宜里的《上海罢工》您可能读过?

中国工运学院冯同庆教授的《中国工人的命运》也应该读一读。

听说有什么居心叵测者秘密“调查”冯教授的什么社会关系,真是可耻和卑怯!用这种政治痞子手段能解决学术和思想问题?!

 
 
2006-10-28 22: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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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笔者以下近作,供参考:

文化视角的阶层(或阶级)概念面面观 
2006-10-12 15:54:44    年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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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阶层”这个概念要防止简化论意义上的阶级中心主义,亦即把人的社会结构属性(性别、血缘、地缘、业缘、种族、民族、宗教等等)静态地简化为阶层或者阶级属性,乱贴标签,乱划成份等。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动辄滥用“穷人”、“富人”这样极化、而且社会学意义含混的措辞,这种措辞客观上具有加剧社会断裂的心理暗示作用。

不是说社会没有穷富之别,而是说不能仅仅看到这种区别,就现代社会结构性分化而言,还有别的区别。

更重要的还要看到主体间沟通和整合的可能性层次(国家公民认同甚至某种意义的世界公民认同的层次等),不能用什么“对立统一”的线性极化观点歪曲人类社会的非浅性或复杂性自组织结构化特征,比如否定人类经验具有物种统一性或某种意义的文化传统统一性层面,重蹈批判“人性论”的极左覆辙。

实际上,一个人的社会基本地位和身份、角色所体现的社会结构性倾向具有情境反应性层面,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构成马克思说的“就其现实性而言”的“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总和”是非线性流运动系统,其“动态核心”意义上所凸显的社会属性并非总是阶层属性,像抗日战争时期历史情境下所凸显的就主要是民族共同体属性,人们的“中国人”的认同或身份凸显出来,而具体民族、阶层、地方等社会属性则转化为次要或者隐缠序层面。

阶层描述和诠释涉及到社会结构化分析的所有层面,在学术上是需要跨学科探讨的最为艰深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问题。经典社会学几大家和当代社会学诸大师在这方面的理论既有相通的、也有相互拒斥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这种描述和诠释所涉及的社会认知和知觉具有文化“通灵”(也就是对于非正式社会规范和隐喻性知识、默会性知识的敏锐直觉)层面,并非仅仅是科学理性分析问题。

不仅如此,阶层认知也是现实政治运作必须面对的社会深层结构化问题,所以尽管不大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学理探讨,但我仍然希望尽可能完备和缜密地探讨一下阶层概念内涵问题,这对澄清这个关键政治问题上的理论思维的匮乏和混乱可能不无好处。

总的思路应该是很明确的:只能在马克思理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及其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以适合当代社会历史情境自我认知需要的,与马克思当年不同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描述、诠释和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

鉴于汉语中的“阶级”一词比较容易混同于“等级”一词,使用与“社会流动”相对的“社会分层”概念或者“阶层”概念较为严谨。

但是,我认为,大陆有的社会学家把阶层等同于利益群体有简化论之嫌,明显不妥。

“群体”这个概念内涵过分含糊,比如乌合之众也是群体,动物也有群体,而且有些动物群体组织也具有社会结构性特征,但是其社会行动信息结构没有或者仅仅具有原始水平的文化层面、符号互动层面。所以,在讨论人类社会行为问题时最好不要停留在使用“群体”这样内涵过分宽泛的概念,而要使用“集团”、“阶层”、“历史集团”、“共同体”、“族群”、“国族”、“民族”、“社群”等较为规范的学理概念。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端于英国,然后扩展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前期的一部影响很大的代表作,中译本由钱乘旦等学者翻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

汤普森在这部著作中说:“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学理概念的阶级是一种社会学类型的概念,而不是社会理论类型的概念;阶级与其说是理性规范化的概念,不如说是经验描述性的概念,当然它是牵涉集体性社会行动及其结构化过程的经验描述性概念。

阶级是一种历史关系,“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能分析。……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可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他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了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

他强调“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研究阶级问题,必须“考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的阶级地位”;“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

因为这个学派强调从文化视角透视类似阶级这样的社会现象,因此也被有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但即使学派内部对如何理解文化概念也有不同认识。汤普森的理解更为接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它不同意把文化看成“整体的生活方式”,而宁肯把它看成“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结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阶级斗争。而主张把文化看成“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威廉斯原来认为“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性因素,“阶级斗争”是一种积极的、自觉的斗争形式,不应把这两者混淆起来。

但是,从他七十年代改用改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理论诠释社会过程以来,说明他也接受了汤普森的看法。他们两人都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中心论或阶级决定论,强调人类主体的能动作用。而大陆教科书哲学主张的却是把工人阶级的出现看成经济力量的消极反映的决定论观点。

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积极的、富有对抗性的“文化”过程,它决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所能解释的。在阶级意识形成和塑造的过程中,文化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他们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俘虏。

除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之外,我所接触的拉尔夫•达伦多夫社会系统论视角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也很有深层社会结构性意义上的解释力或洞察力。其他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大的有关理论创造还有,对此,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应重视借鉴和汲取,而不是胡乔木那种关起门来称大王的自我封闭的什么这个那个极左老调重弹意义上的“坚持”。


2006年10月10日星期二5时23分


致敬!向槟郎大兄弟致敬!
年大六

你为西整厂歌唱,
我为你歌唱!
西整厂的情况我不了解,
但我看过你的不少文章。

这年头“先进文化”是“主旋律”,
而有人心目中的“先进生产力”
早就把千千万万工人和其他劳动者
——扔废品一样抛弃在“效率”大道旁!

你勇敢地为被抛弃、被歧视、被剥夺者代言,
你面对全世界大声地为他们呐喊和歌唱!
好!好得很!“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歌声
在大陆荧屏和广播中早已噤声多年了,
如今我们和工人、和劳动者一切兄弟姐妹
要用新的力量甚至谱写新的旋律并放声歌唱!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200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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