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的历史》傅志彬11

第九章　当权术加上洗脑术的时候

　　列宁的徒弟们在德国没有获得胜利，是因为那时的苏俄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无暇西顾，精神上的帮助多过物资上的支持。当苏俄初步站稳了脚跟，就立即成立了“共产国际”，置国内大批饿死的民众而不顾，输出大笔资金给国外，到处培植代理人，试图将人间天堂在全世界实现。（列宁在这里做的事像极50、60年代，并延续到70年代毛泽东干的勾当，罔顾国内人民大量饿死而去支持世界革命，或者说毛泽东的祖师爷就是列宁）。其中资金大量倾注的就是苏俄的东方邻居——中国。

　　此时的中国已经推翻帝制10年，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没有一个能占到绝对优势。政治上的动荡，却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想，是自元代以来，将近一千年时间里，中国最为自由的时期，也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期，当然这种自由到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戛然而止。（中国文化发展有几个高潮，我在《尊严离所有的中国人还很远》中的第五节“崖山之魂远去兮”对其有简约的描述，有兴趣者可参考阅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各种势力，各种思想都打着自己是拯救中国、振兴中华最佳方案的旗号，其中就有共产主义。前些天看过CCTV的一个纪录片，说当时有无数个政党，有无数多学说，最后弱小的共产党从这些政党中脱颖而出，夺得政权是人民的选择，说明了这个理论的优越性。这又是扯淡。没有苏俄（当然是通过“共产国际”这个傀儡出面的）大把地使银子，有没有中共还是个大问题。

　　苏俄的出手之阔绰，可以从中共的一大代表的车马费中略见一二。每一个代表去时先发了150块大洋，散会时每人再发50块。发钱者和出纳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外籍人员，他们也参加了一次大会，当然官修历史上是绝对不说的。当时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不过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一个普通警察2块银洋，若按现今北京市普通警察3000元人民币月收入计算，（绝对最低计算了），200块大洋在当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万元人民币了。

　　我的一同学的外公当年在北大读书，成绩很好，能拿到奖学金。同校的江西老乡张国焘忙于政治，成绩很烂，奖学金自然无望，经常向我同学外公借贷，后来加入中共后才有钱还账。这事从侧面说明苏俄的支持对中共的生存有多么重要。

　　官方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三几年时，中共河北省委很久没收到中央拨来的经费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儿子筹款做活动经费。且不说拿自己的儿子卖钱的事多恶心和不近人情（割肉饲虎，拿自己的儿子当祭品也是佛教、基督教上经常宣扬的事情），说明从事革命活动是需要经费的，而这些经费是怎么来的呢？（总不能老卖孩子吧？）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没税收，也没听说过哪个富豪给他们捐过巨款。

　　前些时候网上流传过一张毛泽东签收的收据照片，据说是从共产国际解密文件中找到的，毛泽东写给季米特洛夫的30万美金的收条。且不论这张收条的真假，从各种资料来源显示，从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到后来的苏维埃起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每年对中国的资金援助是大量的。我粗略地在网上一找，就看到以下材料：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http://news.qq.com/a/20110408/000675_1.htm，在同一篇文章中甚至透露，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中，有一部分甚至是把鸦片带入中国，交给中国同志后变卖成现金的。（延安做鸦片生意的开端）。

　　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进一步）寄出经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345、349页。http://www.yantan.cc/bbs/thread-108951-1-1.html

　　当时的卢布又称金卢布，大约是一金卢布合1.1大洋。按照我上边200大洋相当于现今30万人民币的购买力计算，200万卢布相当于现今的33亿人民币购买力了。有心者可以接着再查，一定有更好的资料，但就支持我的论点来说，这些证据已经足够了。要记住，1921年的俄国正处在大饥荒时期，仅这一年就有500万俄国人饿死。

　　苏俄在中国（在日本，朝鲜，以及印度支那，还有东欧地区也同样）活动的基本轨迹如下：

　　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1920年派遣代表进入中国寻找代理人。首先在北京大学和李大钊接触，然后在李大钊的介绍下认识被北大因招妓事件而驱逐的陈独秀，在李陈粉丝团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这个组织从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不是独立的政党，所谓二次大会才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说法,不过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

　　当时的中国民国政府基本由北洋系的政治力量把持，虽然奉系、皖系、直系之间会打来打去，但反苏俄，维护国土完整的态度不变。当时的民国政府甚至出兵西伯利亚，是国际干涉部队的一员，支持西伯利亚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和苏俄红军作战。这样苏俄在直接建立中共的同时（几十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能干什么？）,还在积极寻找中国其它的分裂力量，以便削弱中国民国政府的力量。

　　苏俄首先找到的是西北的冯玉祥，给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在苏俄的支持下，冯玉祥的西北军向控制民国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开战，一路打到北京，在控制北京时，将按照优抚条例住在紫禁城的前清皇帝赶出了皇城。但这个民国有名的基督将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顶不住张作霖的反攻，最后丢掉了北京，灰溜溜地跑回了西北。冯玉祥又是有名的叛变将军，没有不吃他暗算的合作者，但最后他也死于别人的暗算，丧生火海。

　　冯玉祥扶不上去，苏俄就转向南方，与屡败屡战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一拍即合。苏俄出钱、出枪、出炮，国民党出人，在南方建立了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为了这个军队培养基层军官，就开办了黄埔军校，全部教程、装备、军事、政治、教官都是苏俄提供，中国人只是在旁边敲边鼓，当学徒。这就是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原因，这时候已到1924年。

　　作为交换条件，苏俄要求国民党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屡经失败的孙中山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当然应允。就此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经过这一次的合作，共产党从一个微小型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具有上万成员的组织，完成了第一次蝶化。

　　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去世之后，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幸运的是，在1923年蒋介石就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访问过苏俄，在这次访问中，蒋看出苏俄对蒙古及其它中国领土的觊觎，和根本是想扶持中共的本意，但蒋并未动声色，仍然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失去苏俄的金钱和军火支持，是根本没有统一中国的希望的，这出与虎谋皮的大戏，一直唱到1927年的4月，蒋介石在获得中国的半壁江山之后，发动著名的“412”事件，抢在中共动手之前，下手解除了中共手中工人赤卫队的武装，和共产党彻底分手。

　　这次的事件并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有大规模屠杀，整个事件中丧命的人数不过400余人。在清除了共产党以后，国民党的北伐军继续向北挺进，在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支持下，打败了直系、皖系军阀。张作霖死后的奉系军队，在张学良的领导下全体易帜，全国统一在定都南京的国民党国民政府之下，这已经是1928年底的事了。

　　随后在全国军事调配定额当中，先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不满，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干了起来，最后失败，接受中央政府指挥，南边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随后也发动叛乱，不久也被蒋介石搞定，广东的陈济棠等人也动过歪脑筋，刚一起事，军队就被蒋介石收买个精光，这老陈光杆一个下了南洋。所以这老陈头恨透了老蒋，1949年后成了共产党政府的政协成员，和老蒋的梁子就是那时结下的。只有老张家的小六子老老实实的听从老蒋的命令，所以老蒋在西安事变以后不杀张学良，而没放过杨虎城也是有原因的。

　　尽管有这些烂事（当然还有共产党在南方搞的事，后面再专门说），从1927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的发展被称为“黄金十年”，工业、教育发展迅速，军队全面进行整编，聘请德国军事教官训练士兵，军队准备全部换成德式装备，但在开战前只完成了几个师的训练和换装。当时德国因为受战后条约的限制，只能保留十万人的军队，大批军官没有出路，到中国当教官是不错的选择。德国的军火工业也因为中国的订货存活下来了。这些在中国军队里做教官的德国人甚至参加了1937年的淞沪会战。所以德国在第二次大战中第一个阵亡的军人是在和日本人的战斗中发生，虽然第二次大战中日本和德国是盟友！这些德国顾问后来是在希特勒的严令之下才不得不离开他们训练的中国部队的。

　　蒋介石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所以在统一中国后就整军备战，“77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全力抗战，以惨痛的代价节节抵抗，首都也从南京一迁武汉，二迁重庆，以空间换时间，希望国际力量变化能为中国的抗战创造更好的条件。

　　抗战初期苏俄是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很多援助的，除了武器之外还有空军的参战，但在1939年以后，苏联违反和中国的协定，背地里和德国、日本签订秘密协定以后，苏联的军援就没有了。国际上的援助只有美国人以志愿者的形式投入战斗的“飞虎队”。从1939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正式参战，可以说是中国抗战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我个人对蒋介石坚忍不拔的意志深感佩服！对美国人的帮助也心存感激。

　　2011年我从滇藏线回南昌时，经过贵州的晴隆县，在那里居然发现了赫赫有名的“24拐”。这是当年从缅甸经过云南到重庆所谓的滇缅公路中的一段。幸亏这条滇缅公路使得美国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腹地，使得中国抗战能够得以维续。美国大兵们在这条陡峭的山路上开着载重车要连续拐24道弯才能爬到山顶，今天的我一直在想，这地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不知道，那些美国大兵却要冒着性命危险不远万里来这陌生的地方，帮助和他们八竿子打不到的中国人，不感激他们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图42　贵州晴隆县24拐

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共付出3百多万将士生命的代价，其中将军衔的就上百人，尤其是抗战前多年积累下来几万名基层军官的牺牲，使得民国政府军队元气大伤。在和国民党分手后的共产党在这期间做了什么呢？前十年，即1927到1937年到处搞暴动，组建红军，还成立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这十年的开端还要从周恩来领导的南昌暴动说起。

　　这生于1898年的周恩来完全是个神人。我还是在孩提时曾听说他会说8国语言，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而且睿智机敏，让和他谈判的洋鬼子们个个甘拜下风。80年代末在南开大学厮混之时，看到过此人给南开大学的题词“我还是爱南开的”。我当时就有点犯嘀咕，啥叫“还是”啊，难道此公在南开不开心过。后来读过更多的回忆录，当然拜互联网之福知道更多的消息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此公1913年入南开中学读书，4年后中学毕业，就是1917年了，那时还没有南开大学，周家也是淮安望族，家里有几个钱，就让他到日本留学。

　　当时一等留学去欧美，二等留学去日本。途径大致有两条，靠聪明考上公费，这一类到欧美的基本成大家，如胡适，蒋百里等，到日本的基本成军事家和政治家，如黄兴，蒋介石等，另外一条就是家里有钱送出去，大财主送欧美，小财主送日本，但不管大小，远近，结果都差不多，实名就不用说了，钱钟书的《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应该是当时这类人的一种提炼。

　　与这方鸿渐家底雄厚，能买得文凭不同，年经的周公在日本混了两年，因为日语老过不了关，没法上大学，家里财力也不雄厚，熬不下去了，只好在1919年回国。（在当地两年而语言过不了关，真是难以想象，哪像懂8国语言的神人啊。）这时的南开中学已升格成了南开大学，21岁的周公进入南开大学，不料好景不长，不到一个学期，就因卷入学潮被学校开除。

　　这时，一个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出现了。这个无比著名的“勤工俭学”运动产生了很多的中共领袖，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但查遍这些人的简历介绍，只有聂荣臻真正进过比利时的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是不是正式大学存疑，但至少是莫斯科范围以外的学校——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进了任何一所大学，但基本都在1922年参加共产党旅欧支部，以后都作为职业革命家，然后在1924年以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或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然后在一、两年后派回中国。在初期，总是听到他们在争取生存权，加入共产党以后就没有听到过生存的问题了。

　　这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给了走投无路，但又心有不甘的周恩来一个机会，1920年22岁的他来到了法国。但翻开他的简历，我们同样不知道他在那所学校上过学，只知道他在1922年之前都在法国，但在1922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在德国呆过很久，因为他和朱德的见面是在德国柏林，这种空白期整整持续了两年，直到1924年中，年方26岁，既没从过军，也没从过政，也没出过书教过课的周恩来突然出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如果说一个30岁的清华大学硕士出任湖北的一个小县级市长就是乘直升飞机，年轻的周公的升迁就可以用火箭形容了。

　　我在网上一篇帖子里找到一段这样的描述“1919年列宁在苏联建立第三国际，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暴力夺权革命。这种公开煽动他国民众用暴力颠覆政府的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抗议，如继续在俄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基于此，莫斯科把共产国际的机构移师意识形态相对宽松的德国，负责人是季米特洛夫。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引文地址忘记复制了，抱歉）

　　我转身查了一下季米特洛夫的简历，找到如下记载：“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九月起义（1923年）失败后，由于被法西斯当局缺席判处死刑，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国外。”“1923年10月，季米特洛夫同科拉罗夫在维也纳成立了保共国外委员会，担负起党在国外的领导工作。”“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法西斯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3月9日，纳粹警察局以“参与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当时正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季米特洛夫。”http://baike.baidu.com/view/81352.htm

　　1922年是这些未来中共领袖们加入组织，衣食无忧的开端，经济来源肯定是共产国际。从1923年秋天起，季米特洛夫就生活在德语区，直到1933年，甚至纳粹要把他作为暴力活动的领袖抓起来，可见他在德语区的活动能量。而我们年轻的周公在1923年到1924年也正好在德国活动，接受共产主义的训练，两人相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网上传说周恩来回国时带了一封季米特洛夫给当时的苏俄派到国民党的总代表鲍罗廷的推荐信，而这个鲍罗廷当时是整个国民党政府的施舍人，钱、枪都靠着他，任命一个不掌军权的中将自然是举手之劳。而这个鲍罗廷的另一个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总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经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从后来莫斯科解密的档案可看出，鲍罗廷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最称赞的二人就是张太雷和周恩来。

　　这个鲍罗廷有两个共产国际派给他的翻译，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张太雷。共产国际在越南留下的伏笔，以后印度支那之战之父，柬埔寨惨剧的始作俑者在这埋伏着呢！

　　胡志明在1920年留学巴黎时，参加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随后到共产国际工作。他除母语越南语外，还精通法、俄、汉语并能说广东话。他到广州后，便组织那里的越南人开办革命训练班，后来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便是班内学员，这为创建印度支那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胡志明还经常同在法国时就熟悉的周恩来相会，通过这个“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便包括中国PLA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周恩来是否在德国接受过特工训练，我个人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在24岁时还彷徨无措，一无所长，语言能力平庸的年轻人，26岁时就能当上中将，没有特殊的背景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特殊训练应该是对共产国际，或者直接说对苏俄是至关重要的。从周回国后亲自建立的明暗两套情报保卫体系，而且一直到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依然领导这个体系（感兴趣者可以在网上找到无数篇讴歌周公如何神勇搞秘密工作的文章，这里就不引用了）就可以看出，周是一定受过专门训练的，而这个训练只能是在1923年到1924年之间的德国逗留期间完成的。苏俄在共产国际投下了血本，在全球范围建立起了非常高效的情报系统，比如潜伏在东京的德国人佐尔格就为莫斯科送去日本将不会在1941向苏联宣战的情报，使得莫斯科能够从西伯利亚调集25万原本准备对付日本进攻的精锐部队投入莫斯科保卫战，使得希特勒用闪电战打败苏俄的计划破产，可以说是拯救了苏俄，也是投入血本的回报。

　　这个佐尔格30年代初也在中国工作过，是否和周的情报系统有联系不得而知，而周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共产国际或苏俄情报网中的一环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中共的情报系统异常灵敏，长征途中就能识破对手的密码，在抗战后的内战中更是神乎其神，基本南京政府的作战计划在第一时刻就会摆上周的案头，除却周的能干，共产国际情报网的帮助有多大，估计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只是在介绍佐尔格功勋的百度百科中有这样一段：“佐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党军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1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中国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与此同时，佐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环游中国，向中共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中共，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

　　作为共产国际世界情报网中重要一环的中国负责人的身份，也使得周恩来能够得到共产国际最高层的支持，在抗战前中共内部历次的残酷斗争中成为不倒翁。以至于到1943年底，毛泽东掌握了大权后，在刘少奇系干部的支持下对过去的党内对手进行清算时，（这时的共产国际已经解散，苏俄在希特勒德国的打击下无暇东顾，毛泽东对苏俄能不能撑得住已有怀疑，对原来借共产国际来压他的留苏派自然也不客气了），周恩来在做了两万多字的检讨时仍不能过关，这时远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放过周，在电报里首先还承诺照顾好在苏俄的毛泽东的长子，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毕竟还是有求于苏俄，而且周独自掌握的情报系统也是对毛泽东不可或缺，军队人脉广泛，加上周为人乖巧，低头服输彻底，毛泽东就放了周一马。

　　1949年以后，周在苏俄的人脉仍然是毛泽东大可利用的资源，加上周的能力，使得周仍然保持在核心圈，但已遭毛泽东的屡屡敲打，譬如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直接说周离右派不远了。到了60年初和苏俄彻底掰了以后，这时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变成了在延安时助他上位的刘少奇，当毛泽东通过文革搞倒刘，接着搞倒林彪的时候，周居然当着下属的面大哭起来，因为他知道，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果不其然，批林批孔运动箭头直指周公，如果不是周身患癌症，死在长他五岁的毛泽东的前面，结局如何，相当的难说。

　　前文已引用过苏俄的中央同意在已拨付俄方在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加仑30万美金的基础上再拨付价值110万卢布的，足以装备一个军的武器装备运抵广州，交付给从南昌暴动后南下的部队。这就是为什么1927年8月1号南昌暴动后，周恩来等不顾一切军事大忌拼命要南下的原因，接着的广州暴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记得看过一份回忆录，在广东暴动被平息后，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也被反共部队占领，领馆人员也被抓起，部分被枪毙，理由是他们鼓动了暴动，现在看起来理由是成立的。在这一年还有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鄂豫皖边界的黄麻暴动，所有这些活动的经费都是由苏俄经过共产国际之手提供的，如果在网上输入：鲍罗廷，共产国际，经费等关键词，这些资料都能看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在凤凰网的一篇系统介绍中共经费来源的文章里（链接如下：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anjialunshi/yangkuisong/201001/0129_7341_1530321_6.shtml）透露，仅仅在1936年到1937年一年的时间里，苏俄通过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就达200万美金，约合400万大洋，以我之前的换算方法，大家可以知道是怎样一笔巨款了。

　　总之，想告诉大家，中共的这些活动和中国人民的选择无关，都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苏俄全球战略的一环而已。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有政治局成员是必须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任何变化也要共产国际同意，因为共产国际是中共的衣食父母，断了经费，就会发生前面所说卖儿子筹经费的故事。

　　中共武装斗争的经费来源一是来自共产国际，二是搞所谓的打“土豪”。其中各占多少比重，不得而知，但共产国际所占的比重应该是很大的，否则共产国际如何能指挥了这些躲在深山老林里，与土匪为伴，能拿自己儿子换钱的武装团伙。

　　就在这个清明节后，我到江西的铜鼓县看望一个朋友。这铜鼓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也是当年毛泽东发动的秋收暴动的出发点之一。我还特意跑到当年湘赣军区司令部和湘赣省委所在地去看看。真正的鸡鸣三省的地方，极端偏僻，现在从县城到那全是水泥路也要开一个多小时，现在还是极端贫困，可以想见当年当地的老百姓哪会有好多钱，但按照中共的政策，不管多么贫困的地区，一定是要有地主、富农、贫农的，这地主、富农就是土豪，这钱粮当然就归红军，带不走，不需要的农具和土地分给贫民，壮劳力还有当红军。所以，当年所谓苏区的经济异常凋零，为了维持，红军不得不到苏区之外去打“土豪”，讲得不好听就是抢劫、绑票了。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方志敏被国民政府枪毙的理由就是绑票而且撕票。方所率的红十军在安徽活动时抓到了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估计应该是新教的），要人家出几万大洋赎命。洋教士没钱，结果被方的手下撕了票。方兵败被俘，只好认栽了。

　　大家都知道，南昌和秋收暴动的两股残余汇成一股跑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落下了脚，当年这山上有两股土匪，土的怎玩得过洋的，先是被收编，后是被收拾，然后这股力量往东南方向在赣南、闽西打下了一片江山，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住了，也搬到这块地盘里来了，这就是是著名的中央苏区，军队号称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

　　与此同时黄麻暴动的部队建立了鄂豫皖苏区，这只部队就是后来的第四方面军。因为鄂豫皖地处长江中游，交通比赣南方便，南京政府的军队逼得比较紧，这伙人就往西北方向跑，经过鄂西北进入四川。偏巧四川的军阀们战斗力太弱，被红四方面军打得落花流水。鄂豫皖苏区变成了川北苏区，四方面军最高峰时达到8万人，也埋下了以后和所谓中央红军抗衡的地雷。

　　南昌暴动后，贺龙跑回他的老家洪湖地区拉了一只队伍，后被称为二军团，接着和中央苏区开来的六军团合称为第二方面军，其根据地被称为湘鄂边苏区。

　　这就是从1927年始，到1934年左右，中共趁着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忙着整合其他地方势力，忙着处理1931年日本入侵时，在共产国际的指挥和赞助下攒下的家当。也是以后中共军队内部各个山头的起源。在这些苏区里，所有组织形式、架构、名称、理论、模式、宣传纲领都和苏俄一样，甚至军事指挥也是共产国际的高级军事顾问坐阵上海，底层的德籍军事顾问深入苏区。举个例子：苏俄军队的保卫人员穿蓝色裤子，带蓝色领章，中共苏区的保卫队员也是带蓝色领章。

　　这期间，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当年德国11月革命以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不知道是不是分裂国家。上网查了下，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而日本人侵入东北也是1931年的9月，几乎是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网上有一篇文章有如下描述：“1931年春节刚过，当中华民国的四万万国民还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大网已经在暗处开始编织。中央苏区的代表团，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入住关东军“满铁株式会”的招待所大和旅馆。当月29日，中央苏区代表团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史称“八尺协定”，又称王板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有：

　　1．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本势力范围；

　　2．中央苏区从共产国际援助经费中拿出2亿3千万金卢布，转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关东军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公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和东京，监督经费合理使用。

　　3．关东军确保不晚于1931年1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的几年内积极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中华民国的政权。

　　4．日本势力范围止于长江一线，即占领华北、华中后，与中共政权划江而治。http://www.douban.com/note/175968400/

　　无论这篇文章所述事情的真假，削弱中华民国的实力，使其无法顾及蒙古、新疆是苏俄的一贯政策，而在苏俄支持下的中共是完全秉承这一旨意的，最为有利的证据就是当1929年底，东北张学良（此时东北已归顺南京政府）为从苏俄手里夺回中东铁路所有权而向苏俄开战时，中共提出的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组织工人罢工，学生游行支持苏俄，甚至把反对这样做的陈独秀开除出党。今天的我简直就不知道如何说才好！不过，从苏俄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大把花钱的回报。

　　在这几个苏区和红军当中，一切的一切都是模仿苏俄的，甚至众所周知的“肃反”，也是完全按照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进行的，其目的就是让苏区和红军里的人们在恐惧当中丧失自己的意志、思想，变成一个只能接受上级意图，执行上级意图的机器人。

　　在三个大的苏区所谓“肃反”当中，揭露材料较早，较全面的是发生在第四方面军控制区域的事件，原因是第四方面军的负责人张国焘在30年代末就在中共高层失势，为了批判、搞臭他，自然要把他领导下的肃反造成的伤害翻出来，让他原来的部下仇恨他，达到孤立张的目的。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大家可一同看看。

　　张国焘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月～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10】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PLA36名军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11】

　　“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48人，被捕杀45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10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六安独立团有200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100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张国焘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唯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红四军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受诬陷，被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红四军军长曾中生（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PLA36名军事家之一）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绳子勒死），时年35岁。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19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000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这里面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几点，一是，“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勒死”，以及“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说明张国焘的滥杀并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的，而且他的肃反干将戴季英后来在1935年9月又主持了陕北的“肃反”，著名的红军将领刘志丹差点死在他的手上，在毛泽东带领的红军携带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为了笼络人心，放出了刘志丹。可见在此之前的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肃反是持赞扬态度的，不然戴季英也不会再派到陕北来肃反。1935年9月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还远在四川，这个戴季英应该是中共中央派到陕北的，可见陕北“肃反”不是张国焘的主意，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且刘志丹在放出不久，就死在一次不明不白的枪击之中，再接下去的几个月中，他手下的几位忠心耿耿的部下也被一一清除，陕北红军被牢牢置于中共中央的控制之下。当然只是后话，与我们要谈的主题已无关。

　　这里面还有几个细节，原红四军长曾中生事实上是失踪，张国焘曾经面对而后的清算坚决否认指使人杀害了曾，此案不了了之。陈昌浩后来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西路军的一把手，西路军失败后，回老家，然后回延安，后赴苏俄治病，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并未因为肃反而受任何处分，在文革中自杀而亡。高敬亭后来在新四军支队长的任上被处决，罪名是投敌而不是因为肃反的责任。

　　在另外一个苏区湘鄂西苏区，则从1932年5月，一直进行到1934年7月，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苏区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000人，这还仅仅是军队方面的统计，地方上有多少屈死鬼不得而知，贺龙在后来也说过，“洪湖的县区干部都被杀完了”，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以至于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湘鄂西苏区肃反惨剧透露得也比较充分的原因是因为主持这次肃反的夏曦是王明的亲信，当毛泽东清算王明时，当然要把夏曦干的事抖落出来。其实在夏曦之前的湘鄂西苏区负责人邓中夏也杀了不少人，湘鄂西肃反严格来说应该是从1930年底就开始。邓中夏在湘鄂西只待了一年，就因为瞿秋白失势被撤职，后来又死在国民党的手里，他杀的人就不太提起了。夏曦后来死在一次蹊跷的落水事件中，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们回到中央苏区的肃反。中央苏区实际包括赣南、闽西、赣东北三块。在这个区域里的肃反始于1930年底，就是大名鼎鼎的“AB团”事件。下列文字我在一份研究中共肃反的文章中找到：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这里面的文字说明，第一，毛泽东清除所谓AB团，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的。第二，目的就是要实行赤色（红色）恐怖。

　　苏区肃反就是要通过红色恐怖达到洗脑的目的是一项当时中共中央的政策的证明就是1931年12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入驻中央苏区后（在上海呆不下去不是什么白色恐怖厉害，而是周为首的中共特务组织杀死以前的同事顾顺章一家老小及邻居十多口人并埋尸房下，后来事发，名声太臭，在上海无法立足，大家有兴趣可在网上输入顾顺章寻找有关情况），虽然为了笼络人心撤了赣东南主持肃反的李韶九，但不过是降职处分，由军级将为师级干部，肃反只是有扩大化倾向而不是根本错误，（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处理右派问题时也学到了，硬是留了几个右派没有平反以示反右正确只是扩大了）而实际主持闽西肃反的邓发更是高升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有了杀更多人的权力。而这个邓发与周关系良好，是周的打手，以至于当毛泽东在陕北刚拿到中央大权时，就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顶替了邓发做了保卫局长，打发这个阎罗去做了个闲职。在网上有篇文章叙述闽西肃反的残酷，http://www.zhong5.cn/blog-64290-33061.html，里面历数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的罪恶，说是周解救了闽西很多干部，但这篇文章没有说的是，邓发当时任闽粤赣省委书记，是林的顶头上司，真正肃反的后台。邓在周来之后却得到高升，可怜这林一株却在1931年9月就被以“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的罪名枪决，而在此之前他在邓发的指挥下，以“社会民主党”的罪名处决了上万人。从这篇文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用铁丝拧住喉咙，不让参加公审大会的罪犯发出声音在1930年的闽西就有了，并不是文革的发明。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主持下的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月、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000多人。党中央派毛泽东去调查，结果毛泽东下令又抓杀了2000多人。看到这条时我也很吃惊。这毛泽东并不像原来所说那样在周为首的中共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就大权旁落了，而是继续能以中央大员的身份杀人。另外一个有利的证据就是：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H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http://history.book.163.com/10/0120/15/5TFTSTNR009243dV.html

　　主持陕北肃反的正是中共中央派去的戴季英，原来在张国焘手下的肃反干将。从绝对人数上说，中央苏区在肃反中死去的人数最多。毛泽东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万8千多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而有资料显示，在以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阶段死去的人数大概在10万左右，当然这还包括福建闽西的死亡人数，换句话说，就是在周为首的中共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依然有超过10万人死在肃反当中。当然这还是内部人员，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也很惨重，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SHgc/2010/04/29/1860.html

　　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以往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要过刀，山要过火”的行为，不像是白军做的，十有八九是红军做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杀人的借口五花八门，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地主，富农，特务，几乎都是找出的借口，杀人才是目的。前几日读邱会作回忆录，里面提到在长征前，为了保密，邓发为首的政治保卫局杀死了很多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甚至像邱会作这样出身贫农，在红军中长大的干部只因为“担心”他会开小差且又掌握机密数据就决定处死，幸运的是在绑赴刑场的路上巧遇周恩来，而且周亲自布置过任务给邱，邱也完成的很好，加上邱的顶头上司在旁求情，周才下令邓发放人。邱的一些出身不好，比如大学生，或犯过一些小错误的同事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经常无声无息地被消失。

　　那些忠实执行党的决定的杀人者一旦需要被抛出以平息众怒或者得罪了上司，其结果也是被杀。林一株的罪名是社会民主党，之前他杀别人时给别人扣的帽子也是这个，李韶九虽然在毛泽东的庇护下没有立即处死，但在主力红军离开江西后，被留守江西的最高长官陈毅干掉了。湘鄂西肃反的干将江奇也是被指为国民党特务而处死，总之，肃反没错，有错的都是坏人干的，这和苏俄的几任肃反负责人最后都指为间谍而被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大规模杀害自己人的行为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除了苏俄以及苏俄支持的团体以外几乎没有看到过这种疯子般的行为。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前面关于陕北肃反的资料也显示肃反使得苏区内部人人自危，不知道能否活过明天，结合江西苏区提出的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的口号，我可以断定中共中央当时一定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为蓝本，对整个控制区域进行了有系统的屠杀，希望用这种恐怖洗白人们的思想，加上强有力的共产主义宣传，使得共产观念能深深植入人心，变成一种整齐划一团队，战胜敌人，建立起人间的天堂——共产主义。

　　那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要死心塌地的在俄国主人的指挥之下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和同事呢？仔细看看中共高层的经历和学历，大家就会明白，这是一帮才能极其平庸之徒，没有共产国际的钱、枪炮、思想、组织、及其它技术支持，这些人什么都不是。我们就从现在已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神毛泽东说起吧。

　　19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这是中共简历上的话，实际上毛泽东的家庭在南方完全是一个小地主的水平，因为从韶山毛泽东的故居和毛泽东本人能先后在六所私塾读书，然后能进新式小学，中学，还能从1912年起在省城接受六年的中专教育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家的经济实力不弱，因为中间除了毛泽东在1911年秋至1912春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拿过军饷之外，毛泽东靠的都是家里的接济。只是按照马克思的共产理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些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的出身自然要往低里写，其实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有周恩来，哪个出身贫寒？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和谎言从头到尾。

　　毛泽东在进入湘乡东山小学是1910年，毛泽东已有17岁。17岁的小学生，大家没听说过吧。毛泽东曾经向史沫特莱透露过，他的算术、英语总是不及格，甚至是零分，但语文很好，文章很得先生的赏识。毛泽东前后经过六家私塾，中国文学的底子应该还是比较扎实的，但17岁的人才刚刚接触现代数学和英语，成绩开始肯定不会很好，11、12岁的同学肯定会嗤笑他，这种现象在他进入中学以后肯定更为突出，（毛泽东如何考进中学不得而知，那时没有统考，有得话这毛泽东估计够呛，毛泽东在小学只呆了一个学期）因为在中学还有化学、物理课，估计毛泽东在中学的日子更难熬，好在一个学期后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一咬牙，索性参加了新军，这里面有多少是热血青年的冲动，有多少是逃离嗤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段时间里，小学、中学、新军分别是半年，时间就到了1912年春。退役后的毛泽东不想回家，因为他即不愿做田，也不想按照他父亲的想法当米店学徒，就选了湖南商业学校就读。

　　从毛泽东交钱就读书的情况看，这家学校基本和现在中国的私立大学一样，有钱就能进，但比现在的私立大学负责，上课全部是用英文的，这让几乎毫无英文基础的毛泽东大为头痛，不得不退出商业学校，转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毛泽东的正式简历上是1913年春，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湖南商业学校呆了一年左右，而这一年却是让毛泽东倍感煎熬，一方面他要向老爸渲染商业学校毕业后前程无限，能在国际上做生意赚大钱，这样他老爸才会支付毛泽东在商业学校的昂贵费用，另外一方面他又跟不上课程，还要受比他年少同学的轻侮，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退而转入不需要费用，但他和他父亲都瞧不起的的师范学校。

　　从1910年到1913年的经历对毛泽东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岁月，这段时间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毛泽东。毛泽东对现代科学，外文的矛盾态度始终贯彻他一生。一方面他仇视现代科学，认为懂外语，懂现代科学的人都是不可靠的（正好符合共产主义理论仇视知识的前提），以毛泽东睚眦必报的性格，对所有知识分子的凌虐正是对当年所受到的轻侮的痛快报复，在另一方面他又对现代科学，对洋人有种骨子里的敬畏，从他对原子弹的狂热追求，70多岁时还学英文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现代科技，西方还是很推崇的。（当然，如果能让满口流利外语的美女在身下婉转呻吟，这种满足感一定会让这位当年因为英文太烂而被人嗤笑的伟人更加伟岸的）。

　　进入了师范学校的毛泽东并不愿做教书先生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当他在1918年6月师范毕业，8月就来到北京，希望能到法国勤工俭学。有资料显示，这期间有很多类似毛泽东这样师范或中学毕业或没有毕业的有志但无大才、也无大钱的湖南青年来到了北京，这些人先是参加在河北等地的培训学校，在那学习法语和一些车床操作技术（估计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在战争中死去太多男性，极需劳动力，有一批人抓住机会，在做这个生意，犹如现在的移民留学中介，因为中国的知名人物中，除却后来参加共产国际闹革命那帮人，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是从这批留法勤工俭学中出来的，应该是对学历没有要求，只要能劳动就行），然后陆续出国，譬如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到了法国。

　　奇怪的是在这个出国热潮中极为热心的毛泽东却没有像蔡和森这些人一起出去，而是先在北大图书馆打了三个月的工（每月8个大洋，当时北京警察月收入2个大洋），在1919年4月和蔡和森等人到上海，在上海送走蔡和森等人后，从上海回到湖南。毛泽东在北大的这几个月对他的人生是极为重要的几个月：通过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老师杨济昌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而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当1919年李大钊受共产国际之托在中国组建共产党时，毛泽东就成了李大钊在湖南的联系人之一，就此毛泽东和共产主义接上了头，就此中国的命运开始了一条本想奔向天堂，结果差点在地狱终结之路。

　　毛泽东没有和蔡和森一起去法国留学，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说法（当然之后也成了官方的说法）是因为穷。但更蹊跷的是，毛泽东持着杨昌济的手书，找到在上海的湘籍名人章士钊，（此前章士钊在北大做教授，和杨昌济是同事兼老乡，也是文革红人章含之的养父，现在名人洪晃的养外祖父。章含之出名是因为在文革时教毛泽东英文，1972年和洪姓丈夫离婚，1973年和外交部长乔冠华结婚。章含之的生母可不是俗人，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生母名为谈雪卿，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西施。生父为军阀陈调元之子陈度。章含之1963年担任毛泽东的英文老师，1971年毛泽东钦点调入外交部，很快官居副司长，毛泽东去世后失势，以毛泽东的语言能力，年轻时候对英文都一筹莫展，到了70岁时能学进去？看了章含之的照片，很是漂亮，不愧是康克令西施之后，洪晃明显没有继承到她母亲的优点），以帮助湘籍青年留法的名义从章士钊处借到大洋2万块。按照当时北京警察月收入2个大洋来计算，这笔款项的购买力可以达到现在3千万元人民币。

　　手握巨款的毛泽东很快回到长沙，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这笔款项一部分用于资助湘籍青年留学，一部分于革命组织活动。但查遍文献，没有找到任何接到毛泽东的资助的报道，毛泽东本人回到长沙之后，用这笔钱开了家书店，不仅再也没有听到毛泽东借钱的故事了，他的大弟泽民也被毛泽东召唤到长沙经营书店了，家人都要靠他养了。到了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十几年后，毛泽东忽然向章士钊还起了借款，这表明毛泽东是完全承认这笔款项是私自用掉了。

　　不管毛泽东不去留法的原因如何，至少我们知道毛泽东从1919年中就开始在长沙办书店，搞留法中介，这时和什么共产主义没有丁点关系，直到1919年底毛泽东重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最初也是谈做留俄中介的事，直到1920年8月才有俄罗斯研究会，年底才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之事，这些组织宣传活动又都是由共产国际买单。

　　经济好转，毛泽东的风流韵事也从此开始。先是和新时代美女陶斯咏同居，接着在1920年末和恩师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1921年7月参加完中共一大以后，拿着共产国际发的每人50块大洋的路费，毛泽东还跑到南京看望在那学习的老恋人陶斯咏，回来还写了首词纪念，结果给杨开慧发现后大闹一番。这些都是正史，野史上还传，1920年毛泽东还和一位姚姓女子有染，1921年育有一子，此女之父为山西来长沙经商人士，遂将幼儿送回山西交亲戚抚养，长大后参加共产党，后南下湖南，文革后期接掌中国最高权力，此人就是华国锋。这属未经证实消息。不过，这段时间毛泽东活得比读书时滋润百倍是铁定的事实，只是这第一桶金来路也很是不明。

　　从1921年到1925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内部并不是非常突出，虽然出席了中共的一大，但实际上是作为何叔衡的随员参加的，并不是正式代表（因为透露了这一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文革当中被打死）。毛泽东的真正发迹要感谢共产国际极力撮合的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名不见经传的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我猜想是否与李大钊的干涉有关。李是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本人和李熟识，李推荐毛泽东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情况还需要材料。

　　到1927年的秋收暴动，毛泽东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这就是著名的毛泽东委员的来历。暴动失败，带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不得已跑到了土匪盘踞的井冈山，以几十条枪收买了山上的土匪王佐、袁文才（当时毛泽东的部队官多兵少，做了顺水人情，王袁两人贪了小便宜，结果后来丢了性命，当然这是后话。）当朱德率南昌暴动及湘南暴动的剩余一万多人马到达井冈山会合时，加上后来平江暴动失败后的彭德怀也率队上山，小小的井冈山肯定无法养活这许多人马。这时作为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率队向东南，向大山环抱的赣南、闽西进发，占据了更多的地盘。这时是1929年的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呆了一年左右。在赣南、闽西活动一年左右后，毛泽东的部队发展到4万人左右。

　　这期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1928年底完成北伐，名义上统一全国，1929年5月桂系军阀就开始叛乱，到1930年还没完全打败桂系，1930年中阎锡山和冯玉祥又起兵反蒋，这次被称为中原大战的战争直到1930年11月才结束，期间有赖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对蒋介石的支持。硝烟未散，1931年9月日本人侵占东北，两广又联合反蒋，为避免内战，1931年12月蒋宣布下野，国民党几乎四分五裂，直到1932年2月蒋重新上台。蒋知终究与日会有一战，但尽力拖延时间，以发展经济，整顿军备，消除内患。按照中共党史，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有五次，而五次反围剿时间分别是：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5月，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7月-9月，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3月，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1934年10月。

　　也就是说，在1931年之前，对红军的围剿主要由各地军阀进行，蒋介石的军队基本没有参与。1930年底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才抽调兵力进攻红军。1931年9月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加上两广之乱，使得蒋中断对红军的围剿，直到近两年以后才有可能继续进攻红军。实际上可以把蒋介石的围剿看成两次，第一次被打断，第两次成功。纵观中共历史，我不得不说，除了苏俄之外，日本人绝对是中共的救星，总是在危急当中挽救中共，也难怪毛泽东在70年代要当着日本的面首先感谢日本人。

　　当时毛泽东及其它中共占据的地盘都是山区，交通极端不便。在1991年我从南昌乘班车去瑞金，300多公里的路，从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在30年代连这样的公路都没有。而那时各个县政府人员很少，就那么十几个人，数千红军涌来如何能抵御。而且不要认为红军的武器装备很烂，红军武器和国民党前期一样来自苏俄，比地方军阀的武器好多了。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证明。

　　大家一定还记得毛泽东的那句词“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讲的是，江西地方军阀趁着红军主力西进，偷袭井冈山，后来听得一声炮响，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仓皇逃跑。这官方的说法证明当时江西的地方军阀武装不是红军的对手。另外，我看过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回忆录，回忆录中说，他们和川军作战中缴获的武器太烂，基本不能用。所以那些认为红军靠着梭镖大刀打败敌人，纯粹是宣传的神话。在轻武器方面红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太大差别，重武器国民党军队也没多少，有了也运送不进来，在1933年后，国民党边围剿，边修公路，情况才好转，当公路修好，红军就开始跑路了，这就是著名的长征。

　　中共的历史书上把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吹得神乎其神，毛泽东几乎成了战神，有了毛泽东就有胜利。其实仔细看这三次作战，可以看出红军的胜利，都是攻击对手正在行进中的队伍，对手毫无准备，红军可以从敌人的两个行军纵队之间20公里的间隙，有一次甚至是10公里的间隙之间反方向行军，红军对敌人的行动了若指掌。结合佐尔格等共产国际的谍报活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时国民党军队所有的通讯机器都是由德国提供的，而共产国际的著名间谍佐尔格，在中国通过和德国工程师和德国军事顾问的关系，搞到了国民党军队所有的通讯密码。所以红军能在国民党军队之间自由穿梭，所谓长征中四渡赤水之类的事，应该也是完全知道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才能做到的事。反之，我们从来没听过国民党伏击红军的故事。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也是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意图，而不是情报之功（有兴趣研究者可在百度上输入佐尔格搜索）。

　　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也是袭击行军中的对手获胜的，蒋见状调整策略，采取稳扎稳打，反客为主的方法，修好公路，构筑碉堡，运来重武器，使得红军无法偷袭，到了1934年的10月，红军就不得不离开江西西行了。

　　记得文革期间有一《红军组歌》，说的是长征初期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神勇异常。后来我才知道，这三道封锁线一枪没放，周早和与蒋介石有隙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打好了招呼，陈放红军过境，以减少自己的损失，只有到了湘江，被桂系军队堵着一通打，8万多人的红军只剩不到三万了。记住，这湘江之战不是在湖南，而是在广西。过了湘江之后，除了在遵义附近和贵州军阀打了一仗以外，基本这长征就是走路了。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获得红军指挥权以后，因为瞎指挥，林彪甚至联合其他前线指挥官要求毛泽东让位给彭德怀，这件事后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成了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当事人林彪倒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把责任推到彭德怀。

　　说这么多，不过是告诉大家，这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是宣传的结果，和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写在日记里给人看一样。

　　在四渡赤水以后，基本就没什么战事，主要在川西中共区行进，直到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了不到三万人的队伍，其中还有很多非战斗人员，长途行军之后衣衫褴褛，狼狈不堪，而张的四方面军却拥兵8万，兵强马壮。这时的毛泽东才遇到了他真正的对手，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权术才真正用上了地方。

　　在当时中共党内高层里，没有留苏留欧经历的，也就是没有共产国际人脉关系的只有张和毛泽东二人，更为相似的是，两人都是实干家，毛泽东搞农运，张搞工运，都有社会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带过兵，打过仗，手下都有一帮战将拥护，毛泽东战胜张之后，才真正开始掌控中共。

　　会合之初，为安抚张，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给张，同时张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如果此时张处理好当时把持中央的几个留苏派的关系，凭着张的实力，毛泽东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谁当时把持中央呢，党史上不是说，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吗？其实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是洛甫，中文名张闻天，他的这位置，又是博古，中文名秦邦宪让予他的，而秦的位置又是王明，本名陈绍禹指定的。在1935年时，张闻天35岁，秦邦宪未满28岁，这王明不过31岁。这王明在1931年1月任中共最高负责人时，还未满27岁，同年9月，王明在赴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时，指定博古任总负责人，此时博古不过24岁。

　　这王明少年得志，并不是有什么特殊功勋，而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得意门生。出生于1904年的王明，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的：

　　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七、八年时间打下深厚的旧学基础。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11月，王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得当时的副校长米夫喜爱。这米夫生于1901年，比王明也就大三岁，是斯大林的亲信，在1927年斯大林清洗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后，年轻的米夫出任校长，米夫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莫斯科留苏人员中搞了一个自己的团体，号称“28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张闻天、秦邦宪、夏曦都在其中（注意，这个夏曦是毛泽东在长沙师范的同学，两人相熟）。米夫1931年赴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时，王明等这些天子门生，一跃成为了中共的最高负责人，甚至走了以后还指定秦邦宪为代替，实际操控者仍然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最后的操纵者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

　　这几个人，再加上周恩来，构成了当时中共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和这几位关系实际不是太坏，不然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主席如何能一直坐得住，而且还被带着一起长征。当时不讨中共这几巨头喜欢的人，都留在了江西让他们自生自灭了，或者说假国民党之手消灭，比如说瞿秋白，比如说毛泽东的好朋友，建党元老何叔衡等等。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是少数能够带着妻子上路的中央要员（毛泽东当时的妻子贺子珍在长征途中还生了一个小孩，在《贺子珍和她的子女们》这本书里都有记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提醒一下是，贺和毛泽东大概是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住到一起去的，杨开慧死于1930年11月，而在1930年7月和8月时，先是彭德怀的红三军攻克长沙，再接着毛泽东亲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当时杨开慧就住在长沙市郊。当红军撤走后，国民党回来后马上就找到了杨开慧，并在同年11月处死了杨，作为红军杀人的报复。杨和毛泽东生有三子，有两子成年，贺子珍和毛泽东生育过十胎，只有一女成年）。

　　当然，周、张、秦等人带上毛泽东长征，也有安抚一、三军团的意思，没有这些基本队伍，中央红军也玩不转，所以毛泽东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据说当时林彪专门给毛泽东派了一个班负责抬担架，以保证毛泽东能跟上队伍。

　　在路上，毛泽东和同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王明的亲信王稼祥走得比较近，因为王受伤躺在担架上，同样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毛泽东有什么毛病不知道，肯定没受伤，贺子珍长征途中还能生孩子，毛的身体应该也不太坏）经常和王唠家常，获得了王的信任，通过王说了很多话，使得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能进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决策。这三人是：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党的军事负责人周恩来，另一个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本来是协助张、周做最后军事决定的，因为张对军事一窍不通，甩手不管，周习惯妥协，不善于做决定，结果毛泽东掌握了实际军事指挥权，加上实际部队只剩毛泽东的起家部队一、三军团（五军团还在，但实力很弱，其它新组建军团都被打垮了）但党内没有最高负责人的名分。

　　在这种背景下，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仗着自己的实力，对屡战屡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实在瞧不起，觊觎党的最高位置。

　　张国焘生于1897年，比周恩来只大一岁，江西萍乡人，1916年19岁就从南昌名校心远中学（现在的南昌二中，用数字来代替一个压制的校名，可见低俗化绝对不是市场化的产物）考入北京大学，对比毛泽东17岁还在小学混，张国焘绝对是个才子了。张国焘进了大学以后，估计迷恋上了除了读书以外的一切东西（一手材料，我同学外公的讲述，张经常向他借钱，参加共产党以后才还），要是那时有电子游戏，估计张国焘一定会是电玩高手的。很可惜，那时没有网游，不然可以少一个杀人魔王。读书不行，折腾还是有精力的。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张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甚至成为了中共一大的实际召集人，会后也被选为三人核心的成员。

　　张国焘没有在苏俄留过学，不属于王明的28个半小集团的人，学历高，资格老，加上带着红四方面军连打胜仗，对带着残兵败将跑到自己地盘里的中共中央就有了些轻侮之意，不仅对毛泽东不逊，对那些留洋派更是粗声大气。以至于张闻天甚至要把总负责人这个头衔让予他，只是被毛泽东拦住。

　　毛泽东可没有什么让贤的概念。借着那些没有社会经验的书呆子（其实都是些速成班出来的中专生而已）被吓着的时刻，提出改选军委。结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朱德、周恩来和张国焘任副主席。从此一直到死，毛泽东就没有从这个位置上下来过。为安慰张，周让出红军总政委的头衔给张。

　　张对此当然不是很满意，进而对继续北上提出异议。这个北上战略是谁，在什么时候提出的，我查遍资料，不得而知。因为中共离开江西时，目的是到湘鄂边区与贺龙会合，被看破，堵截后，不得不转向更西的四川张区。据说这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电台被破坏，中共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

　　失去领导的指挥，一帮人坐在了廖无人烟的张区很是茫然。我看过一篇回忆录，说这时毛和那些留苏大员们的意见是往北到内蒙去，背靠大树好乘凉，打不赢就退入外蒙，生命无忧。张不愿为人做嫁衣，又知道四川军阀战斗力弱，主张南下打四川，企图在四川占据更多的地盘，这样自己有更多的发言权。张闻天和毛泽东如何能同意南下，执意向北。中央投票，张国焘如何是对手，决议自然是向北，这就是所谓两河口会议的主要内容。至于什么北上抗日之说全是以后找出来的理由。毛泽东自己都说过，到陕北找到刘志丹还是在六盘山附近的哈达铺，看到一张旧报纸上登有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才决定到那去的，可见之前到哪落脚都没打算，压根就没想过找日本人干架去。日本人呆在东北可是已经有些年头了，毛泽东这帮人，向南、向西、向北都走过，就是不向东北。当然1945年，终于中共大举涌进东北，可那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1935年8月中，全部的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分别向北边进发。到9月初，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带着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忽然深夜开拔，甩掉随行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单独向甘肃边界进发，穿过甘肃，并翻越六盘山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结束了他们的长征。

　　这里所说的陕北红军，实际包括真正的陕北红军，即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还有从鄂豫皖转过来的，原来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红25军，这些部队组成红15军团。在毛泽东到达陕北之前，中共中央代表戴季英就是依靠25军，对刘志丹等人进行肃反的。这样就有一个疑问，既然中共中央可以派人到陕北肃反，红25军也能从湖北赶到陕北，而这些都是在毛泽东到达陕北前发生的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大员怎么会不知道陕北红军？为什么要隐瞒真相，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中共党史还是有太多的疑云。这已不是我文章的主题，留给读者们思考吧。毛泽东曾经回忆，说与张国焘会合到独自北上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候。我想这绝对是实情。从1936年6月中，两军会合，到8月分为左右两路北上，最后在9月初，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在彭、林部队的护卫下，甩下其它部队向北狂奔这段时间里，张国焘随时可以吃掉红一方面军。因为，以彭林部队改编成的陕甘支队，不过8000余人，加上打残的红五军团，可战斗人员最多在一万人左右。而张国焘手下的部队有8万多人，收拾毛泽东的部队，易如反掌。以毛泽东这种从来算计别人的人的心理来想象，简直会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中共党史上的说法是，张国焘企图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结果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被叶剑英先发现，告诉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才决定单独行动的。但事实上这封电报除叶剑英以外没人看过，换个角度讲，如果张真的发了这封电报，张又如何在1936年到1938年还在中共党内高层厮混，徐向前接到这样一份谋害中共的电报不报告，不是同谋又是什么？如何以后还能当元帅？可见这封电报是后来毛泽东为了搞臭张国焘而捏造出来的。

　　张国焘有没有武力解决中共中央的企图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用问的，而应该问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首先，张知道，如果他收拾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再想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就不可能了。当时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重大问题、组织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地处偏僻的川西如何能生存，最终还是会被吃掉。

　　第二，张作为北大学生出身，理想色彩还是要浓过毛泽东，厚黑学功底毕竟不如在底层滚打出来的毛泽东。

　　但这样说不是说张是个好人，只是相比毛泽东，张国焘还些许有些底线，但这个底线最后却让他不得不逃离延安，逃离他创立的组织，最后流亡海外，客死他乡（加拿大多伦多）。

　　张的天真，还可从他带队南下，另行成立中央以后，发给地处陕北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在这封电报里，张说：以后你们就不要自称中央了，我这里已是中央，你们可以改称西北局了。

　　这时的张国焘踌躇满志，带领着8万精兵一直攻打到离成都不足100公里的地方，但最后在百丈关一战，不敌20万川军的围攻，铩羽而归。此时已到1936年初了。此时在陕北，一个神秘之人穿过蒙古大漠，来到了正在陕北一带为粮饷一筹莫展的中共当中，此人也成为了毛泽东战胜张国焘的决定性筹码。

　　这个神秘之人本名林育英，是林彪（林彪本名林育容）的族兄，1924年留苏，1926年回国搞工运。1933年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在1935年底奉共产国际的委派，带着在共产国际受训过的译电员赵玉珍，骑着骆驼，从外蒙出发，经过内蒙，在陕西定边进入当时中共控制区域。此时的林育英化名张浩，本是奉派送密电码，并传达一系列口信。出发时，共产国际当局并不知道张闻天、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真伪中央之间的争吵，林育英自然也没有下判断的权力。但官史中回避的是，这林育英和王明的关系不坏，和张闻天更是熟识，加上又是林彪的族兄，自然地站到了张闻天、毛泽东一边了。毛泽东假借林之口，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不承认张成立的中央，要张国焘自降为中共西南局，然后带队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一起北上陕北。

　　张国焘一是打了败仗，8万人变成了4万人，在川西也站不住脚了。二来现在共产国际发话了，张国焘知道大事已去，也就乖乖地带着人马往陕北走了。殊不知这林育英却是假传圣旨。那时节，谁控制着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通道，谁就能在中共称王，可见这莫斯科老子党的威风，也可怜儿子党的可怜。

　　这次红二、四方面军走的道还是上次走的路，经过阿坝大草原向北到甘肃。所以有些人是走了几遍草地的。

　　2005年我开车经过那片大草原，很漂亮，我的博客里“生与死”系列游记讲的，就是那里的事，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可以走的路有的是，也有牧民，陷进沼泽里的事肯定是胡说，只是数万人马三番五次地经过，那里人口不多，前面抢完了，后面哪还有吃的，粮食肯定是问题，后期给养不足肯定是会存在的，是不是吃皮带、皮鞋就不知道了，以我的经验，和中共吹牛的传统，估计水分很多。到1936年的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这是官史上认可的长征结束日。

　　但这只是毛泽东权术施展的开始日。这时的全部红军一共只有5万多人，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一家就有3万多，毛泽东还是很忌讳的，对张国焘也是很客气的，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闭口不说。

　　会师后不久，借口陕北贫瘠，无法养活数万大军，必须打通国际通道，从新疆获得苏联给予的枪炮、给养，因此发起宁夏战役，而承担本次战斗任务的正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未曾休整，就由甘肃会宁一带向西北，从甘肃的景泰附近渡黄河直插河西走廊。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当渡过三个军，2万2千多人马时，敌军赶到，红军总部及其它部队停止渡河，转向陕北，过河的红四方面军的5、9、30三个军，共2万多人马成为一支孤军。这5军，实际就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但这是支投降的部队，是从原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投降到中共，再早本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中投降蒋介石，被派到江西。在江西参加中共时全军1万7千余人，被编为三个军，到1934年长征出发前，从军团长到军长，只剩下一个董振堂没被杀，其余统统被处死，理由就是不可靠。在长征中当跟随中央红军时，一直作后卫，人员伤亡很大，基本打残。当毛泽东带队脱离张国焘时，这倒霉孩子又被甩在了红四方面军，这次又随大队到了河西，这时的五军只剩2千多人了。

　　过河的部队被中央军委称为西路军，任务是打通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让苏俄的军援进入陕北。当时主持新疆的盛世才和苏俄关系良好。初期打了一些胜仗，但随着当地马家军兵力逐渐聚集，战事渐渐不利，但西路军毕竟都是些能征惯战的部队，一路向西倒也杀出了一条血路。这马家军也只是要保地盘，看出红军是想去新疆，也就不是那么拼命了。

　　眼见得西路军快要杀出一条生路，延安的中共军委忽然发来指令，要西路军往东回打，西路军的一把手陈昌浩不敢违令（陈已知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已犯了错误，现在如何还敢违抗命令），重又指挥部队往回打。马家军一看红军又回来了和自己抢地盘，自然往死打。高台一战，董振堂的5军彻底被灭，脑袋也被割下示众（看了这支队伍的轨迹，不禁要感叹，降将要有条好出路，难！）。接着西路军大部队也被打散，基本被歼，随后只有400来人跑进祁连山，翻越人迹罕至的冰大板，九死一生到达了新疆。

　　西路军的失败，主要就是行动缓慢，忽东忽西，完全不像一支有经验的军队。中共的党史里，把西路军的失败归于张国焘的瞎指挥，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陈昌浩完全是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行事的，此时的毛泽东是军委主席，打败仗的责任却要算在靠边站的张国焘身上，党史专家们还有煞有介事的论证，有些搞笑。

　　张国焘的人马只剩了一万多了，已不占多数了。这时对张的清算才真正开始，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军官都开始集中学习。曾经有回忆录说四方面军中的将领许世友忍受不了，曾经想带队逃脱，后被告发，被抓后毛泽东亲自赦免，从此这些四方面军的军官们才驯服。而不驯服的高级军官，例如何畏被驱逐出红军，黄超、李特在乌鲁木齐（当时称迪化），被从苏俄回国的王明顺便枪毙了。在毛泽东和留苏派的联手之下，张国焘的势力土崩瓦解，张国焘本人一看不妙，在1938年赶紧逃到了武汉，请求蒋介石的庇护，最后一家人团聚加拿大，也算善终。

　　毛泽东在第一次的党内最高权力的恶斗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次斗争中，毛泽东展现出的，利用人们的贪欲、恐惧，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分化瓦解反对派的技术，只是初试牛刀，下一个对手，就是那些帮助他战胜张国焘的那些留苏国际派，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

　　就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为党内领导权生死恶斗之时，发生了一件对中共，当然也是中国影响深远的事件，即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大家读到的历史是这样说的，事变起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一心想抗日的中共感召下，把不想抗日只想剿共的蒋介石抓起来了，然后请中共的周恩来一起谈判，逼迫蒋介石抗日，从此抗日联合阵线才有可能形成。后来张学良幼稚，轻信蒋的蛊惑，随蒋到南京，终身被禁，杨虎城最终在1949年被蒋杀害。

　　照例，大家又被骗了。因为西安事变从头就是中共策划的，可以说没有中共，就没有什么西安事变。事件的另两个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属东北军和西北军。张的东北军在1928年底易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站在南京政府一边，对蒋介石打败冯玉祥、阎锡山起了重大的作用。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入东北后，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地盘，退入关内，所有给养要靠南京政府供给。当陕北的红军多起来以后，蒋就把这支他并不是十分信任的部队派来围剿红军。而东北军的合作伙伴是杨虎城的17路军，这只军队是当年冯玉祥的西北军的一部分，中原大战后被南京政府收编，回到西北对付红军。

　　两支军队都不愿自己的军队在战斗中被削弱（看了一下陕北时期红军对东北军作战回忆，基本是在江西苏区作战的翻版，都是在趁东北军在行军或休息当中偷袭，估计东北军之间的通讯早已被共产国际谍报系统探明，现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又能联系上了），就与红军达成了默契。冯玉祥的西北军本来就和苏俄有联系，周恩来利用张、杨两人对蒋介石的不满，鼓动他们抓起蒋介石，中共方面可以让苏俄支持，这样三家在西北建立西北联盟与蒋介石抗衡。张杨在可以得到苏俄的支持的预判下，在1936年的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把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及其随从抓了起来，希望通过中共，得到苏俄的援助，建立自己的西北独立王国。

　　当西安事变消息传到中共时，中共内部一片欢腾，甚至准备在公审蒋以后枪毙他。不曾想，莫斯科却传来另外的旨意，让中共要尽力促进和谈，确保蒋的安全。原来此时的斯大林认为除了蒋之外，中国没有人能统一中国，进而抗衡日本。如果日本短期吞并中国，实力大增，就会对苏俄造成极大威胁。

　　老子发话，还需老子接济的儿子如何说不？周只好转身劝说张杨放蒋。张杨深知被卖，没有苏俄的支持，凭自己的实力，西北脆弱的经济如何能抵挡南京政府的部队。张只好亲自向蒋赔罪，并陪同蒋回到南京。蒋念张学良年轻无知，而且在中原大战中帮过自己的大忙，所以对张只是监禁。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在80年代两岸开放后，一直拒绝回大陆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中共是怎么回事。他的弟弟张学思后来参加中共，官居中共海军参谋长，最后在文革中也被打死。杨虎城下野出洋考察，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被囚禁，1949年在重庆被蒋下令处死。

　　中共出卖了自己的两个盟友，成为西安事变中的最大获益者，蒋答应不再剿共。在百度百科里可以查到如下：

　　“（周恩来去西安时）带斯大林的话给蒋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抗战初期，苏联亦是少数愿意援助中国的国家，曾派出志愿空军到中国助战。”

　　上面这段话透露出，苏俄实际是以蒋经国的性命和援华抗战为交互条件，使得蒋介石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在1937年8月，陕北的红军被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有三师六旅，每师定员15000人，后改称第18集团军，但一直习惯称为八路军。1937年10月在长江以南的红军被改编成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两个军加起来满打满算不超过5万人，这是中共在抗战前的全部实力。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分抗战，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方针，要求中共所属的部队，以占地盘为主，以抗日为辅，全力发展自己的实力。有关洛川会议的实情，网上，甚至《毛泽东选集》里都能找到很多证据，这里就不多说了，毕竟我不是在写抗战史。对此有怀疑的人我可以提出几点供思考：

　　抗战前中共的实力是5万人，战后是150万人。八路军能拿出手的只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按照日本战后整理出的史料，在这两次战斗或战役中，日军死亡人数分别是300多人，和160余人。对照日本和国民党政府军队的作战阵亡人数，双方统计数字没有大的出路，说明日方战后的资料统计是没有什么水分的，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完全按照一分抗日，十份宣传的原则来的。就是这样，毛泽东还是不满意，林彪后来也说，平型关战斗是他擅自做主打的，而且损失很大，毛泽东很不满意。百团大战是彭德怀组织的，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之后在1943年到1945年，在延安整风中，彭被批了整整两年，所以有了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对毛泽东说：“打个百团大战你骂了我两年，这里我就不能骂你二十天”（原话不一定完全如此，但大意不错，可以参考李锐等人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录）。

　　至于新四军在抗战中的战绩，我只能回想起黄桥决战之类的东西，但老天爷，那被新四军打败的敌人，正是在台儿庄与日本人血战过的韩德勤，时任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主席、保安司令。至于什么地雷战，地道战都是只存在中共宣传书中的东西，在实战中没有任何运用。我读过一篇回忆录，说是河北某地挖了很多地道，日本人来了后，八路军的士兵、军官都钻到地道中，和百姓们混在一起，结果日军挖开口子，灌进毒气，地道里的人或死或俘。太行山区的地雷战，没炸到日本人，倒是炸死了不少牛羊。

　　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计，击毙日军48万3708人，而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与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两者相差不大。按照《PLA全史》记载：中共军队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这里面谁在吹牛大家想吧。

　　我看到林彪和彭德怀没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发动战役觉得很是惊奇，因为按照中共的传统，这是基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看了好些资料，渐渐地明白了个中原委，也明白了毛泽东要发动延安整风的原委。

　　1937年中国抗战刚起之时，苏俄希望通过中国的抗日尽力拖住日本人，使得日本人无暇西顾，有利于苏俄在外蒙、新疆的经营，所以一份面给予国民政府军事支援，一方面命令中共军队尽力配合国民政府作战。在所有中共高层人员中，包括军事将领，基本都不反对这项命令，因为这和民族主义情绪正好相符。前面我已说过毛泽东对抗日的态度，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在未得毛泽东的首肯的情况下打响，彭指挥的百团大战也基本是这个情况。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没有绝对的领导权，甚至随着王明1937年底的回国，并在武汉成立长江局，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共南北两个中央。在这个长江局里，周恩来鼎力支持王明，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完全听命于长江局，甚至北方的八路军将领也直接向长江局汇报，一时间毛泽东的权威受到了极大威胁。

　　毛泽东其实真的要感谢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把王明的恩师、后台，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杀掉了。

　　1937年8月，从莫斯科回到陕北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口头转述了据说是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大致说，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得到这个口信后在9月立刻召开会议，这就是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也被从武汉召回。在这次会上，长江局被撤销，成立低一级的南方局由周恩来负责。可怜的王明被安排去做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妇联主任，从呼风唤雨的中共领袖，到和妇女们谈论节育保育的床上问题，这毛泽东羞辱人的本领真是一等一的。

　　王稼祥带来的季米特洛夫推荐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之事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悬案，疑窦重重。照例说，如果共产国际真有正式决定，为何不通过电报直接向中共宣告？有人（比如高华教授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分析，有可能季米特洛夫为了在斯大林面前洗涮自己，和被清洗的米夫划清界线，所以要对米夫的门生王明下狠手，对王稼祥说了让毛泽东当领袖的话。但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这事不合理处太多。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毛泽东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靠着王稼祥的帮助又打倒了一个重要对手，初步树立了他全党领袖的地位。之所以说初步，是因为南方局的周恩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基本独立于毛泽东的管辖，所以彭德怀还能在1940年违背毛泽东的意愿打响百团大战。为了不树敌太多，张闻天等名义上还保留在中央。但毛泽东的政治羽翼逐渐丰满，毛泽东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彻底登上神位。

　　这个为毛泽东登上神位立下汗马功劳的王稼祥的下场却是不妙，在1943年延安整风中连同张闻天等留苏派被连根拔起，多次检讨后才被允许过关，以后一直坐冷板凳，文革中彻底被整死。当然，帮助过毛泽东的人基本都是这个下场，在以后的故事中大家可以看到。

　　在和留苏派作斗争中，毛泽东依靠的党内政治力量，就是同时在会议上被任命为与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同样级别的中原局负责人刘少奇以及他的手下彭真、安子文等。

　　现在大名鼎鼎的刘在被任命为中原局负责人之前，在党内并没有很深的背景和资历。他的简历上是这样写的：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少年时期上过私塾，1919年中学毕业。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共。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老实说，看多了这帮共产领袖们的简历，很怀疑刘中学毕业的说法。因为如果真是中学毕业，应该会注明哪所中学，而不是这样笼统的。有次在机场书店看到了本刘的传纪，翻了翻，果不其然。这个党内伟大的理论家最长的一次学校停留时间是三年，而且是在家乡的县立小学。小学毕业后混过两家中学，都没超过一个学期，家里和毛泽东一样，小康，但没大钱，无法花钱送刘出去留洋读书。自己先是想留法勤工俭学，已经在河北学了几天技工，忽然一天有一老师告诉他，有机会不花钱到苏俄留学，他就去了，此时刘已是23岁的人了。

　　我一直没有查到刘为何在苏俄呆那么短的原因，1921年去，1922年就回国，最多一年时间，只能算一培训班了，估计刘的俄语不怎么样，所以没听说过赞扬他俄语天赋的文章。

　　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天津搞工运，然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接着到东北，都是以工运为主。后来进入江西苏区，长征时先任8军团党代表，后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底到达陕北后被派往天津、北京，作为中共中央派驻中共北方局的代表。一直到1937年前，刘在党内没什么名气，资历比不过毛泽东、张国焘，理论又比不上张闻天、王明等。

　　毛刘的结合始于1937年，刘写信给中共中央，指责遵义会议之前的政策致使白区工作百分之百失败，当时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有王明撑腰，很硬，几乎要把刘打成反革命，只有毛泽东为刘说话。这次是否毛刘串通好的，没有资料显示。从此刘留在中央，成为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者，而且他在北方局工作时的一些得力部下也被先后调入中央，陆续把持中央各个部门，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彭真、安子文等人，这些人成了1938年斗倒王明的重要力量。

　　其实，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如果可能，是不会大费这么多周折的。1937年11月，如日中天的王明从苏俄回到延安后，开了政治局会议，结果会后毛泽东让他的心腹，当时负责内卫、秘书工作的王首道，把所有人的笔记本都收走了，事后也没发回大家。毛泽东在全面抗战后，留下他信任的贺龙的部队作为留守兵团守卫延安外围，内部是由王首道控制的中央警卫部队，后来王的角色由任弼时担任。任弼时虽然也是留俄学生，但却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甚至也在长沙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过书，那时毛泽东在读师范，是否相识不得而知，

　　但毛泽东对任的信任是无以复加的，例如毛泽东掌控的与共产国际的通讯，平时由师哲翻译，重要的则由任弼时亲自翻译，后来任也被称为大管家。在毛泽东掌握绝对优势武力的条件下，对待张闻天一帮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半吊子文人，毛泽东完全可以抓起来了杀了了事，就像在江西对待反对他的赣西南特委一样。之所以不敢，毛泽东怕的是张闻天、王明等人后面的后台——共产国际、苏俄。后来打倒王明，不过是利用王明的最直接后台没了的机会（米夫被杀），全面拿掉留苏派，毛泽东在此时还不敢，他还需要苏俄的支持。

　　让毛泽东真正走上神位的事件是所谓的延安整风。关于延安整风的细节，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有很多描述，大家最好参考阅读。在这里我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一些资料，让大家做一些思考。

　　老实说，虽然一直对中共历史感兴趣，也早在读大学的时代就意识到，后期的中共历史，以致文革，都和延安整风是紧密相连的，但不查资料实在没想到那么长，从1941年的9月一直延续到1945年7、8月，也就是说抗战结束，几乎搞了4年。整个抗战才8年，中共把几乎所有的高中层领导人都召集到延安开会，批斗，站队，重新排座位居然搞了4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在抗战过程中过得很惬意，没有什么战事。你听到过抗战的中流砥柱是靠开会打跑日本人的吗？看延安后期毛泽东的照片，黑白照片看不出面色，但着实很富态，也说明压力不大。这意味着什么，读者自己想吧。

　　延安整风实际分两个阶段，分别是以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前期主要是彻底打垮了张闻天、王明为首的留苏派，顺带对新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进行肃反，刘少奇、毛泽东成了大理论家，毛泽东也正式成为了党的主席。后期是打垮了周恩来。

　　为什么毛泽东恰恰在这个时机发动清洗呢？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下，1941年6月21日，希特勒德国进攻苏俄，到9月时，苏俄军队数百万人被俘，几近灭国，毛泽东以为苏俄已经支持不住了，收拾苏俄支持的领导人，夺取最高位的最好时机到来了。而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没有了共产国际的保护，苏俄前景不明，周恩来的靠山也倒了，收拾周的机会也到了。

　　当1943年7月，周带着他的手下来到延安时，毛泽东劈头盖脸对周一阵骂，甚至警告周：“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对周的批判、围攻极为猛烈，据说批判者甚至使用“篡党”、“篡军”、“帮凶”等词，和二十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没什么两样。周写了两万字的检讨，做了五次发言还没有过关，以至于解散了的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的12月给毛泽东拍来电报，为周和王明求情，甚至用毛泽东的儿子作交换方式来暗示毛泽东做事不要太绝，毛泽东才最终放过了周，并在1945年的7大中让周进入了常委。毛泽东甚至亲自出面动员自己的心腹们投票给他深恶痛绝的王明，以保证王成为中央委员。因为到1944年中时，苏俄胜利已毫无悬念，毛泽东求苏俄的事还多，苏俄的面子还是要买的。再者，周手下还是有一大票人马，和毫无根基的王明大不相同，所以，周能进常委，王明只能陪添末座了。

　　在整个整风当中，最大的得益者是刘少奇，直接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刘的手下彭真在整风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因为在整风中受到毛泽东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也是这两人喊出的。当然，这两人及他们的团队在文革时又被毛泽东利用别的人马打倒，受尽折磨，生不如死。

　　在延安整风中，除了张闻天、王明、王稼祥等留苏派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外，与周恩来关系良好，以前与毛泽东有过节的比如陈毅、朱德、彭德怀，也遭到了批判。以至于在60年代文革开始后，陈毅说：“整风其实就是整人，抢救运动一搞出来，死的比抢救前还多，问题严重到主席最后出来擦屁股，教训有多深刻！”甚至到了1945年2月1日还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余次，对彭德怀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这就是骂了彭四十天娘典故的出处。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是否埋下32年后叶联合别的力量抓毛泽东妻子的种子？）。贵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也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毛泽东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老毛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这种手段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对付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时候也用过，这样的手段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的优点终于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

　　在毛泽东的权术之外，就是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的天下了，毛泽东的帮凶康生曾在苏俄完整的学习过如何运用红色恐怖，而且还在周恩来领导的特科长期工作，深谙苏俄利用红色恐怖洗脑技术，所以被毛泽东用来对付在1937年以后投奔延安的，没有经过苏区肃反洗脑的年轻知识分子。

　　到1941年下半年，中共共有70万党员。90％以上是抗战以后加入的。他们中许多人是年轻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志愿从国民党管辖的城市来到中共根据地。这批年轻的志愿者，他们教育程度比较高，毛泽东需要他们，但没有经过洗脑是万万不能用的。毛泽东通过抓特务，坦白，告密，批斗会，使得人们总是处在恐惧当中，互相不敢信任，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敢写。

　　在1944年6月，当延安关闭多年后，外面的记者第一次获准来访时，重庆记者赵超构观察到：“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覆的内容，总是‘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赵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泽东先生时有幽默的语调，周恩来先生颇善谈天之外，其余的人就很少能说一两个笑话来调换空气的。”

　　上面这段描写，极好地体现出在恐惧和洗脑以后达到的效果。我想起90年代初刚到瑞士留学时，遇到很多从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过来的学生，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东德人、波兰人，看人的眼神、行为都极为相像，当然，中国人也差不多，我真正体会到了这苏俄的红色恐怖洗脑术的效率。

　　很多人的印象里，延安整风不像原来苏区肃反那么惨烈，没杀人，因为毛泽东说过一个不杀之类的话，而且像高华教授他们也说毛泽东似乎把儒家自省的办法用在了整风上面，例如自我批评。其实都是错的。延安整风压根和儒家自省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在暴力压迫下的典型红色恐怖洗脑过程。

　　首先通过杀戮、殴打使人处在恐惧当中，（我曾经看过一篇揭露康生残酷的回忆录，说康为了逼供，让人把一条蛇丢入关押着一个女生的窑洞，那个女生被吓疯掉。）忘掉原有的理念、道德，又通过互相告发，使人不能互相相信、交流，杜绝一切另外的信息来源，只能相信有权势者输送的信息，达到洗脑的目的，形成步调一致的机器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抵抗洗脑，说出自己的观点，你就会被肉体消灭。比如王实味就是个例子。在延安整风里死了多少人，从没有公布，就像60年代初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一样，但制造恐怖的气氛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那些被洗脑以后的机器人在1945年以后杀向了全国，把灾难带给了全中国，而且这些灾难不断推高，最高峰就是现在官方缄口不语的文革。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拉一派打一派，让下属保持不同派别互相制约的权术运用，日渐成熟，而俄式的红色恐怖技术也为中共的干部们熟练掌握，甚至在任弼时具体筹划下，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给不顺从的知识分子心理和肉体予以打击，当然这个制度的原创者也是苏俄，不过任弼时进行了中国式的细化。当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这个供应体系也应用到了全国，与之相配套的就是农业集体化，粮食的统购统销，在死亡和饥饿的双重压力下，很少有人能逃脱被洗脑的命运。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控制足够的暴力机器镇压反抗，所以，军事上的胜利是毛泽东下一步所渴望的，而1945年以后的国际政治形势给了毛泽东一个绝好的机会。

　　1945年8月，日本在美国原子弹威胁下迅速投降，实际完全出乎毛泽东及中共的意料，直到1945年的7月25日，毛泽东还在召集几乎所有重要干部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日本人的迅速投降，使得毛泽东不得不让各大区的负责人乘坐美军的运输机赶往各地，领导抢战果。因为我在这里不是写战史，对于1945年到1949年的内战就不一一描述了，只是你可以在中共内部人事安排上，看出毛泽东的权术运用。

　　比如在西北，他启用刚被其他中共高层群起而攻之的彭德怀挂帅西北野战军，但手下人马只有2万余人，而且这2万多人马还全是贺龙原来的部下。中原野战军，刘伯承虽然从不是毛泽东信任的人，但他的搭档却是毛泽东极为信任的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名义上的领导陈毅从没有实权，军事上的领导人是来自新四军的粟裕，政治最高领导人是饶漱石，一名刘少奇的老部下。只有极得毛泽东信任的林彪，成为了东北的党政军一把手，但就是这样，毛泽东也掺进了高岗这个来自西北，与林素无瓜葛，对毛泽东死忠的沙子任东北局的副书记。毛泽东把古代的监军制和苏俄的政委制糅合在一起，达到了控制各地军头的目的。

　　1949年中共的胜利，往往被宣传成因为人民的支持，人民的选择。其实这和人民的选择、支持无关，和苏俄的支持倒大有关联。中共在1945年后从山东、河北、苏北派到东北去的人马有十几万人，几乎都是赤手空拳去的，他们从占据东北的苏俄红军手里接受了日军的武器，希望阻挡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接管，但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让南京政府军进入东北。

　　在1946年5月份时，林彪试图在四平与南京政府军决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要把四平变成“东方的马德里”，结果被打败，而且一败再败，一路北逃，直到哈尔滨。幼年时，家里一邻居两口子都是东北南下干部，他们闲聊时说到，当时他们在哈尔滨都是人心惶惶的，因为国民党军就隔着松花江了。长大后看资料，知道当时中共已有迁往苏俄境内的打算，如果国民党军渡河的话。还有一部分中共人马早就退往了北朝鲜。

　　这时，天真的美国人出面了，当时毛周两人极力在美国人面前称赞美国的民主，表示中国应该建成像美国一样的民主制，并且指责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搞独裁。如果大家上网查查当时周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就知我所言不虚了。美国人天真地相信蒋介石在欺负弱小的中共，极力压迫南京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松花江畔停下了脚步。这是1946年夏季的事。如果以打胜仗为标准，岂不是这时的人民抛弃了中共？

　　仅仅过了一年，1947年6月四平又发生了一场血战，这次攻防对象反过来了，是林彪攻，国民党守，当然，经过浴血奋战，林的部队铩羽而去，四平还是在南京政府手里，四平最后被中共攻克是在1948年的3月，此时林彪的部队已经几乎控制了整个东北。

　　从1946年夏到1947年夏发生了什么，使得中共的军队能从一支残破的军队，仅仅用一年时间，就像变魔术般地强大得能围攻南京国民政府的，曾经远征缅甸，消灭日本精锐第18师团的新一军、新六军？从哪忽然有了那么多训练有素的兵员？几十万人的装备、弹药哪里来的？后勤怎么解决的？难道真的毛泽东指明了正确方向，那些农民就立马变得神勇异常，地里就长出大炮来了？要真是这样，那毛泽东还要窝在那偏僻的延安十多年吗？日本人不早就给8路军打光了吗？很长时间我都是疑惑不解。

　　有一次我读到一个介绍四野（第四野战军，林的东北野战军后来的称呼）中日本战士的的文章，引起我的好奇，当时还以为只是医生护士等，后来读得多了，才知道，四野里面的日本兵多达14万人，基本每一个四野步兵连里面都有一个日本步兵班，而且机枪手、掷弹筒兵这种稍有点技术的活都是日本兵，炮兵基本就给日本兵包圆了，航空兵，坦克兵，兵工厂的技术工人基本都是日本人，而且林彪还把被国民政府遣散回家的原满洲国的国防军，人称二鬼子的汉奸们悉数收编进中共军队，这批人数大约是30-40万人，这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日本兵不差太多。军事装备全部是苏俄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装备，苏俄甚至把二战期间美国支援给苏俄的美式武器也给了中共，据说缴获的德式武器也被磨去标识给了中共，后来这批武器都被称为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过来的。

　　如果大家读过抗美援朝战争史，一定会知道金日成在开战之前，得到了从中共四野拨过去的3个朝鲜师。以前我和大家一样，以为真的这些人不过是东北的朝鲜族人。后来读到，斯大林为了充实中共，直接让金日成把10万为统一朝鲜而训练好的精兵，连同装备一同拨给了林彪，才恍然大悟，敢情压根就是北朝鲜的军队，这厢打完了就完璧归赵，接着打南朝鲜。中共接着帮北朝鲜打南朝鲜，后面提供牵线搭桥，提供弹药装备的，都是那大鼻子老毛子，这又是斯大林希望统治全球的一环。（后面还会说到，现在就此打住。）朝鲜拨过来是不是就是10万人整数，我没有查找，中共官方肯定也不会承认，但中共后来还给金日成三个师，是官史上有记载的。三个师就是一个军。当时四野的编制很大，看邱会作回忆录时邱说过，当时他在46军当政委，整个军进关时人数达8.5万人。中共从北朝鲜得到军队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打了几年有些损耗。当然，后来中国人为此付出将近100万人的生命。

　　14万日军（从被苏俄俘虏的关东军中挑出），加30～40万二鬼子，再加10万北朝鲜军，人数已是在54～64万之间了，加上中共进东北时十几万人里的残余，还有强征入伍的一些农民，苏俄大量提供武器装备，这就是林彪能在一年前还是带一帮残兵跑路，一年后就能围攻南京国民政府精锐部队的原因。是不是有苏俄士兵直接参战，不好确认，本人不是战史专家，苏军顾问加入完全有可能，凭着红军时代就有的传统，这时苏军给以指导更是方便。当年中共梦寐以求的就是打通与苏俄的通道，现在终于背靠苏俄，再也打不死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检讨在东北的失败，有人指责当时的东北负责人陈诚没有把伪满洲国的国防军所属人马收编进国军，以至于被林彪捡了便宜。陈诚回答，这些人是帮助日本人打中国的汉奸，把他们收编进国军，如何面对抗战中死去的胞泽。

　　另外，大家知道陈毅的一句名言，说淮海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回头想想，这自带口粮没有工钱，还有生命危险的事还兴高采烈地抢着干，中国老百姓的素质那早就应该达到高尚的地步了，搞点民主选举的事那不是小菜一碟，何至于现在还在说中国老百姓素质低呢？二是这小推车推的是什么，不可能仅是粮食。

　　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淮海战役中，共军的炮火异常猛烈，远远超过国军的火力。我在网上查到，“华野部队在济南战役前，就拥有各种大炮1174门”，http://tieba.baidu.com/f?kz=334564664，济南战役是在1948年9月。在这之前中共军并没有大规模缴获国军重武器的记录，这重炮、弹药从何而来？我看过文章讲述，内战期间，华野的火炮和炮弹都是从大连（当时称旅大，在苏俄占领之下，一直到1955年才交还中国管理），经海路运往山东，再由运输队运往前线。

　　所谓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都是神话，真要是那样，当年的红军也不要往荒凉的西北跑了。在1947年以前，中共军队对阵蒋介石领导的黄埔系部队的战绩都很差，输多赢少，少数胜的战例基本是靠偷袭，这里面主要靠的是共产国际的情报网。如果你仔细看看西北彭德怀前期在西北对国军的几场胜仗，和当年反围剿打的胜仗如出一辙，又是在敌人的几路队伍中穿来插去，似乎完全知道敌军的位置。包括粟裕围歼张灵甫的74军一战，中共军队对张的位置、部署也了若指掌，神奇突袭张的后路，隔断其它几路援军，然后用大量人员的生命消耗掉张部随身携带的弹药，在援军到来之前三天内就解决了战斗，这也是所谓人海战术说法的来源。

　　蒋介石的黄埔系部队战斗力弱于日军，但基本上可以追着中共军队打。在抗战后期，蒋的黄埔军队在美军的训练和战术配合下，战斗力可以超过日军，这种对比也可以从整个东北的战事中反映出来。在1947年以前，以远征军为骨干的国军，虽然没有美军的空中及远程炮火支援，仍然可以把虽然拿着日式装备的中共军队，打得落花流水。1947年以后，日本兵及受过日军训练的伪满洲国，及苏俄训练的北朝鲜军介入，国军就很吃力了。而由于经济危机，美援断绝，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不能给予东北有力的后援，而苏俄的援助则源源不断，一增一减之中，胜利的天平就倒向了中共。当百万中共军队涌入华北时，大局已定，所谓的平津战役，实际上没怎么大打，基本是政治仗。

　　在中共的宣传当中，美国是南京国民政府打内战的幕后金主，告诉大家，事实是相反的。

　　在1945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从国际上得到的援助，只有联合国救助和二次大战中美国答应供给的租借物资。上文谈到的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还在给中共控制区运送物资，而且自掏运费中的物资，就是这批联合国援华救济物资。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相对南京国民政府是叛乱区域的中共控制区，蒋介石还是照样运送，虽然这批物资其实大部都给中共军队截取了。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所作报告：援助的方式计有货物、装备及服务。对于中国所提供的援助，几乎有一半都是服务，诸如海运及空运部队有关的服务等。根据最近的数字报告，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提供中国的租借物资援助约8.7亿美元。从抗战胜利到二月底止，总数为6亿美元，大多数为运输费用。……鉴于露储区的物资在热带气候之下迅速腐损，以及中国人民急需使严重的经济穷困情形稍加缓和，因此希望此一交易可使一切非废除军备的战斗物资，以及中国以外地区固定军事设施不包括在内。所以，凡是可用于从事内战的武器，均未经由这项协议而提供。

　　1948年3月2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最近数月来，中央政府政治、军事及经济状况正如以前所预料一样，不断恶化。目前，既无法从魏德迈工作团获得大量财政与军事援助，共党又恢复其军事活动，这些累积的影响，使中华民国危急，日益恐慌。

　　纳尔逊工作团的穆蒂上校在华府演说：国军的必然失败，是由于步兵装备不够，特别是弹药。国军真正需要的是轻兵器与弹药，但这正是美国拒绝给予的东西。我们实际送去的是，从太平洋各岛屿所获得的数十亿只香烟、破烂的枪枝与炸弹、以及开不动的车辆。这些都被列为国务院、共党及左倾份子所发表的有关真实及尚未证实的援助数字等声明中，以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认为我们已为国民政府提供了价值数亿、或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有用作战装备。

　　在1950年以后，美国国会追责为什么美国没有在1945年以后支持民共国政府时，1950年4月11日史屈迈将军回答参院内部安全小组的问题（你认为中华民国失败原因为何？）：我想有两件事。第一是马歇尔使命，我们试图使国共联合。另一原因是，我们美国政府未信守对蒋主席所作诺言，即维护我们给予他们的装备，并对他提供足够的零件、弹药等，以继续他对华北的掌握并对共党作战。（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earings, p1711)

　　福葛森参议员：就共党而言，武装国民政府的影响为何？

　　科克将军：当然，当时在东北的共军，由苏俄从兵工厂及掳获的日军枪炮及弹药中，供应充分的补给品。实际上我们确知这种补给仍在继续实施。我国驻莫斯科外交代表所报告的白皮书，其中也说这种补给仍在继续实施。

　　福葛森参议员：这样我们知道共党在源源不绝地获得武器与弹药，同时我们的政策是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

　　科克将军：是的。

　　在咨询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证词，让我们大跌眼镜：

　　贝吉尔将军：关于所谓没有一次战役是由于缺乏弹药而失败的，这一说法与事实有出入。我知道在潍县战役中，守军损失一半兵力。共军以压倒性的兵力攻击该镇时，守军不仅对他们掷石头、瓶子和砖块，而且还从小飞机上投掷自制炸弹和普通弹帽。他们在潍县的弹药打光了，事实却是如此。那真是一场硬仗。

　　1946年，国军在松花江畔停住脚步，也是因为美国政府以断绝经济援助为要挟，南京政府不得不做出的决定。1947年7月，正值美国国会讨论对中国经济援助款项时，云南昆明同时发生了枪杀左派学者闻一多、李公朴的事件。在这两次暗杀事件中，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幕后指使。中共大力宣传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指使的，但从现在的史料看，当时执政的蒋介石完全没有理由做这些伤害自己信誉的事，如果要做，他也没必要采取暗杀手段。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因为这事件，南京国民政府被美国的左派政治家、学者（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左派教授费正清。有网友问为什么史沫特莱等会这么狂热支持中共，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欧洲、美国有很多左派激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在大学、报社，比如70年代在中国拍了很多纪录片的荷兰人伊文思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说，共产主义狂热和基督教狂热有着紧密的文化关联，到现在，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偏离了正确路线，成为攻击中国的积极人物，世事就是这么吊诡。）抹黑为法西斯专制，结果这一轮美援直到1949年还没到达中国。

　　在国民党丢失大陆后，美国检讨责任，加上美国共产党卷入苏俄偷窃原子弹事件，美国议员麦肯锡认为都是美国左派共产主义分子的错，提出并通过清查亲共产主义者法案，史称麦肯锡法案，牵扯被清查人数很多。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驻华美军军官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1947年夏，陈明仁率领71军打败了林彪部队对四平的围攻，立功授奖。不曾想，随参观团考察战场的美国军官，发现陈的部队用联合国救济的黄豆、面粉包垒做工事，认为联合国的救济被用在了内战当中。迫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将陈明仁撤职。后来陈明仁在湖南投靠中共，这件事也是个原因。

　　中共军队是在苏俄强力的经济、军事支持下，才打赢内战的另一个证据我们可以从华北、西北，这些无法得到苏俄直接支援区域的战事得出结论。在华北，虽然在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率领的华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也就是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人数也远多于傅作义兵团，却在战斗中一败再败，先有1946年7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以优势兵力对劣势兵力之败，后有1946年9月被傅作义以2万人马攻占中共十几万守卫的张家口，到了1948年，傅作义还能派出骑兵旅直捣华北军区的心脏，彻底破坏了冀中军区司令部，连司令员孙毅做饭用的锅也给砸了（当然这支骑兵部队的司令鄂友三在随傅作义投降后，在1950年被以谋反的名义枪毙）。直到林彪的四野涌进华北，局面才彻底改观。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后称第一野战军）其实一直处在被追打的地位。1947年10月的西府战役也是差点全军覆没。1948年7月，中共准备在10天之内攻下太原，结果连连挫败，直到1949年4月底，才在林彪的四野的帮助下，动用了1300门大炮，32万人，才攻下太原，而太原守军算上民团从没有超过10万人。中原野战军（后称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带领下，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进军长江流域，结果12万人出发，剩下6万人返回。

　　实际上，中共打赢淮海战役的主要战斗力量华东野战军，也就是以后的三野，在三年内战中轨迹基本也和东北林彪的部队一样，在1947年前被国军打得一败再败，在1947年后忽然一天能吃掉国军的劲旅，能端出上千门大炮攻城。个中原委大家通过上面几节的分析应该明白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离开了苏俄的支持，美国人的天真，是根本不会有那神奇的胜利的。和长征一样，用兵入神的毛泽东，人民的支持都属于神话一类的东西。

 

　　朝鲜战争，完全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步棋，就像中国的内战一样。所以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讲到。这里还是着重谈毛泽东在1949年登基后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当中，都一直说朝鲜战争是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挑动的，目的是通过占领整个朝鲜，然后占领中国。现在我们才知道，事实是反着的，是北朝鲜在1950年的6月以20万大军，几百辆坦克突然向装备简陋的南朝鲜军进攻。在北朝鲜的二十万大军中，就有中国方面还回去的，经过三年实战的三个师，将近10万人马。现在说，中国方面完全不知道北朝鲜的进攻方案，以我的估计，基本是胡扯。

　　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局势不利于北朝鲜以后，毛泽东决定出兵，而由谁担任主帅，成为了一个问题。在我幼年时，林彪惧怕美国，不愿出任志愿军司令是当时批判林彪的一个罪行。而现在看起来，选任实际上与毛泽东深有芥蒂的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是毛泽东分化各大实力派的一步棋。

　　在三年内战中，中共方面战功最大的数两人，一是林彪，二是粟裕，同时两人手下的部队也最多，战力也最强。实际上，朝鲜战争初期的大战役，也都是这两人手下的部队打的。这两位熟悉自己部队，指挥风格灵巧的将领不派，毛泽东偏偏派去的是以打蛮仗出名，并无成功指挥大规模战役经验的彭，统领的还不是自己带出来的部队，一如让彭去西北带贺龙的部队一样。可见毛泽东的着眼点首先不是打赢这场战争并减少人员损失，而是先想到借这场战争削减大军头的势力，使之不能成为尾大不掉之势。因为彭没有多少自己的铁杆人马，是毛泽东暂时可放心，又有一定指挥能力的最佳人选。

　　在1950年时，毛泽东最为担心的，实际上是如何控制手下超过500万的军队，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是从国民党方面成建制投降过来的。朝鲜战争给了毛泽东一个良机，一是借机将原有的指挥架构打乱。全国先后有300多万军队轮流参战，使原有的上下级关系打乱。（将近30年之后，邓大人也用了同样的一招。）比如彭的副手邓华，本一直是林彪的手下，经过朝鲜战争，在1959年却作为彭的同党被拿下。彭的参谋长解方和邓华的情形也是一样。经过朝鲜战争，林彪的百万大军实力已是大减，粟裕的情况也同样。粟的第九兵团的两个军穿着中国南方过冬的薄棉衣，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下搞埋伏，结果全部被冻伤、冻死，官方数据是全兵团一半以上因冻伤减员。整个兵团不得不退出朝鲜回国整补。这冻伤，不死也要截肢，15万人的一半就是7万人，这不是在打仗，简直是在屠杀。据说这些伤亡还不算在中方伤亡数目之内。

　　在朝鲜战争中消失的还有投降中共的原国民党部队，如由长春加入中共的原国民党60军组成的志愿军50军，以4个师参战，几乎打光才回国补充兵员。傅作义的手下也被成建制派往朝鲜作战，老兵们也被一扫而空。原来读朝鲜战争史的时候一直纳闷,为什么在中国战俘里会有那么多坚决要求到台湾去，后来才搞明白，这些人压根就是原国军。

　　朝鲜战争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结束，挑起这场战斗的北朝鲜不但损失了上百万的人口，领土比原有的也减少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死伤不到40万，死亡数字最初在11万，后来变成18万，但这些数字既不包括冻死冻伤的人，也不包括原来的国民党军人员，也不包括后勤炸死、病死人员，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伤残，一直是个谜团。我们只能从美国公布的美军将近6万人的死亡数字中看出中方的伤亡数字是不准确的，但这个真不是本文的中心，还是留给战史专家们去研究吧。

　　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力，而且在国内还达成了两个重要目标。

　　在寻找上面历史的材料时，我看到有回忆录描述刘邓大军到了大别山时，本以为那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当地老百姓会很欢迎中共。没想到当地老百姓一听当年的红军回来了，马上四散而逃。回忆录的解释是群众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年幼时我也相信这个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很自然的反应。当年上过大当，结果搞死那么多人，谁还想再来一次？

　　有网友认为中共的农村政策，譬如土改，是中共最后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都是受中共数十年精心编写的历史教育形成的错误感觉。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没有正确的土地政策，以暴动起家，获得胜利的大有人在，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干同样的事却死的难看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黄巢，比如李自成，还有N个农民英雄。那个什么太平天国在初期并没有什么土地制度，却一路势如破竹，后期搞了一劳什子《***田亩》制度，照样还是死翘翘。

　　在历次的动荡中，除了因饥荒，外族入侵的情形，基本模式都是相通的——都是一小撮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在野心和贪欲的驱使下，以贪欲诱惑一小部分人跟随自己，然后再用死亡胁迫大多数跟随者，成功不成功，就是天数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贪欲和恐惧是所有野心家交替使用的核武器！

　　中共的土改，遵循的基本是同样的原理。先是武力进驻，消灭敢于反抗的势力。然后以封官许愿的办法吸引农村中游手好闲的人，形成村干部及民兵阶层，然后再利用这些人控制整个农村。先是富裕一点的农民（中国以自耕农为主，大地主是少数，像毛泽东、刘少奇这样家境的农民，主要靠勤劳节俭维持小康，也是农民中比较能干的），最后是整个农村成为压制掠夺的对象。当然，在1950年时，对农村的最后压榨还没有到来，因为毛泽东还有更迫切的事要做。

　　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局面，让那些在三年内战中忽然膨大的各方诸侯们不敢自立门户。这时，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毛泽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一是借着抗美援朝的说法，在国内大抓特务，把当初投降，或通过谈判转而加入中共军队（如傅作义的部队等）的国民党军警人员，以及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这些人大部回了老家），都当成特务抓了起来，全国一共抓了300多万，枪毙了70多万，其余的或判刑或管制劳动。这管制劳动也是向苏俄学来的，后来在50年末反右时制度化，形成劳动教养制度，一直延续到2013年12月。这就是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在大部分中共新占领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同时进行，有数据说，全国土改从肉体上消灭了200万地主，在南方一些地区，两项运动基本是混着来的。比如我老家的一本姓大户，父亲官至江西省警察厅长，在任上去世，几个儿子有的从军前往台湾，其中一官至台军师级政战主任，相当于大陆的师政委，前几年清明扫墓时还偶遇。没有跑去台湾的二儿子留学日本，不过在乡里当过一阵保长之类的职务，以为和国民党没什么纠葛，中共不致为难。那想到，土改、镇反一来，这温文尔雅的留日学生立马变成了土匪恶霸，绑缚刑场，做了枪下鬼。父亲在世时数次说这家人的老二真没做什么恶事，乡里口碑也很好。父亲告诉我，在土改一段时间，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就有权枪毙人。

　　上面在土改和镇反中的死亡数据都是官方的数据，也没有研究人员对此进行深入调查，一如反右、文革的死亡人数是个谜一样。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是，在镇反和土改中死亡人数，官方数据是被缩小了的，实际死亡人数要超过。即使按官方数字两者相加也有近300万人，这已是当时全国总人口数5亿人的0.6%，如果算上被关、被管制劳动的几百万人，全国人口的1%以上都被枪毙或被抓、被关（实际上这一数据肯定要大，还没算农村中被管制劳动数量）。当时中共军队500万人，大约也是全国人口的1%。1%的人利用暴力，消灭另外1%的人，恫吓另外98%的人听从自己的命令，这就是列宁红色恐怖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通过镇反、土改，中共消灭了农村中有头脑，有文化能干的农民，也把城乡中与国民政府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人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扫而空。尤其是那种天天抓人、杀人的恐怖气氛，使得人们战战兢兢，不再敢有丝毫反抗，为接下去的洗脑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苏俄我们早就看到过类似场面，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

　　在查找有关资料时，看到一篇由杨奎松署名，题为《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的文章（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4/12/38416_58327754.shtml），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当时中共文件的引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段引文是毛泽东原话的传达：“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地是为了发动群众。”

　　同一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民主党这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接下去还有“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这篇文章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当初被释放回家的国民政府的中低级官员们和农村的乡绅们早已位列中共屠杀名单之中，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怕引起国际、国内的反弹，才不得不推迟杀戮时刻。

　　记得在刚工作的头两年，参加了一项研究资料收集。在查看当时法律规定时，惊愕的发现，1949年底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政协）可不是一个现在的养老院，而是人大和政府的法令都是要通过它才能生效的。之所以毛泽东和他的嗜血同伙要给那些本来应该推上红色断头台的遗老遗少们这么大的面子，一是从1946年起，中共就口口声声要打倒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用以蒙骗美国等西方国家，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共掌权的阻力。当时美国政府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因此并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台北，而是留在了南京，仍然心存和中共政权交流，并影响中共政权的幻想。中共说了这么多，开始总得比划比划。其次当然是要显示其政权的正当性，需要一些知名人士妆点门面。要让人家来，形式上当然得有点东西，所以这政协至高无上的形式就出笼了。大家从现在政协的地位已经知道，政协到底在中共眼里本来是个什么地位。当然，下面这段话，是中共推迟杀戮时间的根本原因：

　　“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资料来自同上文章）。

　　到了1950年底，中共政权已得到稳固，苏式政权内部嵌入的杀戮基因就被激活，朝鲜战争就是那个激活因子。（大家可到百度搜寻镇压反革命运动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49.htm，看看吧。）

　　毛泽东利用朝鲜战争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对城市工商阶层的掠夺，这是所谓国营企业最初来源。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运动被简称为“三反”“五反”，三反指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学校进行，五反是指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时间段在1951年底到1952年底，在百度百科的总结中是这样写的：“195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58.htm）

　　百度百科没有说的是，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就不再有私有的工商企业了，全部的私营企业都变成了公私合营，这也是中共政权的基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私营企业主老老实实交出你的企业，那就还好，会留些股份给你，还会成为宣传的典型，比如上海的荣氏家族，当然这些东西到了文革还会被彻底剥夺。如果你不想交出你的企业，没关系，中共有的是办法，首先通过控制原材料、银行的办法，使得企业主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然后还不准企业主关闭企业，尽管亏本，企业主还必须照常运转，用积蓄补贴员工工资，不然就把你抓起来。直到把你的家底全部掏空，不得不把企业交给中共政府，这时的企业主还得自己敲锣打鼓，说欢迎公私合营，自己送企业给政府。和当年征兵的手法如出一撤。这期间，很多性格刚毅的企业家不堪凌辱，纷纷自杀。在网上我找到了三篇文章，给出链接，大家读一下，就知道这三反五反的真实面目了。

　　这第一篇是讲述上海著名品牌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是如何在所谓的工人逼迫下，最后以跳楼自杀为了结。文中是这样描写的：“冼氏自杀的原因，是被非法关押逼发欠薪所致。“五反”运动造成了全国的经济大滑坡，上海的食品及饮食生意大受影响，也激化了劳资矛盾。冠生园除维持日常运转，每月需发工资2.4亿元（旧币），资金周转艰难，自1952年2月下半月起积欠员工工资，公司负债达13亿元。居家养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工人揪到公司，逼迫发放工资。他被关45小时后心力交瘁，于4月21日跳楼自杀。当时很多企业主选择了这种惨烈方式自我了断，被称为“空降部队”，据说只是为了证明“死要见尸”，没有潜往台湾“投敌”，以免连累家人。”（链接http://bbs.hsw.cn/thread-934497-1-1.html）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下面这篇署名高天民，标题为《“三反”“五反”纪实》（链接http://xzj.2000y.com/mb/2/ReadNews.asp?NewsId=189338）很详细地记叙了上海一个汽车零件销售商在这个运动中的遭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海一个普通商人是如何被一个政权处心积虑，强取豪夺，最后消灭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屠杀的恐吓效果，和农村土改如出一辙的分化瓦解技术，还有现在仍在使用的双规办法。读后你们会感觉到60年的时间似乎是凝固住了的。

　　第三篇文章是讲述当时国内最大的私营轮船公司，位于重庆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这次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故事。（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67517&boardid=1&pag=1&1=1#3067517）。这卢作孚是一个为抗战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工商巨子，1949年以后也从香港归来努力和中共合作，不想还是不得不以一死作为了断。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国的现代工商业本来并不特别发达，数十万工商业人士被捕，可以说基本摧毁了中国的工商业骨干。中共政权彻底得控制了工商业。

　　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官方发布的数据中，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工商户加起来，正好是5％，这个神奇而又血腥的5％我们在后面的运动中还会看到。

　　其实在完成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这三项广为人知的运动中，中共还悄悄的做了一项并不广为人知，但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即院校调整。

　　在这场发生在1952年6月到9月间的院系调整中，中共按照苏俄的模式，全面调整了中国大陆的学校结构，全面向苏俄学习，主要是裁撤文科院系，增强工科院系，使党委成为学校的核心。在调整中，社会学，政治学被裁撤，哲学等也成了可有可无的学科，很多久负盛名的大学，如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也被裁撤。即使在残存的文科教育中，也必须全面教授苏俄的教材，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会遭到围攻批判。百度百科是这样描述的：“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忆了其中一次的场景：“在暗夜里，学生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4977070.htm）。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所有的私立学校都被撤销，所有的大中小学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续工商业之后，教育文化领域也全面被中共掌握，直至今日，这种以官为本位，党委领导教授的局面仍然是中国大中专院校的基本格局。如果哪个知识分子不同意中共的政策，思想，立马就会丢掉饭碗，从人生的基本需求控制思想，本来就是苏俄式洗脑的核心。

　　当然，如果哪个教授要学陶渊明弃学回乡，采菊东篱下理论上还是可行的，在1952年时中国农村的土地还是私有的，粮食还可以自由买卖。但封闭这条生存缝隙的计划早就制定好了。

　　苏俄式政权的基本套路都是一旦夺得政权，先是用屠杀清除反对者，使大众极度恐惧，然后通过文宣系统、学校进行洗脑。为了维持洗脑的效果，又要把所有的生活资源控制在组织的手中，为此将社会、经济搞得凋零不堪也在所不惜。

　　事实上，经济凋零对苏俄式政权来说本质上是欢迎的。因为经济凋零，绝大多数的人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这时的组织，只要给予听话的人少许食物，这些人就会感激涕零，更加顺从，同时也会让社会上所有人深切感受被组织抛弃的恐惧，因为一旦被组织抛弃，你没有任何渠道获得食物、衣物、住房，死亡马上就会降临，这也是列宁从巴甫洛夫动物反射理论中学到的精髓（在我的《尊严离所有的中国人还很远》系列博文中，在谈官员一节时，有详细论述，大家可参考阅读，这里就不展开了）。

　　所以不断地屠杀清洗，控制所有生活物资，社会经济凋零是所有苏俄式政权的特点，也是为什么从这个体制内走出来的人，都带有同样的处事模式，面部表情，不管他们是东欧人，古巴人，还是中国人，北朝鲜人（我在90年代在瑞士留学时碰到很多东欧人北朝鲜人，2008年到古巴旅游时看到的古巴现状，让我惊讶地看到洗脑体制对人产生的影响是如此模式化，不管人的文化背景如何）。

　　共产主义原教旨本是强调共产实现的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个人享受至上的人物，但到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共产主义却成了提倡蔑视物资生活的清教徒形式，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苦行僧式修炼方式，影响俄国近千年，是俄国大众心目中通向天堂的必由之路，革命的领袖们当然要利用这种形式来获得大众的认可。

　　当然，对于领袖们来说，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只是给人看的，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领袖们的生活可以是很放荡形骸的，现在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斯大林在生活上的奢侈，我们也可以读到全中国为毛泽东修建了61所行宫，而且大部分是在有数千万人饿死的60年代初建造的。

　　这种割裂的理想和现实的生活态度其实也是暗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宋代以降，“存天理，灭人欲”之儒家学说就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也是皇帝们要求臣民们做到，自己也要装模作样弄弄的理论，实际上皇帝们、大臣们的骄奢淫逸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详见我的系列博文《神医，神棍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以及《尊严》系列博文）。

　　苏俄和中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却使得共产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一个可以尽情享受极大物质满足的目标，却要用极端节俭苦行的手段去达到。当然这个影响也通过共产国际扩散到全世界的共产运动。实际上的效果如何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因为领袖们都是人，而且一定都是欲望超乎平常人很多很多的人，这些欲望强人做的事会让相信他们理论的普通百姓瞠目结舌。所以，宣传、屏蔽、洗脑的重要性再次体现出来，不然，领袖们的欲望之火公之于众如何了得，那会烧塌了华丽的金顶的。

　　以上所述，不过是要大家明白，为什么苏俄要不惜牺牲上千万人命也要实现农业集体化，为什么中共要在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就忙不迭地宣布粮食统购统销。所谓统购统销就是任何个人都不能私人买卖粮食，必须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采购，统一销售。就是说，农民生产出粮食后，不能卖给粮食商人，必须卖给政府授权的粮食机构，这个政府授权的粮食机构也是唯一能出售粮食的机构。换句话说，就是谁要惹政府不高兴，政府就能不卖粮食给你，让你饿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地政府抓了很多粮贩子（粮食商人的贬义说法），甚至枪毙了其中一些，很快全国的粮食交易市场就烟消云散，粮食买卖这个和妓女一样古老的行业在中国重新出现时，时间已是30年后，80年代初了。

　　但是，粮食统购统销只是卡住了城市居民的脖子，对于自己有田，生产粮食的农民来说，政府还是没什么办法。交完农业税以后，农民的粮食可以卖给政府粮食部门，也可以留在家中。而且私下的小规模粮食买卖也很难杜绝。

　　放心，中共的老师苏俄，早就把后续手段给他们的学生准备好了，农业的集体化马上就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的一年，也就是1954年出笼。

　　打破中国两千年自耕农为主传统的农业集体化，在短短的不到两年就完成了，在中共的宣传当中，照例农民不仅拥护这项政策，而且和当年参加红军、8路、PLA那样兴高采烈，那样急不可耐，就像当今《新闻联播》里说群众兴高采烈欢迎汽油、柴油涨价一样。但实际上却是伴着血腥、强迫、欺骗、镇压进行的。在杨继绳的《墓碑》一书中，记述了浙江仙游县上万农户要求退社，但被血腥镇压的故事，而他资料的来源是当地政府上报的文件。

　　整个农业集体化完全是在武力的支持下，以村干部和基干民兵为打手强行完成的。如今大家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行动就是计划生育，从中大家可以体会当年的农村集体化是怎样实施的。当然中共挑选这个时机是因为朝鲜战争已结束，政权稳定，不怕内部的大规模反抗了。

　　当年为夺政权抛下的诱饵现在开始收钩。那些因为可以从比自己富裕的人那里分得财物、土地，而对虐杀、抢劫行为熟视无睹，甚至积极或被动参与的农民，现在感觉到了脖子上的绞索在收紧，但他们已无力反抗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虐杀才是刚刚开始。（参阅我的《尊严》系列博文中对农民阶层的描述。）

　　随着1956年全国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中共完成了对所有阶层成员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掌控。按照苏式政权的原理，在用政治、经济的手段恐吓的同时，文化的洗脑必然同时进行。在1951年，毛泽东就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密友，《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撰写了大批判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直接把在1951年大受欢迎的小说及电影《我们夫妻之间》的作者萧也牧归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萧也牧后来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被打死。）而这些电影、小说中不过是表现出了一点人类正常的温情而已。

　　实在吊诡的是，这个延安时期就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美女作家，却在1955年被打为反党集团的首领，而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不过是发臻于1954年3月，结束于1956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的一个较小事件。

　　这胡风当年是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左派作家，是中共坚定的拥护者，只是和当时毛泽东在文艺界中的主管周杨在创作方法中有些意见不合。胡风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长达30万字的意见书，被毛泽东发现是一个整肃来自国统区，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恐怖的文人的好机会，于是，一个本不过是文人之间常见的争论被上升到了反党集团，胡风被判刑入狱，并就此引发了持续将近两年的全国性肃反运动，到底在这个肃反运动中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

　　据已经解密的早期政治运动档案，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一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原华中工学院教师许宗岳写过一篇“万言书”，申诉他在肃反阶段的遭遇：“……方法则更为粗暴，根本蔑视宪法，给祖国光荣的基本法则涂上了重大的污点。诱供、逼供、打人、骂人、不准人睡眠等变相肉刑样样俱全。没有经过公安部门或法院的拘留及抄家，也样样做到。……在被监禁的几百人中间，我受的待遇是最好的，可以称为高等罪犯，由此可以推论其他。”（链接http://www.fqxsw.com/fqxsw/9638/1536425.htm)，而另一名学生因为审查而精神错乱，在精神逐渐恢复正常以后，重返校园，到处鸣冤叫屈，并写了一张《雷打火烧，我要活！》的大字报，描述他受到的待遇：

　　“我呼共产党万岁，就用木屐打我的嘴巴，用木板打我的脸。双手带上了日本式的锁铐，血不断地淌。还把我丢在院本部楼下黑暗的房间里的乒乓球台上，混身发痛，彻夜不眠。我的颈、臂被粗绳紧捆着，透不过气，昏厥过去了。他们还恐吓我，说要枪毙我。在这无法忍受的虐杀下，我的生命已处于死亡的边缘。”

　　这是一场急风暴雨的斗争，对于所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洗礼。有人成熟起来，有人堕落下去。一位学生沮丧地说：“这种斗争是以群众的自觉斗争为名义，其实我们这些群众，只不过是一些摇旗呐喊的随从和附庸。斗谁，怎么斗法，这些都是上级布置好了。上级指示‘可以打一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单纯的群众们，也就随之挥拳舞脚地打了起来。”大家都处于极度紧张和兴奋状态，晚上开会经常至凌晨两三点，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直至斗人与挨人斗的双方，都感到疲劳过度，神志昏乱。华南工学院一位学生估计，“肃反在同学中斗了10%，教工中斗了20%，斗出的反革命分子只有1%。”（链接http://ysm2001.bokee.com/4662252.html）

　　从这些当事者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延安整风时的招数在新时期全面展开，也成为文革的预演。

　　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我们又看到了神奇而又血腥的数字，5％。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当然，由于苏共20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中共的肃反不得不中断，使得被抓及死亡人数没有达到毛泽东预计的数字。

　　而胡风本人1955年5月18日逮捕，1965年11月26日，在关押了十年半后，北京高院判其有期徒刑14年。

　　1969年5月，14年刑期满，得到的指示则是“关死为止！”1973年1月，夫人梅志五年后再见到胡风，是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胡风完全变了个人，成了一个佝偻着背、缩着脖子、破衣烂衫、满怀恐惧、头也不敢抬的老犯人，胡风患了心因性精神病。既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总是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之中，说有空中启示他曾犯过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词地对空说话。（链接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18/20078.html）1980年代，胡风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胡风的问题上小题大做，不过是杀鸡给猴看，恐吓那些还有些自己思想的人，让他们彻底放弃抵抗，完全按照中共的意图行事。整件事情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在这个事件中最为积极的文坛大佬们，借着毛泽东的力量打倒了宿敌，出了一口恶气，但好景不长，丁玲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接着在1957年的反右里又被打为右派，周扬比丁玲晚几年倒霉，在文革才被打倒，被关押10年。事后，周扬回忆说：当时，他对所谓“说理”的批判还可以承受，最难接受的是硬让你承认是叛徒。他说：“我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不承认就动手打人。”当时周扬的一双耳朵都被打聋了。”（链接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14/20/a3755b.html），积极揭发批判胡风的舒芜、老舍等人在文革中不死即关，苦不堪言。

　　通过胡风反党集团案件及肃反，毛泽东在中国的思想界制造了深深的恐惧感。“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035836.htm）。

　　在完成苏式政权的规定动作之外，毛泽东还干了什么呢？毛泽东在为维护他的权力殚精竭虑。为了大权不旁落，他分别在军政两个方面处心积虑地布局、设套。当时在毛泽东之下，行政上的事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看过一个回忆录，说那时的周有28个秘书，乖乖，我只能说，匪夷所思！党务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刘少奇负责，刘原来在北方局、中原局的班底基本成为了各地高中层干部。

　　周刘两人手里积聚了很多权力，这让毛泽东很不快。毛泽东对西花厅（周的住所）车水马龙很有些不爽，甚至说出了“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的悻悻之语。为了分掉周刘两人的权力，避免两人尾大不掉，毛泽东在1952年秋，朝鲜战争正酣之时，下令将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调入北京任职，分掉了刘周两人的权力，史称“五马进京”。

　　这五马对刘周二人的分权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可以从高岗职务安排略见一二。高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而这个计委和周任总理的政务院却还是平级单位，统领除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以外所有的部委。周忽然从统领各部的大管家，变成了只管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小角色。以周的智商，这样明显的失宠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不明白。

　　可是，不过一年多一点，这颗毛泽东手中炙手可热的明星却坠入了深渊，成为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首犯，还将原来刘少奇的部下，同为“五马”之一的饶漱石牵连进去，个中原委实在蹊跷。而且在80年代初的平反浪潮中，所有毛泽东主持发动的政治运动几乎都被平反（反右虽然保持了几个右派，但完全是数鸭子的，肉烂嘴不烂，全国都知道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有文革以前被毛泽东打倒的党内干部都被平反，但高饶事件却没有得到平反，事件的两个主角仍然是作为反派角色在各种党史资料中出现。

　　正规党史是这样叙述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简称高饶反党集团）“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说高饶二人结党营私，伸手向党要官，结果被英明的毛泽东发现，果断拿下。

　　如果真是如党史所言这样，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高饶，尤其是高岗要这样做。他本来就是毛泽东的红人，权力已经很大，他要的官是什么？

　　随着一些资料的公布，公众了解到，高饶两人是觊觎周、刘的位置，希望替代周刘。为此目的，高四处活动，先是拉饶入伙，许诺事成之后饶可得刘的位置。然后接着在全国各大区游说，结果被邓小平告发，被英明的毛泽东拿下。但，接着问题又来了，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体制下，没有毛泽东的首肯，高饶两人能拿得下周刘？就是拿下周刘，他们又能如愿以偿坐上那个位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按照官方的说法，高饶两人是背着党中央，也就是背着毛泽东，私下活动的。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就是高岗明知道毛泽东反对拿下周刘，但却仍然私下想凭一己之力，联合各方诸侯，拿下周刘，继而代之。明知道没有毛泽东的支持，自己不可能拿下周刘，更没有可能替代周刘，但从腥风血雨中滚打出来的高岗却这么干了，这脑残得已不是一个级别，还有一个更脑残的饶漱石还会相信这样一个脑残人的诳语，积极地介入进去，实在是叹为观止，是脑残人最高级别的聚会！

　　且慢，这高饶两人，可都是中共内部的优秀人才，都是中共内部统领一方的诸侯，都曾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倚重的精英，这样一来岂不是说毛泽东和他的那一伙人都是脑残级的人物？这样说与历史不符，因为按照这样推演下去，很多历史都要改写：蒋介石居然被一帮脑残人士打跑了，朝鲜战争中美国人还被脑残人士打败，这美国人岂不是成了脑残中的脑残？到了，这世界居然被脑残中的脑残的美国人做了NO1，岂不是说，这世界是被脑残人中最脑残的人统治的？上面的结论肯定是不对的，与现在事实不符。那么反过来推论，就只能说，高饶两人不是脑残，这世界的一切才能说得通。高饶应该至少不是脑残人士，才能在这个集团站住脚，并爬上高位。

　　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会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就像一个正常人不会向火中伸手一样。那么，我们只能有一个结论，高岗在做这些事之前，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许可的。饶也是得知毛泽东许可这件事才积极介入，希望借此更上层楼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得了为什么高岗会如此大胆公然四处游说，饶漱石为何会积极参与反对他的老上级刘少奇。

　　以上的推论不过是利用逻辑理论把我的论据再夯实些，以减少对历史数据的依赖，也算是学哲学出身的一种偏好。事实上，已有各种回忆录证实，高岗是在毛泽东的唆使之下进行倒周刘大串联的。“毛泽东甚至还有撤换总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毛泽东和高岗议论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高岗故作推辞，推荐了体弱多病的林彪。”。当毛泽东决定抛出高饶作为牺牲品，平息党内反对意见时，又对周说，高是自己行动，目的就是要取代周。这个资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岗在得知毛泽东完全否认是自己的授意，并说高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时，激愤之下一气自杀身亡。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这样回忆道：“高岗自杀前，毛泽东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党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我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不料，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泽东“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过，毛泽东这人出尔反尔，不讲信用，高岗之事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发迹之路，拉一派打一派，最后把所有人踩在脚下，肆意凌辱的路线图本来就很明显，也是中国历史上权术斗争中最常用、最普通的技术，只是中共内部的绝大部分高官们，文化水准很低，对历史了解甚少，在欲望和恐惧的驱使下，不断为毛泽东所用，又不断成为毛泽东的板上肉。

　　如果有人对毛泽东出尔反尔的个人品格这个说法还不是很相信的话，可以在网上查查丁玲和毛泽东的故事。在延安时，毛泽东和丁玲过往甚密，大有相见很晚之意。当整风中有人对丁玲被国民党国民政府逮捕之事提出疑问时，毛泽东极力为丁玲辩护，说丁玲没叛变。到了1955年，毛泽东却改口说丁玲叛变了。弄得过气美人怅然若失，很不是滋味。

　　现在可以大致勾勒出高饶事件的真相：毛泽东在国内大局已定的情形下，为防止周刘取而代之，派出铁杆粉丝高岗四处游说倒周、刘，并许诺高在事成之后得到周的位置。高得旨后四处活动，饶在得知毛泽东支持这件事时，积极参与。但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周、刘联手反扑，其力量之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不得不将高饶抛出做替罪羊，声称自己不知晓。高在得知被毛泽东出卖后愤而自杀，饶则被关押至死。毛泽东本来并不想对饶漱石进行多大的处理，不料在周主持的批判会上，调子越来越高，结果饶被作为反党分子逮捕关押，这完全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为什么所有被毛泽东打倒的党内政治人物都在1980年代以后平反了，而高饶二人却仍然高居黑名单的原因。这是因为高饶两人压根就不是毛泽东打倒定罪的，而是周刘的势力打倒的，而周刘的势力在1978年以后就掌控着中国的政局，所以高饶两人平反当然无望了。

　　周刘二人如何逼迫毛泽东认输投降，抛出爱将做替罪羊的具体过程，我还没看到过硬的材料，但在一篇陈赓儿女的回忆录中我读到过，当准备批判高岗的前一天，周吩咐枪法出众的陈赓，第二天带上手枪出席批判会，并坐在高岗的身后，以防高岗出手反抗伤人。因为高岗在西北时曾经在一次说服当地军事领导人参加中共的会议上，突然用砖块从脑后拍死了提出不同意见的首领，顺利解决了收编问题。鉴于高岗的勇猛，周不得不防做好准备。回忆录中说到，陈赓晚上回来后很高兴，说高没有反抗就被带走，并把枪交还给秘书保管。

　　从这篇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出，一，在这个中央的批判会议之前，高岗并不知道自己的厄运即将到来，第二，周一定在此之前和毛泽东进行了谈判并且谈妥了。第三，周在中共中央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在中央的批判会议上安排高级官员在警卫人员之外带枪戒备。也许，这就是毛泽东不得不对周、刘做出让步的原因。

　　至于饶漱石被指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之事更是蹊跷。因为潘扬作为共产国际情报网的一环，是直接由周恩来单线联系领导的，毛泽东都未必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饶漱石如何能插上手。更何况在1980年以后潘扬先后被平反，反革命集团都没有了，而饶漱石这个首犯却罪名依旧，煞是奇怪。真实的情况只可能是，毛泽东硬生生地把饶扯进潘扬事件，为自己找台阶下。而毛泽东明知道潘扬是接受周的指令与日本人接洽谈判的，但为了报复周，就是要把周的亲信潘扬打倒逮捕，还周恩来以颜色。不然所有一切都没法解释。可以说，高饶事件是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失手，一次走麦城，结果毛泽东不得不吞下苦果，抛出自己的爱将做替罪羊。其中原因是因为连续的胜利，毛泽东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大到足以同时打倒党内两股势力的地步，所以轻易出手。不曾想，当周刘联手反击时，力量足以撼动毛泽东的地位，毛泽东不得不做出妥协。当然，作为这场战斗的代价，周也和潘扬进行了切割，牺牲了自己一群亲信手下。

　　在思考这段历史时，我还在想：如果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想对高饶痛下杀手，高饶以后的悲惨命运其实是周刘等人对毛泽东的逼宫。以毛泽东睚眦必报的性格，对权力酷爱，以及对人的猜疑，如何能容忍，信任那些在周刘的指示下对高饶两人穷追猛打的中共高官们？

　　忽然间，我恍然大悟，关于大鸣大放的起因，关于反右，关于社教，关于四清，关于文革都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都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暂且按下毛泽东在文官系统内部的纵横捭阖不表，来看看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武官们都做了些什么。

　　武力，是毛泽东一辈子迷信的东西，不然他不会说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话的。所以毛泽东的一生，对武力总是牢牢把握，从不假以他人之手。

　　在凤凰网上，我找到一段话：“在开国之初，毛泽东曾当面警告过各大野战军的军头，如果不听话，就拿你们开刀。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赴朝参战、刘伯承去南京办学、林彪去苏联养病、聂荣臻调任总参谋长。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相继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军事与政事分离，从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据的可能。”

　　前面我也谈到，选派毛泽东其实并不喜欢的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本身就是毛泽东分化瓦解军内势力的一招。当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起搞部队正规化建设，论功行赏，向苏联学习，评定军衔，在1955年正式颁布。不过三年，1958年，毛泽东却又在军内掀起了“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浪潮，指责正规化是“教条主义”。

　　在这波浪潮中倒霉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捎带脚把早已退出第一线的刘伯承也一同臭批了一顿，打倒刘、粟的棍子，则是世人心目中的好人彭德怀及其亲信。如此一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粟裕虽然只是三野的代司令员，但是三野实际指挥者，在中共军内部享有很高声望），从此彻底脱离军界。

　　而这个粟裕却是不过4年以前毛泽东亲自选定出任总参谋长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因朝鲜战争而如日中天的彭德怀。在《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有这样一段粟裕对林彪说的话：“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

　　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毛泽东又在玩掺沙子的游戏，派与彭素无瓜葛的粟去监视彭，而彭对粟裕越过自己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不满，大发雷霆，粟裕关键时刻站错了队，没有坚持向毛泽东靠拢，最后被毛泽东抛弃。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彭实际上也是把军队看成了自己的禁脔，竭力清除毛泽东对军队的影响力，不愿意任何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军队的情况。粟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被彭夺去大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刘伯承则是被顺带脚捎上的。彭刘二人从红军时代，到抗日时期屡有龌龊，彭这次借机报仇，也算彻底了结了两人的恩怨。

　　到这时，似乎是彭占了上风，刘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伯承却因此没有再被毛泽东记挂，安然度过了文革，活到了90多岁的高寿。而1958年踌躇满志的胜利者彭德怀，却在1年后跌落马下，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当然，1958年的彭哪里会知道他不过当了回毛泽东的棍子，替毛泽东解决了一些问题，哪里会知道自己不久也会被用同样的手法赶下台。在粟裕被赶走后，他顺利地争取让他的老部下黄克诚成为了总参谋长，军队似乎成了彭家的天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毛泽东在1956年时面临的情况：党务行政上刘周把持大局，毛泽东想削藩而不能，自己的亲信还被反咬。军队又被自己素不喜欢的彭把持，自己掺进去的沙子似乎也只听从彭的话，虽然被众人捧为神，但身居神位的毛泽东却感到阵阵寒意，以毛泽东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性格，如何能容忍睡榻之旁安睡他人。不久，毛泽东的新招就出笼了。

　　很多人已经知道接下去要谈到反右运动。在这场运动里，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30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最后平反时只剩50多万人，很明显，其中有250多万人在1957年以后消失。大家有机会在网上找到电影《夹边沟》，就会明白右派们是如何消失的。有一个朋友向我透露，在四川阿坝州也有一个类似甘肃河西走廊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数千人进去，几百人出来，大部分人死于饥饿、疾病、虐待。

　　在反右运动中，血腥的5%得到了完全的执行，每一个公职单位都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即使没有人发表过什么反对党的言论，也要按比例完成任务，完成上级下派的指标。记得幼年时听父母说过一些反右时的事，说是一个单位还有一个右派指标没有完成，开会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会议不能结束。有一人内急，离开会场上厕所，等回来就变成右派了，大家趁他不在把他的名字作为右派上报了。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单位差一人没完成右派指标，领导心软不好冤枉他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结果很是悲惨。当然这些都是当笑话一样地讲，但实际上每个单位的领导大都没这么心慈手软的，借着反右，不听话，有傲气的人统统变成了右派。按照300万右派，5%比例计算，反右运动涉及的人数多达6千万人，这个运动不涉及工人、农民及中小学生，当时的城镇人口不过才1亿多一些，反右运动基本把所有识字的成年人都扫荡了一遍，有自己的思想，又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基本被一扫而空。至此，中国大陆上不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在这场运动中全身而退的读书人不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就是一些靠着党吃饭的软骨头。（在我的博文《让大师见鬼去吧》以及《尊严》系列：崖山之魂远去兮一节对此有展开论述，有兴趣者参考阅读）。诺大中华，只剩下茫茫一片思想白地，接下来的20年是中国洗脑史上登峰造极的20年。而在反右中没有被触及地中小学生在接下的10年中受到了全面彻底的洗脑，从而也成为了文革的中坚力量。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个右派，到了大学时，美学、中国哲学史，心理学的老师都是右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人极端谦卑，眼神就像一只受过惊吓的小鹿。其中美学老师高尔泰本是在50年代，20多岁就成名之人，是当时国内所谓美学四大派首领之一，但当我见到他时，全无教授，名人的傲气，谦和的让人难受。记得1983年我有一次正在中哲史杨老师家讨教，高尔泰老师冲进来，很兴奋得对杨老师说：“好了，好了，报纸发评论了，这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杨老师听完长出一口气，欣慰之情溢于脸上。当时19岁的我很是不以为然。但现在的我很是理解两位做过右派，在历次运动中九死一生的老师。两位老师都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饥饿，目睹过其他右派的惨死，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两位老师被咬20年，这心中得阴影如何驱散得了，当1983年文化思想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气势汹汹而来，两位前右派如何能不怕。好在1983年的这场运动虎头蛇尾，悄然消失。大约中国人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斗争，再没有了力气互相吞噬了，大部分人也看穿了这类运动的本质不过是野心家希望通过整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不再热情参乎，野心家们只好怏怏收手。

　　插这段描述，是想告诉大家，反右的残酷性在20年后仍然能在幸存者身上看到，当时的斗争的残酷性可想而知，大家要了解详情就到网上去找找吧，这里就不再浪费笔墨了。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惨酷性一次比一次上升，从前面引用的肃反运动材料大家就应当能看到一些倪端。土改消灭了3百万地主乡绅，这些是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镇反消灭3百万与国民党有关联的知识分子，三反五反消灭了30余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商精英，反胡风和接下来的肃反又让20多万党内知识分子消失，而1957年的反右让几乎所有在以上运动中逃脱的知识分子跌入毂中，从1949年以来，1千万以上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被枪决，整肃，没有死去的也是苟延残喘，跌落到社会的底端任人践踏，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再也没有人敢于，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状态使接下去洗脑的威力也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有了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但很奇怪的是，这场反右运动的全称是整风反右运动，毛泽东开始宣称的是要为党整风，反右不过是后来突如其来的变化，难道这一切真不过是如毛泽东自己宣称的，早有计划，引蛇出洞的阳谋？按照官方的说法，反右是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鼓励下，很多对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党不得不停止党内整风，转而开始打击这些知识分子，而且这个说法在1980年后并无改变，只是说有扩大化，99.99%的人都是错划的。也就是说，运动无错，只不过做法有些过火。很多人把这种实际上平反，嘴上不认错的行为归于因为邓小平个人主持了这次反右运动，所有要留个尾巴。在阅读了很多资料以后，我觉得从整风陡然转向反右，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们先按照时间看看事件的整个过程。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阅读。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至此，反右全面展开，到1958年中基本结束（军队因彭的垮台，在1959年后又掀起反右倾，那是后话），整风则只字不提了。

　　按照6月14日社论的说法，所谓整风鸣放就是一个套，目的就是要让对共产党不满意的人主动跳出来，以便于打击。这种说法只有基于一个前提才能成立，即这些人不说话，党就没办法打击他们。但不管在反右前，还是在反右中，以及反右后，直至文革，实际情况是不管你说不说话，只要组织或领导想打倒某人，基本没有什么不可能地，出身，学历，经历等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里要根据你说什么定罪，有时不说话就是证据！即使在反右运动当中，也是按照5％的比例戴帽子，哪管你说了什么。因此，6月14日社论的说法完全是扯淡的说法。

　　接下去问题就来了，毛泽东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写（至少是亲自审核过）一篇这样扯淡的社论，他的目的何在？

　　毛泽东的这篇社论明显地是向党内解释他为什么要搞大鸣大放，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整风，目的就是要告诉全党，我毛泽东是一贯英明的，所作的一切都是精心计划好的。这就给我们透露出，当时党内一定有很多声音质疑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毛泽东做错了，而且这种声音已经很大，大到了毛泽东不得不出面亲自作解释的地步。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不顾脸面地说出自己就是在设套搞阴谋，（所谓阳谋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几乎就是在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中国权谋之术做而不说，秘而不宣的精髓。也说明通过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为党整风的计划事先是没有得到党内其他高级官员同意的，是毛泽东个人主导的行为。

　　同时，如前文所说，6月14日社论的前提根本不存在，这篇社论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恰恰说明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是胡诌的。毛泽东在极力维护自己的脸面的同时也在极力掩盖着他真实的目的：整风。

　　上一次毛泽东大谈整风是在延安时期，是为了把权力完全集聚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次为什么毛泽东又提出整风呢？当然是因为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前面已经说过，刘周彭的党政军势力使得心胸狭窄的毛泽东寝食难安，经过高饶事件毛泽东已知，通过党内正常程序他无法打倒刘周，也没有把握让军队完全听命于他，因此他必须寻求另一种力量来打破这种平衡，使权力倾向于自己这方。（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将毛泽东思想剔除出党章，在彭的指责下，毛泽东的后宫中南海文工团也不得不解散，毛泽东的感觉如何可想而知）。

　　纵观毛泽东的弄权生涯，围绕着权力这个核心，他始终使用几个简单的招数，第一，分而化之。任何他的手下都不可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地盘，毛泽东总要让一把手和二把手产生矛盾，总不会让一派完全占据主导，这样所有的人都要仰仗毛泽东。第二，选定敌对派非主要人员，先置他于死地，然后毛泽东出面救他，以换取他死心塌地的忠心。许世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邓小平则是一不成功的例子（这一招成功与否取决于被打倒及拯救对象的聪颖程度，时局变化，各方力量变化）。第三，拉拢一切力量对付重要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依次消灭主要敌人，目的只有一个，壮大自己的权力。在中央苏区时，利用中央国际派，留苏派消灭江西地方党人，在长征途中利用张闻天、王稼祥与博古的矛盾晋升权力中心。在川北，陕北利用留苏派，国际派战胜张国焘，最后再次利用王稼祥登上王位，当权力巩固以后，张，王就在延安整风中被批倒批臭。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基本也成了毛泽东用过即抛的牺牲品。道德，底线这类词汇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意义的，必要的话可以和魔鬼结盟。

　　1956年的毛泽东看到了知识分子对各级党政领导的怨气，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搞农运起家的毛泽东当年就是利用被正常社会所压制的痞子们在湖南，江西狠狠闹过一把，深知被上层社会压抑地底层暴力的能量，在经历了高饶事件的惨败后，毛泽东寄希望于利用这股力量削弱刘周的力量，减少他们的合法性，最终打败刘周。所以会有1956年“双百方针”的出笼，会有1957年5月1日的“整风指示”。可是不过15天后，毛泽东就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向刘周势力妥协，甚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阳谋”之类的话，这完全是在全党面前为自己奇怪的行为给出解释，挽回面子。以毛泽东的性格，当时的地位，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了。

　　从1954年起就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在他的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中透露：1957年5月初的毛泽东精神非常不好，压力巨大。

　　从五月初到五月中旬这一段时间里，在毛泽东与刘周彭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引述的材料来看，刘周彭对毛泽东肯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妥协。加之放声讲话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如毛泽东想象那样拘于体制内对党的干部的批评，而是对整个体制提出怀疑，提出挑战，让毛泽东也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尚存很多精英，还有很多从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民主精神，还留有很多不为中共所容的傲骨，这股精神一旦掀起大浪，吞噬的不仅是自己的党内政治对手，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因此转而同意与刘周彭合作，合力打压知识分子。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维护自己英明的形象，毛泽东在6月14日才会写下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阳谋”社论。至此，毛泽东的计划完全失败，整个事件被刘周彭集团接手，毛泽东再次变为钟馗，高居神尊，背脊发寒。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可以看着是不成功的文革预演，对毛泽东来说是继高饶事件之后的又一次走麦城。当然，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不断尝试，刘周集团不断反击，最后，通过文革，毛泽东达到完胜，不过这时的中国也已被折腾的奄奄一息了。

　　而1958年的刘、周、彭几乎达到了他们势力的顶端。且不说刘周的亲信遍布党政系统，此时的彭居然可以把毛泽东派来掺沙子的粟裕臭批一通赶出军队，换上自己在三军团时的亲信黄克诚任总参谋长。这些人对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比毛泽东还左，争取到斗争的话语权，因此并不比毛泽东更宽容，而是更残酷，或者说难分仲伯。比如在很多人眼里的大好人彭德怀，在1958年反军事教条主义当中，整了很多刘伯承、粟裕手下的军官。在一次批判会上，刘伯承的手下，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后来这位蔡铁根大校，在文革中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因此他们和毛泽东的斗争，并不是什么好和坏的斗争，善和恶的斗争。而仅是权力之争，就犹如两只狮子打斗，并不是为了保护小鹿，而是为争夺吃小鹿的权力。他们败于毛泽东，不是因为他们心慈手软，而是他们为各自的私欲所障目，被毛泽东各个击破，最终都死于毛泽东之手。里面的细节后面我会一一道来，在叙述这些权术之争之前，我要先谈谈从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的大饥荒。

　　1958年毛泽东在国内权力斗争中没有占得先机，但在国际苏式政权世界里却成了香饽饽。因为在1956年赫鲁晓夫为了对内获得绝对的领袖地位，公开了斯大林的一系列罪行，作为新的苏俄领导人，也急需中共在国际共产世界中的支持，因此和中共签署了很多援建项目（其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项目是：秦城监狱），甚至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原子弹技术赫鲁晓夫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当然这些援建项目以及原子弹中国都需要支付费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以出口，因此农副产品成了出口换汇，偿还债务的唯一手段。这也是所谓苏联逼债，造成粮食短缺饿死人说法的来源。

　　斯大林的死去也让毛泽东做起了成为共产世界领袖的春秋大梦。为此梦想，毛泽东拼命向一切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的世界各地共产组织提供援助，与苏俄（具体就是与赫鲁晓夫竞争）竞争。而这一切外援所需的硬通货也是要用从中国人嘴里省下的农副产品来支付的。这一时期的北韩，北越等小兄弟就是在赫鲁晓夫，毛泽东之间辗转腾挪，获得了无数的好处，而中国农民的呻吟却无人顾及。

　　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共产世界的领袖，毛泽东需要向共产世界证明中国的实力，也就是间接证明自己有当共产世界领袖的能力。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把易于比较，易于显摆的钢产量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以期在单个指标上短期内超过英美，让世界折服。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方针：以钢为纲，纲举目张。毛泽东对现代科技，经济几乎是一窍不通，既没读过，也没见过，但身居神位，却要无所不能。这种只顾一点，不顾其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能适应现代复杂的，互为因果的经济结构，其结果当然是异常苦涩的。尽管全国倾尽全力，甚至连中NAN海里也建起了炼钢的土高炉，老百姓连家里的铁锅，铁铲也捐了出来，但到了1959年初，颓势已显，在年中时，彭德怀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已经拿这来说事了。虽然毛泽东还是硬撑着搞了了一年多，但在1960年的冬天不得不黯然收场，留下中华大地上的满目苍夷。（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时还提出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作为小学生我还学习过，结果依然是吃饭要粮票，全国粮食紧张，什么都紧张，纲举了，目却呆了！）

　　1991年我在江西将军县兴国参加一个调查时负责环保及教育方面材料收集。在出发之前，我得知兴国县水土流失很严重，当时觉得很诧异。因为身为江西人，深知江西雨水，阳光充沛，植物生长迅速，怎么可能和干旱少雨，植被稀疏的西北一样产生水土流失。记得当年中小学放暑假时，一个月的功夫，连操场上都会长出一人高的茅草，这土怎能流走？

　　到了兴国县一了解，当地的水土流失还真是很严重，四周都是荒山秃岭。和环保局的人谈完，查完资料，才明白个中原委这兴国县本是江西南部的一个边远山区小县（不边远，毛泽东的人马也不会到这来啊。兴国县出了50多个中共的将军，是仅次于湖北红安的将军县。但代价是有名有姓的，参加红军死亡的人员就超过5万人，要知道，当时整个兴国县人口不过是十几万人，基本所有成年男子都被搜刮一空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县还出了50多个国民党的将军，真是奇妙的地方），在百余年前还是森林密布，猿啼虎啸的地方。当地居民烧水做饭基本靠枯枝落叶就够了，生态可以正常循环。到了1958年，大跃进开始，大练钢铁，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燃料，仅靠枯枝落叶是不行的，于是乎大量的森林树木被砍伐成为燃料，森林消失。大跃进下马，老百姓还得吃饭喝水，总得有柴烧，树都没有了，枯枝落叶当然也没了。当时也没天然气，煤也用不起，老百姓先是把树根刨出来烧，接着把草根刨出来烧，没了植被的保护，大雨一来，土壤就被冲走，南方难以想象的水土流失就产生了。

　　最近看CCTV9频道纪录片一个颂扬广告，说是闽西一个地方水土流失，经过治理现在好起来了，看了说话人的年龄，估计这水土流失也是60、70、80年代的事，估计和兴国水土流失是一个原因。

　　兴国县给出的治理办法就是通过北京的兴国籍将军们为兴国搞些国家扶助，用这些扶助为百姓提供煤炭，使他们不再挖草根，植被长起来了，水土流失问题也就没有了。在江西其它地方，情况也差不多。我每年回地处赣中的老家扫墓，在90年代还是光秃秃的山丘，近年来草木疯长，以至于今年清明节时几乎迷路。原因也是过去百姓要砍伐灌木，刨取草根作燃料，现在农民也主要使用煤气做饭烧水，树林、草皮得到喘息休整，随之各种野兽也多了起来，野鸡、野兔、麂子、野猪也随处可见，甚至偶有老虎出现的传闻（去年这个时候曾经带着我的德国黑背夜宿江西宜黄华南虎保护地鱼牙嶂山顶，基本可以判断这里不可能有老虎生存的足够空间）。这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是要向大家说明，大跃进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左右，高潮不过一年多一点，但它的危害持续了很长时间。大自然需要近三十年的时间才从这一年的疯狂中恢复过来，而不能恢复过来的是那些逝去的生命，摧毁的房屋，消失的文化！

　　要说到大跃进，就要从1958年的南宁会议说起，因为大跃进的号角就是从那吹起得。前文已经说过，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因为赫鲁晓夫请求他的援助，看到了赫的弱点，似乎有了在国际共产世界纵横捭阖的机会，做起了成为国际共产世界领袖的春秋大梦。当他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听到赫鲁晓夫计划在15年内超过美国时，他提出中国在15年内超过英国。在毛泽东的眼里，钢能造枪造炮，以为只要钢产量上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上去了，人家就要听他的了，这是后来“大炼钢铁”的起因。

　　另外，毛泽东借着“大跃进”，希望把国家的行政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出一口久被刘周等人排挤出日常事务操作的恶气。因此，毛泽东先是在1958年1月在杭州罕见地点名批评周及陈云，接着在南宁会议上公开羞辱周，说周及其助手们太保守，以至于周不得不做出检讨，承认保守。凤凰网上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先以“红而不专”嘲讽，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红了……如反冒进”。所谓管“实业”的人，是指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被毛泽东批判。

　　在会上，毛泽东说：“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为民革的常委、张为教育部长）。毛泽东提及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修改后发表），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此话一出，谁还敢讲话？周恩来被迫检讨，毛泽东的怒气稍减。但在3月的成都会议，毛仍批他，并鼓吹“不断革命论”。

　　从上面的引文中，大家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发泄在1957年受到的压迫，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证明前文所说，毛泽东在1957年的反右根本不是策划好的阳谋，而是一场不得已的走麦城。

　　在广西党史办的官网上我找到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于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8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等三篇材料，是作为被批评的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柯庆施（当时上海第一书记）在1957年12月25日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长篇报告等三篇材料却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极为赞赏的材料。在会上柯的长篇报告还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月15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比下去了”，“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并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说：“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柯庆施的表扬，使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恩来，在当时，曾经对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主席，你看我是否还适合继续做总理一职。”这就是后来有人撰文说的“柯庆施曾险些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位置”的依据所在。”

　　凤凰网上在上面引用文章结束时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原想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任总理，但因周恩来认错而作罢。在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柯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等是狂热支持者；1958年5月，柯庆施、李井泉进入政治局。”

　　凤凰网上的文章把毛泽东没有撤换周的职务原因归结于周认错服输是明显的遮掩。因为在随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周被迫再一次做检讨。这说明毛泽东对周在南宁的检讨还是不满意的。而且，以毛泽东的性格，做事的手段，一个他如此不信任，不喜欢的周如果完全能让他玩弄于掌股之中，他如何会让他如此便宜，如此逍遥，后来的彭德怀也认了错，刘少奇甚至希望回家做农民，毛泽东也没有放过一个。看看毛泽东还要仰仗苏俄的时候，就能让王明去当妇联主席的招数，就知道毛泽东不是不想撤了周，而是不敢。周明着问毛泽东是不是要撤自己的职务也是明显的以退为进，甚至是一种威胁的手段。在中国官场上这种手段也是常见的。周能以这样的姿态和毛泽东说话，也说明周的实力是可以和毛泽东叫板的，知道毛泽东不可能撤他的职。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实际情况是，此时的毛泽东亲自出马主持日常工作，依靠他的一些铁杆如前面所说的李井泉，吴芝圃，柯庆施，陶铸等，在全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希望通过这个运动证明自己不仅只会弄权，也是会搞经济的，以其壮大自己的实力，彻底打败刘、周。而刘、周等基本是冷眼旁观，当“大跃进”的问题显现出来时，刘、周就拿这说事，这也是理解庐山会议，理解为什么河南信阳，四川，甘肃，安徽，山东这几个省的领导，作为毛泽东的心腹会因为饥荒下台的钥匙。

　　所谓“大跃进”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8年3月中共成都会议后吹响号角，一直到1959年的8月庐山会议，是最疯狂的阶段，所有的“卫星”都是在这个阶段放的，全民大炼钢铁也是这段时间搞的。第二阶段是1959年8月至1960年冬，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成功搞倒彭德怀以后，在党内及军内大搞反“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是肃清彭的势力，与一般民众牵涉不多，在经济上毛泽东基本是为了颜面竭泽而渔，继续推动钢产量和公社，结果当然是越来越坏，到1960年冬不得不黯然收场。而“大跃进”的内容可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在农村主要口号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将所有原来农民集体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变为实质上国有的公社，农民不仅不再拥有土地，甚至农具，家具，厨具，房子也被收归公社。私人不再允许自己烧饭，所有的人都必须吃食堂，这就是“大办食堂”的由来，常常是几百号人一起吃饭，场面宏大，煞有共产主义风范，深得领导欢心。但有些农民必须翻山越岭去食堂吃饭，最过分的有的农民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到食堂，一天的时间只够跑两顿饭。食堂做饭的燃料也必须是大的木材，以往人家烧饭用的枯枝落叶不再能满足需要，大办食堂成为过量砍伐树木的一个原因。当然树木也被作为大型猪场烧煮猪食的燃料。当时各地竞相成立“万头猪场”，将原来在各家散养的猪集中在一起饲养，烧煮猪食的燃料远远超过私人散养时的所需的枯枝落叶，但是对农村环境造成最大破坏的是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这也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对工业方面中提出的唯一任务。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东急于在国际和国内证明自己的能力，想当然的把钢产量当成工业化的火车头，提出在1958年底要达到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而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8月17日，而到8月底，全国的钢产量不过才400万吨，剩下的4个月里，却要生产出670万吨钢铁，是过去的8个月的1.5倍强，而全国的铁矿石，焦炭，炼钢设备并没有大的变化，这对正常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不过，这难不倒英雄的共产党员们的。为了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造假开始，到1958年12月19日，据说从不造谣的《人民日报》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这个奇迹是如何完成的呢，那就是发动全国民众炼钢铁，铁矿石不够，就把家里的铁锅，铁铲，锁头，围栏贡献出来做原料；现代化的炼钢设备不够，就拆了城墙，古迹，搭起土高炉；没有煤，就砍树，上到Z南-海下到小山沟，神州大地到处燃起炉火。到了，1958年底，奇迹果然产生了，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数字出来。但后来官方也承认，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官方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但官方的检讨当中根本就没对这次疯狂的行动对环境的破坏进行描述。前文已经说到我老家江西的情况，很多网友也提到他们的家乡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介绍一篇博文大家可以看到，将森林一扫而空的情况基本是全国性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fa915010085kw.html），而这种破坏，到现在我们还在承受。

　　如果在网上输入“大炼钢铁”，朋友们可以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笑话，但当我读到下面这个故事时，我真是惊讶当时人们被洗脑、恐吓，愚弄及无耻的程度。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安徽，据说是当时最大的土炼钢炉：当地的干部命令民众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

　　这样的疯狂自然不能长期持续，全民大炼钢铁的闹剧实际到1958年底就结束了。虽然在1959年底官方也号称达到了1387万吨钢产量，实现了“大跃进”，但这更多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宣传，因为随着1960年以后大量工业项目下马，显示之前的数据都是假造的，就如同现在的GDP数据一样，是由领导说了算的，真拿它当回事，你就该倒霉了。

　　那段时间造假的疯狂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江苏省委办的《新-华日-报》7月7日报导：丹阳县两天办了四千多个工厂，全县计划办厂两万五千个。过了一个星期，又报导说镇江地区办厂十万个。此时，各地报刊也在为竞相乱吹。甘肃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河南省遂平县更是邪乎，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额滴神啊！）

　　在这么多学校出现的同时，各地也涌现了很多诗人，用很通俗，很大胆的语言歌颂他们必须歌颂的东西，为这场灾难抹上了一丝黑色幽默，但这丝幽默将被随之而来的旷古悲剧所吞噬！

　　随着农业社迅速变成公社（1958年6月，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社，到10月，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整个中国农村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在这篇纪实口述中，一个经历过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解体的村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大社”由嵖岈山附近的27个“合作社”、9000多户人家组成。“大社”成立之后，为了便于管理，领导就根据“中央有啥咱有啥”的想法，在“大社”里设了“农业部”、“商业部”、“财经部”、“公安部”、“林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军事国防部”、“文化部”等机构。那时候成立“农业大社”是跟人家苏联的农业组织学的。过了不长时间，我们这模仿“巴黎公社”改为“公社”，后来改名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那时候，听说要合并成“大社”，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乡里天天组织大家游行，喊着“跑步进入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每天夜里，人们都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锣鼓喧天地闹到天明，大家都盼着能早一点跨进共产主义。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大社的成立，群众自发除草、消灭麻雀，还准备了很多木材、银元、铜等着捐献。

　　公社成立以后就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建立了“棉花营”、“水稻营”，“红薯营”等，设了“团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干活的时候给每个人分任务。当时，大家都是集体住宿，集体劳动。还有卫生所，看病都不用花钱。

　　我那时候年龄还小，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大食堂”吃饭。刚开始，成立“大食堂”说是“为了把妇女解放出去”，后来就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都交公了。干完活，食堂已经做好饭了，能直接去吃饭。我家就三口人，一共不到二亩地，一年下来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家里比较穷，从小没吃过白面馍，吃的都是黑窝窝头。家里的玉米、高粱，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才舍得烙点馍。油盐都舍不得吃。而“大食堂”的时候生活很好，有馍有菜，“四菜一汤”，也不要钱，比在家里吃得好多了。那时候，我妈常说“共产主义好啊，不用发愁油盐酱醋了”。

　　公社成立后，在土山村建了个小学，全社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小孩都集中在这个学校学习。我当时读六年级，不交任何费用，全由公社出。每天上8节课，星期天休息。学习也不紧张，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同”原则上学。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下地薅草、逮虫、插秧，上山捡矿石、炼钢铁等活动。

　　人民公社的特色主要是“一大二公”：“大”主要是指人很多，几千户、几万户集合到一起，地也多。“公”是说“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人民公社成立后土地全部归公，大家一块种地，牲畜、鸡鸭都是社里集体养。个人家里不准养鸡养鸭——那时候家里的余粮都归公了，也没法养了。那时候，社员叫“劳动力”，上面是根据每个“劳动力”每天出勤多少，给你计算“工分”和发工资的。

　　不过，大食堂的“好日子”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后来浮夸风厉害，超过了几倍、几十倍的标准征购粮食。我记得日子比较好的时间差不多有半年多吧，慢慢就不行了，吃不饱饭了。四年后食堂便散伙了。因为吃不饱饭，群众干活也不积极了，收入也低了，公社最后基本上剩下一个壳儿了。

　　下面这张图拍的是穿着号码劳动的农民，旁边架着基干民兵的枪支，可以作为上面查岈山人民公社经历者诉说的证明。

　　既然公社建立，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优越性当然就要显现出来，所以各地在毛泽东的鼓励之下拼命的拔高粮食产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放卫星一浪高过一浪，从1958年6月到11月报道的各种“卫星”达39次。小麦最高“卫星”7320斤，玉米最高“卫星”35 394斤，水稻最高“卫星”130434斤，甘薯最高“卫星”567570斤等等。（各种卫星之最数据有些出入，不过不妨碍说明问题。）

　　既然产量这么高，上缴的粮食当然就要按比例提升。到1958年底，农民完成各种名目的粮食上缴任务以后，手中就没有多少余粮了，加上成立食堂以后的胡吃浪费，到1958年底到1959年初就有饿死人的现象出现。在地处中原的河南“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链接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而地处西北的甘肃通渭县情况更是严重“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因此，在1958年还在兴致勃勃和属下讨论粮食多了该吃三顿饭还是五顿饭的毛泽东在1959年3月不得不亲自向全中国五级干部（从省到生产队）写公开信，信中吩咐：忙时吃干（饭），闲时吃稀（饭）（此文可在毛泽东的第五卷文集中查到）。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完全知道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农民手里是没有什么余粮的。当时他的兼职秘书，水利部副部长李锐也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问毛泽东为什么出生农家，如何会相信亩产万斤的谎言。毛泽东辩解说是听信了钱学森的说词，所以信了。关于钱学森的故事我在我另一博文《让大师们见鬼去吧》已有描述及评论，这里就不再说了，焦点还是聚集在毛泽东身上好了，免得跑题。

　　现在在网上还经常能看到关于毛泽东是否知道底下事情，是否被欺骗的讨论。就我个人而言，这类讨论完全是不必要的。中共政权完全学习苏俄政权的控制手段，从上到下，“十人团”之类的安全眼线密布，任何情报都会很快上报，明目张胆，漏洞百出如“放卫星”之类的造假没有上级的放任，甚至是怂恿，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时尚的。毛泽东把责任推到钱学森头上不过是他一贯不承认错误，强词夺理，不承担责任性格的应急反应。建议大家想办法找到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看看，里面有目前为止我读到的最为详实可靠的关于这一阶段的史料。而在这篇文章里，我的重点是分析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关联，告诉大家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是杨先生的著作中所欠缺的。

　　毛泽东在1958年要达成三个目的，第一，在国内经济工作中取得成功，向刘，周展示自己的能力，夺回在国家建设当中的话语权。第二，向共产世界的小兄弟展示实力，第三，为军工企业，尤其是原子弹筹集资金。毛泽东为此三个目的采取的措施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我们从上面已看到，一味蛮干的大炼钢铁耗费了大量不必要耗费的财富。即使是炼出的有用钢材也主要用在满足军事需求及援外，转化为社会有用财富的也极少。我亲眼所见的70年代中国农村赤贫一片，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而60年代的农村比70年代还惨。现在的北朝鲜先军政策也弄得朝鲜民众民不聊生，新元帅上台带给他子民们的居然是让人民喝上肉汤这样一个伟大的让人掉眼泪的承诺，其原因也是和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大多的资源和财富用在军队和原子弹研发上面去了。现在的北朝鲜还能通过毒品和军火交易赚取一些硬通货，50年代末的中国统治者只能用肉食，水果，粮食这样的东西去换硬通货。那么，到1964年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花了多少钱呢？

　　我在中国网络电视网上找到如下资料：

　　“1964年1O月16日，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根据最近解密的资料，为了这枚原子弹的爆炸，中国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结合早前公布的模糊资料，中国在截止80年代初的整个核计划上（第一代核武器的发展研制与工业体系建设），投资相当于一个宝钢规模的钢铁厂――据此估计是300亿人民币。

　　中国的核计划在1958年全面展开，到了1962年，经过是否下马的讨论以后，转入决战阶段。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目标是小而全，根据资料，从铀勘探到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约107亿元人民币，按1981年的价格计算，约128.6亿元人民币。

　　根据以上资料综合估算，中国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建设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在数十亿人民币，最多达到80亿的规模；除此以外，包括核武装等其它开支，如核潜艇、导弹核武器开发等，总额是建设一个宝钢的代价。这是一个虽然沉重、却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不是真的“当掉裤子”了。”（链接　　http://news.cntv.cn/20110223/102366.shtml)

　　写这篇文章的人说的很轻松，大概是以现在的货币数量来衡量。要知道，在1957年，整个中国的GDP总值不过1028亿元，平均每日人不过168元（链接http://news.xnhuanet.com/ziliao/2003-01/25/content_707555.htm）。

　　300亿元意味着1.8亿人干一年就为了这颗大礼花，当然这些费用是从1958年至1964年的费用，但考虑同期间还有大量的军人，干部，外援都要供养，还有其它军工，民用设备投产，而1957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过303亿，到1964年，基本在400亿-300亿之间波动。

　　所以原子弹上所花费的代价根本不是当时中国能承受的。所有的这些花销加上浪费，最终都要中国的农民来承担，如果按照正常的收税，征粮来筹措，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时间恰恰是毛泽东没有的。“人民公社化”自然就孕育而生。而“公社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共产化”，讲白了就是一种对财富直接的掠夺，这对靠“打土豪”出生的毛泽东这伙人来说是最靠谱的，也是他们唯一懂得办法。通过“人民公社化”把农民的私人财产直接充公，广大农民变得一贫如洗（其实当时也有建立城市公社的想法，因海外反响太大，怕引起不稳而作罢，杨的《墓碑》中有描述），可以补充财政亏空，原来私人所有的养殖、水果也变成了国家的，从此水果、肉类变成了紧俏货、奢侈品，因为绝大部分被出口换汇，少部分供应高层享用。通过大办食堂，禁止农民私人开伙做饭，不仅能够更好的控制民众，而且可以使扣克粮食之事易如反掌。这些扣克下的粮食或被出口换汇买设备，或供养军队，干部，或在国际上送人收买人心。至于农民的死活，视人命为草芥的毛泽东怎会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权力稳固，一统世界的大业成功。

　　这种阴险、疯狂的想法毛泽东又如何能直说，因为在1957年农民负担已很重，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已有饿死人的现象，毛泽东不可能直接下令提高粮食征收指标，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大量饿死人。这会成为刘周攻击他的口实。而当浮夸风一起，各级官员纷纷报告高产喜讯时，调高粮食征收指标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毛泽东非但不戳穿各级官员的造假，相反还提拔，表扬吹的最凶的官员，使得浮夸风愈演愈烈。在浮夸风最早起来，（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报导了「遂平县嵖岈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530斤」的「高产卫星」。随后引来数十万人参观。）也是最烈的河南，其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在广州农运所里毛泽东的学生吴芝圃，也是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最坚决的省委书记之一。《人民日报》首推，各地互动，领导赞许，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的口粮也被收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发生。

　　由于连口粮都被扣克，在1959年春夏之交就有很大数量的农民死亡（很多农民死在水利建设工地上。）各地颓势已显，毛泽东的焦躁是必然的。本想露一手，不想露了丑，毛泽东此时对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都是很敏感的。当1959年8月彭德怀在庐山带头向毛泽东发起质问时，预示着风雨来临。庐山会议的诡异风云一直遮盖到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

　　官史上一直把庐山会议作为一个偶发事件。说本来毛泽东是想改正错误的，彭的万言书激怒了毛泽东，结果错误没改，越发严重，直至引起大饥荒。

　　官方这样说，无非就是要把大饥荒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的性格，极力把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悲剧与体制撇清关系。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后，以及在整个60年代，70年代的表现来看，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准备承认错误，而且他在1958年的方针一直延续到他的死亡，没有丝毫改变。大饥荒造成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体制穷兵黩武，用无数人的生命换取了原子弹，换取了军事工业和军队。这和苏俄、北朝鲜的大饥荒的原因如出一辙。

　　庐山会议吊诡之处就在于，毛泽东的几个秘书，田家英，李锐，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是毛泽东的前秘书）都卷入了此次风波。彭在写“万言书”前和这几人经常长谈。以我的了解，毛泽东是相当提防自己的秘书和别的领导人交往的，以毛泽东对情报系统的掌控，又如何会不知道他的秘书和他从来不喜欢的彭混在了一起。

　　最为吊诡之处就是在毛泽东身边混了十几年，深知毛泽东心胸狭窄的田家英居然也趟了这趟浑水。最后田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过关，没有追究，但最终在文革前夕被撤职，感觉大祸临头的他知道毛的手段，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会很惨，索性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倒也免了许多羞辱。李锐和周小舟下场都很惨。李锐坐了十几年牢后熬到了文革结束，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但中间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有意无意隐藏了很多秘密。周小舟则在会议后被撤职，后死于文革。毛泽东的秘书及前秘书集团性的为反对毛泽东的对手提供炮弹，真是匪夷所思，而后其中的人还有能逃过此难不予追究，更是让人不可想象，这里面必然有猫腻，大家可以深究，一定能挖出很多猛料来。

　　官方史料上把彭树为民请命的硬汉。这就像极力把周恩来树立成爱民如子的好总理一回事，不过是告诉大家这个团伙里还是有好人的。现在我们知道在60年代初，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提供给茅台酒厂上千吨粮食酿酒，60年初茅台酒产量不降反升。从众多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这茅台是中共高官们的最爱，这血茅台给谁喝了咱们都心知肚明。（闲话一句，在皇帝时代，大荒之年，官家会明令禁止酿酒，以省出粮食救命）。从这彭一生履历看，从打土豪，肃反，内战，朝鲜战争一直到整肃刘伯承及粟裕对人命也从来没爱惜过，对待自己的同志也是大下狠手的主，对权力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如果仅仅是因为对老百姓的怜悯而奋不顾身反对毛泽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彭不过是一个经常以大老粗示人的精明政客，不然他如何能打倒毛泽东钦点的粟裕而换上自己的心腹做总参谋长以图把握军队呢？在庐山批彭时，毛泽东也极力诉说彭的狡猾，甚至向全体会议代表发出威胁，说：我不相信解放军就听你彭德怀的。如果解放军真的都听你的，大不了我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一方面，毛泽东是赤裸裸的向党内高干们摊牌，又不然你们站在我这边，要不然站在彭一边；另一方面也说明彭在军中的势力已经大到让毛泽东已有所忌惮的地步。

　　综合上述，这彭德怀上书之事，绝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后面一定有自己的考量，没有一定的支持，彭是不会走这步棋的。彭的自信，一方面肯定来自对军队的掌控力，虽然他来了庐山，他的亲信总参谋长黄克诚还留守北京，手握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另一方面，肯定有其它党内大佬的支持，这些大佬们除却周和刘，我很难想象会有其它人。彭本身与刘在红三军团时共事，关系一直不坏，周本来就是彭的老领导，三者在1959年的利益相关，不合作的理由很少。彭的上书，可以看成是一次刘周彭趁着大跃进遇到挫折，试着向毛泽东提出的一次挑战。毛泽东的秘书们集体为彭提供攻击毛泽东的子弹这件蹊跷的事情是不是毛泽东故意安排的？如果是的话，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干？刘和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通观1959年庐山会议已披露的材料，基本上和庐山一样，总是罩在云雾之中，藏着太多的机密，还需要后来人解密。

　　毛泽东化解这次挑战的办法是，首先将黄克诚调离北京，上山开会，使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从彭的手里拿开，然后急调林彪上山，与贺龙一起围攻彭和黄克诚，让彭、黄尝到了一年前刘伯承、粟裕吃过的苦头。（彭因为在1946年到1949年统领原贺的部队，产生了很多矛盾，也是毛泽东洒下的种子）。同时，与刘周摊牌。记得看过一篇回忆录，毛泽东连夜召集刘、周开会，刘吃了安眠药正准备休息，是被人扶着摇摇晃晃参加会议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周，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也是中共领导干部当中的一个特色。我曾写过一篇博文《领导们为什么睡不着觉》，对此现象做过一些分析，大家可以参考）。在这个会议后，刘、周积极参与了对彭的批判。他们二人甚至出面动员别的高级干部对彭进行揭发批判。刘在后来的会议中就揭发过当年和彭在红三军团长征中共事的一件往事，以示彭表面憨厚，实际精明算计。刘还出面做红三军团同事黄克诚的工作，示意黄批判彭，以换取前程，被黄拒绝。

　　毛泽东是如何向刘周摊牌，以使得刘周抛弃与彭的结盟转而拥护毛泽东我不得而知，相信随着史料的慢慢披露，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但刘周为了保护自己，放弃了和彭的联盟，转而拥护毛泽东，使得毛泽东能够打倒彭，撤销了彭的军委常务副主席的职位，代之以毛泽东的亲信林彪，总参谋长的职位也换上了毛泽东的心腹罗瑞卿，至此，刘、周、彭铁三角被打破，毛泽东在军队控制方面开始占据优势，刘、周的命运逐渐被毛泽东所掌控，直至被各个击破，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私、短视将会给自己带来的杀身之祸，仍然积极奔走在批判彭德怀的第一线，为早已准备好屠宰他们的刽子手呈上洗剥好了的羔羊，以洗白自己，显示忠心，虽然若干年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洗剥好了的羔羊！

　　庐山会议以毛泽东的全胜结束，彭及他的亲信们被撤职，接下去毛泽东在党内及军内掀起了抓“右倾分子”的浪潮，借机清洗了一批与彭亲近的干部。在经济上执行更疯狂的大跃进政策。但这种疯狂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虽然号称完成了钢产量1300万吨，如何完成的却语焉不详，至少没有了全民炼钢的搞笑场景。农业方面仍然执行高征收，大办食堂，大修水利的政策，甚至变本加厉，比1958年更加严酷，很多地方基本上是秋收刚完，交完各种征收，农民手里就已经没有了粮食，就要向上面要救济粮。而各级官员怕以前吹的牛皮被戳穿，影响自己的前程，大都默不作声，并不向上级反映农民的要求，致使很多农民从1959年秋天就开始断粮，加上不准自己开伙，收集到的野菜，野味也要交到食堂，再加上大修水利等重体力活，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大批农民被饿毙，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的考证，这一年至少有超过两千万人饿死，占了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总数的一半以上。（杨经过详细计算，认定整个大饥荒时代中国死亡人数至少3千7百万以上，而且是很保守的计算.）

　　造成这么骇人听闻的死亡数量的各种原因中（讲实话，饿死恐怕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一种死法了。本人曾经有一天没吃早餐和中餐，到晚上已是饥肠辘辘，晚饭时狼吞虎咽。想想连续一两个月没有吃的会是什么境地，而且逃无可逃，到处一样，真让人不寒而栗），“反瞒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反瞒产”指的是上级认为实际产量高，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愿意如实上报，隐藏了很多收成，上级就派工作队下去搜查，找出隐藏的粮食。这一招很像当年列宁派征粮队下乡抢粮的行为。杨在《墓碑》中透露，“反瞒产”的始作俑者是时任广东海南行署书记的赵紫阳。赵的报告经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推荐，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全国推广，从此农民留下的一点救命粮被抢走，很多干部、社员甚至被吊打而死。赵从此走上省级干部的岗位，而死去的冤魂则增加了成千上万。不是我要有意打破大家仅存的美好幻想，历史的真相是如此的残酷，正视它需要非凡的勇气！

　　在查找资料期间，我看到很多资料，这里节选一些下来，以便不太知道这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阅读。在河南，“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链接　　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

　　在甘肃通渭县，“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60]检二字第054号，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山西寿阳，“山西寿阳事件：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从这些资料里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农村的“反瞒产”的本质和残酷，以及人类在恐惧和贪婪的驱使之下很快会变成野兽。

　　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从1960年春就开始慢慢揭露，最早的是河南信阳事件，后面有甘肃的通渭事件，中宁事件（当时宁夏属甘肃），山西的寿阳事件，还有安徽无为事件等等。当我阅读这些资料时，几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惨剧被推到国民党反动派头上，从地委书记以下都被打成了“反动派余孽”。“1960年12月，当时的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试图将饿死人的事件嫁祸于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和富农。

　　毛泽东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借口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毛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

　　“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

　　时任河南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在《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中写道：“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同样在甘肃通渭大量饿死事件被暴露后，“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些文件由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披露）

　　当然谁都知道这不过是毛泽东推卸责任的说词，因此在几年以后这些被判刑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都被放了出来，或任闲职，如通渭县的第一书记席道隆最后就在甘肃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并一直享受国家退休干部待遇。（杨继绳采访）那些在一线冲锋陷阵，为毛泽东卖命的地区、县委书记们不免有兔死狐悲之心，对毛泽东的不满自然会体现在行动上。我在搜寻“七千人大会”资料时，发现在百度百科上有这么一段讲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会的原因。（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92.htm）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各地干部不再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他们也会倒霉，毛泽东的话不是很管用了。第二，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中央有错，但还想沿用过去的老套路，希望通过延安整风的办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实上毛泽东在7千人大会上做的道歉不过是认为自己不知情，责任主要还是推在执行者身上。但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与会者不敢与毛泽东公开说毛泽东的道歉不够，就转而向毛泽东的几个骨干开火，使得这些人先后被撤职。第三，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对自己在党内高级干部的威信已不自信（估计毛泽东对高饶事件和反右事件中吃的亏还心有余悸）,但对自己在下层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自信的，寄希望扩大与会人员范围，让底层的干部参加会议以抵消刘周在中高层干部上的优势（文革利用更低层的人打倒毛泽东不喜欢的官僚阶层雏形，根源可回溯到毛泽东在1927年利用乡村流氓打倒乡绅的做法）。

　　不曾想，在大会上，刘公然向毛泽东叫板，否认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即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实际是直指毛泽东是祸首了。而让毛泽东惊恐的是，与会代表们几乎都默认了刘的说法。省委书记中毛泽东的几个主要支持者如吴芝圃（河南）、曾希圣（安徽），张仲良（甘肃）、李井泉（四川）受到了集中攻击，这时，只有林彪跳出来支持毛泽东。可以说，没有军队的坚定支持，毛泽东是撑不过这场风波的。刘周失去了彭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已经没有战胜毛泽东的可能性了。

　　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在全国布局，希望把毛泽东重新推上高高的神坛，不要乱说乱动，自己掌握实际的权力。（说心里话，这刘周与毛泽东共事这么多年，仍然看不出毛泽东的嘴脸，不知权力争斗的残酷，实在是智力、历史知识都有限）。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也对全国掌握实权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统统失去了信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中要打烂除军队外所有机构，让造反派夺权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帮经过十几年严格洗脑的年轻人已完全将毛泽东看成了神，毛泽东可以完全控制他们。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些被洗脑彻底的信徒们彻底掌握国家的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图，使中国真正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刘通过造神而上位，但他不知道，神一旦上位，就是需要祭品的，这造神之人往往会成为最大的祭品。否则，很难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摧毁所有的权威机构，自毁长城，迫害为他卖命的各级干部的奇怪行为。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还注意到，当时“中央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而在1961年，国内很多工业项目下面，大批人员回乡，这就是著名的“下放”（这个词已是我童年里经常听到的词语，父母的很多同学、同事、老乡曾经历这些遭遇）全国有1千万人返乡务农，这说明1962年需要粮食供应的人口至少比1961年少，而且大量工业项目下马，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原材料也应大大减少，所需粮食应该大量减少才是，为什么不减反增，还需要比1961年征调更多的粮食？多征调的粮食明显不是为了供应增加的城镇人口的，而且，当时各级官员都知道大面积饿死人，却还要不顾民众的生死征调更多的粮食，这不是明显的让更多的农民饿死吗？

　　前文中在谈原子弹所耗费的资金时，引文中曾披露1962年当局曾讨论是否原子弹下马，说明原子弹研制所需资金极大（前文已分析过了），已经让当局难以为继了，因为为了筹集这些资金（硬通货，以便在国际市场上支付购买研制原子弹所需原材料），中共只有增加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换取硬通货。而1961年已经大量饿死人，还要不要继续征调粮食，加大出口力度才是1962年当局讨论的原子弹是否下马的主要原因。而这增调的粮食必然是为原子弹研制筹措资金，否则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毛泽东知道，手里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在国际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有了做共产世界领导的本钱，他的权力才有更好的保障。

　　图中是青海海北州海晏县原子弹研制基地的主办公大楼，我在2010年夏天访问这个被废弃的基地时，这幢建于50年代末大楼里老式电梯还在运行，楼体墙厚达半米，历经50多年的地板依然完好无损，可见当时的做工，材料多么精良，耗费是多么巨大。如今整个金银滩依然遍布当年的实验设施，有独立的电厂，还有独立的生活区，规模极其庞大。

　　从时间上看，1960年初已发现大规模饿死人现象，为此在1960年就先后处理了山东、河南、甘肃三省的一把手。可以肯定，毛泽东、刘、周是知道实际情况的。而在接下去的1961年、1962年中，一是继续采取公社化政策，大办食堂，绑住农民的手脚，扎住农民的嘴，二是继续加大粮食征调量，这基本是有意要加大死亡数量的路数。我在查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前后的历史时发现，曾在1961年初在安徽省试行包产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到1961年秋，安徽粮食产量增加了近40%。曾在采取这一行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同意在小范围内悄悄地进行。但在1961年12月，毛泽东要求曾取消这一政策，曾居然不同意，认为农民刚好一点，还是让农民接着搞。结果曾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在转年的7千人大会上遭到猛烈批判，被免去安徽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就是省内饿死的人多，搞包产到户。而安徽饿死人很多这件事其实在1960年就有大量事实披露，但曾非但无事，还接替同样因为饿死人多而下台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兼任两省的省第一书记，可见曾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

　　从毛泽东对曾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农民的死亡是无动于衷的，对能增加农民存活机会的办法不感兴趣，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杨继绳在《墓碑》中计算出，大饥荒饿死3700万人以上，少生了4000多万人，两项相加已达到8000多万，加上历次运动被杀的人，离一个亿就不远了。曾经网上传说的《中苏秘密协定》中规定中国需要减少一亿人口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难道说真有这个协定？

　　总结起来，农业上的错误政策及体制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产量下降，而穷兵黩武，耗费大量资金资源打造核武库，以至于民生凋零，饿殍遍地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90年代末发生在北朝鲜的大饥荒和中国的大饥荒如出一辙，而当局的冷酷、残忍让我现在想来还是不寒而栗！至于是不是有意要这样做，以达到减少一亿人口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从1961、1962年中共的政策来看，是符合这种猜想的。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现象是那些最先暴露，也揭发最深的大饥荒事件的省委书记都是毛泽东的爱将，而既是毛泽东的爱将，同时又和刘周阵营中的主将邓小平关系良好的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虽然罪孽深重（四川一省饿死人数就过千万，超过全国饿死总数的四分之一）则不仅被揭露的晚，而且在事件披露出来后还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七千人大会上李遭到严重攻击，与会代表强烈要求追究李的责任，而后邓亲自参加对李的批判会，保李过关。由此我对这几个事件的过程和背景做了一番研究，从中发现了事件背后刘周势力的背影。

　　前面提到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治下的安徽，1960年死亡人数不少于山东，没有被刘周势力打击（周早知安徽大量饿死人）反接替了舒同的位置，身兼两省一把手，原因不仅是曾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同时也因为这曾希圣是周长期的部下，原军委及南方局的干部，周是不会选曾开刀的。

　　反过来，河南的吴芝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先看看河南信阳事件是如何爆发的。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部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但他们排除万难，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毛泽东。26日，毛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

　　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吴芝圃最终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并肯定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这里面可以看到，事件被揭露是从国务院系统开始的，习仲勋和董必武是发动者，这两人与周的关系非常亲近。李富春在法国时就是周的伙计。当1962年毛泽东指使康生出面，假小说《刘志丹》之事攻击习之时，周出面保护了习，使习避免归于“敌我矛盾”，而后能够东山再起，要不然当朝太子怕也是别人了。而王从吾、徐子荣、安子文全部是刘的人马。在文革中徐死于非命，王、安两人都被关押十年。毛泽东不过是在刘周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处罚了吴，但还是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吴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平级调任中南局任管文教的书记。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闻名的甘肃通渭事件是如何爆发出来的。杨的《墓碑》中是这样叙述的：“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经中共中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

　　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做了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认为信阳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兰州会议认为，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

　　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有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我们可以看到，通渭事件发起的时间和河南信阳事件是一样的，都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过程也差不多。来自北京的压力是不是来自国务院或中监委，文中未提，但肯定不是来自毛泽东。到1960年12月前，基本是按毛泽东定的调进行处理，反右将责任推到当地干部头上，而且这些干部还是国民党（用时髦的话说，这国民党真是躺着也中枪）。甚至当地干部采取的一些救命的办法（保产到队，开荒种粮等这些方法后来刘周在调整期也同样做，又变成好的了）也被作为罪状。真正事件得到处理的是在1960年12月西北局的兰州会议上，张仲良被当场免去省委第一书记，改任第三书记，全面救助才开始。而这时的西北局第一把手正是刘的嫡系刘澜涛。

　　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查找资料中，看到这期间还有一个“山西寿阳事件”，事件官方描述是这样的：“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

　　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县死亡349人已经是非常少了，而这样的事件被挖掘出来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典型，实在费解。我查了一下当时的山西省第一把手的姓名，陶鲁笳，原北方局干部，刘的部下。

　　在1960年底同时被处理的省委第一把手舒同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也和刘周没有很深渊源，所以很快被抛了出来，也成为毛泽东刘周恶斗的第一批牺牲品。

　　同样在这一时期执行激进路线，发掘出“反瞒产”血腥政策的广东省委第一把手陶铸，尽管在富饶多产的广东也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看过一个材料，原红四方面军的军长何畏也在广东老家饿死），难民涌向香港，造成了国际影响极大的逃港事件，因为与刘关系良好也安然无事。

　　综上所述，我可以肯定，刘周对下面的现状实际了如指掌，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以后，有选择地挑选毛泽东的亲信掌管的省份进行揭露，以打击毛泽东。毛泽东在这种有组织的打击揭露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以至于在7千人大会上道歉，从此也交出一线指挥权，刘周人马重新走上一线，这一回合以刘周大胜结束。（但在这场斗争中投靠刘周势力的大员们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陶和曾被整死，李、张、舒虽然也被批判，但无性命之忧，都安然度过了文革。吴在1967年死于医院，没受多大冲击）有的读者肯定会说，我在用阴谋论看待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要救命于水火。以我读过的资料来说，刘周二人对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漠视的。我在凯迪网上看到一篇吹捧李井泉的文章，资料很详尽，出处应该是可靠的。原文如下：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作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

　　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注意，这里讲的是1961年初，全国粮荒死人已是普遍的情况，刘周早已心知肚明。年初，正值春荒阶段，从任何地区调粮都意味着那里的人得饿死。不是去海外购粮渡荒，不是停掉核武器实验节省资金，而是要求从早已大量饿死人的四川调出粮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行为了。而四川省委决定调“死角粮”的说法更让我惊悚，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就是：把交通不便，外人难以了解地方的粮食调出，因为那里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作为人是很难做出这么冷血的决定的，但这些人做到了！我可以想象，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被饿死的人一定很多，有知道情况的网友可以提供情况。

　　周的冷血还可以从同一篇文章中读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却过着“只见猪儿跑，却吃不上猪肉”的紧巴日子。那时，中国工业尚不发达，给苏联还债主要靠农副产品，而粮食产品价格很低，只有靠大量出口生猪和肉食品。为此，数千万头川猪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为了保证出口，毛泽东带头不吃猪肉。周恩来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向全体同志宣布说：从明天起停止吃猪肉，起个示范作用。李井泉立即打电话给省委，转告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四川要大力支援国家外调生猪和肉食品的任务。各机关、企业、军队吃肉标准一律降低，吃得少的也要压缩。”

　　当时，四川农民的年均口粮已经降到最低限，增加养猪，势必增加粮食消耗……周恩来听到李井泉有关饲料粮不足的情况汇报后，先后调拨了10亿斤专用粮，支持四川大力发展养猪事业。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

　　到了1962年，由于严重缺粮，四川全省的生猪围栏数已经下降到1250万头。注意这个数据，“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而1959年到1960年恰恰是全国，也是四川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苏联逼债现在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的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主动向中国提供无息贷款买粮食救灾，但被毛泽东拒绝。

　　人可以饿死，猪不能不养。中国人的命在周的眼里是轻于猪肉、茅台的！所以1960年刘周选择山东、甘肃、河南发力，不是他们不忍见到人民的死亡，而不过是看到了一个打倒对手的机会。刘在7千人大会上猛烈抨击曾希圣的包产到户政策，在安徽、甘肃、河南采取的整顿措施甚至比以前还左，农民并不比之前更好过，1961、1962年照样有大量农民死亡。直到1963年，情况才开始好转，1964年大饥荒才完全结束。很巧，这一年，原子弹也爆炸成功。我推断，1963年应该是随着原子弹研究接近完成，资金需求增幅逐渐减少，到1964年基本停止增长，老百姓才终于有可能吃碗饱饭了。至于关于天气，关于还债，关于天真造成大饥荒灾难的说法，都是些骗人的鬼话。

　　关于毛泽东在60年代不吃猪肉的事是真的，不过人家开始吃牛肉了，当然鱼、海鲜还是毛泽东的最爱，水果也同样少不了。被忽悠当然是中国子民的特权。

　　重新被供上神坛的毛泽东怎会甘心大权旁落，冥思苦想之后，不待饥馑过去，毛泽东在1962年就发起了反击。这就是大家不太所知的社教和四清运动。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周是尽力把动荡控制在农村干部以下，即他们的官僚队伍之外，因为他们知道这支官僚队伍是他们的依靠。而毛泽东发动“社教”的真实意图是利用群众对官僚队伍的不满（这种不满本来就是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引起的，而毛泽东经常性的将官员抛出作为替罪羊，使得这支官僚队伍对毛泽东心生厌恨）夺回控制权。刘的这种做法如何能让毛泽东满意，尽管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根本没有区别。

　　矛盾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爆发。到了12月28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毛泽东拿着《党章》和《宪法》出现在会场，（写到这，我也忍不住要笑了，毛泽东居然会根据宪法索要权利！）对不安排他到会并发言大为不满，说他是党员、公民，有说话的权利。（刘在1967年也学了这一招，可惜，刘忘了，毛泽东拿宪法、党章有用，是有枪杆子在手，党羽尽失之时也用这一招只是会徒增笑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本是趁三届人大会议由刘主持，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而且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讲话时插话，毛泽东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让毛泽东忍无可忍的是，没有请示毛泽东，也没让毛泽东出席，会议居然就结束了。毛泽东大发雷霆，召回已在归途的各省书记们，继续开会。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作了检讨。说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接下来毛泽东对过往“四清”工作的所有政策进行了指责，全然不顾这之前所有政策都是得到他的支持和批准的，弄得中共从上到下的官员们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工作才好。（毛泽东的出尔反尔，赖皮打滚的流氓劲尽显无遗）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个大家在文革当中耳熟能详的名词）

　　《二十三条》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成为新的“四清”目标。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写到这我想起了雷锋在汽车驾驶室里学毛选的照片。刘文学拼死斗地主，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等极度宣传仇恨、暴力的文学作品也在全国大肆宣扬，文革的血腥种子又得到了更多的养料。

　　虽然名义上毛泽东取得了胜利，甚至毛泽东在党内的高层会议上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这样街头混混说的话。但实际上，1965年初的毛泽东是打不到刘的（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呐！），不仅如此，矛盾公开化以后，“社教”，“四清”也处在偃旗息鼓状态。除了大家装模作样天天学毛选以外，1965年中国大地实际处在较为平静的状态。处于这种全体官员软抵抗之下的毛泽东也是有苦说不出，知道自己又被架上神位供了起来。

　　“社教”实际上是毛泽东希望利用被洗脑的农民和工人对官僚们的厌恨以及对自己的崇拜，从刘周手中夺回权力的又一次尝试。尽管失败，但毛泽东成功的把一个概念植入了中共的理论体系当中，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即使你出身好，功劳高，同样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当然，是不是走资派要由权力占有者决定。1965年的毛泽东还没有这种绝对的权力，刘周更没有，毛泽东在床榻欢愉之余思索着登上绝对权力之路。毛泽东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当然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方的力量，最终搞倒对方，是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主要工作。

　　1965年虽然在普通民众的眼里是难得稍微平静一点的年份，但实际上却暗涌着汹汹的浪涛，这浪涛最终在1966年将整个中国大陆拍碎，中华民族几乎承受了灭顶之灾。我先给大家列一下文革发动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大事记，一方面有利于不太了解文革史的朋友有个全局概念，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有个线索。

　　1965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竭力想另辟战线战胜刘，结果新战线的发令枪还是掌握在刘的手里，整个文革领导小组里只有康生是毛泽东的亲信，可见毛泽东在1965年7月对中共高层人事任命的影响有限。

　　在这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很多现在看来很左的，很模式化的文学、电影作品遭到了严厉批判。其中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抓壮丁》等。上面列的电影很多当时根本没有被允许公映，只有《早春二月》获得了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的机会，但并非因为它通过了审查，而是被当作大毒草，供全国批判之用。（当然，文革以后，这笔账自然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头上，虽然那时他们对这些批判根本插不上嘴。）

　　196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职，杨曾任红三军团政委，与彭德怀、刘少奇共事，后来又成为刘的副手，负责中共北方局，长期担任中办主任，是毛泽东的亲信。杨被发配到广州当省委书记处书记，12月到广州，三个月后又被贬为肇庆地委副书记，转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后杨又被归为“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给出的理由主要是“窃听毛泽东案件”（建议大家上网查查）同时说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那窃听事件发生在1961年，毛泽东在1965年底拿出来说事，其意味深长，后面我还会给大家解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而吴晗正是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彭真的亲信，这篇文章实际直指刘的大将彭真。

　　1965年12月，罗瑞卿总长职务被撤销。这罗瑞卿本是毛泽东的亲信，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49年后任公安部部长，长期负责毛的安全，在1959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以后，被毛泽东推荐接替彭的亲信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在此之前，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在家的彭德怀在1965年9月被毛泽东召见，然后被发到遥远的四川去视察国防工业及工事建设。（在此之前，本来就与彭德怀关系不错的刘曾提出让彭出来工作）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杨出身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长期下级，在华北军方有很大的影响力。

　　作为反击，文革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之前文革小组批判其它文化作品时实际和批海瑞的手法是一样的，现在却说起要以理服人了。（我想起那个城管要赶一卖艺的武僧人，武僧人不走，城管仗着人多，抄家伙要打，武僧人一头拍碎一块砖，然后城管说，出家人要讲道理，不要打打杀杀的段子了）。

　　作为反击的反击，2月2日至22日，在林彪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到3月底，毛泽东直接出面批评《二月提纲》；提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此时刘正带着夫人在国外访问。

　　4月10日，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

　　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因为在1966年5月16号公布），批判《二月提纲》。并改组了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彭真彻底垮台。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时任中共宣传部长，刘派大将）、杨尚昆四人作出组织处理。在这个会议上，刚从国外回来的刘主持了会议，并对彭真亲自作出了处理。

　　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通知》，官史上把这一天算做文革的开始。

　　有意思的是，在会议期间，5月8日，《解放军报》（注意，是军报而不是《人民日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8日，身为北京市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长总编的邓拓自杀；5月23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

　　吴晗后死于1969年，百度百科上是这样描写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相对吴晗的命运，邓拓的自杀无疑是明智之举。“三家村”集团中只有官职较低，与毛泽东较少过节的廖沫沙熬过了文革。田家英自杀是因为毛泽东怀疑田投靠了刘，解除了田的秘书职务。深知毛泽东整人手段的田立即自戗，不枉一世聪明，免受了很多苦楚羞辱。

　　与大部分人所知的文革有所不同的是，从1966年5月16日到8月初，刘、周、邓是文革的实际主持人。毛泽东一直到7月中旬才回北京，在外面呆了8个月。刘周邓在主持文革期间，除了搞倒了内蒙古的一把手乌兰夫以外，还在各省对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猛烈攻击，一大批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被打成“黑帮”、“三家村”，然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主要形式就是从中央各部派遣工作小组到各个单位接管权力，各个单位原来的当权者靠边站，工作组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批斗当权者和出身身份不好、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其形式一如土改、延安整风、反右。甚至比照50年代末的整风反右提出了打右派的比例。

　　以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蒯大富为例。从5月到7月他是被工作组批斗的对象，甚至被关了起来，当工作组撤出后他才被放出，成为全国出名的学生领袖。这一期间有为数很多的学生，教师被打成右派关押，批斗。

　　到8月，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1966年7月18日在外面晃荡了8个月的毛泽东回到北京，马上指责刘邓向学校派工作组的事，虽然这些事都是事先请示过他的。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8月4日，毛泽东在会上指责刘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

　　8月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将矛头对准刘邓。

　　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革进一步发动合法化。

　　接着毛泽东提出改选政治局，刘从常委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周、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8月18日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刘作为中共领导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从此陷入软禁。

　　此次，毛泽东在中央上层战胜了刘邓，但周依旧保持第三号的位置。

　　1966年8月，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事件，在警察的纵容、甚至是配合下北京数千平民被打死，这些打人者中不乏文革结束后以被迫害者面目出现的高干子弟。打人风潮也从北京蔓延全国，有两年的时间，全国的学校停课，学生们以造反为职业。

　　从1966年8月18号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引发全国性的大串联。到1967年8月，各地无法承受大批人员旅游的成本，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开展。

　　1967年初，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各地的夺权，造成了很多混乱，各派之间从争吵到打骂，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斗。著名的文革“武斗”从此爆发并持续了两年，我看到的资料里，陕西宝鸡的武斗在1969年2月才结束，死伤人数近5万人，死伤人数最多的广西南宁422事件死亡人数居然超过10万人，让人瞠目结舌。参战的各派都是高呼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相互砍杀、射击，和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高呼为了上帝互相掐脖子、砍脑袋一个样。

　　1967年1、2月间，在中共军委会议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当着中央文革成员的面对文革发展发表不满言论，主持会议的均为周恩来。虽然毛泽东出面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指责参与发言之人，此后，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被称为“二月逆流”。但参与者并未受到很大伤害，且1971年林彪出事后，毛泽东给这些赋闲在家的人重新安排了工作。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轰动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武汉军区的军队抓捕毛泽东的代表王力，而毛泽东就在王力住处旁。周恩来化装飞往武汉，陪同几乎不乘飞机旅行的毛泽东飞往上海。

　　1968年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金立（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卫戍区司令）被撤职逮捕。林的另一个亲信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在林彪主持下改组了军委办事处，另成立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其成员都是林的亲信。其后，办事组代替了军委。从4月1日起，军队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人。

　　到1969年春，毛泽东达到了基本控制全国的目的。四月，毛泽东召开了中共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成了真正的上帝。与会代表流着眼泪，狂热的喊着“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崇拜，毛泽东在此刻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在以上简约的概括里，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中毛泽东又一次试图利用“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掌握权力，但还是失败了。但在65年底到66年初的发力却成功了。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毛泽东的这次成功，所有的官史中都是语焉不详，都以党内生活不正常为说法。问题是，人还是那些人，组织也没变，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忽然能够在1966年2月派出自己的妻子直接向刘派大将彭真发起攻击，而不惧过往的失败。

　　如果仔细考察这段时间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在毛泽东、刘、周三种势力中，刘派被彻底打败，毛泽东派力量大涨，只有周的势力没有什么变化，周的亲信大将几乎都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所谓“二月逆流”中出头的，不是国务院系统的巨头，就是周留法期间的好友。在毛泽东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如此公然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却能全身而退，说明周的力量是为毛泽东所忌惮的。可以说，“二月逆流”是周派势力对毛泽东的一次示威，尽管过后这些人形式上赋闲在家，但实际影响力还是在的。以至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毛泽东还要让林断掉几位元帅的公开信息渠道。毛泽东虽然找了他们很多麻烦，但却一直不敢决裂，因为周派的力量不像刘派力量大部分限于党政系统，而是行政和军队两方面混成。毛泽东一旦与之决裂，其反击也是会很犀利的。更何况以毛泽东的权术习惯，在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动手的。现在我们还知道，毛泽东对林彪系统的军人也是很提防的，在自己被洗脑彻底的新生代力量（以造反派、红卫兵为主）能接手之前，毛泽东还要留着周制衡林。这可以解释周派人马为什么能在刘派人马被清洗以后继续存活的原因。

　　结合从1954年高饶事件以来的历次斗争及结果，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之所以在1966年初敢对刘派下重手，一定是得到了周中立甚至是支持的许诺。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毛泽东，他不可能同时打倒刘周两人。毛泽东在两人中间，选择了势力较弱，野心较大的刘下手，这完全符合毛泽东分而治之的惯用手法。从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来看，周持的不是中立的立场而是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如果用此观点去观察文革里的各类事件，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很多以前云雾缭绕的事件就会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在周是否支持毛泽东打倒刘这件事情上，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材料提供佐证。但毛泽东的秘书，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在回忆录中都提到，中央不少人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这些人里面也包括周恩来。但无论陈还王，在周对毛泽东的支持问题上却大都缄口不语，很是怪异。想想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周派在文革以后把持了各个领域，谁还敢多说。

　　还原历史，应该是这样的：毛泽东的1965年7月在争夺“文化革命”话语权再次失败后，再次准备出击。而这次他吸收以前的教训，与周达成交易，集中火力攻击刘。为了确保安全，毛泽东先撤换了掌握自己身家性命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原因是杨和刘的关系良好，而罗瑞卿与杨，彭真关系也很好，又掌控军队实际指挥权，也必须除掉。所以毛泽东翻出1961年的窃听事件，无中生有，撤了杨的职，又命林彪以更莫须有的罪名批判罗。罗莫名其妙，愤怒之下跳楼明志。

　　为彻底切断刘和军队的关系，毛泽东还煞费苦心地将赋闲在家的彭德怀发到了偏远的四川，以防刘彭联系。所以在1966年底毛泽东取得绝对优势以后，彭德怀又被揪回了北京，被整死。在扫除可能的后患的同时，毛泽东派自己的妻子回到上海，以上海为根据地发起攻击，当刘和彭发起反击后，毛泽东直接出面反击彭，而且还恰恰挑在刘携夫人出国访问之际。当刘回国，大势已去。这时的刘为了与彭切割，断臂自保，出面主持了对彭的批判。彭真、陆定一被投入秦城监狱，遭受了十几年的磨难，而罗、杨则除了被批斗几次，基本是在部队营区，待遇截然不同，也可看出毛泽东真正的用意。

　　此时的刘仍然期望着用弃车保帅以及反右的手法控制局面，将反革命的指控限制在中下层，保护自己。但毛周已联盟，而且1966年的知识分子们已不再是1957年有自己头脑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大学生、中学生都是经过十几年的洗脑，完全被塑造成一面是狂热，一面是仇恨的硬币，旋即呼号着听从神的魔棒砸向刘，而这座神恰恰是刘自己塑造的，这个笑话开的有点大了。大家可以查一下文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资料，除了北大的聂元梓以外，其他都是出身农村，学习努力，聪颖异常，听话的孩子，从中可以看到神和魔真的隔得不远。

　　毛泽东在南方，遥控着周及江青。当毛泽东回到北京，刘的好运就从此结束了。无论刘怎样做，失去了周的支持，面对他塑造出来的神，刘的命运只能是走上祭坛了。

 

　　在接着谈毛泽东和林的斗争之前，有几件事要拎出来和大家聊聊。

　　从1969年开始，牵动几乎所有中国城镇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两千余万满腔热血，一心想圣战的年轻人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没有了用处。城市经过两年的摧残，也没有能力提供给这些年轻人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广大天地更有作为”的口号，让这些红卫兵们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按照共产理论，本来城市无产者是最先进的，现在最先进的城市无产者却要跑到农村去接受按照共产理论是最落后的农民的教育，这个口号还被一个共产党领袖堂而皇之地提出，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已被洗的没有自己的思想了。

　　如果大家在网上查上山下乡，官史上也承认这一招本是从苏俄学来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粮食供应不足，苏俄不得不从城市组织人员下乡进行生产，即减少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又可以弥补农村生产力的不足，同时又是一种惩戒措施。

　　本质上，强迫性的组织城镇人口回到农村进行农业生产本身，就是共产经济政策失败的一个表现。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员都是从农村流往城市，而不是反向。而为掩饰这种失败，苏俄为这类行动加入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词语。这一招也被中共有样学样地照搬到了中国。

　　从50年代末，就有共青团组织的屯垦，比如江西的共青城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在60年代前期也有个别的青年到农村工作，比如著名的邢燕子。但大批的，成制度性地将城镇年轻人踢进农村，则是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7年。而当结束上山下乡政策，下乡知青又大批返城之后，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让中共上层惊恐不安，生怕城市供应不足，计划生育政策随之提出，并严格贯彻至今，其危害必将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体现出来。

　　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是上山下乡政策的另一个变种，其本质都是因为共产政权本身无能且对国民的创造性进行限制，使得社会生产率极端低下，无法对增加的人口提供有效供给造成的恶果。本人较我的大姐比较幸运，在上山下乡的高峰时年纪尚小。但计划生育却依然没有躲过。虽然本人其实对多子多福抱有怀疑，但大规模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是明显有悖自然规律的事情，这些恶果到了我们这一代步入晚年时必然要显现出来，我们一定会看得到的。

　　另外要谈的就是在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的社会现象。而正是这些社会现象与基督教教会形式上的相似性引发了本文写作的动机。

　　最让人啧啧称奇的就是每一派都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旗帜下向也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另一派发起血腥的攻击。让我想起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们之间，呼喊着“为了上帝”相互敲脑袋、捅肚子的场景。

　　在文革中，学习毛选立竿见影见成效的神话到处流传。这类神话文革前在部队里已广为普及，如雷锋，在文革中则广为流传。大致内容都一样，就是以前某人多么差，或某事多么难，完全没有希望，没有办法了，经过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忽然信心大增，找到方法，迅速解决了问题或使之变好。这和基督教里面信仰了耶稣，一切都是happy end的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在文革中只上了小学，但学了毛选就变好的作文可没少写。想想当年绞尽脑汁编假话的艰难，现在的我还在怜悯当年的我的辛苦！才读小学的人啊，几乎天天要先抹黑自己或亲友，然后撒谎说学完毛选就变好了，难啊，可怜我的小脑瓜了！说不定我的白发多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呢！

　　政治学习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大景观，到了文革期间，越发多的时间被用来学习毛选，毛选成了中国版的《圣经》。在每个角落都要学毛选，学完了还要谈感想，就像欧洲中世纪的查经班一个样。那时全国的纸张都调来印刷《毛泽东选集》，基本是每人发一套，当时我以为不花钱。后来才知道其实都是单位花钱买的，稿费都进了毛泽东的个人账户，据说这个账户的金额当时高达数百万人民币，按照现在价值计算，乘以100，就是数亿的个人财产。

　　敢情这毛泽东当年可是全国唯一的大富豪。允许全国用公款买自己的书，书款进个人腰包，现在看来应该是贪腐了，不过那时没人敢说。

　　在1977年春天恢复高考时，连可以用来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没有了，中央特批动用准备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才对付过去，可想见这毛选印刷的规模有多大了。

　　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动不动就要说“上帝保佑”，胸前佩戴十字架一样，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语录成了人们必须背诵的“圣经”。在1967、68、69年，每个中国人照相的标准姿势是右手端捧一本《毛主席语录》，左胸佩戴一枚毛泽东的像章。见面说任何一句话以前先要说一句毛泽东的语录。比如说你到商店买东西，你得对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我要买一块肥皂。”，售货员则回答：“要斗私批修，五毛钱。”，你接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给你一块钱。”，售货员丢一块肥皂给你，说：“坏分子不打是不会倒的，找你五毛钱。”诸如此类。可笑的东西很多，那时太小，记不住很多，大家有时间可以收集，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图中端着红宝书，佩戴毛泽东像章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和我以及邻居的孩子们。那年我4岁多一点。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的偶像崇拜已到了何等地步，连四岁的孩子也逃不掉。

　　文革开始时本人才2岁，红卫兵是没份了，但到了后期红小兵还是当了一回，木头做的红缨枪也扛了几天。后来在欧洲还有美国看到他们的教会童子军组织，还有他们佩戴的领巾，心里基本清楚这少先队、红小兵是从哪里学来的了。

　　在文革时期，出现了特别多的英雄，比如勇拦惊马被火车撞死的军人欧阳海，勇救落水群众淹死的军人李文忠（此人的纪念堂居然今天还掩藏在南昌市郊的一片民宅中），还有为抢救一根生产队的木头而被洪水卷走的知青金训华，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在武斗中壮烈牺牲的英雄。如果翻开欧洲中世纪宗教史，类似为上帝献身的圣徒们也是比比皆是，难以胜数。

　　在文革中，最与中国传统不符的，也是最让现今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事就是全国人民大跳忠字舞，大唱红歌。中国人除一些少数民族以外，绝大部分不善于歌舞。而在文革中，只要有人的地方，从早到晚，必然是歌声嘹亮，无论男女老幼都会来几首。到现在，我还会哼《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虽然时隔40年，且我对这几首歌深恶痛绝，但不自觉地有时还会哼出，可见那种几乎24小时强制地灌输功能是多么的强大。如果读者有幸参加西方基督教的弥撒，你们会看到音乐在宗教中的重要性，很多人去教堂会仅仅是因为那美妙的音乐。唱诗班、管风琴几乎就是基督教堂的象征。而现在中国大陆军队中极为强大的文工团，其祖师爷就是苏联红军中的文工团。用音乐来做鼓动工作，是俄国人从宗教中搬来的，最后成为了文革中最强的洗脑工具。到现在，唱红歌又成为某些人和团体手中的好东西，使得有些中国人可以为唱红歌而不顾死去的亲人，并且这样的行径被官方媒体作为正面形象进行宣传。

　　当然，任何洗脑的前提是控制信息源，就像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要销毁除《圣经》以外的书籍，烧死敢于提出异议的人士一样。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被禁止阅读，很多被焚毁，唯一能大量发行供人阅读的书籍只有《毛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被枪毙，比如遇罗克，比如林昭。除了少数红歌外，全中国8亿人民只有8台样板戏可以看。到后期，社会流行一些手抄小说，而这些手抄小说的作者还要被抓去坐牢，比如《第二次握手》的作者。最后，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中国大陆成了禁欲的国度，很多年轻人因为调情，因为和自己的恋人亲吻、做爱而被抓、判刑。记得那个时候法院的判决布告里特别多强奸、流氓等罪名。

　　尽管现在我们知道伟大领袖和他的很多部下都是生活在花丛中的，但禁欲的生活却一直是这个国度始终倡导的主流。这种思潮一直流传到80年代初。在80年代的严打中，有不少案子是因为亲吻了异性，或和几个异性有性关系而被枪毙。这和中世纪时严格禁欲，但高级僧侣们性丑闻不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文革呈现了洗脑的高峰。从文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洗脑和基督教洗脑的高度相似性。所以当我在瑞士初次接触基督教时，为这种相似性所震惊！当然，经过文革洗礼的我对这种洗脑拥有极强的免疫力，基本上是糖衣吃完，炮弹打回去！

 

　　总结性的文字写完，我们还是再转到伟大领袖的奋斗史上面。

　　如果翻开文革大事记，从1969年4月九大召开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高层呈现难得的平静。与中共高层的平静相对应的却是全中国的剧烈动荡。不仅大批的前红卫兵被以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借口踢出了城市，而且大批城市居民、工人、干部也被冠以“下放”的名义赶出了城市，仅仅北京城就有上十万的干部被遣送到分布在数个内陆省份，比如江西、湖北的干校、农场中劳动。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向人口移动浪潮，除了被毛泽东用来惩罚政敌以外，也说明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这种人口逆向流动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就是军事原因。

　　1969年3月突然爆发的中苏珍宝岛之战，虽然规模很小，基本是连级规模的冲突，但在全国造的声势很大，以至于那时只有5岁的我至今还记得英雄炮手杨林。虽然据说这场边境争执以中方胜利结束（这是中方的说法，根据是中方死亡人数少于苏军，没有第三方证据。），一辆缴获的苏军T62坦克还陈列在北京的军博里面，但这场所谓的胜利几乎引来一次差点毁掉中国的战争。

　　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苏联在珍宝岛事件后愤怒异常（珍宝岛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我始终是怀疑的。这条边界线存在了几十年，中共和苏联搞坏了关系也有好几年，为什么恰恰这苏联人就要在1969年3月中共要开九大之前来挑衅，关于毛泽东的几次出兵，及对军队玩的权术，我还会在后面专门讲述，这里就省略了。），随即在新疆报复了一把，将中方的一支巡逻队消灭殆尽。不仅如此，这时的苏联人决定动用战术核武器消灭中国的工业中心及导弹核武器基地。当苏联人怕美国人误会而通知美国时，（此刻苏美两国的数千枚导弹互相瞄准，一旦误会，核大战发动，世界可以毁灭很多次），美国人大吃一惊，在权衡利弊以后告诉苏联人，一旦苏联人向中国动用核武器，美国将向苏联发射核武器。苏联大怒，但山姆大叔的实力摆在那，苏联人惹不起，只好悻悻罢手。那时的我还在跟着姐姐们后面高兴地看她们跳《北京的金山上》之类的革命舞蹈，实在没想到全体中国人实际和死神几乎是擦肩而过，而原因，就是毛泽东为了国内权力斗争的需要，轻佻地去挑逗北边的庞然大物。

　　回想那时的中国发疯似地挖防空洞，教大家如果原子弹爆炸，就要反向趴下，不看原子弹就没事了。想想如此荒诞的军事教程却几乎每周都要练习，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警报响起，大家跑出去玩的场景，如同儿戏，十分可笑，而实际危机是如此巨大，不禁冷气倒抽。

　　我还记得当时的高音喇叭天天说毛泽东的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是佩服毛泽东的水平。大了才知道，这又是毛泽东剽窃刘伯温给朱元璋的对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不过把筑墙改成了挖洞，结果全国化巨资挖了很多防空洞，基本浪费，现在各个城市的塌陷也很可能与之有关。在山区挖了很多山洞，安置了很多军工企业，号称三线厂，这些厂在80、90年代基本全部迁回市区，浪费同样巨大。

　　不称霸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不知怎回事。毛泽东说不称霸是因为搞不过苏联，当不成共产世界的老大，就自己创造了一个三个世界理论，将美苏作为第一世界，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属第二世界，中国领着其它穷国家是第三世界，虽然都是穷国，好歹中国（其实就是毛泽东了）也当回头了。

　　为了做穷国的头，银子就得大把地化啊，比如坦赞铁路，什么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还有什么朝鲜、越南，只要说声好听的，银子就给。谁都能用，就是中国老百姓不能用，不但不能用，还得把裤带扎起来。记得每人那时每月定量供应二十来斤粮（小孩减半），半斤肉，几两油。油不够，就买肥肉炸油。所以那时肉是很难吃到的，肥肉是很抢手的。炼油后的油渣抄辣椒已是难得的美味了。到现在，在外面吃饭，我们这帮半大老头还是喜欢点这个菜，当然总觉得没那时香了。布也的凭票供应，不可能每年有新衣服，所以孩子们都穿过带补丁的衣服。我说的这还是城市工厂居民的待遇，农村比这还艰苦，许多农民忙一年，年底挣得工分还不够买粮的，吃盐就只能靠鸡下了蛋去换。就这样，广播报纸上还整天说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鸡和鸡蛋，还有农民种的自留地总是成为毛泽东的眼中钉。这就是“不称霸”的背景。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这毛泽东说是不称霸，其实是想当老大，只是不能而已。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时间就到了1970年的夏天。此时在美国的压力下，苏俄人暂时罢了手。没了外在威胁的毛泽东就看着林彪不爽了。到了8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借着批判跟了他30多年的秘书，当时中共五人常委中的第三位人物陈伯达，向他的法定接班人开起火来。

　　官史说法是：陈伯达在林的唆使下倡议重新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被毛泽东识破，所以被打倒。而林因为抢班夺权的阴谋被识破，就准备谋害毛泽东，结果又被毛泽东识破，接着林在1991年9月13日乘飞机逃亡苏联，在外蒙缺油，迫降时起火身亡。

　　看了有关庐山会议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材料，基本可以还原如下：实际上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对是否重新设立国家主席是没有定论的，毛泽东可能本人想当，但又怕别的人笑话他打倒刘少奇就是为夺回这顶帽子，很是难听，因此犹豫不定。林彪、康－生、陈伯达及毛泽东的亲随汪东兴按惯例，从经验中揣摩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想当，但不好说。所以林、康、陈、汪极力主张重设国家主席。下面的中央委员们一看毛泽东的贴身重臣们都极力建议恢复国家主席，当然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当然极力鼓噪恢复国家主席。

　　这时毛泽东看到林居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连陈、康、汪都支持林，就断然采取了反方向选择，将支持恢复国家主席的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林及林的人马毛泽东暂时还是不敢动的。一介书生的陈伯达就成了杀给猴子看的鸡。虽然陈做了30年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在中共5个常委里排名第三，却被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成了坏人，撤职，关押。

　　今天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当时林彪出来说不赞成恢复国家主席，毛泽东肯定会指责林希望限制毛泽东的权力。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已打定主意要清除林的影响，与林的关系良好的陈就成为了牺牲品。毛泽东放过同样到处鼓动人们赞成重新设立国家主席的汪东兴，直接将陈剔除出中共常委，关押起来。然后发动所谓批陈整风。矛头直指林彪。

　　同时北京一把手李雪峰，及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出身四方面军）因为与陈关系良好而被撤职。《吴德回忆录》http://www.lishi.in/html/lishiyanjiu/2012/0328/2552_4.html中还载有这样一段事情：“在1970年12月开会批判陈伯达，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刚从河北省调任北京，家还没搬过去）。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

　　毛泽东换上同样是四方面军的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政委则由毛泽东非常信任的纪登奎（纪如何得到毛泽东的如此信任，我没有看到任何材料）担任，以策安全。然后集中力量对林彪进行攻击。其后发生是事情一如文革搞倒刘少奇一样，毛泽东游荡在中部、南部中国，周恩来坐阵北京。最后在1971年的9月13日林彪乘飞机摔死在蒙古境内。

　　林彪事件到目前依然是疑雾重重。从现在出版的林的几个大将的回忆录中看，如《邱会作回忆录》《吴法宪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所谓叛乱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证据，林在军队核心指挥机关的这几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林的出逃，也没有任何军事准备。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没有一个人能说的清楚。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在这个事件中，周恩来又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因为从所有关于此事的回忆录来看，周始终是处在第一线，针对林的任何指令活动都是由周下令或组织的，当然，这一切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可以说，毛泽东在周的协助下，以宫廷密斗方式解决了林彪这支快要吞噬母体的尾巴。周协助毛泽东，解决了刘少奇，解决了林彪，这时的周忽然意识到，随着林的死去，他自己成了毛泽东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恐惧之中的周禁不住在纪登奎面前失声痛哭，让纪惊恐万状。（资料出自周的侄女周秉德著、作家铁竹伟执笔完成的《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在恐惧之下，周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周在1942年6月在重庆曾患膀胱脓肿住院）。本来膀胱癌是一种较容易治愈的癌症，前提是早发现，早手术。周的病基本是在第一时间发现，医生们也上报到中办，但毛泽东却始终不同意给周做手术，美其名曰“保守疗法”甚至对周及其妻子封锁消息，让医生们大跌眼镜。直到1973年3月，也就是发现患癌症10个月后周才被允许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据周的侄女周炳德回忆录记载，这次的检查机会还是叶剑英拿着装有周带血小便的瓶子找毛泽东说理才争取到的。

　　刚做完手术，从7月到11月底，毛泽东就连续两次发动了对周的批判，给出的名义是政治局对周进行帮助，对周进行批判的人里面除了江青、纪登奎以外，还有刚刚复出的邓大人。我看过《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作者：张佐良，上海人民出版社）里面写道：这段时间的周曾有十多天在家写材料，久坐不动，以至于腿都肿起来了。

　　在内给周开批判会，在外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帮着周得到治疗机会的叶剑英也被批判，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到1976年2月也被毛泽东剥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职务。到1974年5月，毛泽东才同意允许给周做手术，这个时候已是癌症晚期，没有任何医术能救得了周了，死神的到来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1973年我已上小学三年级了，对批林批孔运动记忆犹新，因为那时忽然学了很多之前根本不让学的古代文章。但那时的我实在不理解，这孔老二有什么批判的，死了那么多年不说，那孔家店在20年代就被五四新青年毁了，孔府也在文革当中砸了，70年代初的中国人没几个知道这个倒霉圣人了，怎么又给拎出来了？到现在才明白过来，毛泽东的剑头所指是周公，其实是批林批孔还要批周公。这还不算，接下去毛泽东又号召“批水浒，反对投降派”就差没有指名道姓地点周的名字了。

　　记得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作为年级里唯一读过《水浒》的人也被推到台上讲宋江杀阎婆的故事，那紧张，到现在还记得。我的紧张，下台就好了。周面对这些运动，紧张就一直松懈不下来。没有人能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熬很多年的，周在极度紧张中终于在1976年1月走完了他的一生。尽管党内的很多高干直接要求毛泽东参加周的丧礼，毛泽东断然拒绝。甚至让人买来鞭炮在中南海鸣放。当然后来毛泽东的亲信解释说是元旦剩下的鞭炮，并不是毛泽东下令放的。

　　小时候，老师们告诉我们，周总理遗嘱，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到他深爱的祖国大地上，那时我还感动地稀里哗啦的。现在想起来，又他妈上当了，人家是怕死后被人挖坟扬灰，我们还感动得眼泪鼻涕一起流，怎是一个悔啊！

　　再接着写下去之前还要提一下毛泽东在林彪倒台之后在政治上玩的一些权术。在中央，文革的积极分子如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拔上高位，为了局势不完全被这帮人控制住，毛泽东有选择地让一些过去刘的人马出山，在权力机构中充当平衡器，使得双方都需要自己的支持。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出江湖了。

　　前文说过，毛泽东喜欢在敌对阵营里挑选次要角色，先置此人万劫不复之死地，然后充当救星救出此人，说是不明情况，使得此人从此死心塌地跟从自己，最好的例子就是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在邓身上重新使用此伎俩的结果是被邓看穿了。结果就是毛泽东的妻子，亲信被抓，中国的历史航船大大地拐了个弯。

　　毛泽东将这些当年被打倒的人放出来重新委以重任时，按习惯，将责任按惯例，推给了该死的失败者，如林彪。到毛泽东死，他的继任者照葫芦画瓢，也把责任推到了权斗失败者身上，这回轮到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形成了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所谓老，就是文革前已是当权者的干部，认错较好，重新出山；中，实际是毛泽东或毛泽东派信任的掌权骨干；青，就是靠造反上位的，年纪、资历较轻的人。

　　当然最后，这老也好，青也好，还是要给这“中”让路的，因为这才是毛泽东的核心。这个“中”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个出生于1941年的年轻人在1968年27岁的时候就高就重兵云集的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然后以毛泽东的联络员身份进京，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俨然是太子临朝的架势。毛泽东甚至将与毛远新关系良好的原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调入中央，主持军委实际工作，为毛远新保驾护航。下面这张照片是毛泽东死后，他所安排的下一任领导核心在他床前的集体照。从左往右依次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共8人。这8人手握手，居中为华国锋、毛远新。

　　华国锋时任总理；毛远新的公开职务只是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张春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PLA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同时还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王洪文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江青公开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宣传组成员，《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掌管全国的军队；汪东兴时任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禁卫军。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华、毛二人是中心。江青在80年代审判她的法庭上曾透露，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纸条是“你办事，我放心”，后面其实还有两句话，“有大事，找江青”。从这张图里面也看得很清楚，江青俨然是监国的地位，姚文元是文胆，王洪文是文革的象征，张春桥是掌管军队人事及协助华做国务院行政工作，陈锡联管外围军队，汪东兴管内卫。陈是毛推荐的，汪是毛泽东的铁杆护卫，毛远新具有最大的武力支持背景，据此，毛泽东本意将毛远新安排为党主席的位置的传言我认为是可信的。

　　事实上，让毛泽东的安排彻底翻船的原因，也就是陈和汪在叶剑英的沟通下，联合华国锋，内外军力联手，将其余五人以宫廷政变的形式抓了起来。我看过一篇回忆录，说抓江青的前一天，江青还催促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将她和汪东兴等人入常委的事形成决议。没想到第二天汪就带人将她抓了起来。

　　记得小时候批判“四人帮”时报纸上说：毛泽东其实很讨厌江青，到后来，甚至不准江青进入中南海。这也作为切割毛泽东和江关系的一个证据。大了才知道，毛泽东不让江青进中南海是因为毛泽东经常和年轻女子在一起，江青的突然来访经常搞得毛泽东的女友们东奔西藏，很是不爽，毛泽东下令汪没有他的同意不能让江青进中南海，至此，中央警卫团的人和江结下了梁子，有一篇回忆录上甚至提到，中央警卫局的人在毛泽东死后纷纷议论，担忧江青上台后会报复他们。

　　所以，当叶剑英联络汪东兴，提议抓起江青时，汪立刻响应。否则，没有任何理论解释得通，为什么汪要突然抓起江青。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华国锋。从各种回忆录看到此人能力非常有限，甚至毛远新都向毛泽东抱怨华的能力（不然华也不会在后来被邓夺了权啊）。而这个生于1921年的山西人却在1949年以后从湖南湘阴县委开始，一路地委、省委、公安部长、副总理、总理一路高升，仕途顺利的一塌糊涂，文革中也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百思不得其解。

　　从90年代起，北京就有传闻，说是华其实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始终不相信。毛泽东是湖南人，华是山西人，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啊。后来网上言之凿凿地说，华实际是毛泽东在1920年在长沙开书店时，和一名父亲是来长沙做生意的山西籍商人女儿结合的产物。1921年华出生后被送回山西亲戚家养大，甚至中央在50年代中期还为华的事做了决定。进入90年代，还传言有一次华曾经在毛泽东的纪念堂里送上了署名“您的儿子”的花圈。但这一切没有任何官方的文件证明，我们不能贸然断言是真。但华的崛起，实在是令人生疑，仅仅是老实，是不足以让毛泽东如此培养他的。

　　不管华是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希望在他死后权力保留在他的家族手里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华是毛泽东的儿子，就不用说了。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选一个如此无能的人担任总理，明显的是要为毛远新今后统领党政军所有大权留好空间。只是毛泽东没有料到，他放任生殖器的行为，造成了汪东兴与江青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得汪与叶剑英联手收拾了江青，顺带毛远新也垮了台。华的无能最终让本来毫无希望的邓小平翻盘上台。中国的发展因为床帏之事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不禁让我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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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洋洒洒大篇幅，唯觉对学问和历史的功夫不扎实。 -成长- ♀ (5590 bytes) () 07/21/2014 postreply 05: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