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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猷学长
距今五十六年前，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刚从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第二届大专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当时抗日战争正吃紧，国民政府已撤退至陪都重庆。上海市法租界及公共租界正处于长江下游和黄浦江口岸的一隅，成为一个“孤岛”，周围都是日本占领军及汉奸所成立的伪政权维新政府。所有参加统一招生的考生都在等待发榜，而当时通讯不便，迟迟未见发榜，大家内心虽是焦急万分，但也无可奈何！到了九月初开学期间，仍无发榜消息，大部份人只好先行至已考取的私立大学注册入学。我因无把握考取那时国立大专统一招生的学校，只好向已考取那时还是私立的复旦大学土木系注册入学。迟至十月初，统一招生才发榜，当收到了被录取可以进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为新生的通知书时，真是喜出望外，可说是万分幸运。连忙向复旦大学办理退学手续，而向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报到注册入学。我记得当时土木系录取名额仅三十馀名，而当时录取名单以考试得分高低为序，我虽然名次列在第二十六名，但仍是高兴万分！
是时交通大学在徐家汇的校舍已被日军占领改为日本同文书院的校址。而我们沪校只好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大学一、二年级借用法租界震旦大学的校舍上课，所有实验课也只好安排在他们不用时借用他们的实验室上课。而第二部份为三、四年级，则是在法租界爱迈如尔路中华学艺社内上课。我们这班同学一直在交大上课，到了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我们三年级那年，日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入侵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但交通大学仍在困苦中坚强地继续开课，直至日本特务经常侵入我们教室查询搜捕所谓“抗日分子”时，我们才感到再也无法安心的在那环境中求学了。当时我们无论是在震旦大学或在中华学艺社内上课，大多数同学都是住在家裡，即所谓走读，只有少数家在外埠的同学才在中华学艺社大礼堂内地板上打地铺。此时我和平时较为亲近的同学有感于这样经常被日本特务扰乱而使我们无法安心的上课求学，就暗中邀集七八位同班同学商量如何设法前往后方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继续学业，当时国立交通大学已在重庆市九龙坡成立。我们几个人就向当时交通大学黎照寰校长请求准予我们转学至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继续学业，承蒙黎校长恩准并出具转学证明。
就这样我们这几个廿一，二岁的青年学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即由上海出发坐轮船至汉口，然后洽购了一艘小渔船并僱用了一位渔夫，就设法偷渡衝破了日本皇军的封锁线及盗匪出没的游击区三不管的危险地带，经过了千辛万苦才安全地到达了大后方自由地区前哨的湘潭车站。那时候湘桂铁路只能由湘潭起站经过长沙衡阳通到广西桂林，我们到了湘潭车站，已是筋疲力尽，真像一群叫化子，大家身上已无分文。当时湘潭车站站长正好也是我们交大校友，就发挥了我们“交大人”精神，给予我们全力协助。不但安排我们的临时食宿，还发给我们每人若干零用钱以及免费车票。在这一路上由湘潭、长沙、衡阳直到桂林各车站都有我们“交大人”照顾协助。最后行至黔桂铁路当时正在建造中之最后一站金城江。在这最后一站，拥集数万名难民都在等候载乘“黄牛车”前往贵阳、昆明及重庆各地。但那种“黄牛车”载货卡车数量有限，载乘旅客量亦有限，且黄牛费用极高，每以黄金几两计价，以致在金城江边拥集的难民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是流亡学生，因无黄金，根本走不了。而我们这群交大流亡学生到了金城江，蒙当地交大校友的协助安排住宿在铁路局宿舍，经过三天的接洽，终于在当时担任西南运输处的薛次莘学长的特别协助下，准予由该处从江西载运钨砂经过金城江再至贵阳的卡车搭载我们这群学子前往贵阳。我们在贵阳立即与九龙坡交通大学联络，得知九龙坡交通大学尚无土木系四年级班次，要我们立即转往设在贵州平越的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报到借读。
我们在平越唐山学校借读了十一个月，在这期间蒙唐院同学兄弟般地照顾，使得我们倍感温馨。唐院同学并代我们向当地民众洽租了几间民房，作为我们安身之处，使我们这群游子有了一个温暖的窝。就这样我们这一群离乡背井的同学，就像亲兄弟一样住在一起，在学校里吃大锅饭，亦即所谓“贷金饭”。课馀我们这群同学大家一起学习功课，周末就在屋边小溪中各自洗衣，有时也烧点红烧猪肉或鸡汤来打打“牙祭”，其乐融融。就这样过了十个多月，而到了第二年夏季，大家唱起离歌。唐山交大同班同学他们都拿到了毕业证明书，而各奔前程去了，而我们这群由上海前来借读的学子只能拿到学业修毕成绩证明单，再要前往重庆办理毕业手续。所以只好又浩浩荡荡的上路前往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办理毕业手续，一到学校即前往谒见当时的吴保丰校长，蒙其热烈欢迎，再交由当时教务长李熙谋教授处理。李教授亦是交大校友，隔日蒙李教授召见，说明依照校方规定，土木系四年级中，其高级结构学及水文学为必修科，而我们在沪校及唐校的成绩单中均未见该两学科成绩，所以必须重修。我们这群同学听了此话顿如晴天霹雳，要我们补修这两门课程，则必须再留校一年。像我们这一群远离家乡的流亡学生家中接济已经中断，实在无力也无法再这样继续耽留一年。
所以我们只好转向当时担任土木系主任的薛次莘学长求情，并请求协助，说明我们实际上的困难。而薛学长过去也协助解决过我们在路上的种种困苦，这次碰巧又遇见了这位好心的学长。于是由薛学长邀请当时担任讲授高级结构学及水文学的教授王达时学长及徐人寿学长，前来研商为解决我们的难题。承蒙王徐两位学长特别协助，允予在暑假期内特别拨出二个月的时间开班为我们这群同学开课。在这两个月中，每日上午由王教授讲授高级结构学，下午由徐教授讲授水文学各两小时。就这样至十月底结束，并经过考试及格后才准予毕业。来台后我曾特意前往基隆港务局向当时担任局长的徐人寿老师致意感恩。而后于一九八九年我因随新竹教师团返大陆之便，曾去上海江湾同济大学宿舍，拜会业已退休曾在同济担任土木系教授的王达时老师，致最深的谢意。只可惜王老师当时行动已不大方便，脑筋也有点模糊不清，往事已不大记得，不知近年来可好点？至以为念！
总之，我认为我们“交大人”这种帮助别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而我们亦以身为“交大人”为荣！使我在怀念过去这么多帮助过我的“交大人”的同时，亦将永远的为“交大人”而努力！
左起：金亚辉学长、前出纳组主任康介人、锺皎光院长、主任秘书王之珩、前出纳组主任柳云（摄于九十周年校庆）
注：本文为李叔猷学长在交大百年校庆前夕发表在《友声》杂志上，今转录以飨读者，版权等归原作者和《友声》杂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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