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还叫上海外国语学院）求学五年（专业原因），最大的收获除了饱览英文原版书，还遇到很多让我感佩的老师。
我觉得一位好老师，首先应该热心教学，把学生放在心上，以学生的进步为骄傲。其次要肚里有货，学问好，见解独特，有著述。还有最后一条也不能忽略，肚子里有货也得倒得出，教课要深入浅出，娓娓动人。从这个标准回忆一下我的老师还是很有意思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长处。杨绛说过：“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而我的良师们，每个人都是一本耐得一读再读的好书。
跟我关系最近的是我的导师，传播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张咏华教授，那时她还不是博导，也非常平易近人。她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埋首书堆，矜矜业业，在业务上极其用功。圈内人都知道她是将传播学介绍到中国的元老之一，我亲眼目睹她的孜孜付出。她中年才得子，却舍得一个暑假把儿子送到全托，专门写书。张老师也是我大三的班主任，她不仅亲自教授精读课，而且会到宿舍来和我们谈天说地。
张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思考的能力。我那时候在复旦旁听俞吾金教授的热门选修课《新儒家思想》，她对我的笔记很有兴趣。她看到新儒家中有冯友兰的大名，哈了一声，说：“冯友兰到底是新儒家还是评法批儒的先锋啊？”我听完了这门课后，采访了俞教授，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俞教授的回答也很妙，他说，冯友兰虽然批儒，但是先后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厚遇，也是儒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思想的体现。
现在回想，我有点幼稚，常常浪费张老师的课堂提问时间和她探讨心理学和哲学问题。张老师特别喜欢荣格，也会讲到格式塔之类的心理学理论，我们有时竟会罔顾他人，一路谈下去。有的同学会笑话我们两个女书虫投缘，都不懂生活。
其实张老师特别懂生活。她初中去云南农场做知青，自理能力很强。她颇有欧美教授做派，请学生吃饭，而不是倒过来。她做的饭菜很可口，就是平时不大下厨，一般是跟她举案齐眉的先生秀厨艺。我去的时候，她才露一手。张老师教育孩子也有心得，她的儿子小时候跟她到美国半年，一口美音，像个小老外。后来在日本和美国留学，语言能力和文字功底都强，偏偏还在金融邻域得心应手。我现在还常常回忆到当年去张老师的陋室，跟她一起推敲论文和译著的字句。那个时候沉得下心来做学问，我为了澄清一些疑问，专门给原著者去信请教。那位传播学界权威得知自己大名普及中国，一时高兴，还给我寄了一本新作。正逢我出国清藏书，特意送给张老师。当时原版新书难得，不像现在，中外学术界交流频繁，张老师身为资深研究者，直接能在亚马逊上订书了。
张老师后来去了上海大学担任传播学院院长，还曾经担任过美国肯塔基州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她的行政能力之强也可见一斑。但是她一直著述不断，也没有和我断了联系。连她的先生和儿子都是我的好友，我更是尊她为良师益友，因为她在很多方面身体力行都给我很好的榜样。她从来不要学生的礼物，更不造假。她给我写推荐信从来我要waive the right to view，她亲笔写。听说有一位跟她关系很亲近的学生曾经想让她开一个无关紧要的证明，她严词拒绝，不惜得罪学生和她的家长。我从来没有送过她值钱的礼物，倒是她常常自掏腰包款待我，甚至一次为了欢迎回国设宴请我们国际新闻班的女生欢聚。她的研究经费都是用在学术资料和设备上的，据说自己打车都舍不大得，真的是“君子固穷”。
以前我一直想做一流记者或者顶尖学者，心心念念要出国，要读博士。张老师自己是博士，富布赖特学者，却常常告诉我女孩子的爱情和婚姻也是很重要的。我有时会比较愤世嫉俗，口出狂言，比如说我觉得做个单亲妈妈不错，很多男的并不负担很多家庭责任。张老师不是直接说我幼稚，而是开玩笑说：“这可不行哦！小孩子嫉妒心最重了。别人有个玩具自己没有都会不开心好久，要是看到别人都有爸爸，自己没有，还不知道要多不开心呢。”现在我由于几次挫折，名记者、名学者的梦都烟消云散，安心在家洗手做羹汤。我有时候在想张老师是否会有点失望呢？没想到张老师的公子对我说，“妈妈觉得你这样的生活状态很好啦。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庭和事业一样重要。”
最近看到网上一篇张老师的采访录，名叫《弹奏平衡交响乐》，这个标题真的很符合她的人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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