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反思中美教育（上）
值得胜利的国际教育竞赛，是美国和其他各国为了迎接21世纪的巨大挑战，发展智力能力的竞赛——但先来后到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美国不再能够吸引到顶尖的优秀人才。”
错。虽然美国人对他们的小学和中学的表现担忧了好几十年。但要知道，至少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独一无二的，这足以令美国人安心。美国曾一直对国际学生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过在今天，美国大学的领导们开始为其他国家在国际学生市场上的追赶感到焦躁不安。数字似乎证实了这点。根据最新数据，美国的外籍学生比重从2000年的24%下降到了2008年的不到19%。与此同时，尽管远低于美国外籍学生的数量，但对比2000年时的水平，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则迎来了上升。
留学生的国际分布确实在变化，这反映出了一个竞争程度更高的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然而，美国的外籍学生数量比十年前多了许多——2008年时比2000年多了14.9万人，上升了31%。而事实是，离开本国求学的学生总体数量比以前更多。1975年，全世界的留学生约有80万人；到2000年，人数达到了200万；再到2008年，数量膨胀到了330万人。换句话说，美国不过是拿了蛋糕中的一小块，而这个蛋糕变得大得多了。
即便份额在衰落，美国在市场上还是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英国领先了9个百分点。在国际研究生方面，美国大学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些对国家经济未来竞争力具有直接影响的领域，具有特别强大的吸引力。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等学科方面，美国每10名博士生中，就有6名来自国外。
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尽管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国际学生数量，已经从9·11后的急剧下滑中恢复了过来，但在美国大学取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数量，却在最近出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下降。美国的院校面临这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国家大学的挑战。而美国严厉的签证政策或许会更加鼓励海外学生另谋他路。放弃吸引全世界顶尖人才对国内大学和国内经济的好处，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损失。
“美国的大学将会被超越。”
没那么快。毫无疑问，新兴国家蓬勃高涨的研究志向，已经侵蚀到了北美、欧盟和日本长久以来的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引领下，亚洲在世界研究开发支中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27%上升到了32%。传统的研究带头人，则在同期内出现了下滑。从2002年到2008年，美国在权威学术出版物数据库汤姆森·路透科学引文索引（Thomson Reuters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的论文份额从30.9%下降到了27.7%，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快。与此同时，同一索引中收录的中国出版物数量却超过了从前的两倍。巴西科学论文的数量也是如此，而该国的研究院校在20年前可能还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注意。
知识生产的地理转变自然值得注意，但和国际研究室倡议样，美国只是反映出了一块急速扩展的蛋糕中，份额较小的一块。在过去10年中，全世界的研发支出都在大规模提高，从7900亿美元到1.1万亿美元，上升了45%。此外，从2002年到2007年，美国的全球研究开支份额从2770亿美元下滑到了3730亿美元，不过下滑显示出了定值美元的健康增长。同期内，美国研究开支占GDP份儿相对来说远远高出国际水平。美国的研发投资仍然比亚洲国家的综合还多。
同样，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在世界科学刊物中份额的衰落着实糟糕，但2008年列入汤姆森·路透索引的刊物总数量却比2002年增长了3倍还多。即便国际领头羊的地位正在下滑，美国研究者在2008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还是比2002年多了46000多篇。此外，无论如何，研究发现并不会保留在它所发生的国家内——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很少具有国界性。任何地方的革新者，都可以将某国研究院校的发现资本化。国家不应对本国的研究份额上升漠不关心——毕竟重大突破在经济上和学术上具有始料未及的效果——但国家也不应为其他国家尖端发现的增加感到恐惧。
“其他国家会追赶上美国。”
或许，但别指望太快。同时也别觉得这无所谓。毫无疑问，国际学术市场成长得比以往更具竞争力。从中国到韩国，再到沙特阿拉伯，世界各国都将创造世界级院校和重振名校雄风放在了最优先级别上。而且它们还严肃地为此投入了资金：中国在扩招和改善精英研究院校上耗费了数十亿，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也向新成立的阿卜杜拉理工大学（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注资了100亿美元。
但美国并非其表面上的竞争者那样，仅有几所经营院校，反而拥有一大批杰出院校。兰德公司200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引用最多的科技论文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来自美国，而且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受雇于美国院校。此外，美国还耗费了本国GDP的2.9%用于中学后教育，大约是中国、欧盟和日本在2006年时的两倍。
然而，虽然精英院校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不太可能被完全推翻，但这一秩序会在未来十年中逐渐动摇。特别是亚洲国家，正在取得惊人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在未来半个世纪，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产生一系列顶尖大学。比方说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就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切切实实的声望。
但从长远来看，国家在大学等级排名中的位置会变得越来越不相关，因为美国人对于谁是“我们”谁是“他们”的理解会逐渐发生变化。学生和人才的流动性水平已经史无前例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决定性特点。以不同国家合作发表文献数量衡量的跨国科学协作，已经在最近20年中翻了一番。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通过加强与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西方精英院校的合作，在本国大学中快速启动了学术卓越的文化。
一所大学到底要同一个特定的位置联系起多少？人们也在反思这个问题。从德州农业机械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到索邦大学（Sorbonne），尽管喜忧参半，但西方大学通过在亚洲和中东开设大约160所分校，引来了许多关注。而这些分校中，有许多是在过去十年中成立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最近更进一步，在阿布扎比开设了全面的文科分校。该分校是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设想的“全球网络大学”的一部分。就像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副校长尼格尔·斯利福特（Nigel Thrift）所说的那样，我们会在某天见到院校之间的合并——或许最终，大学就会成为跨国公司那样。
在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教育时代中，冷战中的卫星警报，今天的上海恐慌，以及潜伏在地平线下，尚未发生的后续，都不会再有存在的空间。值得胜利的国际教育竞赛，是美国和其他各国为了迎接21世纪的巨大挑战，发展智力能力的竞赛——但先来后到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假如美国人前所未有的衰退感能够激励教育家们提出富有创新性的意见，那当然很好，但别指望他们能把这个国家带回到教育上的黄金时代——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个黄金时代。
外交政策：反思中美教育（下）
“美国孩子正在退步。”
并非如此。从最近的形势来看，如果有人意图寻找美国衰退的迹象，他不必大费周章，只需将目光投到最近的国际教育测验成绩就可以了。该领域中最受关注的国际性测评手段“国际学生评量计划”（PISA）得出的结论是，在参评的65个经济区中，美国的中学学生数学水平位列第31位，科学水平第23位，阅读水平列第17位。与此同时，来自中国上海的学生则在以上三个科目中均高居榜首——而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此项测评就取得的成绩。
“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惊醒，”去年12月测评结果出炉后，教育部长阿恩·邓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如是说道。“我们美国人何曾对位列中游感到满意？这就是我们的期望吗？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在教育方面领先于整个世界。”测评结果让整个美国看清了面前的形势，正如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其国情咨文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美国面对着一个“伴侣号时刻”。
事实上，美国的教育系统一直以来都面对着这样的“伴侣号时刻”，自从——好吧，伴侣号升空之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伴侣号”卫星，举世震惊；在那之后六个月，《生活》杂志的封面专题就告诫美国人要警惕“教育危机”。在专题中的一篇配照片文章里详细叙述了一名16岁芝加哥男孩的日常生活：在毫无挑战的课堂上闲坐、与女朋友约会、参加游泳队训练；而与此同时，他的莫斯科同龄人（一位有前途的物理学家）每周用六天时间做着高等化学和物理实验，并研读英语和俄语的文学作品。寓意浅显易懂：教育是一种国际化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失败就将会付出真正的代价。从那时起，一直有人担忧美国孩子会在这场竞争中逐渐落后，尽管参与竞争的对手已经有了变化：从崭露头角的莫斯科火箭科学家换成了上海的未来工程师。
最近的这次测评表明美国的15岁少年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除非你相信学术成就乃是各国之间的一种零和博弈或者智力上的军备竞赛，其他国家取得的成果必将使美国受到损失，否则这并不值得为之恐慌。尽管美国人富有竞争精神，但也没有理由仅以美国在这一测评中的成绩来孤立且苛刻地评价美国。只要美国青少年的“退步”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那么美国在这个全球测评中所处的地位就并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教与学是否有足够的进步来提供国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美国的教育系统无疑需要进行相当程度的改良，但也没有到达危如累卵的地步。相比上一次于2006年进行的此项测评，美国学生在科学和数学方面事实上还有所进步，在科学方面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数学方面也仅比平均水平略差。美国学生的阅读得分在2003年以来几次具有可比性的测评中始终位于发达国家的中游，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想要取得更快进展的期望很可能并不现实。正如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副主管Stuart Kerachsky所说，“在教育方面，指针不必走得太快、太远。
“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
不，美国没有。即使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支配力以及经济方面都处于最高峰的时候，美国的学生也都不是世界上最出色的。1958年，伴侣号发射升空后，国会迅速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该法案为大学生研读数学、科学和外语提供资助，随之而来的是公众的密切关注，要求美国的学校在这些科目上提高水平。但是从美国学生在1967年举办的首届国际数学竞赛中取得的成绩来看，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成效。日本在参加竞赛的12个国家中高居榜首，而美国则处在倒数的位置。
到了1970年代早期，美国学生在参加的19项学术成就竞赛中的七项成绩垫底；而且在这19项竞赛中，不要说第一名，连第二名都没有拿到过一个。此后又过了十年，1983年国家杰出教育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危机中的国家》，该报告引用了上述数据以及其他学术方面的败绩，以强调其提出的严苛观点：“倘若有一个怀有敌意的外国势力试图将今天存在着的平庸教育实绩强加在美国身上，我们会把这视为战争行动。”
每一次新的恐慌与自责的周期都会带来一批踌躇满志的改革家，试图兜售一种解决美国学术问题的新方案。一本Arthur S. Trace Jr.写于1961年的书籍《伊凡知道强尼不知道》提出建议称，美国学生之所以落后于苏联的同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习足够的语音学和词汇知识。现今人们的焦虑与往日并无不同，教育界人士从各个角度攻击美国的教育政策，并利用美国教育系统在世界上的糟糕排名为他们的想法提供有力证据。国家数学教师委员会主席J. Michael Shaughnessy声称，最近的这次PISA测试“强调在数学教学中要结合讲解推理和意义分析”。美国教师联合会负责人Randi Weingarten表示，该测试的结果“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像其他表现更出色的国家那样为教师投资、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以及让他们参与制定政策，付出代价的将会是学生。”
假如美国人前所未有的衰退感能够激励教育家们提出富有创新性的意见，那当然很好，但别指望他们能把这个国家带回到教育上的黄金时代——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个黄金时代。
“中国学生在吃美国的午餐。”
不全对。有关最近的这次PISA测验成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海学生拿到了第一名，不可避免地这又引起了“中国人在抢我们的午餐”这一由来已久的看法，对于美国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看法难以抗拒。“尽管上海出现在榜首或许令人感到惊奇，但美国的平庸表现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今日美国》的一篇社论如是说。
中国在教育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虎妈”的故事绝非虚构——中国学生将绝大部分的精力集中于学业上，并且得到了来自家庭的大力支持——但这些特定的测试结果并不足以证明中国的学生就一定比美国的强。上海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城市，它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整体；它就像是一块磁铁那样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而且政府也对教育进行大量的投资。相比之下，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所取得的分数反映了全国各地少年的整体水平。中国幅员辽阔，且其内陆地区比沿海大城市更穷困，教育程度也偏低。如果中国以同样的方式选拔参测学生，则其分数很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滑。
那么，长期处于前列的芬兰和韩国等国家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国家在教育方面无疑是取得了值得赞赏的高度成就。在某些方面——例如对教师队伍进行精选，选出高素质的教育人才——这些国家也很可能可以为美国提供很好的启发。但是这些国家并不像美国那样具有长期稳定的移民流入，美国的流入移民多数都是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他们的小孩都会进入美国的公立学校读书。而且很不幸的是，美国人口结构的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特征与美国教育水平上出现的巨大鸿沟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在芬兰或是韩国都不存在。来自美国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和亚裔学生取得的分数与像是加拿大和日本这样的高分国家相差无几，但与此同时，西班牙裔和黑人学生只能取得与土耳其或是保加利亚学生相近的分数，而这批学生的总数占到参测美国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然，解释不是掩饰。美国有义务让它的所有公民得到高质量的教育，从道义上来说，美国社会的成就鸿沟也必须要得到弥合。但是，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将美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相比较并且为此杞人忧天毫无益处。美国人不应过分关注美国少年与赫尔辛基少年的对比，更应注重的是该如何让布朗克斯区的学生水平赶上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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