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西医，时也命也
我以前不常来健坛，听说健坛的永恒争论主题是中医西医的话题。我倒是觉得，谈论政治主义学术派别中西哲学医学，天上地下无所不可，但涉及到个人的现实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还是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50-60岁以上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
我上次的文章“30年前中秋会亲记”说到第一次去太座家的往事。太座的父亲是个40年代“协和”毕业的内科大夫，当时是T市X中心的内科主任。大姐夫是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年轻大夫（78级医学院毕业）。大姐夫一边工作一边上在职研究生。
当我听到岳父和姐夫讨论一些临床病例，自然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大姐夫倒也不见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俩人，干体育的文化底子薄，要抓紧时间多学习多了解最新技术动态，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岳父听了有些不快，才临时动了考考我们英语的念头。我当时没觉察出其中的尴尬，无意中演了一出“林冲棒打洪教头”。
其实当年恢复高考时，医学院并不是十分热门和普通高校差不多，学医的学生也不是个个聪明过人，学富五车。岳父欣赏大姐夫的长处在于他对某个医学难题和现象深入思考，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路又肯于钻研。
大姐夫当时受出国大潮影响，也在努力寻找出国途径。在我看来大姐夫有两三处硬伤，一是他学英语滞后/不开窍，但又不愿意虚心地不耻下问。端着一个架子是不能在语言学习上进步的。我曾看到他的一本英语专业书上勾勾画画标满了自编的汉语注音，就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二是他不大会为人处世，这个缺点源自他凡事思维固执己见又不多为别人着想。举个例子，大姐夫每天回岳父家吃饭，却连一捆菠菜也难得买回家来。我送给岳父的英国黑白威士忌酒，马上就被姐夫要去送给了自己的上级领导。这样的性格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打拼比较容易碰钉子。
大姐夫1988年先去了西班牙进修，几年后又到加拿大求发展。听说大姐夫多年来在北美打拼的很幸苦，但是最终还是在加拿大东部大都市和人合伙开了一家中医诊所，算是落地生根了。
不幸的是，大姐和大姐夫2000年左右时离婚散伙。太座家人现在只要提及大姐夫统称他为“老中医”。
我对老中医近30年来在北美的经历艰难，仍能顽强地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治病疗伤，服务社区由衷地钦佩。回顾我们自己一路走来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