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叶子：柴静的《穹顶之下》还隐藏着什么？

我是带着异常沉重和矛盾的心情看完这部片子的。每个人看完这个片子心情都不会轻松。它的确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和问题。作为有过十三年民间环保经历的我，看完这样一个主题的片子，心情注定比一般公众更加沉重。因为里面的很多问题、逻辑和内幕，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知道的也不少了。每一次“温故而知新”其实也是对内心的一种摧残。所以，如今仍然坚持在做环保工作，尤其是民间的环保工作的人，都是很勇敢值得尊敬的人。 

 

但是我的沉重和矛盾，主要却不是来自单纯的环境问题。现在坐下来想一想，后来慢慢淡出民间环保这个圈子，其实内心深处很可能也是不断丰富了更多的东西之后，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世界上几乎没有单纯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政治制度问题，最后的最后，问题的核心还是人。是人类的贪婪和自私，是人类的傲慢和偏执，导致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所谓技术问题法律问题制度问题，都是冰山一角，都是转移理性注意力的手段罢了。 

 

所以，柴静的片子讲到雾霾，但是我从中却看到了别样的雾霾，隐隐地笼罩在片子的背后。 

 

柴静是媒体人。我向来反对媒体人把自己包装成为学者。二者根本不同。媒体人以为信息等于真相，而真相具有最强大的说服力。其实错了。首先，多大的信息量才能等同于真相？信息都是被人为加工过的，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的。所以，如何才是“真相”？我们的世界，是由“真相”在推动着前进吗？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世界，一直都是由“想要成为的样子”来推动的。 

 

泰坦尼克为什么会沉没？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揭示其中很多的“真相”：比如为了让船可以更高速的行驶，所以原本设计的船体钢板的厚度减少了33%，以便让船身更轻；比如为了更快的行驶，把舵设计更小，以便减少水流的阻力，因此最终造成船体转向需要更长的时间；比如新船尚未磨合好，就迅速被提高到最高航速；比如负责警戒的船员在起航前居然把必备的望远镜落在了家里；比如自以为这条永不沉没的巨轮不需要那么多救生艇等等。这里的每一条都是真相。但是所有这些真相都是泰坦尼克沉没之后我们才了解的。把这条船推入海底并且葬送了1500多人的力量是“真相”吗？最后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傲慢自负和为了博得第一的虚荣心。是这些“想要成为的样子”才一手导演了所有这些“真相”。到底什么才是最彻底的“真相”呢？ 

 

多年之前，我看《中国国家地理》的一期，花费了巨大的笔墨要颠覆戚继光的英雄地位。主编单之蔷更不惜气力地鼓吹，不颠覆戚继光所代表的落后海洋观念，我们就不能拥抱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学。按照单之蔷的说法，他查到的史料表明，戚继光不是抗击倭寇，而是在镇压明代犯了海禁的同胞。他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翻了一些史料，没有找到具体记载倭寇的姓名。因此认定只有被记录在案的犯海禁的同胞被戚继光斩杀，所以戚继光不是英雄。而明代的海禁更是单之蔷笔下落后文明的代表。但是，我们知道，古代很多著名的建筑或艺术作品，也没有留下工匠们的姓名。比如说你知道长城的每一个建造者的姓名吗？敦煌的那些壁画，其艺术水准都可以搬进卢浮宫和蒙娜丽莎放在一起，你知道它们的作者吗？创造者没有留下姓名，只能说明当时工匠们地位低下，不能因此说长城和敦煌壁画就不存在。倭寇的姓名没有记录在案，正说明当时明代是多么地鄙视倭寇。从散落在县志中的记载可以看到，倭寇使用的独特的武器，比如特种钢刀和小弓，还有倭寇独特的战法，都可以证明倭寇当时不但存在，更是明代海防一患。单之蔷作为媒体人，他是没有查阅到真相还是没有推想到原因？我看都不是，是他选择性地失明了。从那一期国家地理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单之蔷之所以要推倒戚继光的英雄形象，不是为了还原真相，说到底就是为了讴歌欧洲的海洋文明。因为在他看来，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代表了文明的开拓进取，代表了进步，所以，明代的海禁就成了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进而，维护了明代海禁的戚继光自然就不应该被认定为英雄。这才是他的逻辑。

 

但这个媒体人，全然不顾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真相是什么。那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年代，欧洲人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抢夺他人财富，杀戮了上亿的原住民，毁灭人家的文化，传播疾病贩卖奴隶。这些就是先进的海洋文明吗？在欧洲人靠着抢夺和杀戮聚敛巨额财富的时候，拥有更为强大海军力量的中国人却在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生产着让欧洲人艳羡不已的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用公平贸易换取了同等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自己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同时没有破坏他人的文化，反而用远洋船队沟通着不同种族间的文化交流。请问，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做法，哪一个更符合“文明”的定义？那些吹捧欧洲大航海时代的人，他们内心到底有着什么样阴暗的动力？戚继光和哥伦布，到底应该把谁推下英雄的宝座？ 

 

单之蔷和柴静，都是媒体人。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势头，就是媒体人总是把自己包装成勤于思考也善于思考的学者。媒体人会拿“真相”说话，他们以为自己的强项——挖掘真相就是自己思考的坚实基石。其实真相往往都是被加工的。比如单之蔷关于海洋文明的看法，来自于他查阅的“真相”吗？不是的。那些所谓的“真相”只是被他特意找出来呈现出来的。当一个人内心怀有某些“想要成为的样子”做蓝本的时候，就势必出现心理学所说的“视网膜效应”。媒体人呈现给公众的就不再是“真相”，而是这个媒体人内心“想要成为的样子”。 

 

媒体人和学者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我们都以为或希望媒体的客观公正的。这样的愿望能实现吗？这么说吧，你觉得能指望一个广告公司拍出的方便面广告是可以如实呈现方便面真切又干枯的样子吗？绝无可能。因为广告公司是要看客户的脸色。只要一个行业是有所求的，它就注定不可能客观公正。媒体也一样。媒体是一个产业，这一点上和广告业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媒体要生存，这是一个天然的底线。因为有这个基础存在，媒体就不能触碰到公众的某些底线。否则，媒体制作出来的东西可能被公众抵制。公众的抵制直接可以导致媒体无法生存。所以，不要以为媒体只对真相负责。其实媒体最根本的是对公众接受的底线负责。只有真正的学者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利益的纠缠，不为了迎合公众而只对理性负责。 

 

什么是公众的底线呢？是道德吗？很遗憾不是。公众真正的底线恰恰表现为非道德的。 

 

在柴静的片子中，一个又一个的“真相”被挖掘出来。比如柴油车的污染，一方面挖掘了车企的造假，另一方面又深入挖掘了能源集团的利益问题。但是有些问题明摆着应该进一步挖掘下去，为什么这个媒体人只字不提呢？她可以用一个女性和一个母亲的视角，用非常唯美的语言催眠你诱导你，把你带入到她设计好的观察视角中去。在这个过程中，稍不清醒的人就会被她带走，从而容易忽略掉她没有挖掘的“真相”。 

 

我们可以举例来说。 

 

比如当柴静在片子里表达，发展经济享受富裕生活和保护环境之间并不冲突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她对于这个话题挖掘的深度和敏锐度一下子就消失了。她用洛杉矶做说明，说同样是柴油车，洛杉矶方面强制要求柴油车主给车加一个“口罩”，这样可以把99%的污染物截留住。然后呢？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话题到此就结束了。柴静一向颇为咄咄逼人的敏锐哪去了？为什么不进一步追问，然后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污染物是被如何处理的？处理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二次污染或能源的二次消耗？这些污染物是在本地本国被消纳了？还是被送到其他国家，用污染别人的方式来保护了自己？还记得我们多年前就听到的“洋垃圾”一词吗？你是否注意过，广东的汕尾一带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地区，那里的环境只如地狱，身患怪病的人数不胜数。 

 

一个资深的媒体人正如一个摸爬滚打多年的演员。他们太了解如何赚取公众的泪点了，他们太知道如何触动人心中柔软的东西。感动也好，正义感也好，公众内心升起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可能是演员所决定的。他让你哭，你就哭；他让你笑，你就笑。媒体人也一样的。他们深知如何绕过公众最不爱听的内容，更深知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何处，最有利于自己后面的发挥和表达。公众以为媒体呈现给自己的是全部的真相，其实那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如同拍一部电影一样，是制作出来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只对理性负责，他就不会管公众内心是否能接受。公众接受与否，买不买他的书，看不看他的文章，他只对理性负责。所以真正的学者注定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不是在单纯地和污染企业作战，也不是和法律漏洞作战，他是和普遍的人性弱点作战，他的对手就是公众。

 

学者的责任是真正地教育公众而不是迎合公众。当一个媒体人把事实停留着柴油车加装一个装置就可以有效解决污染问题这个结论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演员在要观众的掌声。媒体人可以如此讨巧，因为这样的结论不必更深地涉及到文明走向，可以让公众感觉问题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可以让公众感觉这个问题我只是去“监督”即可，我是可以不必为此损失生活的安逸和舒适，更不必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就是媒体的讨巧。

 

真正的事实是，发展经济，享受富裕生活和保护环境之间就是水火不容的。根本没有什么双赢的道路，那些都是欺骗公众的花言巧语。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只有这么说才能生存，才能在公众一面关心着环境保护一面更加不愿意为此牺牲个人享受之间找到一个卖点。 

 

作为一个媒体人，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企业指向法律指向政府有关部门，这个很容易。但是媒体人天生的基础决定了，他不敢把问题的矛头指向文明方式指向发展方向指向每一个消费者。因为媒体不敢触碰公众的底线。公众真正的底线恰恰不是道德的，而更接近于非道德。如果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就会很无奈地告诉公众，真正解决污染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每一个人都要为此做出牺牲。我们不能推广私人汽车，我们不能在周末去郊区吃烧烤；我们不能梦想着家里有两个甚至多个孩子，我们不能奢望着能在不同的地方拥有多处房产，我们不能过着太多一次性的生活，我们唯一可行的就是尽量简朴生活，少消耗。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才是真正触碰到了公众的底线，也是问题的核心。

 

媒体人敢去触碰吗？根本不敢！柴静作为“独立”媒体人，她触碰了公众的底线之后，公众就会不买她的账。这就是媒体人做不了学者的天然原因。媒体人无法彻底客观公正。正如广告公司不敢得罪客户一样，媒体人不敢彻底触碰到公众的底线，也就是人性最大的软肋。 

 

柴静的片子开头，她讲到每当北京雾霾严重的时候，她为了保护孩子，都会把窗户的缝隙用胶带封住。我不知道观众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丝隐隐的担心？一个对于安全性过度敏感的媒体人，她的这种敏感是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相还是远离真相？我们有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媒体人对于安全性如此敏感，乃至于不免有些神经过敏一样的反应。这样的心理，同样会出现在媒体人这个角色当中。作为媒体人，她会近于本能地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维护自己存在的条件。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要去讨巧，只有讨得公众的欢心，她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柴静用胶带封住的，不但有外面的雾霾，更有关于雾霾问题背后最核心的真相。 

 

柴静片子中提到了英国，说到了伦敦。在她的片子里，伦敦当初有着远比目下中国更为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但是现今的伦敦转变了。英国从有着几百万矿工变成今天只有几万人，伦敦也随之变得清洁了。但是挖掘到这里，媒体人再次本能地住手了。她展现给大家的一幅美好的伸手可及的愿景。但是，这样的景象现实吗？ 

 

有人听过相声《大保镖》吗？ 

 

甲对乙说，我是练武的，我住的地方就出练家子。

乙问您住哪里啊？

甲说京西北有个“胡岭”，我是那的人。

乙说，胡岭不出练武的，那儿净出卖粽子的啊。

甲说，你这话不通情理。你是哪的人啊？

乙说，我是北京人啊。

甲说，你们北京都是说相声的啊？

乙说，都说相声谁听啊？

甲说，对啊，全卖粽子谁吃啊？ 

 

伦敦今天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英国也可以把一些重工业关掉，用自己的金融服务业换取他人的重工业产品。所以，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可以不发展高污染的产业，用自己其他优势产业产生的价值和别人做交换。这样就把污染留给别人，保住了自己的蓝天绿水。但问题在于，如果都是卖粽子的还有人吃吗？如果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这种模式的话，我们目前这种发展方式中所需要的重工业谁来做？明白这个简单道理之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媒体人开出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镇痛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媒体人还有一招杀手锏，就是引导公众去关注法律漏洞和政府部门乃至于含沙射影地攻击一下政治制度。这些都是讨巧的做法，也可以说，都是令人作呕的老三样套路。 

 

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可能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带着很多负面情绪在生活工作。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非常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分析它、消纳//疏解它乃至升华它？绝大多数人的做法是什么？是从没有真正正视过自己负面情绪的来源，只是简单粗暴地而且不负责任地发泄原本属于自己言行思想失当所造成的不良情绪。

 

所以，一个人工作不努力、不善与人交往、自己生活缺少智慧处理问题，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原本应该自己内化解决的情绪，都可以通过无端地攻击别人来达到一种宣泄后的轻快感。最好的攻击谩骂对象是谁呢？就是似乎属于有某些强力的对象。所以，攻击政府谩骂制度就是大多数人生活不如意时最好的发泄手段。

 

媒体人最讨巧也最卑劣的手段之一，就是把公众的注意力全部引向对法律漏洞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上。不是不可以关注，不是不应该关注。但是每每媒体人的做法仅仅愿意停留在此，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

 

当柴静一次又一次公布12369这个政府部门的电话时，她为什么不花哪怕一半的时间精力去对公众说，我们每一个人首先都是消费者，如果保护野生动物时我们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同样的道理，没有每一个公民的过度消费，就没有污染的出现。所有企业的污染，说到底是为了我们的需求。当我们要求监督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更应该时时监督自己呢？ 

 

我给女儿买的书里，有一本叫做《东西是怎么来的》。里面有一章题目叫“手机和大猩猩”。我看完之后心情很沉重。文章说，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种叫做“钽”的金属。这种金属的产地很少，其中非洲是一个主要产地。非洲的哪里是主产区呢？正好是非洲珍贵的热带雨林地区。为了开采钽，人类就要砍伐大片原始森林，进而导致很多野生动物流离失所，其中大猩猩就是一个代表。钽在手机里的作用是做电容。据说如果没有钽的话，手机都会像砖头一样大，因为有了钽，手机才能做成现在这样小巧。

 

但是，我们频繁地更换手机，就要大量消耗钽。为了开采钽，非洲宝贵的原始森林就要被破坏。大猩猩等无数野生动物就被逼向灭绝的边缘。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了，任何一件物品都可能是来自全球各地集合而成。早就有人写过一本书，通过一件普通的衬衫的生产过程，讲这里面所含有的全球化的影子。我们可以在北京开着一辆尾气合格的私家车。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了制造这辆车，全球要消耗多少资源？产生多少污染？所有这些污染，总量只能是不断增加，所不同的是，在放在中国还是美国，是存在空气中还是土壤或水体里。

 

我们的地球是一艘孤独的泰坦尼克。在她没有出事之前，船上无论头等舱还是三等舱的乘客，都可以尽情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同时可以把一切警告当做刺耳的废话。什么时候巨轮开始下沉了，一切就都晚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不要奢望什么星际移民。想想泰坦尼克的结局吧。幸运的人永远是少数的。星际移民巨大的成本，注定只能为了极少数服务。但是，制造飞船的资源还是要从地球上挖掘，制造飞船的污染物还是留在地球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除了尽量减少消耗，别无选择。

 

熵一直在增加，污染也不可能被技术彻底消除。从有了科技的那一天开始，技术制造的问题，什么时候真的以新的技术彻底解决过？所谓新的技术最终可以解决污染问题环境问题，都是梦话。过去从未出现过，未来也永远不会出现。

 

高血压的病人吃降压药可以带来暂时的舒适，但是日后必定付出肝肾损害的代价。“出来混总还是要还”。

 

技术手段可以把今天的问题转移给明天，这里的问题转移给那里。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消失。每一次技术的转移，还伴随着能量的消耗。最后算下来，技术手段不但不能延缓问题，其实只会加速问题。我知道，这段话普通的公众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公众不愿意踏下心来阅读科学哲学和伦理的作品，不愿意细细地回顾历史以预防历史的重演。所以，在这个时代，做媒体人远比做一个负责人的学者要容易，也更容易出名获利。因为媒体人深知公众的泪点和弱点。他们会戳痛你的泪点，绕开你的弱点。媒体人真正关心的不是“真相”，而是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柴静的片子里，讲到了石化垄断企业和环保部门的博弈。环保部门说柴油升级每升7分钱就行了，企业说我要5毛钱，还说不涨价我就断供。我想每一个看到此处的观众，都会深恶痛绝企业为了一己之私为不顾社会公义社会责任。油价上涨5毛钱，说到底还是为了企业更多的获利。企业获利之后，顺理成章就是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获利。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其实就是为了自己能更多地赚钱，过更富裕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问题，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保护环境，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富奢的生活？有多少人可以不买车，不多买房，不多生孩子，一件衣服穿五年以上，手机尽可能延缓更换的频率，不吃烧烤……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么和石化企业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社会责任的做法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呢？当我们谈论法律的漏洞，或是指责政府部门不作为的时候，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漏洞呢？我们面对简朴生活方式的不作为呢？  

 

 

媒体人带着公众去攻击企业攻击法律漏洞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人类过度的欲望，每一个收看纪录片的观众，恰恰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所在。强权可能不是巨型企业或政府部门，强权其实常常和人数有关。媒体人带着亿万公众去大谈特谈巨型企业的问题法律的问题政府部门的问题，其实，这是隐藏得很深的恃强凌弱。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需要改变的对象被隐去了，公众可以在骂企业骂法律漏洞骂政府部门的过程中，宣泄着自己生活中各种不良情绪。这种不负责任的宣泄还可以打着各种高尚的幌子。媒体人进一步助纣为虐。  

 

在影片《泰坦尼克》当中，巨轮将要下沉的时候，有四个乐手被安排在甲板上，他们被要求用音乐安抚人们紧张的情绪。所以，开始他们演奏欢快的乐曲。但是很快，其中一个乐手说，有什么用呢？没有人在听。另一个乐手苦笑了一下说，反正在餐厅的时候也没有人在听。到了后来，乐手们不再演奏欢快的曲子，而是奏起了悠扬而略带凄凉的安魂曲。我时常会想到这段场景。这四个乐手，平时在刻苦练习的时候，或许他们假想着存在这样的听众：他即专业又认真。作为乐手，他们的演奏是要对得起这样的听众的。但事实上，乐手们每天为了一个音符刻苦训练的时候，他们或许想象不到，即使日后他们认真卖力的演奏，却没有人真的在听。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巨轮行将下沉的时候，都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声音。就像有些注定孤独的人，他们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体系，搜集证据，构建逻辑，但是，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大厦将倾，都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在世界上演奏，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甲板上的四个乐手那样，至少身体可以暖和一些，同时，也安抚自己内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