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博士阶段，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多数能坚持到底的人，好像是真有天赋和激情。
硅谷的一般工作虽然也对打工人有些要求，要求并不特别高。一路上，会有大量在行业里不愿做了、或做不下去的人改行做其它职业。很多房产经纪人，贷款经纪人，学校老师，幼儿园创办人，小餐馆的老板都有硅谷打技术工的经历。每次经济不景气，公司裁员，就有一批自寻出路、勇敢谋生的人离开技术岗。毕竟硅谷工程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规模涨涨跌跌，来来往往也是常态。
但读完博士，并继续追寻博士期间的工作、不言退的那拨人，都是勇士。他们跟职业运动员有一拼。一路走来，身边倒下去、另寻他途的战友不计其数。与职业运动员不同的是，他们一天天的努力，没什么观众，除了同行和家人，也不太有人喝彩。
他们最需要的是平台。没有现成的平台时，被逼急了，也自己搭建。十年前，我在Craigslist 上撞见几个这样的人。
那时候我辞掉了一份儿比较舒适的工作，大概是觉得不够刺激，就好比吸毒的人对毒品的劲儿有点儿不满。然后也不知道去哪儿找更有劲儿的新品，就在网上瞎逛。碰巧看到几个很穷很饥渴的物理学博士，需要招一个类似我这样的人。我不是很优秀，但比较有热情，虽然一直浑浑噩噩地在工业界混，却对科学家十分崇拜，当即决定降薪20%加入他们的团队。
不过他们从博士、博士后的位置上刚出来，没有经营公司的经验和经历，差不多真的只是把大学的实验室搬入租来的车库，继续科研。我前期的工作是接手前任留下的一些东西，帮着把系统建立起来，后期主要在维护已经运行的系统，慢慢也就没那么有意思了，看不到发展。终于在我五十岁那天，离开了他们，并决定不再回头。
最能解释我当时行为的，是我正处在更年期的不稳定状态，离开是正确的、也是随机的选择。
没想到的是，同事们并没有嫌弃我。五年后，已经转战另一家物理学家初创公司的三个前同事，召唤我去跟他们一起工作。也可能是他们当时招人太难，走投无路，电话通讯录里是个人就叫去试试。
新公司的老板和我，都对一个过了更年期、休息了五年、应该做祖母的人能否返回新技术工作岗位略（深）持怀疑态度。尤其是闲散了五年之后，我还能否适应每天八小时上班？过了更年期应该算优势，一生的麻烦事儿都了了。人生只剩下无痛死亡这件大事，按下不表。我和公司都打算一边怀疑一边探索，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
他们进一步压低了我的工资。拿到聘书小样时我在巴黎花天酒地，立刻向留在家里的老公报告新公司给的工资数，表示我自己也有点儿意外，老公短信秒回说：别去。
我自己是想去的。在家，我玩儿太阳能玩儿了一夏天，太阳能板放在地上，把后院儿的草坪全都杀死了。为了冬天多发几度电，后院儿的大树，也被我下令砍了四棵。再这么下去，房子都有被拆了的危险。疫情对每个人都有些负面影响，我困在家找不到下一个让我激动的事儿。回去工作，跟物理学家一起做科研，有点儿天方夜谭的事儿，我得上。
其次，这家公司比上一家成熟得多，短短几年，苦战疫情的情况下，发展迅速，有足够多的人形成几个部门。他们不似上一家公司，拿着投资人的钱，出不了成果，时刻感到生存困难。这里主要靠接一些疑难杂活儿，赚取佣金，然后用一部分佣金发展下一个项目，做到一定程度，用其成果再去接另一个新活儿。如此一边做有钱支撑的项目，延续博士、博士后的工作风格，一边寻找突破口，希望能做出普罗大众都用得上的科技产品。所谓的疑难杂活儿，包括设计制作送到太空做个实验的仪器设备。活儿都又酷又飒。
再其次，几个合伙人正当年，在业界工作了一些年，有人脉有经验，也有眼光和执行力。上能进白宫演讲，下能在后院儿给母鸡修建自动饲养装置。个人也都处在生孩子前后的几年，精力还是旺盛的。我经历过的成功小公司都是创办人家庭、事业同时丰收型的。即便没有大丰收，伴随着家庭孩子的成长，公司也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为母则强，为父亦仁。
所以我逆流而上，拿着低薪（养活自己没问题，他们也略表心意地提了点儿价），走上了新岗位。
接下来的十几个月，我虚心向每个人学习，从自己的同龄人，到儿女的同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整天泡在实验室里，真正地干脏活儿累活儿；晚上、周末常去加班，也拉着老公一起享受高端仪器设备的快乐。公司发薪水比较谨慎，买仪器设备毫不手软。年轻人在公司的最大福利，就是可以随意地买买买。
上班的第一天，年长我几岁的老板警告我，有些日子，你会捶胸问自己：why do I do this to myself? 他58岁那年，搬离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平安州，携妻子来到暴躁的硅谷安家落户。一住下来，新冠疫情就开始了。这个问题，估计他没少捶胸问自己。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我要补的课甚多，笑话我说：你这是要同时吞下四头牛啊。
可不，来这儿之前，我其实没有真正在实验室干过活儿。国内上研究生时，导师根本不指望女学生在实验室里玩儿设备，且不说那时的设备也很寒碜。导师为我着想，老想把我送到某名人家给人家的孩子当家教顺便扩展他的人脉关系。可惜也送不进去。
在美国上学时好像也一直纸上谈兵，没怎么学习就开始工作了。工作中是要写汇编程序，设计芯片，在板子上试来试去的，但没那么多种型号的板子，再说也有专人调板子，遇到情况吆喝一声就行了。要不是在家玩儿了玩儿太阳能，我读万用表都会哆嗦。
现在跟着这些博士们，凡事要亲自动手，我僵在那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奇怪，这难道不是人人要做的事吗？想劲儿大的，你招架得了吗？
我旁边坐着一个跳了15年芭蕾的女物理学家，长得就是天生的天鹅、睡美人模样，在实验室撞见她，多半会认为她是从芭蕾舞团来我司参观的。她年龄介于我的两个孩子之间，从一个优秀的博士项目里退出来，原因是读博太辛苦了，忙不过来。学校给她保留了五年返校资格，她很可能还会回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是实验室里干活儿最细心，最勤快的，什么都修，什么都做。
她和她的伙伴们用行动激励着我努力尝试。
他爹也在硅谷一线工作多年，号称做的是大品牌。但大品牌就意味着单一项目精雕细刻，不习惯在各种产品间跳跃。
我在这儿工作了三个多月时，他来我实验室玩儿，看到我在第三块板子上挣扎，顿时急了：怎么又换了块儿板子，这么不专一？他也老了，见不得这种跳跃。
另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听说我有个正在出租的小小商业地产时，诧异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来工作？他可能觉得我不缺这份儿工钱（其实我缺），又不是什么大拿，不仅指挥不了别人，还每天虚心求教，到处道谢。
“你是不是闲不住？”他最后总结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闲不住，但我知道，我的人生遗憾是没读过博士。没读过博士的主要原因，是我的英语不够好。我有英文障碍。因为我有英文障碍，所以把孩子送进了双语学校读书，希望不要因为外语的障碍，阻挡他们的路。
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等他们长大了离家了，我要活回自己原来的样子。我有种被他们绑架了的感觉。他们终于走了，可算走了。但我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老了，饭量小了，觉也睡不好了。假如还想读博，障碍更多了。
偏偏有机会跟热爱自己专业的博士们一起工作，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国梦吗？入职时，一位新近毕业的博士告诉我，他在这儿的工作跟读博时做的事基本没差别。我乐了，我就跟你们混吧，假装在读博。
跟他们混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没读博的原因除了英语不行，智力也不足。这些人人均人精，都不是一般的战士。我太喜欢他们的敏锐和锋利了。其实在上一家公司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没太多自己的时间瞎想。
公司每两周开一次午餐技术交流会，博士们一一介绍自己的工作，或即兴讲一通量子物理的原理。有一天，财务部的会计忍不住在交流会结束时发表感言：每两周一次的会议，就是为了花一小时证明我很傻，是吗？
是，就是因为傻，才特想接近不傻的人，让人家带上我。上周的会议上，得知我们有两位物理学家是师从诺奖得主的，应该说在博士生里也算有点儿牛的吧，在崇拜奖杯的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大牛了哈。
回到那孩子的问题，我可能有点儿闲不住，更多的是好这一口。跟很多同事一样，读不完的博士，过不完的瘾。希望自己多干几年。
题外话，硅谷银行出事儿时，公司领导懵了好半天，差点儿晕倒。清醒过来后，那个周末他准备了一份悲情讲话，打算周一告诉大家：公司几年来积攒的钱没了，咱们从头开始，一方面收取还在路上的佣金，另一方面加紧申请其它项目。好在周日下午危机解除，公司还能给大家按时发工资。领导们又成熟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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