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代中的苦难中国

《中华民国》时代中的苦难中国，处在一个中央政府名不副实，国家实际四分五裂的战争状态。内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王朝，但却没能凝聚成统一的主权国家，沦为军阀割据的局面。外部列强的干涉不仅非常严重，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演变，致使中国大地成了世界强国的利益竞技场。

此时的世界仍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调整期。企图为一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巴黎和平会议，“和平”效果却非常糟糕。德国被大大惩罚但没有被彻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为日后的战争报复埋下了种子。意大利虽为战胜国，但其诉求被忽视，间接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从该国萌发。苏俄不仅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而且会议决定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却被会议裁定，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结果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怒火。

即使在该和会上获益最大的英国、美国、日本，也为下一场大战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军军备竞赛。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任何国家，仰仗它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发出了挑战。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宣称，将在5年内建造 137艘军舰，“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不甘示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拥有两支强大的舰队，每支舰队有主力舰8艘，每8年更新一次。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冲冲地加入了这场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

但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各国财政纷纷捉襟见肘。列强们开始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各国人民要求裁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倡议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得到了各国的响应，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华盛顿会议”的由来。

由于巴黎和会的失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议题不仅仅是海军军备问题，还有很多影响和平的问题，尤其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于是，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扩大为9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

中国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国民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团，不被各国接受，伍朝枢遂未赴会。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国际会议。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5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由9国代表都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

实际会议的过程中，各国的发言权是严重不平等的。美国、英国、日本处于第一等级，参与决定所有重大问题；法国其次，有时被前述3国置之不理；意大利还不如法国，在一些议题上被排除；比利时、荷兰、葡萄牙重在参与，满足于分得一小杯羹；中国则处于最下一级，完全为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而来，对其他议题没有什么影响。

会议经过长时间激烈交锋，各与会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决议案。其中对世界均势影响最大的是《五国海军条约》，它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条约还严格限制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和建造，对于其他舰船也有相应的规定。

中国为自己达成了两项成果：一是中日双方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二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常简称为《九国公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本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

《九国公约》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有关条文规定，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的关税政策。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次华盛顿会议，中国成功收回山东权益，是近代中国在没有武力后盾的情况下，外争国权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受到抑制，遂转为重点扶持东北的奉系军阀。从地缘政治上，东北直接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接壤，又是与宿敌苏俄利益交叉的地区，所以成了日本扩张势力的不二之选。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为了争胜中原，也需要靠上一个帝国主义后台。因此日本与奉系一拍即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奉系通过战争的胜利，已经雄霸东北和华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阀。另外，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也跟日本往来密切。

英国主要凭借两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在华最大的势力范围，以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商埠（经济发达城市）来计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国加起来都多。由于其大多数条约商埠都在长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军阀更能保护它的利益。于是，英国联合美国，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前者掌握着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后者控制着富庶的东南五省。

美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因此早期在华势力范围还不及法国。美国意图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所以与英国联手支持直系军阀，包括吹捧吴佩孚，派遣顾问，派军舰掩护，等等。但是，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更重视商业实利，同时向直系和奉系两边都卖武器，大发战争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