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爷爷，身为大学教授的爸爸说：若父亲不逼我上学，就不会有今天。

爷爷天资聪颖，曾得过乡里珠算比赛第一名。可惜他身体虚弱，没有什么挣钱的本事。爷爷曾到上海去谋生，在杨树浦一带凭着关系购进一些小鱼小虾摆地摊，生意屡屡失败。多数时候他为渔场做运输的一位老乡当帐房。渔场运输只是一个小生意，老板都赚不到多少钱，帐房的报酬更是有限。有一年爷爷年终回家坐的船翻沉，虽然拣回一命，却失去了所有的东西。门外新年爆竹响起的时候，爷爷坐在灶边取暖哭泣。

宁波解放之后，出海口被国民党封死，捕渔业瘫痪，爷爷失业了。他只能从象山港出去，到一些尚未解放的小岛去收购海鲜。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爸爸放学走在环山路上，发现有一位中年人躺在路边。走近一看，竟然是爷爷！原来他已经来往象山港行走了一天，也饿了一天，突然两眼一黑倒下了。爸爸又背又拖，一步一步把爷爷带回家。

的确，爷爷常常连自己的命都无法保证，养家实在太困难了。

尽管爷爷没有多少能力，但他关注儿女们的教育。兄妹俩跟着父母东奔西跑，念书没有中断过：从老家、到舟山、到上海。爸爸寄养在外婆家的时候，爱那头牛远胜于爱读书。那时候他没有理想，常常逃学。爷爷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爸爸押到学校，替他报上名；买回毛笔字帖，要他好好练字。

姑父曾经感慨地说，若是在他们山东老家，如此贫困的家境，当爹的绝对不会花钱让女儿进学堂。然而同样是乡下人，爷爷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他视姑姑如掌上明珠，尽力让女儿学文化。尤其是到了49年前后，在家里几乎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他仍然订阅《宁波日报》，为姑姑日后参军创造了条件。

全国解放后，爷爷又去了上海，继续在马路边摆鱼摊，住在杨树浦贫民窟的阁楼里。自从打击海匪渔霸、整顿海上秩序运动的开始，诚实守信且有文化的爷爷被公安部门作为依靠对象，让他把散户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并给他在外滩17号安排了一个很气派的办公室。直到50年代后期舟山成立渔业运输公司，爷爷才离开上海，去那里任会计和工会主席。

爷爷摆地摊时从不会短斤缺两、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念头都没有过，是文明经商的模范。人说无商不奸，这正是他的小生意屡屡惨败的原因。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爷爷一生廉洁，公私分明。姐姐上大学期间，曾经用学校的信纸写家信，令爷爷非常不满。那时候我们不以为然，觉得爷爷小题大作。看如今中国贪官污吏遍地，不由得对爷爷的人品肃然起敬。他从地摊小贩，成为海运公司的领导，是机遇，也应了那句“是金子总会发光”。

爷爷大半生贫穷，但为人大方、待人胜己。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爷爷奶奶关系紧张，但是爷爷同岳父母一家感情很好，翁婿相敬如宾。过去舟山非常落后，他委托同事们送海鲜到上海时，吩咐我们以稀缺的上海工业品作为酬谢，比如白砂糖、洗衣皂。时间一久，爷爷的同事也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

爷爷的双亲早逝，他与养母感情深厚。即使文革中受迫害，工资被冻结，爷爷也没有间断过奉养。得知养母病危的消息，他冲破造反派的监督，不计后果回到家乡见最后一面，喂最后一口饭，然后送她归葬山上。他对养母的回报，给儿孙们作出了榜样。

爷爷，是这条小破船的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