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个博客，“原来，二姨在台湾”，唤起了我30多年前遥远的回忆。

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班长，至今在小学的群里都依然被唤为班长。然而自从升入初中后，每次申请红卫兵或是团员时，屡屡被打回来，说是家庭背景不清。回家问爸妈，他们总是支支吾吾的讲也许你在被考验呢。我那时虽然不爽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大家都在准备考试，只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妈家有问题，因为有一次我和妈妈去给东北来京探亲的大舅上户口，隐约看到我妈填写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心里特别别扭。出了派出所，我就怀着一脸对阶级敌人的愤怒问我妈，为什么你家是地主？外公在哪儿？我妈什么也不讲，一路低头走回家。那年代每次填写父母政治面目时，我也是心虚，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写党员，只有我的父母是群众，很没面子。家里其他亲戚也没有一个是党员，让那时的我，虽然是班长，但是总是在开学交表格时有一点心理阴影，挥之不去。

高中第一年，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入了团，只有几个表现散漫，在政治上不追求进步的同学，包括我还没有入团。有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和我说，如果你再不申请入团，等上了大学，别人都去过组织生活，你一个人在外面，会很孤立的。现在大家都在考大学，没有人过团组织生活，你不会觉得难受。可大学里基本上所有人都是团员，你会很没面子的。大概老师知道我很爱面子，才这么说的吧。我心里很委屈，申请了那么多年，是你们不批准啊。她说其实你只需要讲清楚你外公一家在哪里就行了。我外公？我根本不知道他啊，我妈从来没有提过他。我妈家只有一个哥哥被下放到了东北。老师说我们已经去你妈单位调查过了，你回家一定要问清楚，写下来。你的入团就没问题了。

回到家，我先去搜索了一遍他们房间里的抽屉，看看有什么瞒着我的信件。只有一个上了锁的抽屉我打不开，其他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等他们晚上回来后，我把白天老师的话重复了一遍，尤其加重了去我妈单位调查的话，让我妈交代有什么对我隐瞒的历史问题。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妈当时的表情，无奈，伤心，还是可怜？总之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我自己当时非常震惊，但不是难过。

原来我外公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教官，研究弹道的。49年带着一家老小准备逃离南京去台湾。坐船途径上海的时候，下船找我大舅。当时大舅已加入了地下外围组织，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所以根本没打算离开。于是外公就在大舅那里停留了几天，想说服他走。结果没想到我妈被我大舅“忽悠”的也不肯走了， 我外公怕大舅再对其他弟妹的影响就匆匆忙忙的乘船离开上海去台湾了。这一别，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我大舅很惨，反右时被下放到东北，一待就是20多年。我妈稍微好一点，大学毕业先是分配到上海的一所大学教书，因为我爸在北京，她碾转来到北京去了一个工厂当文化干事。后来由于我外公79年托人找到我们，大舅才从东北调回上海，我妈离开工厂去了研究机构，大舅和我妈从此“鸡犬升天”，我也由此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没有去加入什么共青团。

在美国我拜访了外公外婆舅舅阿姨，其实他们也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吃了不少苦。50年代初期，由于台湾统一的需要，我大舅和我妈经常被要求在广播里向台湾宣传爱国思想，号召外公回到大陆，为国效力。每每外公在电台里听到他们的呼唤，就坐立不安，生怕受到牵连。因为大舅和我妈在那个家庭的缺失，二舅升为大舅，我妈排行老四，应被称为二姐（她上面有个姐姐），下面的三妹升为二姐。总之由于这两个孩子留在大陆，我外公的日子也不好过，整日惶惶不安，在外从来不敢对外人说起他的这两个孩子。以至于我的那些表兄弟，表姐妹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外公是军人，在国民党内部纪律也一定要求的很严。退休后毅然决定全家移民美国，离开台湾。

外公找到我们的故事也是很曲折。因为大舅那时还在东北，我妈在北京，即使已经改革开放，中美也已经建交，由于没有任何消息往来，外公依然不知所措，该从哪里去找我们。我妈和大舅一直以为他们仍然在台湾，所以也没有想过去找他们（大陆和台湾没有通讯）。然而有一天外公在纽约的华人报纸上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的黄埔军校的一个老同事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于是他就提笔给这个人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找找留在大陆的两个孩子。他的同事就把这封信交给了统战部，也许我外公还有点名气，统战部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终于先找到了我妈。我依然记得那天发生的事，一辆小汽车停在了我家门口，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来到我家。我当时正好放学回家，先是看到了汽车很惊讶（那时小汽车还是很新鲜的），然后看到爸妈一本正经地坐在两个当官的面前看一封信。后来我妈就哭了，后来我就被告知外公找到了，后来我就看到了那封用繁体字写的信，再后来我妈就被调到科研单位，我大舅一家回到上海。。。天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