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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心理学家都不会在伦敦市中心的酒吧里进行决策实验，但对伦敦大学学院的丹尼尔·理查森(Daniel Richardson)来说，这里却是个理想的实验场所，他希望在这里了解人们的思维如何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影响——例如，看到其他人的决策后，自己的决策是否会受到影响。因此，他需要在人流混杂的现实社交场所展开测试，而不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实验室里进行。
在伦敦苏活区的凤凰艺术酒吧(Phoenix Arts Club)里，大约有50名志愿者参加了理查森的“群体性”研究，我便是其中之一。现场的氛围很欢快，他撸起袖管站在我们面前，就像普通的节目主持人一样。然而，这却是一场严肃的科学实验。
我们每个人都登录了一个特别设计的网站，可以在触摸屏上移动一个小点，而在房间正前方的大屏幕上，也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小点向着相同的方向移动。按照理查森的标准，我们的群体性想法将以这种方式呈现在前面的大屏幕上。当所有人移动自己的小点时，屏幕上的点就会像蜜蜂一样四散移动。
当我们明白了操作方式后，他便提出了第一个测试问题：“你们有没有在考试中做过弊？”“没有”向左移动，“有”向右移动。我们起初独立回答，小点会被隐藏起来，然后则会聚集到一起共同回答。理查森想知道这两种情况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是否会在独立作答时表现得更加诚实？又是否会因为他人的回答而改变自己的决定？
Image caption 如果自行其是，你会感到孤独(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真正的实验开始了——他开始就各种问题询问我们的观点。“英国应该脱离欧盟吗？”理查森问道。几乎所有的点都涌向左边，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应当通过法律禁止伦敦地铁罢工吗？”多数小点都在焦虑地左右摇摆，希望找到大多数人的意见所在。“为朋友买饭的人有权多吃点吗？”台下爆发出一阵嘘声，之后便突然间集体涌向左边。但如果小点被隐藏起来，有多少人会提出异议呢？
可惜的是，当晚并未公布最终结果(这些内容将被整合到一篇博士论文中)。但理查森认为，这些数据最终将证明一致性的弊端：人们作为一个群体制定决策时，往往比独立决策时更具偏见，也更不明智。“当人与人展开互动时，最终会达成一致，并制定更加糟糕的决定。”他说，“他们不会分享信息，只会共享偏见。我们试图搞清楚这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制定群体决策。”
理查森针对一致性展开的研究沿用了60多年前的一项实验心理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所罗门·阿西(Solomon Asch)证明，即便群体观点明显错误，人们也经常采纳这些观点，甚至不惜否定自己的观点。同样是在50年代，加州大学的里德·图登汉姆(Read Tuddenham)发现，当他的学生认为其他人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时，即使面对十分简单的问题，也会给出荒谬的回答——例如，他们会声称男性婴儿的预期寿命为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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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 观点会在人群中迅速扩散
群体一致性与“群体智慧”效应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指的是集合许多人的观点给出的答案或预测，比独立个体的回答更加精准。但只有当群体成员相互独立地作出判断时，才能实现群体智慧。而当群体具有多样性时，效果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当群体成员拥有相同身份特质时，对于一致性的渴望就会超越其他所有诉求。所以，当理查森向我们展示一张虎鲸照片，并问我们这种生物有多重时，最好的办法是单独收集我们独立给出的答案，然后取一个平均数。而不是关注屏幕上混乱的小点。
这都是理论层面的表述。而今晚收集的数据将帮助理查森和他的学生检验这些理论的准确性，同时探索更加深层的问题：他人的出现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观点。他还分享了自己对社交媒体的一些看法：
“我们认为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实则不然，这只是一条偏见高速公路。Twitter和Facebook的确是分享信息的绝佳方式，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上面分享了自己的偏见，这些社交媒体让我们变得更加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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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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