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洋房的闽商与归侨

我阿嬷在上海也有一户富亲戚。他们虽然没有皇帝那么高贵，但是从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也是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人物。我记忆中，他们从来没有光临过会馆。倒是每逢过年，阿嬷总是要带着我和一块她炊的甜糕去霞飞路上他们的家里拜年。正如阿公固执地把菲律宾称为吕宋，淮海路在阿嬷口中也永远是霞飞路。同乡家就住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园”内的一栋独立小洋楼里。

“上方花园”建于1916年，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一百年前，住在这里小洋楼内的是上海滩上的有钱人；一百年后，住在这里小洋楼内的还是上海滩上的有钱人。有些事是时间也无力改变的。正月的冬天，从二楼大人说话的房间里看下去是围在铸铁栏杆内的绿油油的私家草坪。房子的内部就是在今天看来也配得上低调、奢华、上档次。说它低调是用今天的眼光看，一些建筑材料散发着古朴的味道：浴室地上铺设的是黑白马塞克，配白色铸铁老虎脚浴缸、抽水马桶、和立式的盥洗盆。窗是黑色铸铁的。厅、卧室、楼梯、走廊都铺着打蜡地板。说它奢华、上档次是空间极大，整个楼房的面积至少就要有400-500平米。厅大、卧室大、厨房大、厕所大，连楼梯走道在我这个今天住在美国大农村的人眼里也是大到有点浪费空间。

这栋房子是富商庄先生和他的太太在上海滩上发迹后买下的。听阿嬷说他们初闯上海之时也是一文不名。庄太太有胆识，大女儿出生后，把金子裹在孩子的襁褓里，走私黄金，挣下了名副其实的第一桶金后才做正当生意洗白了。我阿公常常用闽南话说：“敢死摕去食”。意思多少有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敢死的福建人，庄太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晋江假药案、远华走私案、莆田系医院里面的福建人可以组成一个敢死队。将来我想还会有这样敢死的福建人。一样是福建人的阿公显然属于不敢死的。吕宋汇款使他被隔离审查后，吓得他断了与南洋的亲戚的所有联系。

我不知道庄先生、庄太太后来做的正当生意是什么。资料上说，上海开埠前后，闽商主要从事食糖、豆米杂粮、棉花、丝、木材、烟草、纸张、靛青、花木、海味杂货等食品的贩运。而泉漳商人主要从事生丝丝绸、棉花棉布、蔗糖等船运贸易。他们向家乡输入棉花、绸布，向江南输出蔗糖。我阿公的哥哥当时在上海做的就是棉纺织生意。

我跟着阿嬷去拜年时，庄先生和庄太太都已作古，房子里住着他们两个女儿的各自的家庭。当时正值文革，因为某些原因，两个家庭反目，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互不往来。同一屋檐下，还由政府安排住进两户人家，其中一户是个翻译，与两姐妹同住一个楼层。姐妹的话里，感觉到她们对这户翻译的忌惮，觉得是政府按插来监视她们的。也算是内忧外患。文革后听说房子都收回来了，两姐妹都去了香港，真希望她们能消除误会，冰释前嫌。

我在上海住洋房的福建亲戚还要算上我的表姑和表姑丈一家。表姑的父亲是我爸爸的亲舅舅。爸爸的舅舅出生于闽南的一个小镇，年轻时和街坊邻居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谋生。表姑和表姑丈算是出生在印尼的第二代福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满怀爱国之心离开印尼的家人回到大陆。他们后来回忆道，当时他们在印尼上的是华人创办的中文学校。教员里有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正是这些老师鼓舞起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向往。

回国后他们由政府安排进入大学学习。表姑丈到清华读理工科，表姑读的是文科。毕业后双双分配在上海，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编辑。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儿子。政府分配给了她们“上海新村”一户洋房底楼的一间向南的大房子。“上海新村”也在淮海中路上，美国领事馆搬迁前就在它边上。他们住的洋楼原来也只有一个姓，共产后就有了“百家姓”。连汽车间都改造了，塞进一户人家。厨房、卫生间自然是和其他住户合用的。文革结束后，表姑一家决定离开大陆。以回印尼的名义去香港定居。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大陆，他们的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家好上不知多少。多年后说起这个问题，他们说，我们爱祖国，可是祖国不爱我们。

离开的前一晚，爸爸妈妈带着我去送行。他们家人来人往，原本宽敞的住房挤得转身的地方也没有。我记得妈妈教我说，“表姑，到了香港给我寄点好看的衣服好吗？”说实话，这样的话对泉州会馆的邻居说，我还会更自在些。对表姑我真的还没有这么孰络。在妈妈的催促下，我还是勉强说了。表姑的心情很好，马上笑着答应了。

有些东西表姑一家带不走，就留下给了我爸妈。有精致的钟表，首饰。有一只铁盒，上面印着穿着礼服的西方贵族男女，在做蒙眼捉迷藏的游戏，不知是哪幅油画翻印的。这些小玩意怎么会躲过文革劫后余生的？对我来讲是个谜。他们还留下一本相册，扉页上手书着：天涯共此时。

到了香港后，理工男的表姑丈很快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表姑就给人看孩子。她真的如约寄了衣服给我。当时，我家福建的亲戚都爱到上海买衣服，但是表姑寄来的衣服我觉得还是上海没有的。表姑还寄来了他们夫妇的照片，彩色的。她烫着短发，带着蛤蟆镜，依偎在表姑丈的身边。他们站在山上，远处可见大海，两人都笑得很开心。我对香港开始有了朦胧的认识。

妈妈说我太小，只对大表姑一家有印象，上海新村另一栋楼里还住过大表姑的妹妹一家。小表姑是文革时回国的，原来想回来读大学的。当时，国内大学已经停止招生，可是国内的亲戚没人敢写信把真实的形势告诉小表姑，于是小表姑就懵懵懂懂地回国了，学没上，分配到工厂做工。经人介绍，与同是归国华侨的福建人结婚。小表姑夫回来得早，还是上了大学的。他们70年代末离开大陆，我不记得了。但是大表姑一家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可以离开大陆。于是在香港定居的小表姑和小表姑夫还有他们的亲戚就以大表姑、大表姑夫父母名义不停地给侨联、公安局写信邀请大表姑一家回印尼探亲，直到批准函下达。小表姑一家离开后，我们一家曾短暂搬入她住过的上海新村内的屋子。后来，妈妈怕影响大表姑出境申请，于是又搬回会馆。

沪上闽人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