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我插队的山西雁北地区.... 在我上山下乡的年月里，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我们插队的公社里。一个知青同样死于癌症。他是来自北京男八中的初中生，在离我们村八华里的村子，那里是公社办公所在的村落，一大群知青在一起生活，粮食也不够吃，吃牲口锅的的煮食的事情在那个村都有，不奇怪。我也吃过。 记得那个知青有个怪癖，平时不刷牙，洗脸，不叠被子，干活到挺卖力的。人缘也好。 年终，回北京过冬前，知青们都是用大锅水煮沸腾了，把被褥煮一煮，以去除寄生的虱子，他不煮被褥，而是一把火烧掉，只听得噼里啪啦的，虱子在火中烧死是发出的声响，他也露出了微笑。去县城的饭馆吃饭，伸出手付钱的时候，把收费的老西吓了一跳，他的手那个脏阿，比最脏的老西都脏。 记得“血色浪漫” 电视剧中，有一段描写，钟跃华和同村知青，自扮乞丐沿街乞讨的镜头，可能有演艺的夸张。而这位知青的面貌是真实版的，没有任何的导演意图和剧作背影，是真实的。多少年后，此时此景仍记忆清晰。一人的生活经历和态度可能很不相同，但像他这样的，也实在少见。后来他得癌症死了。一个生命，一个有理想，有知识的青年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时间过去了40多年，看到此文，触景生情。好在他还没有等到大回城的消息传来，就走了，不会在遗憾至上再加遗憾。 在《岁月甘泉》的歌声中，我们怀念那些在大洪水，草原大火，山林大火，暴风雪，泥石流的自然灾害中，在轰轰烈烈中献身的知青同伴，也不会忘记在默默无闻中，在艰苦而平静的插队生活里，死于疾病的同龄人。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他仍继续他的学业，他一定是个好学者，好工程师，或好教师，因为他的基础很好。文革前能上八中的，考分都不低，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不是佼佼者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到底，抛去个人因素，时代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我们个人无法左右。今天怀念插队时的战友，也是为了不忘经历过的那段苦难，让后人知道，历史的悲剧不应再度重现，再次发生了。 附： 一个知青的悲剧：与牛同宿与老母猪争食送交者: 小背篓 2014年03月26日23:52:3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20世纪60年代末，我下放在苏北串场河东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的农民当时很穷，住的房子都是茅草盖的“顶头舍”(即山墙呈南北方向，门户就开在南山墙上)，吃的是杂粮。 插队第二年的冬季，我们就遇上了可怕的粮荒。我们这些身在异乡，无任何外援全靠分粮分草过日子的插队知青，常常寅吃卯粮，不断预支，往往麦子没上场，玉米已吃光，而生产队除备战粮、种子粮外，也难以满足我们隔三差五的借粮要求。没有办法想，只得晚上到集体田里挖胡萝卜充饥。 但这个办法不能长久，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况且这萝卜消化快，对我们这些饭量正盛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起不了多大作用。更伤脑筋的是，我们几个知青都被分配在男壮劳力组，尽干挑担挖沟的力气活，腹中的空虚常使我们不能尽力为之，因此又遭到同组一些社员的议论。每晚收工回到牛棚里(当时知青宿舍还未盖，只得暂与牛同宿)，知青们一个个脸色沉重，愁眉不展，不知道这样的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能出头。 有一天，缸里彻底断粮了，因超支太多，生产队再也不肯预借粮食给我们。大家坐在铺边发呆，同组的小杨竟女人似的呜呜地哭起来。我咬咬了嘴唇，蓦地吼了一声：“去抢粮！”大家先是一愣，随之便齐声响应。于是我们用草绳勒紧裤腰，每人肩上搭一条粮袋，互相壮着胆子，首先冲着“大户”——生产队曹队长家而去。 原以为会遭到他们家的“奋力抵抗”，没想到曹队长见到我们这些气势汹汹的“粮匪”，一点儿也不紧张，只是闷着头继续抽他的旱烟袋。他女人却有点吃惊，见我们在翻缸搜柜，哭着跑出去了。折腾了半天，只搜出了10多斤玉米糁和20多斤玉米，我不服气，猛地揭开锅盖一看，一锅子胡萝卜缨子煮糁粥。 也许是饿急了的缘故，我们一人盛了一大碗，不管好孬，呼啦呼啦地灌进了肚子，临走，想到给队长家里也要留点活路，我们只带走了10多斤玉米糁，写了张“借条”，扬长而去。走到半路，遇上了曹队长女人领来的几个大队武装民兵，“人赃俱获”，又无路可逃，看来只有准备硬拼了，幸好这时曹队长闻迅赶来，拿着“借条”，替我们开脱罪责，这才暂不追究。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粮食，我们实行每日两顿制，每顿每人分配一碗胡萝卜糁粥，决不允许有多吃多占的现象。同组知青中，胃口最大的是小申，每次总是他先把粥喝完，然后贪婪地盯着我们的粥碗，希望有哪一个胃口不佳能留点剩粥在碗里，但这样的好事很难碰上一次。不过，他也有补救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去农民家“白相”(方言，玩乐的意思)，等待一些纯朴的农民和他“客气”。这一招还真灵，每晚睡觉时，总见他打着饱嗝，笑嘻嘻地回牛棚。这不免引起了同组其他知青的妒嫉。于是一致推荐我“跟踪追击”，看他到底在哪些农民家吃“白食”，好让我们一起去“学习”。 一个只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偷偷尾随在小申身后，只见他向偏僻的养猪场方向走去。我正感到纳闷，他步子突然加快，人往养猪场里一闪便没了。我疑惑不解地悄悄走近前一看，只见一个黑影正一边用树枝吆喝着老母猪，一边把猪食里的山芋块往嘴里塞，借助星光一辨认，不是小申又是谁？我心头猛地一惊，想叫喊，但鼻子一酸，赶紧退了回来。 回到牛棚，大家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我“军情”，我支支吾吾地说没看清搪塞了过去。 1979年春节前夕，知青回城的消息不翼而飞，就在大家满心欢喜奔走相告时，小申却因胃癌晚期永远地归宿在那片盐碱地上。在送他亡灵的路上，我避开社员，红着眼眶忍不住把藏在心头的秘密告诉了同组的其他几个知青。他们听后，唏嘘不已，说早知这样，每人省一口给他，不致逼他去和老母猪争食，他也不致于患胃癌过早地离开人世。 本文摘自《文史博览》2012年第6期，作者：达卿，原题为《一个知青的悲剧：与牛同宿与老母猪争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