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行杂记（二）

五.成都

在这次到的几个城市中，成都是“敬老标兵”：那里所有景点都对六十岁以上的老者免费。其他地方只是半价。

* 三十多年前我就去过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次重访，仍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只记得武侯祠的那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杜甫草堂

* 青羊宫号称“川西第一道观”、“西南第一丛林”，其现存的几进主建筑都是清康熙初年（1667-1671）的遗物。

过了开放时间，暮色中的宫里除了三两步履匆匆的道士以及低头焚香的信徒，只有几个游客，意外地清静。

青羊宫山门

* 宽窄巷子和锦里五花八门的小吃看着就解馋，而“採耳”就只能退避三舍了。

三十元“採耳”一次

* 文化公园里别出心裁，不设普通厕所而只有“应急厕所”。

特殊功能的厕所？

* 文化公园旁的蜀风雅韵剧场演出的川剧折子戏、手影、木偶、板胡、唢呐、滚灯、吐火、变脸等大杂烩紧凑、热闹、欢快、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就像麦当劳快餐，味浓可口。其中最吸引人的无疑是变脸。演员之一还下台走进观众席里，头一甩就是张新脸，那一层层的脸谱扯得极其干脆利落。

蜀风雅韵剧场的表演

* 熊猫基地全称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面圈养着一百七八十只大熊猫，还饲养着小熊猫、金丝猴等濒危野生动物。

基地每天安排若干大熊猫在露天“公寓”里或活动或酣睡以满足专程前来的公众一睹芳容的愿望。

我一共看到了七只大熊猫。

大熊猫百看不厌（呼呼大睡一动不动的例外）。尽管它们在日常生活中远不如照片或电视上的模特熊猫那样讲究清洁卫生。

当天负责接待观众的值班员

* 我对三星堆博物馆神往有年，主要是因为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显然非我族类的青铜头像。

博物馆于1997年建成，位于广汉市城西的三星堆遗址旁，南距成都三十八公里。

成都有景区直通车去博物馆，非常方便。

该馆的网站上称三星堆遗址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那话多半是某些专家的断论。而胆敢如此大言不惭的绝对是井底之蛙、夏日之虫。

王建墓、楚帛书、定陵、元谋人、马王堆、银雀山汉简、兵马俑、殷墟妇好墓等等都是二十世纪中国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更不必提国外的马丘比丘、图坦卡门陵墓、死海古卷、亚历山大灯塔遗址等等了。而三星堆除了那些神秘的青铜器，真没有多大的了不起。

三星堆遗址在九十年前就初露端倪了：1929年春，广汉月亮湾村村民燕道诚与其子在自家院前挖掘安装水车的车水坑时，无意中发现了四百余件玉石器。

1934年3月，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在其馆长、美国传教士、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对三星堆作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器物及残件六百余件。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从中出土了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头像、黄金面罩、金杖以及大量的玉器和象牙等物，三星堆于是才扬名于世。

在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考古学家们在三星堆一带还先后发掘出了东、南、西、北、仓包包、三星堆、月亮湾七段古城墙遗迹、几个玉、石坑以及一处房屋（宫殿？）的基址。

一般认为，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和璧、璋、圭等玉器，与在华北、华中发现的无大异。那些陶器简陋粗糙，而且数量甚少，玉器也都细小无奇。

奇异诡谲、引人注目（因而经常出国展览）的是从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那些青铜器，尤其是那些头像和面具。

对我这个外行来说，三星堆考古疑云密布。

1）把发现青铜器的那两个坑称作“祭祀坑”恐怕是名不副实。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上古先民最重大的活动之一，绝不允许苟且敷衍，祭祀用具更不敢亵渎。然而据报道，那两个坑里的器物被发现时胡乱地堆叠在一起，都带着被蓄意砸坏和焚烧的痕迹，没有一件是完好的。那著名的通高二点六米、重一百八十公斤的大立人像也被砸成了几段。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了“破四旧”。依我猜测，那些祭祀“重器”可能是被视作异端邪教的象征而被焚被砸被埋的。它们不容于当时当地的社会主流，更不像是出自当地的土特产。

那两个坑就是掩埋废物的垃圾坑。

这个事实似乎被有关专家学者们彻底忽略了。

我没有看到过那两个坑怎么被发现的报道。

三星堆二号坑（网络照片）。这张官方照片破绽太多，其反映的肯定不是文物出土现场的真实情况。它是事后摆拍伪造的。不过它显示了破损的文物胡乱掩埋的状态。

2）博物馆把那些青铜器称作“商铜器”，明显有误导之嫌。

殷商（公元前1600-1046年）的疆域大致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一带。一方面把三星堆铜器归入商器，另一方面又说三星堆地区乃古代的“蜀国”，逻辑显然不通。殷商不是当时绝无仅有的文明，殷商青铜器更不是当时绝无仅有的青铜器（事实上，华夏很迟才进入青铜文化，比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晚了二千多年）。哪怕是殷商周围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与商朝同时代的青铜器”。而因为相距遥远，加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肯定不能算作殷商的周围地区的。

换句话说，即使三星堆铜器真的跟殷商铜器出自同一时期，它们也不是商器，甚至不宜说是“与商朝同时代的青铜器”，就如不能把世界上同一时期的青铜器都称作殷商铜器或“与商朝同时代的青铜器”一样。

3）真正的商朝青铜器多为鼎、鬲、爵、角、尊等祭祀用容器或戈、矛、镞、斧等兵器，其中许多铸有铭文以及云纹或种种兽纹，但绝无人形人像。殷商周围地区的青铜器里的人像或面具也凤毛麟角。而三星堆的两个坑里却破天荒出土了五十七个头像。

4）三星堆头像和面具跟与殷商同期的铜器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头像或面具相貌迴异。

下面是现存湖南省博物馆的大禾方鼎。这是已经发现的唯一一件有浮雕人脸装饰的与殷商同期的青铜器。那浮雕不是邻家王大叔的尊容吗？

网络照片

下面是收藏在江西省博物馆的“双面神人”面具。那面孔的五官抽象而夸张，同时也似曾相识。

网络照片

而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头像大致都是如下模样：浓眉、大眼、隆鼻、阔嘴、方颐、巨耳。还有一个特征是耳垂穿孔。

三星堆头像之一

难怪有人说那些头像颇像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Mubarak）。

穆巴拉克（网络照片）

其实西亚中东有的是“穆巴拉克”。

关键的是，在世界上谁也找不到与三星堆头像相似的青铜器。中国没有，西亚没有，中东也没有。那个大立人像和那几棵神树，还有纵目面具，更是前无先例，后无承接。换言之，三星堆那两个坑里的青铜器，邪乎得不可思议。它们来无影、去无踪，完全违背了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

以至于有人脑洞大开，猜测那些青铜器是“外星人”某次来访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纪念品。

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5）下面的“铜人首鸟身像”置于博物馆门厅。其原件是出土的一棵小“神树”顶端的饰物，高度仅十二厘米！

这个饰物实在太繁复、太精细、太奢华了，与我们熟悉的青铜器的浑厚、粗重、质朴、简洁的风格太不一样了。二三千年前的古人真有那样的审美观、并且掌握那样复杂的铸造工艺技巧吗？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对那些青铜器作客观的彻底的物理和化学检测以探索研究它们的来龙去脉。

至于三星堆博物馆本身，它基本上是个大忽悠。

我去的那天，两个陈列馆中的一个关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那个大立人像（在馆外看到一个巨型仿制品）。

1）在开放的那个馆里，最搏人眼球的无疑是那几十个头像。下面是其中一个所谓“带金面罩”的青铜头像：

不必细察同一头像照片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断定外面金灿灿的那层，绝对不是金箔，而里面则是个制作粗糙的水泥胚子，肯定不是青铜！

其他头像几乎个个完美无缺，全然分辨不出破损断裂处，我也怀疑它们都是假古董。

2）以下据称是“依据三星堆文物和众多人物造像之原型，借助古蜀时代成都羊子山祭台的考古实例”而构筑成的远古“祭祀大典模拟场景”的局部。

有榜样才能仿制。谁也没有见过古人的“祭祀大典”，所以根本无从“模拟”。这个场景里的祭台、神坛、拜祭的人群、天幕的火光，大半源自现代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

3）除了真假存疑的铜头像、许多不起眼的陶器玉器、以及小小的铜鸟、铜虎、铜蛇等，博物馆里的展品许多是放大的仿制品。前面提到的“铜人首鸟身像”是一例，其他小者如所谓的“太阳形器”，大者如独占三四层高塔楼的“大型铜神树”，是另外两个例子。

“太阳形器”

这棵所谓的“通天神树”原件高三点九六米，号称为世界上最高的青铜器。除了底座，它分三层九枝，每一根枝头上都站着一只鸟，据说象征“天人合一，人神互通”。

我只能勉强拍到仿制品上端的两层和六根枝条。

4）三星堆博物馆建筑外有个圆形广场，广场中间用彩砖铺出的道家的阴阳太极图完美地彰显了博物馆设计师之业余水平：在宋代以前，中国并无太极图；也没有人试图证明过三星堆跟道教有什么牵连。

阴阳太极图

我总的感觉是，人们在努力把三星堆博物馆搞成迪斯尼乐园。不过也难怪，那里本就不是严谨持重的历史，而只是可以大胆地添油加醋的传说。

* 在成都的那几天，我住在Ibis（宜必思）旅馆。早晨起来总会捡到几张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火辣美女”酒店上门提供“莞式一条龙服务”的卡片。

据朋友说，这是家常便饭。

我就不明白了。要清除这样的污泥浊水不是太容易了吗？每张卡片上都有联系电话号码，打个电话就会有人送上门，守株待兔，然后顺藤摸瓜，A piece of cake（不费吹灰之力）!

六.上海

在上海我先后参观了上海博物馆、犹太难民纪念馆、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明园美术馆和自然博物馆；逛了人民、黄兴、复兴、襄阳和静安雕塑公园；坐车在东海大桥上转了一圈；在南京路步行街和外滩走了一趟；去南汇召稼楼寻了根。

* 年轻时去过几次上博。获益最多的无疑是在上“《说文解字》研究”课时跟着柳曾符先生去的那一次。

上博被陈丹青誉为中国最出色的博物馆，然而它实在太小，展品太少，地域和文化的局限性太大，不仅无法跟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那样的顶级博物馆相提并论，即使跟雅典、维也纳、墨西哥城等地的主要博物馆相比，也逊色得多。

* 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建筑本是俄罗斯犹太人在1927年集资购产后迁入的摩西会堂。二战期间，那里的宗教和社交活动是被迫聚居于虹口提篮桥一带的来自俄罗斯和中欧的犹太难民的精神慰籍。据说该会堂还曾经是犹太复国运动青年组织“贝塔尔（Betar）”的总部。

纪念馆的难民名单墙上蚀刻着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二个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的姓名。

纪念馆里有座何凤山博士的半身浮雕。从1938年上半年至1940年5月，任职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自作主张，为急欲逃亡的犹太人签发了数万份进入上海的签证，从而积下无穷的功德。

何凤山在2007年被以色列政府追赠 “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最高荣誉称号。

当今世界上因战争和内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不计其数，然而，跟当年那样的辛德勒、何凤山式的“义人”太少太少了。

犹太难民纪念馆

* 于2015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七十八周年纪念日之际，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作为上海唯一的战争遗址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落成开馆。

1937年10月27-31日那几天里在四行仓库跟日军血战的谢晋元们舍身报国、视死如归，无疑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仰的铮铮好汉。

然而粗略梳理那场战斗的前因后果，我只能唏嘘长叹。

1）淞沪会战胜负已定后，守卫闸北的国军撤往沪西，日军并未追击，因此不需要谢晋元们滞后掩护的。再说四行仓库既不处于交通要道上，也不在什么桥头，那么小小的一个据点，怎么也不可能阻挡日军的前进的。

四行仓库保卫战完全是打给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西方列强看的：一方面为了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表明蒋介石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希望唤起在1922年达成的意在保证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的九国公约上签字的欧美列强的恻隐之心，从而在即将于11月6日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替受日本欺负的中国出头作主。一句话，还是倚洋自重、以夷制夷的老招数。

为了这一政治目的。蒋介石要孙元良所辖的八十八师死守闸北。而已经损失惨重的孙元良不愿意赔上自己的全部剩余家当，经过与上海战区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再三商量，孙元良觉得既然留守只是政治作秀，并无任何军事战略战术意义，那么留多少兵力，守多少据点，都无关紧要，于是最后决定只留一个加强营。

选择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则是因为它建筑坚固，距南岸的公共租界仅百来米远，其东南方的西藏北路上又有美英军队和万国商团守卫，日军其时尚未准备与欧美为敌，因此无论炮击或飞机轰炸，都有投鼠忌器之虞，从而有利于谢晋元们的抵抗。恐怕顾祝同和孙元良他们私心里还会祈愿日本人的炸弹或流弹落到租界，误伤个把洋鬼子呢！

2）所谓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实际上只有四百十四人（一说四百五十二人，恐有误），他们大都是七七事变以后刚招募的鄂南子弟，尚未完成基本军事技能训练就被匆匆忙忙补充到了八十八师，其中一些目不识丁。

3）战斗持续了四日四夜。谢晋元说他们击退了日军六次进攻，其他介绍文字说他们击退了日军“十余次”或“数十次”进攻。同时，守军以牺牲十余人的代价，“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二百余。

淞沪会战中，七十万受过德式训练、装备德式武器的国军精锐完败于三十万日军，双方阵亡人数分别为十八万七千和六万。而谢晋元那些训练不足、初上战场的士兵却创造了阵亡人数一比十几的奇迹，可信度恐怕不高。

这莫非就是“抗日神剧”的滥觞？

4）公共租界的外籍人士在10月29日呼吁国军停止作战以避免无谓的牺牲。次日，公共租界的外国使节团向南京正式提出外交照会，要求政府下令撤走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租界，危及侨民。鉴于四行仓库战况已经连日上了西方世界报章的头条，蒋介石认为已经达到了预期效果，于是下令撤退。

谢晋元们在11月1日凌晨撤入公共租界。原本议定他们将回归八十八师，不料却先被英军缴械，然后被羁押在意大利防区的“孤军营”里，而这一羁押竟然历时将近四年！

据说剥夺谢晋元们的自由是应日军的要求，日军威胁说如果让谢晋元们离开公共租界，他们就将入侵租界。

问题是先前日军围攻四行仓库时，曾派了轰炸机在上空盘旋，却没有投弹，显然他们担心万一误炸租界，殃及池鱼。他们也没有动用重炮。

谢晋元们撤退时得到过英军的协助。英国人没有理由唯日军之命是从。扣押孤军的英国人总不能在世界舆论面前为自己辩解说：我们只不过是执行日军的命令而已。

还有南京的国民政府，他们怎么能在给谢晋元们人人晋级褒奖的同时听任那些英雄沦为公共租界变相的囚徒？他们怎么向由于四行仓库保卫战而大大兴奋了一阵的国民交代？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文献史料。

5）1941年4月24日，四个士兵因为迟到五分钟参加早操而遭到谢晋元训斥，竟一哄而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谢晋元乱刀杀死。

据说那些凶手早已为汪伪政权所诱骗收买。

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谢晋元的部下遂成了日军的俘虏。他们被打散编制，多地关押，服役作工。其中少数甚至被送到了南洋群岛和新几内亚当苦工。

7）在“艰难探索”时期，位于余姚路321弄内的谢晋元墓被彻底捣毁。“反动军官” 谢晋元的家属被抄家批斗。（谢晋元墓在1983年重建于万国公墓名人墓园内，只是那连衣冠冢都不是了。）

留在大陆的唯一已知“八百壮士”成员杨养正在那段时间里也被视为“黑五类”而受尽迫害。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战场模型

* 静安雕塑公园是个典雅的小公园。里面大多数雕塑作品好像都出自外国艺术家之手，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

只是不知道那些作品的征集取舍经过了什么程序。

更不知道为了那些作品花费了纳税人的多少钱。

我宁可看到更多本土雕塑家的作品，哪怕是海外华人雕塑家的作品也行。

我相信只要像对待外国艺术家一样平等地对待本土艺术家，不搞“主题先行”，不设清规戒律，本土艺术家完全应该能拿出不亚于洋人的作品。

静安雕塑公园—比利时艺术家阿纳·奎兹（Arne Quinze）的作品“火焰”

* 上海的公园都管理得非常好。

奇怪的是理应安置雕塑作品的地方往往会放块巨大的用水泥浇制的丑陋的山岩作装饰。连石头也要造假，难免令人哭笑不得。

黄兴公园里的假石

* 复兴公园里有座马恩巨雕。

不知两位大胡子老先生看到现今视“西方思潮”为洪水猛兽的局面会不会感到有点困惑？

马克思恩格斯像

据朋友说，复兴公园里一度经常有一大群中老年人聚在一起缅怀旧朝、针砭时政。可能是因为七十盛典，他们被销声匿迹了。

* 东海大桥是中国首座跨越外海的桥梁，为中国排名第三以及世界排名第四长的跨海大桥。

该桥于2002年6月底开工，2005年底通车，北起上海浦东新区，向南跨越杭州湾北部海域后抵达浙江嵊泗崎岖列岛中的小洋山深水港，总长三十二点五公里。

该桥是展示中国造桥筑路的惊人能力的样板之一。

这样的工程，要是在澳大利亚，光是可行性论证研究，没个十年八年绝不会有结论。要把桥造起来，那恐怕得是几代人的宏伟事业了。

桥上车辆稀疏，凸显了主政者未雨绸缪的超前意识。

可惜全程没有设置观光点（Lookout），桥上又不能停车，拍不了略微像样的照片。

东海大桥

* 上海南汇（今闵行区）的召稼楼镇是我的外婆家。

2005年，召稼楼被列入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2008年，召稼楼古镇正式启动修复改造。在那里逐渐成了国家4A级景区以后，上海人纷纷扶老携幼去郊游，吃饭吃点心，顺便买些羊肉、拆蹄、盐炒肉皮等特产。据说周末在那里动辄人满为患以致水泄不通。

我正好也进入了怀旧的年岁。于是，“去召稼楼一次”就成了我的bucket list中的一项。

据清光绪年间的《南汇县志》所载：“奚氏列第相望，书香不断，称望族焉”。现在召稼楼的大部分景观都跟奚氏有关。比如奚氏在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建造的名宅礼耕堂、奚氏在清同治七年（1868年）开办、为后来的社会闻达张闻天、黄炎培、曹汝霖等启过蒙的家塾广智学堂、表彰奚氏肝胆侠义的报恩桥、占地三千多平方米、有屋九十九间的奚氏宅邸梅园等等。

外婆属奚氏的“绍”字辈。

在梅园里面一家的门外墙上，还钉着一块“中华奚氏宗亲联谊会（上海浦东分会）”的铜牌。

广智学堂故址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是什么人的发明，无论是官媒还是自媒体，都沾沾自喜地把上海称为“魔都”，“魔都”成了上海的代名词。

“魔”是个源自梵文的外来词。《现代汉语词典》给的注释之一是“神秘、奇异”。

上海是个在许多方面早已跟世界接上轨、高楼林立、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大致安居乐业的超级大都市。然而我实在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神秘和奇异、有什么“魔”的。

*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看到旅美钢琴家王羽佳演出的巨幅广告，价格从八十元到二千八百元分为八档（八十上面的那档为四百元），最高与最低价格相差三十五倍。档次如此之多，高低如此悬殊，很夸张，也很符合国情。

出于好奇，我Google了一下，王羽佳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的票价从五十二美元到一百四十八美元分为四档，最高与最低价格相差不到三倍。

王羽佳演出广告

七.其他

维稳的努力

* 从香港飞到浦东机场，一切顺利快捷。不料最后却迟迟出不了机场，因为所有人的所有行李还得经X光机器透视一遍。出口处有两台机器，却只有一台在运作，于是队伍见首不见尾，在大厅里排成了一个又一个S。

我无法理解机场这么做有什么作用。

* 以前只在印度德里遇到过一次地铁安检。他们设了个金属探测门，同时有警察在旁翻查乘客的物件。那段时间里印度恐袭频发，我还在那里时，就发生了从巴基斯坦潜入的十个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孟买、造成一百七十多人死亡的大事件。

而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坐船和出租车，并不坐地铁。

法国人被恐袭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景点处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但他们的地铁不搞安检。

我不清楚上海是否受到过恐袭的威胁。防患未然固然无可指责，只是当局的措施好像有欠妥当。他们应该效仿印度人，在每个进口处都立个金属探测门，最好还像机场那样，逐个搜身，否则坏人歹徒只要把刀枪炸弹带在身上，就能大摇大摆进站了，那多可怕！

现在的办法只能糊弄和安慰自己。

当然，那为成千上百人提供了就业。

* 我乘了三次国内航班，脸部因而被反复扫描过两次。

国内机场安检时负责搜身的全是女性，她们的仔细认真非同一般，上上下下，摸了又摸，连口袋里的几张人民币都不放过，非得掏出看了才行。

* 在沈阳候车去大连时，我看到告示说去北京的火车需要两次安检。

我不懂为什么需要安检后又安检。安检不是洗手，会越洗越干净。“加倍安全”跟“安全”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不知道那段时间里进北京的飞机是否也需要两次安检。

临时住宿登记

按照国家规定，外籍人士在入境二十四小时以内必须去当地公安机关登记。登记时除了客人的护照，还需要主人的户口本。

我在AIRBNB上寻找住处时，因为提到了这一要求，被看中的第一家主人以要外出旅行为借口干脆地拒绝了。第二家接受了我的预订，对这个要求则不置可否。

等我在动身前夕试图跟主人具体落实登记的事宜时，那人先是一番蒙混胡扯，到了最后才坦白他根本没有户口本。

我只得请朋友去他家附近的派出所为我登记，而那是不合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为了遵守国家的规定而犯了规。

事后了解到，如今上海的出租房，尤其是像AIRBNB那样的短期出租房，大多是投资房，主人往往只有房产证而没有户口本。而跟我打交道的那位，只是主人的代理人，连房产证也没有。

朋友去派出所登记时，警察警告他：我们会上你家查验的。

实际上没警察去过他家，不过街道里给他打过电话以核对情况。

我那里倒真有过两个警察上门，记下了我的护照资料。他们很客气，说是来调查是否有非法出租的。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临时房客，可不知道出租合法抑或非法。

他们片言不提到派出所登记的事，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理解政府需要掌握外国人入境以后的去向。毕竟国际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从前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哪怕去外地看望亲戚也要去当地派出所登记的。我只是希望手续能够与时俱进，合理一些，简单一些。现在许多富人有多套投资房出租，而每个人只有一个户籍（有些外地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户籍），为什么不能只要求出示主人的身份证呢？

民风点滴

* 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经常有人为老态龙钟的我让座。不过被坐在“爱心专座”上的男女漠视也是常事。也许他们全神贯注于手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

* 人们基本上还没有养成在地铁“中间下、两侧上”和“先下后上”的习惯。

* 在机场和火车站，绝大多数人会依次排队，但也总有人加塞。有意思的是，我一次也没听到过有人抗议。

* 最常见的劣行是随地吐痰。在东北能频繁听到吐痰声。上海好得多，不过地上的痰迹也不少。

在我佩带红领巾的那个时代，满街是“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壳垃圾”的标语。现在墙上的标语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等等等，比当年的标准高了何止一两个档次。然而……

从前无法强力管制，今天有那么多监控视频头，当局又掌握着国民每一张面孔上的每一条皱纹的细节，加上支付宝那么普及，只要像罚汽车闯红灯闯斑马线一样狠狠罚上几百个随地吐痰的人，再借助官媒和自媒体宣扬一下，我相信这个极具特色的恶习一定能迅速得到遏制。

印度许多地方又臭又脏，不过那里随地吐痰的情况倒似乎不太严重。

* 吸烟者还是太多。

* 我只在沈阳的公交车上听到过两个人在抱怨邻居侵占农田时满嘴喷脏话。

* 在旅途中，曾有三次好心人主动为我带路，让我心暖。

* 似乎社会上有大量的大龄未婚青年。

百姓生活

* 国内各式各样的美食令人目不暇接。可惜我不是“吃货”，虽然三天两头被人请吃，但是“酒肉穿肠过”后，什么也没留下。

当初找上海住处时，我特意选择了个有厨房的，以为难免会需要煮点什么。结果所住大楼底下就有个对我来说是新鲜事物的“大食堂”，那里价廉味美，品种丰富，营业时间又超长，以致我自己连一顿饭也没做过。

出门在外，只求保证营养，“消毒”、“防病”乃至“地沟油”之类都不在操心的范围里了。

* 先后上门拜访了十余家师、亲、友。所有人的居住条件都大有改善，至少人均面积倍增了。还有不少人鸟枪换炮，跟从前相比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了。

* 十二年前上海的公交车票两块钱一张，十二年后还是两块钱一张，刷交通卡还能更便宜些，真是难以置信。东北的非空调车甚至只要一块钱。

高峰期间公交车上乘客被挤成罐头沙丁鱼般的情景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公交车相对宽松的代价是马路上多了成千上万的私家车，也即加重了空气的污染。

上海的公交车司机注意到我颤颤巍巍的样子，总会等我站稳或坐下后才启动，而东北的司机们普遍不管不顾。

* 进过几个大型商场，里面的豪华无不令人叹为观止。问题是灯光灿烂、装修得尽善尽美的店铺大都门可罗雀，那里多半卖价格令人咂舌的国际名牌。

只有饭店似乎永远火红喧闹、热气腾腾。朋友们说，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饭局不断：老同学、老同事、农友插兄、老邻居，加上三亲六戚，所以爱交际的人几乎天天在外，忙得不亦乐乎。

* 没有特意去找，不过在那四十多天里我没见到一家书店。

手机里的信息肯定已经足够消耗绝大多数人的时间和脑子了。

去了次浦东图书馆，那建筑和里面的设施都无可挑剔，只是我估计那一排又一排的书架上适宜成年人阅读的书的比例大概不会太高。

上海浦东图书馆

* 似乎很少有从没出国旅游过的人了。而差不多年年出国的倒大有人在。

* 至少在上海，扒手好像绝迹了。大家说他们被支付宝灭了，因为现在很少有人随身带现金了（连成都青羊宫的香火箱上也有个支付宝的二维扫描码！）。

* 上海前一阵闹得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显然已是强弩之末。我多次在多处看到胡乱堆放的垃圾。

垃圾分类和处理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而减轻环境污染、节约自然资源等都是长期而隐性的效益，无论官民都不会有太大的积极性。

* 我先后去了五次三个医院，做了次MRI（核磁共振），亲身略微体验了一下久闻其名的就医囧况：1）大医院的拥挤、嘈杂、无序、耗时、一椅难觅；2）MRI技师的态度和口气如奴隶监工般无缘无故的粗暴恶劣；3）被医生用一堆毫不相干的检查化验单草草打发的窝囊和荒唐。

当然，在朋友医生和朋友医生介绍的医生那里，就是如沐春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