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6. 4
由于限制令，杰明不能直接和我联系，他开始频繁地给小林打电话，让她在我们之间传话。
昨天他又给小林打了个电话，说他在附近租了个一室一厅的公寓房住下了，让她给他捎一些日常用品和个人物品过去。
我帮他收拾，拿了一个大行李箱，把他还剩在家里的衣物包括冬天的衣服都装了进去。又让小林拿了两个大纸箱，被褥枕头、锅碗瓢盆、菜刀砧板，家里有多余的各样都拿一份过去。桌椅板凳他的电脑，他也竟可拿去。
小林边收拾边嘀咕：“这些为什么要给他？让他自己再去买好了！他又不缺钱！他拿走了家里用起来就不方便了！”
我没有回答。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们都是很节俭的人，这么多年家里的主要收入都是靠他，而他，其实连象样的衣服也没有几件。一个箱子，就是一个人的春夏秋冬。现在到了要把他扫地出门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难过。
晚上小林和他见了面，他托小林给我捎了一包人参和一盒冬虫夏草茶，说给我补补身体。我有些感动。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我流产的那几回，甚至包括生孩子，他都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补品，甚至连水果都没有买过，而现在，他终于学会了关心我，可惜已经晚了。
他还托小林捎话，几天里已经捎了无数遍，翻来复去就是那几句，希望我不要在法庭上签署永久限制令，想和我私下签个民事协议了事。
以前我让他写个好好过日子的婚内协议，他口头答应了却死活都不肯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每次提起他都会发火，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要上法庭了，他却想跟我签协议了！
临时限制令不让他跟我联系，他就托这个托那个，还给我哥打电话，给我哥发email让他转给我，反反复复就是想让我帮他过法律上这一关，考虑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
他做错了事就得得到教训、受到惩罚，我也得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是！我若真心想跟他作对，他这些通过第三方来试图劝说我的行为就已经违反了临时限制令，构成了对我的骚扰，我若报警，他便更加罪加一等！我只是不想这么做。但他现在的做法，真的让人很烦！
今天，我收到了他的律师的正式来信，说他将代表他处理这个案子，并让我务必尽快与他联系。一定又是想赶在6月8号开庭前跟我私下达成协议。
我有些急了。我还没有从腰伤中缓过劲来，压根还没有想到律师这一节。我可从来没有在美国，也没有在中国，打过官司。他请了个律师，我是不是也应该请个律师来帮我？可我一个律师也不认识，连去哪儿找他们都不知道；何况我还“半残”在家，车也不能开，门也不能出，我又如何去找律师？
小林给我出主意，说：“我在罗杰斯大学读书时认识一个律师，姓徐，也是中国人，经常来学校和中国学生一起玩，人挺好的，要不要我帮你问问他？”
我有些犹豫：“中国人，做做文书工作还行，要出庭辩论的事，说得过老美吗？”
“他高中时就过来了，在这边受的教育，英语和美国人一个样，应该还行。”
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小林帮我打了个电话，一问，徐律师还真就是做这方面的，赶紧约了个时间，下午就开车带着我去见了徐律师。
进门就见到一个虽然穿着西装却给人感觉朴实的年轻人，就是徐律师了。
我跟他说了情况，问他：“签永久限制令和民事协议有什么不同？”
他说：“永久限制令要通过上法庭由法官来签署，签署后警察局将会有备份，他的工作单位也会被通知。如果他违反了，警察可以立即将他逮捕。民事协议是你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可以和永久限制令一样，包括不许接近你、骚扰你，以及应支付你和孩子多少生活费等等，不需要经过法官，因此也没有那么强的法律约束力，不需要通知警察和单位，他如果违反了，你可以通过律师去告他，除非是再次发生类似恶性事件，否则一般警察也不会因为违反协议而将他逮捕。”
“如果签了永久限制令，法庭通知他的单位，对他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我知道他工作的投行要求严格，当初进去时背景调查很严。
“那就要看各个单位了。就我所知，华尔街的银行、大的金融机构，都挺在意这个的，他很有可能会丢了工作。”
“丢了再找类似的，会有困难吗？”
“好的公司都会要做背景调查，估计会有困难。”
“即使没有永久限制令，他还有刑事案子在身，他的公司不一样会知道吗？”
“那倒不一定了！家暴法庭若签署了永久限制令，根据法律必须通知当地警察局和工作单位；刑事法庭却没有这一规定，尤其是在案件还没有结论的审理期间。”
“那单位会定期查员工的犯罪记录吗？”
“每个单位不一样，有的每年查一次，有的三年查一次，有的只有最初雇用的时候查，以后就不查了。”
明白了。我虽然恨他，但也不想他丢了工作，走投无路，甚至以后连个象样点的白领工作都找不到。
我还有一肚子的疑问想搞清楚。我接着问：“他的刑事案子你觉得最有可能是什么结果？”
“他的律师应该会为他做无罪辩护，检察官会调查取证，至于会不会判刑就不好说了。”
“我们是绿卡，如果他被判刑了，会不会影响他的移民身份？”
“会。他有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这恐怕是最坏的情况。那样的话，他来美国十几年的奋斗就等于全部白搭，他的人生将倒退回十几年前一无所有的日子，而他，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年轻。而且，以后虹虹也将很难再见到爸爸。
“那有可能不被判刑吗？”
“他的律师可以为他申请PTI，Pre-Trial Intervention Program，或者叫感化期、守行为期，一般是一年，这一年期间他必须遵守各种法规，参加防止犯罪的学习班，定期到法庭报到。如果这期间他行为良好，PTI期满后法庭可以取消对他的刑事起诉；他如果有任何违法行为，包括酒后驾车等等，他就会被判刑。”
我又问了问离婚的事：“他可能会跟我争孩子的抚养权，你看我能打赢吗？”
听到这儿徐律师笑了：“这个案子这么明显，他有家暴，现在还有刑事案在身，我要还不能帮你打赢，就不要在这一行混了！”
这我就放心了，他抢不走虹虹。
“那因为他把我打伤了，离婚的时候财产分配方面对我有好处吗？”
“离婚时财产的分割一般是均分原则，但他因为对你身体造成了伤害，你可以要求他赔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离婚的同时提出赔偿要求，财产按赔偿的数额来分配，但有可能因双方就数额达不成协议而拖很久离不成婚；另一种是先离婚，财产均分，然后再另起一案，就人身伤害要求民事赔偿。”
“这么复杂！头痛！”
“所以有我们呀，帮你承担80%的头痛！”
我询问了一下收费标准，二百七十五刀一小时，觉得还算合理（其实我也不知道行价是多少），于是和徐律师签下了合同，由他来代理我的家暴案的民事部份和离婚官司；至于刑事部份，我只是个证人，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不需要律师。
这么多头痛的事有了律师来处理，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
我问徐律师：“你觉得我应该签永久限制令还是跟他签民事协议好？”
“你觉得你安全吗？你害怕他还会再来伤害你吗？”
“说实话，我觉得他还没有那么坏。我相信他不会故意来伤害我或者孩子。”
“如果你对安全有顾虑的话，就应该签永久限制令，法律效应强，可以更好地保护你。如果你很放心安全问题，签民事协议比较好，否则的话他丢了工作，你和孩子的生活费也没了来源，于你于他都没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徐律师说他会去跟对方的律师联系，协商协议的事。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还是可以要求法庭签署永久限制令。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律师提醒我还是要注意安全，比如说在随身的小挎包里备上辣椒喷雾药水，把家里的门锁换了等等。又说：“我觉得你人很好。我见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女方都恨不得置男方于死地，而你还在替他考虑。”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要离婚的决心很坚定，但我并不想把他逼入绝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