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11.3
今天倒休一天，去纽约参加Bernie（伯尼）的周年纪念活动。
伯尼是我在美国读博士时的导师。正式场合他被称为文斯坦教授，伯尼是他的名字伯纳德的昵称。刚来时我特别不习惯象美国人那样，直接就叫他名字。在国内，随便一人就被称为老师，象他这样真正的知名大学者教授，那还不得教授长专家短的，话里行间都得透着尊敬。不过很快我也就入乡随俗，叫他伯尼了。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我只想说，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令人尊敬、最好的人。
伯尼在医学研究界赫赫有名。
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之前，伯尼就做为首批受邀的美国医学专家之一，访问了中国。他们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参观了大城市的大医院，也去了缺医少药的农村乡卫生所，然后回到北京，和中国专家们一起讨论怎样以有限的资源最大地改善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
同行的美国专家各个领域的都有，临床大夫们觉得中国需要更多的医生更好的药品；放射科医生觉得中国的仪器设备太落后，可以从美国进口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而伯尼做为一名流行病学专家，觉得疾病的预防重于治疗，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预防上，可以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后来中国专家告诉他，他的想法和周恩来总理的看法不谋而合。伯尼对周总理赞不绝口。他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差的底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解决了这么多人口的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八十年代，伯尼和同事一起提出了“分子流行病学”的概念，开创了一门新学科。那个时候的纽约时报上，整版整版地登着他的巨幅照片和他的科研介绍。鼎盛时期，他的科研经费每年以百万计，整个一层楼都是他的实验室，有三个秘书为他工作。他还担任了学校癌症中心的主任十几年，并曾任两届全美癌症研究会主席。他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多达五百多篇。
大多数牛人都有一些怪脾气，伯尼却格外的和善可亲。老板的性格气场是会影响到整个实验室的。伯尼实验室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友善，那么乐于助人。秘书大妈是个典型的美国人，热情开朗、热心健谈，跟着老板见过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非常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把实验室操持得象个大家庭般的温暖。小老板是个临床医生，知道我的医学背景后主动邀请我跟他一起去病房去门诊看病人，让我受益非浅。
伯尼的领导方法也非常对我的口味。他只把握大方向，并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一点提示一点推动，而其他时候给我充分的自由。
伯尼性格温和，说话不高不低，不紧不慢，却自有一份力量在其中。
在实验室每周的例行讨论会上，大家都会汇报自己最近的结果，伯尼也会给出他的评价和建议。我不知道伯尼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当他批评你的时候，语调平和，听起来没有任何让人尴尬或是令人不舒服之处，却能让你感受到你需要改进，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跟了他十几年的秘书说，从来就没见过伯尼冲任何人吼过。这份领导的艺术，伯尼就在他平实温和的谈话中，在他温馨友善的实验室里，轻轻松松做到了。
除了工作，我们还经常一起吃饭、party（聚会），生日毕业结婚生孩子，都是聚会的理由。有一回一个博士后，一米八的大个子，居然在他的告别聚会上哭了，其实他还在本校，不过就是换到了街对面的另一个实验室而已。为此我们嘲笑了他很长时间。另一个日本博士后，在这里的时候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他用伯尼的名字做了那个小女孩的中间名，以此来纪念他在这里的岁月。
伯尼对手下人非常的爱护支持。实验室的小技术员甚至隔壁实验室的技术员申请医学院，都会来找伯尼写推荐信，而伯尼也都是每求比应。我来美国后的每一步，从学生到H-1签证，到办绿卡、找博士后工作，到住院医申请，无论我决定做什么，是不是伯尼所希望我做的，他都会不遗余力地给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伯尼也是幽默的。在那许多次的聚会上，他给我们讲过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他以前曾在英国做过博士后。英国人的工作习惯是这样的：早上九点来，工作一小会儿，然后就到了上午茶时间，秘书给大家煮咖啡，大家边喝边聊，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再回去工作一小会儿，就到12点午饭时间；午饭过后，再工作一小会儿，又到下午茶时间了，秘书煮咖啡，大家聊天喝咖啡，讨论讨论工作中的问题，有时还为究竟应不应该做某个实验争论不休，做会怎么样，不做又会怎么样，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再工作一小会儿，就该下班了。
而伯尼一般是比大家早来一小会儿，晚走一小会儿。然后某一天，大家又就某个实验到底该不该做争论不休的时候，伯尼说，别争了，我已经把实验结果做出来了。听得我们捧腹大笑。
这么看来，美国擅长出实干家，而英国擅长出理论家。
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到日本访问吃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边的中餐馆吃饭，上幸运饼干就表示吃完了，该结帐了（不知道是哪位侨领发明的）。在日本什么是吃完了的表示呢？伯尼当年当然不知道了。那次访问，日本方面做出了相当高规格的接待，在东京最有名的一家餐馆用餐，主人相当热情，上了很多菜，席间还有艺妓弹琴歌唱。
酒过三巡，主人问：要不要来点米饭？伯尼和夫人都是美国人，平常不怎么吃米饭的，一齐摇头：不要！接着上更多菜，艺妓接着弹琴歌唱。
又过了一会儿，主人问：要不要吃点米饭？伯尼和夫人还是不要。接着上更多菜，艺妓弹琴歌唱。伯尼已经吃不下了，主人也似乎已有倦意，但菜好象还在源源不断地上。
主人第三次问道：要不要吃点米饭？伯尼的夫人好象悟出了什么，说：那我就来点米饭吧。主人如释重负，大家上米饭，艺妓退下，宴席结束。
原来如此！从那以后，我们没事就喜欢问日本同事：该上米饭了吧！
伯尼从创立自己的实验室近五十年来，当年的许多学生现在也都成了大教授，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伯尼的徒子徒孙真的是满天下了。伯尼 75岁生日的时候，学校为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仪式兼学术研讨会，许多学生都从世界各地赶了过来，为伯尼祝寿。
由一个学生提议，秘书帮忙收集资料，癌症中心还特别绘制了一张巨大的“家系图”，从主干伯尼开始，一层层学生排下来，学生的学生又一层层排下来，看上去真象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家系图成为会议现场的热点，每个人都在上面找着自己和自己认识的人的名字，并由此回忆起当年的许多故事。因为实在人数众多，家系图上只列出了博士和博士后的名字，硕士和技术员都不幸榜上无名，其实他们中许多人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更多的人也来参加了聚会，对于没能在家系图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据说还有人对绘制者颇有微词。我很荣幸自己能成为直接从主干上发出的最后一支小小芽。
伯尼四十年前有个学生叫Richard Axel，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他妈妈托关系找到伯尼，让他课余来实验室打工。他当然是从最低级的刷瓶子干起，但据伯尼说，他干得很不好，经常不是打破了瓶子就是弄丢了实验用品。不过他对别人做的实验却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参与讨论。慢慢地，伯尼就不让他刷瓶子了，改为做实验助理。后来他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再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再再后来，2004年，他得了诺贝尔奖。
在学校为Axel举行的盛大庆祝典礼上，伯尼被邀请上台讲述了一下他当年的种种“劣迹”。回到实验室后，大家意犹未尽，还在讨论着Axel其人其事。这时伯尼进来说：你们如果还有谁想得诺贝尔奖的话，得抓紧了，我恐怕等不了另一个四十年了！
伯尼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以前是一名舞蹈演员，后来改学画画并小有成就，我们楼里挂着的好几幅我看不懂的现代画都是她的作品。女儿在NBC做编辑。儿子画画的名气就更大了，作品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厅展出，并在一家有名的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画展的广告是他儿子的一幅作品，伯尼把它贴在办公室的门上，我一看就乐了，这不跟我们血管照影的图一样一样的吗？这下我知道他儿子的灵感来源于哪了，也似乎琢磨出了一点现代艺术的道道。
那年圣诞，我选了一张荧光显微镜下拍的细胞，PS了一下，放大了，又配了个镜框，送给伯尼。这张“现代画”果然深得伯尼夫人的喜欢，第二天，伯尼喜滋滋地跑来问我，那些染得五颜六色怪好看的细胞成分都是什么，他好回去讲给老婆听。这个我早就告诉过他了，显然他没有认真听讲我的Seminar。
伯尼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女，说起他们，伯尼的眼睛里都是笑意。每有家庭聚会的时候，这俩孩子凑一起玩，就可看出男孩女孩有多大的差别了。女孩一见面就对男孩说，你当爸我当妈，咱们玩过家家吧，然后开始做饭做菜。男孩总是想玩打战的，说，你当坏人我当好人，然后就哒哒哒开始打枪。
大概为了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吧，伯尼也经常把小孙子带到实验室来玩，我们就给他变魔术，拿PH试纸蘸点不同的溶液变颜色，或者让他从显微镜里看我们养的癌症细胞，不过好象收效不大，迄今为止小家伙的理想还是做NBA球员或者摇滚歌星。
伯尼的身体其实在我进实验室之前很久就已经不太好了。他做过心脏手术，又有慢性肾衰，长期靠透析治疗。我决定要留下来的时候，伯尼还担心怕坚持不到我毕业，为我找了一位共同导师，以在他提前退休的情况下我可以继续我的研究。
每年夏天，伯尼都会去他在缅因州的度假屋边工作边度假两个月。我进实验室的那个夏天，他休假了四个月，因为他做了肾脏移植。
当时，他人在缅因，却在某一天的傍晚突然接到医生的电话说在匹兹堡有了一个跟他相匹配的肾脏，要求他在数小时之内赶到进行手术。当天已没有航班飞匹兹堡了，而开车从缅因到匹兹堡至少需要十几个小时，将会错过移植肾的存活时间。怎么办？他在NBC做编辑的女儿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最后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将伯尼从缅因及时送到了匹兹堡。
手术后，伯尼的身体比以前好了起来，因长期贫血而苍白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红润的光泽，人看上去比以前精神了很多，他可以更加投入地工作了。
每年的夏天，他仍是去缅因州度假，和妻子一起轮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过去。有一次，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回来，还没来得及回家放下行李，他就拎着包到了实验室来上班。
他好象从来就没有过退休的打算。我经常想，要是我到了他这个年纪，象他这样的身体状态，一定早就回家抱孙子去了。
我们实验室曾有一名叫Kawabata的日本医生，身患脑瘤，做过三次手术，还在坚持工作。假期就带着他美丽的护士妻子周游世界。他觉得他过得很好，一点也不后悔他的生活。身患重症，做为医生对自己最后的结果了解得一清二楚，还能坚持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我觉得他很不容易。
有一次是他做Seminar，他的实验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伯尼以他通常的温和口吻，和他讨论着应该怎么做得更好。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突然被他们很感动，只有真正热爱医学事业、并从工作中得到无穷享受的人，才能做到象他们这样，为这个事业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久之后的一个周末，Kawa在洗澡的时候昏倒在地，再也没有醒过来，两年之后，他的妻子放弃了维持生命的仪器，结束了他的植物人状态。
在伯尼去世之前的一年里，他的身体状态其实已经很不好了，因为长期服用大量的免疫抑制剂而经常感染、住院治疗。他常常是上午去医院打点滴，下午来上班。
我最后一次见到伯尼是去年6月，我请他为我的住院医申请写推荐信。见他之前，秘书给我打了很多的预防针，说你不要惊讶，伯尼看上去已经和一年以前大不一样了，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见到伯尼，他确实羸弱了很多，尤其两只手，一只因为长期输液而水肿，另一只则因为疾病而枯瘦，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的精神气仍然很好，思维敏捷，谈吐严密，不仅和我讨论选择什么专业对我最合适，还向我提及他最近看到的几篇与我的研究有关的文章，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忙着考医生执照，我自己都不怎么看这方面的文章了，而伯尼还在替我关注着。
听实验室的人说，伯尼直到去世前的那个星期五还在忙着写grant（研究经费申请）。星期六，他就昏倒了，被送进医院。他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已经很不好了，可他的思维还一样的清楚锐利，连护士都感叹说很少见到这样的病人。
我想伯尼是一个意志力特别强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在用他超于常人的精神支持着他多病的身体，继续为他一生所钟爱的事业贡献着最后的力量。
星期天，伯尼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能写字，他在一张纸条上用颤抖的手写上了癌症中心主任的名字，想要见他。主任住得很远，他飞车过来并吃了一张超速罚单来见伯尼。
星期一，实验室的人们还在一厢情愿地以为他还会象前几次那样，在医院住几天就没事了，没想到中午12:30，伯尼去世了。
有人说：当爱和技巧完美结合，就会产生一幅伟大的作品（masterpiece）。而伯尼的一生，正是这样一幅伟大的作品。
他虽然已经走了，可在我的感觉中，他好象一直就不曾离开过。他一直是我精神的导师。
我知道在事业上，我不可能达到他那样的高度，在为人上，我也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但他是我一生所要努力的目标，将永远激励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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