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1世纪渐行渐深,未来,这一遭悬置、几乎蒸发殆尽的彼端,作为一个参数和议题,于我,突然显现出真切与急迫性。
然而,提请“未来”,并非关于时间。因为,时间尽管看似是某种自然的、物理的维度,却更是某种人类心智的或观念的“事实”。对于我们自己已渐次生疏的“中国时间”而言,那是某种自然循环:日出日落、春播秋收;是一元更始、朝代更迭、沧海桑田。如果加上迟至的佛教观念,便有生死轮回,生命与现世的来而复去,去而复返。当然,我们更为熟悉和内在的,却是基督教时间:某种向量,某种有开端与终结的时段,乐园、失乐园、复乐园。所谓现代时间——资本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便由此而衍生:进步、发展主义、人类的自我提拔与人类社会的无穷上升……即线性时间。在这类时间观念中,未来意味着将至与必至。
提请“未来”,亦非以“别称”重提乌托邦议题。所谓乌托邦固然有别于当下与现实,但作为其本义上的理想社会的制度建构想象,却并非明日与未来的专利议题。一如利科所言,将乌托邦分置于昨日或明日,区分两种基本的思想趋向。
同样,提请“未来”,并非为了更新或突显历史的坐标。尽管,在笔者看来,历史确乎从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未来的。未来视野、未来想象决定了历史的纵深、位置与价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正是因为重新校正历史目的或曰未来想象,曾令我们在曰“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历史论断中丧失了历史。历史的空间化:万古岿然的“铁屋子”或“黄土地”成为80年代文化最为突出或最具再现力的文化意象。然而,提请未来,却并非为了在伴随“中国(经济/GDP)崛起”而赢回历史纵深与意义的时刻讨论“中国的世纪”或在后冷战之后的世界版图间重提或质询“历史终结”。
于我,未来之为议题的突显,在于一组矛盾的社会文化及心理事实。一边是一个奇特、迷人、瞬息万变的现实,宣告着未来已至:每一天,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曾负载的、最张扬、最狂悖的未来想象变为我们的生活事实:生物学革命与数码技术催生的社会转型正整体地重塑世界格局与人类生态。甚至,第一次,并非在想象的意义上,人类问鼎死亡并实施死亡挑战(新生物技术:基因改造、器官移植、干细胞……)。而在另一边,却是未来之为现实参数的蒸发殆尽,至少,是隐没于浓重的文化雾障之中。继恶托邦(/反面乌托邦)的书写取代乌托邦想象之后,新世纪伊始,世界性的末日想象(以好莱坞为代表和始作俑者)突然充斥并弥散于全球视野之间。混沌或遭阻断的未来视野,似乎突兀地将未来议题转换为:我们是否拥有未来?或者更为危言耸听:我们是否应该直面末日?全球视野中,未来陡然显影为一片巨大、幽暗且无从穿透的雾障,与作为一个亚类型集中涌现的末日电影不约而同的,是末日——这个曾经充满诸种宗教(首先是基督教)意味的不祥命题进入了理论论域。齐泽克索性将我们的世界性现实描述为“末日生存”① 。在他看来,替代了《圣经·启示录》“末日四骑士”的,是已然到来或正在临近的 “末日四乘客”:即,“生态危机、生物遗传学革命的后果、体系本身的不平衡(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即将到来的对原材料、食物和水的争夺)以及社会分化和排外问题的爆炸性增长。”② 姑且搁置对今日世界性危机情势分辨、概括与争论,以9.11恐怖袭击、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殃及全球的金融海啸、福岛核泄漏、欧洲系列爆恐袭击、ISIS的兴起、叙利亚难民、占领华尔街到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几乎不曾间断的突发、暴力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牵一发而动全身,显影着资本主义危机、甚至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事实。然而,齐泽克的观察或曰揭示的要点在于,尽管这四种(或N种)危机的每一种都有终结资本主义的可能,但“我们生活于一种集体性的盲目拒绝状态中”。盲目拒绝直面、遑论思考全球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文明的危机状态,几乎是后冷战之后的、极为突出的世界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的症候群。对真切的危机情势的“集体性的盲目拒绝”与未来视野陡然为末日幻想所充斥和阻断,构成了这一社会文化症候群的突出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