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奶奶常提起这事，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有这么一个画面，文革期间同村的一个得势母亲扎了两个稻草人向着我家门前焚烧，那时我父亲失势在家务农。

奶奶是老党员，她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云变幻，她告诉她的孩子们，不管政治方向怎么变，守住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原则，不害人不损人，吃点苦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邓小平上台后，有些逃离在外的昔日地主或他们的后代回乡探亲，也来探望感谢我的奶奶和父亲。果然岁月能识人心的好坏，让我想起《白鹿原》里的故事是那样的真实，人性的卑劣在剧变的历史环境下一一展现。朱先生这样的人物才是中国的脊梁，在历史转折时期，在是非曲直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在很多事情上都主动或者被动地站了队，你想保持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选择不站队，就要经受得起别人异样的眼光和各种各样的嘲笑。

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宿舍的十多个人来自不同乡镇，有一个长得腰圆体壮，走路特威武像男孩风格的是我们的舍长。跟她来自同一个镇的另一个女孩因为长得矮小，身高大概就是2的平方根，所以舍长一直叫她√2。

八十年代中期还是物质贫乏不富有的时代，舍长的父亲在香港谋生，生活物质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好，每星期天回学校，√2帮舍长大包小包地背来很多好吃的东西。√2乐于做舍长的马仔，帮她去饭堂打饭打水，随时等候她的使唤，因为√2可以吃到舍长所有的好东西。

能得到舍长物质恩赐的人越来越多，只要叫她一声“大姐”，听从她的号召。

我看不惯作威作福欺负弱小的霸道行为，不喜欢低声下气地做奴才，也自命清高地不愿意跟她们做酒肉朋友，所以一直没有叫她一声“大姐”，自我孤立地远离她们。

为了降服打压我，舍长有一段时间每周日大派美食，每人一份，唯独我没有。为了少受刺激，每周日那个时间段，我独自一人到操场跑步去。

那时不站队的我只是觉得孤单可怜，绝对体会不到一个人独来独往的自由。

刚到深圳工作的时候也遭遇了被孤立的处境。几个单身住校的女教师热衷于深圳的夜生活，刚开始也跟着去唱卡拉OK跳跳舞，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她们排斥在外了。

这肯定是我的原因，是我的自命清高和不合潮流的风格让她们觉得反胃口。

这个时候的我喜欢跟中老年同事交流，其中一个从马来西亚回来教英文的华侨对我特别理解同情和支持。空闲时间我也喜欢跟书交朋友，叔本华的这段话 “只有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孤独，那他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信心，虽然还是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和评价，但也能体会到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自由。后来不断地有年轻教师调来，我的身边也慢慢地有了人气，不自觉地也站了队。

人是群居的动物，需要朋友圈子，也要有独处的空间。

有高人这么剖析：跟谁都想做朋友，时刻需要别人陪伴的人，多半是内心不够强大，精神也多是空虚的。这样的人通常素质并不高，能力也不济，也不爱学习，不爱进修自己，只想靠一个大大的朋友圈来武装自己的空虚世界，来给自己的人生站脚助威。可惜，什么人吸引什么人，这样的朋友圈通常就是酒肉朋友，随时一哄而散。

朋友不在乎多，真诚最重要。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就要选择站队。文学城也有好几个队伍，最近的川粉川黑战风起云涌
欲罢不能。

写博文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没必要跟人较劲较真，因为每个人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不同，每个人的价值观和立场不一样。有人理解赞同值得高兴，有人反对，看看人家反对的理由，沟通不了保留各自的观点。

发现海外华文媒体有种奇怪的现象，以敢说中共的坏话来证明是独立媒体和言论自由。像美国之音常邀请的陈破空，他是逢中必反，不管有没有证据，都要扯上阴谋论，这明显就是站队的立场问题。

能站在客观公正立场让人信服的媒体实在太少，油管上的《文昭谈古论今》相对比较客观，但现在坐姿朝向也明显地变了。文学城里的润涛阎不受各方势力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判断。有独立精神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胡适先生说过：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可惜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奴才，为权势服务，为利益站队。

想起学校老师联名上告校长贪腐的事，我知情但没有签名，校长找我了解内情并许诺给我压担子，我没有出卖信任我的同事。甚至后来教育局长把我叫去问话，我说的也是跟老师们举报的一样。

我当时年轻幼稚，不知道事情的轻重，也不懂得站队的好处。但我不后悔，漫漫人生路，我因为没有说违心的话，做违背良心的事而感到轻松和自由。

另一篇：一个孤独灵魂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