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家姐体内黑色素癌多发扩散消息的时候，是过年前的两个星期。我急急忙忙取消了二月去越南旅游的机票，改订了去上海的机票。尽管，家姐怕影响我的工作，一再说我去了也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我说，那么就在一起陪伴两个星期吧。

是元宵节的前一天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在飞机上时，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她才刚刚41岁，膝下的女儿也只4岁。我用手盖住双目。

其实心里明了，这世上人来人往，也许很多事是注定好且无力回天。可是，对于最爱的亲人，还是要一再地说，留下， 留下 。

出境前，特地去卫生间慎重地将头发盘齐，浅浅地描画了眉目。

见到她的时候，她躺在靠窗的单人病床上。白得耀眼的床单。她想起身，对我微弱地笑，说，你来了。我点头，过去坐在床沿，问，你还好吗？她亦点头。看样子精神还很好，神态平静。屋里的人都退出去后，她开始小声对我讲她的病情和医生的治疗方案。最后，她叹口气，说，我这个病，要想治好希望很小。

两个星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都是些安静和琐碎的时光。正对着床的电视机总是开着。床外时常射进来温暖的阳光。靠墙排列着很多鲜花，是探病的人送的。每天都有人络绎不绝地来探望。我时刻陪在家姐的身边帮忙照料、闲谈。她还是对我很好。几次提到我应该注意规律作息，不该熬夜，她说我的脸已经开始衰老。当我讲起自己的工作状况、同事关系和家务事的时候，她还会帮我详细地分析和出主意。偶尔她也谈她自己，她生活里的郁闷，还有她的孩子。我们交流，毫无忌讳而自然。那个时段，她完全和正常人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而无太多疼痛。有的时候，我早上去附近的饭馆里打些馄吞、稀饭之类的早点，拎到病房内摆好，对着面，分了吃。有的时候我们上街短时间地走走。她的脊椎已发现黑色素癌转移，有一些疼痛，走路的时候必须带护腰。有一天是动了个小手术，一天都在昏睡。我搬了张凳子坐在床边，时时刻刻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无力而微凉，我只是想给她捂一捂，想让她在偶尔清醒的时候模糊地感到有人在身边。每每体会到她的痛苦，想到她手臂上那些针眼，心里是那样的酸痛。

自从知道家姐病发的消息后，我开始常常回忆往事。小时候的一些片断。那些曾经的朝夕相处的日子。还有那些孩童时此起彼伏的幼稚的争吵。我从小就叫她的名字来当作称呼。可是，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她便承担起带我的任务。和大院里的孩子发生冲突时，她是那个时时把我和妹妹护在身后的女孩子。后来还负责送我们上幼儿园。父母都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我们还在托管站呆过。到我十八岁离家求学那年，我们一直睡在一张床上。记忆里她常常带着我们打理阳台上的花草，去买菜、打豆浆，玩羽毛球，去公园，从小就担当了老大的责任，也形成了要强独立的性格。那一年我大学放寒假回家，到家的时候，只有姐姐一个人等在家里。见我回来了，赶紧去下米粉，记得汤用的是莲藕排骨汤，清甜的，烫烫的。那时侯，她会给我写信，还会安排在外地的同学照顾我。

可是，现在我拉着她的手，那手无力而微凉。

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上午，我在我们租住的公寓里和家姐告别。平常和简短，就好像每次我回国探亲那样。她看我把行李整理好，然后她和姐夫离开公寓一起去医院治疗。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的眼泪落下来。医生说，她的病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我是打算今年再回一次国的，带上自己的孩子，让家姐看看。可是，等到那个时候，她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病来得迅猛，旧年十二月体检时还一切正常，一个月后却出现疼痛既而发现癌症的多发转移。

回到瑞士的家，我已经心力交瘁。上了网，和父母谈话。我说，想开点。我们每个人来这世上能够和家人相聚一场，就是一家人的缘分。只是，只是这缘分，对每个人，都有尽的那天，迟早而已。白发的父母在屏幕的那一头都哭起来。

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爱和方式去尽力挽留，直到终于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