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个大课题。探讨文革既不能简单地贴个标签，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凡是在文革中被推翻的再翻过来。文革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尤其是目前许多第一手资料还被密封的状态下，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非常困难。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是尽量客观地从现有的讯息中探寻，寻找答案。

诚然，文革给许许多多家庭带来了灾难，我们完全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如果我们带着自己的情绪来评论文革，先把文革套上一个道德框框，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思想禁锢。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事实和逻辑是必须经得起检验的。

文革究竟是什么？结论并不重要，事实是，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事实无可辩驳。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是：文革有什么特征？文革为何发生，又如何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人间悲剧，谁应该为这场悲剧负责？如何预防悲剧的重演？

史迷网友在给我的回帖中提到：“为什么两千年旧文化传统的糟粕，要到文革时才登峰造极了呢？”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有网友将文革和旧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以往的“一致观点”是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

我曾经提出，文革是对传统文化糟粕的继承和发展，打破的只是一些瓶瓶罐罐，而旧传统文化的精髓却在文革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法家的相互告密，相互监视，儒家的高度愚民以及兵家、阴阳家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在文革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至于文字狱、言论和思想罪都不是什么新花样，所以说文革是这些旧传统的“登峰造极”不是没有道理的。诚然，“登峰”的确是说文革是几千年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动乱的高峰，“造极”则未必，文革只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大动乱再次爆发的一个例证。

也有网友质问：文革为什么没有在民主国家发生？言外之意似乎是，文革是专制的必然。

当然，专制是导致文革发生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纵观世界历史，就广义上的群众运动来看， 1968 年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几乎是文革的缩影，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文革也有诸多相似，而香港的文革浪潮一点都不比大陆逊色。当然，中国大陆才是文革的正宗产地。我们也不能否认，文革这种内斗式的大动乱也只有在中国文化特征下才会出现，所以专制必然导致文革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中国的文革和世界性的人类灾难有什么不同呢？

不管纳粹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有多么残暴，他们都是一致对外的，迫害的是“外人”，而文革是彻头彻尾的“窝里斗”，你斗我，我斗你，告密揭发都是“中国特色”，最值得思考的是，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日本天皇，他们从一开始的目的就十分明确：用武力侵略他国，消灭“犹太民族”和“支那民族”，战争的进程和对形势的掌控都在他们的操纵之下。然而文革却不同，虽然我们目前对文革的动机还不太明了，但是我相信文革从 “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其初衷绝对不是把国家带入一个失控的状态，让知识分子都陷入人人自危，让十来岁的娃娃都成为凶神恶煞的“小将”。

可以客观的说，文革发展到后期，其状态和结果不是主导者的愿望，其走向也不是主导者能够完全掌控的。发动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将文革打造成一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我之所以没有在那个时候同流合污，只是因为我当年除了尿床不会做其他坏事，否则我很难不成为那杀人武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记得陈道明演过一个电视剧，描写一个老实巴交的银行小职员怎样一步步成为巨贪的。现实也告诉我们，罪犯不是天生就是罪犯的，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潜质。我们现在在海外骂贪官，因为我们没有身处那个环境。我想如果我在国内，给我同样的职权和资源，我一定是个贪官。即使我是一个普通办事员，办公室其他人都受了红包，我一个人能故作清高保持纯洁吗？从这一点上看，我不得不认同“原罪”说，所以机场的安检也只有把每一个人当成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

说文革，不能回避毛泽东。

不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他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无论如何，毛泽东不可能最初的意图就是让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武斗，让知识分子都成为美国特务和反动权威。

文革之所以演变成全国性的大动乱，和文革的性质是有密切关系的。其实，文革从“土改”就开始了，土改也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被划成“贫农”的，就有资格批斗“地主”和“富农”，农村的流氓无产者斗地主的革命豪情是一点都不比红小将们逊色的。当然全中国就那么几个地主富农，砍了他们的脑袋，分了他们的财产也就完了，划成份无论如何还是要有一些量化指标的。然而文革是“知识分子”的土改，谁是反动权威，谁是里通外国并没有量化的指标，况且中国知识份的“士大夫”情结和懦弱阴险的双重性使得这次“土改”演变成了一次巨大动乱。文字狱的再次复活，就使得每个读过书写过字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而谁是英雄谁是狗熊就看谁的口号喊得响谁的拳头硬甚至谁的屁股坐对了位置。

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个摧毁国家机器的炸药包，毛泽东无疑是导火线，而普通民众正是那黑乎乎的炸药。你说谁是“源头”呢？

其实争论谁是源头也没有意义，如果反思文革的目的是防止文革重现，那么清算罪魁是惩治罪犯，全民的自我反思则是防止犯罪，二者同样重要。

再次重申：我从不反对清算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但是我目前感到中国人习惯于将自身排除在外，我们需要拯救时盼望“青天大老爷”，出了错误又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青天大老爷”，中国人很少将自我的意识放在历史和国家的责任之中。或许这是东方人的通病，如果大和民族不向日耳曼民族那样全体反省自身的罪恶，中日再战或许就在眼前。

“清算”党和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党和其领导人的清算不是再由这个党自己发一个红头文件“平反昭雪”，而是从法律上给所有责任人一个公正的裁决，单纯的“清算”罪魁只是打倒一个独裁用另一个独裁取而代之。中国历史上“清算”的闹剧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了，而中华民族全体从深层次上自我反省，从文化深处的改革与复兴却一次都没有！

没错，这一切变革中制度的革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制度毕竟是人创造的，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制度，而制度更是靠人去维护和执行的。中国目前有完善的交通法规（制度），为什么中国的城市交通还那么混乱呢？

我主张当今中国在遭遇改革瓶颈的时候，中国人一方面应该督促监督呼吁政府在制度上加大改革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的革新，另一方面也要从文化层面下手反思自身几千年来的劣根。“清算”历史遗案和历史人物，目的是还历史，还受害者一个公道，对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并不具备多大的意义。哪怕我们现在把毛泽东从纪念堂中扔出去鞭尸，最多也只能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怒，但很可能激起的是有一种无名的怒火和潜在的“革命”动力，更何况，目前天安门广场上每天还有像长龙一样的队伍等着朝拜那具木乃伊呢！不弄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普通民众仍然怀念毛泽东甚至怀念文革就冒然走另一个极端，其后果必然是给下一个文革埋下同等邪恶的种子。

当然，对于毛泽东我们也应该历史的审视，并作出一个合乎历史的结论，我基本上赞同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说的一番话：

他（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是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

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为文革推波助澜的正式这个民族本身，包括文革中的受害者自己。文革中最大的两个受害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二人在反右和文革初期都不是什么好鸟，整起别人来一点不手软。所以反思文革除了反省自身的“原罪”，还要懂得尊重每一个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要向刘少奇那样死到临头才想起拿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向批斗他的红卫兵争取说话的权利。

或许，我们今天说防止文革重演只是一个美好的一厢情愿，历史上的恶魔和伟人一样每过一段时期就会出现，这是人类的宿命。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前进的，直到某一天人类自己把自己送入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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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革”：

香港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