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忘了回复心姐的两个问题。

心姐在她昨天的帖子里说：“你在评说这两个人物（郭沫若、巴金）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没说，是什么使这样两个中国大知识分子，学贯中西的人，如此的让后人诟病，甚至不耻，除了他们的个性因素以外。”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其实也正是我原帖试图探讨的问题。我的确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复两个字：人性。

有网友在我博客里留言：“指责郭沫若不道德是不合适的。郭的举动符合人性，反映的是人性脆弱的一面，多数人在他的位置和历史时期都会这么做，包括现在指责他的人们。所以我反对空泛地讨论道德。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道德水平其实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高。凡是自称道德水准高的人，十之八九是骗子，如温家宝就是此类人。”

这位网友最后的结论有些偏激，但是我同样认为我们不应该在道德层面审判郭沫若。我不明白为什么巴金在文革中的行为比郭沫若恶劣多了，为何一个成了英雄一个成了混蛋？难道就是因为巴金觉悟了？觉悟了我们就不应该总结历史教训了吗？可时间给郭沫若同样的机会了吗？

既然是人性的脆弱让人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做出了令后人不耻的行为，以我个人的认识，我还找不到什么良药来防止后人不再重新穿上前人的鞋子。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悲剧总是在不断的重复上演，只不过换了道具，换了演员而已。

心姐说：“剥夺思想自由的独裁政治都会造成人类中的邪恶有恃无恐，暴君发疯，人性中恶毒肆意泛滥；正是教育使理性的光辉启蒙人的正直善良使人不受霸权的愚弄，才会避免汉娜的悲剧。”

是的，暴君发疯，普通人人性中的恶毒借以爆发，那是不是责任都在暴君？即便这样，是不是没有暴君人性之恶就完全没有爆发的可能呢？

我也说了，暴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暴君产生于普通人之中，普通人的内心都有暴君的种子。历史也证明，暴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头来，暴君也是众人抬上神坛的，希特勒甚至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

请允许我摘录几段刘晓波的“反动”言论：

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

由此可见，暴君和民众的关系不是分裂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难怪韩寒说既要杀戮权贵，也要杀戮民众。

另一个问题是，《朗读者》中的汉娜是一个文盲，是不是正因为她是文盲才成了纳粹帮凶，而受过教育的人则不应该做出令人不耻的事，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文盲和学者相比呢？

我觉得，原作中把汉娜设计成文盲是一个比喻，比喻人性有的时候的确是黑白不分的，这既是人性的脆弱，也是大众心理的写照。当整个社会陷入疯狂的时候，个人也就跟着失聪失明失语。

要知道，希特勒当年在德国是受到万众拥戴的，绝大多数德国民众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军队中甚至有相当一批一流的科学家，原子弹也是首先在德国开始研制的。

试想，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受到迫害，他是不是也会加入研制原子弹的队伍？其实爱因斯坦首先向美国建议研制原子弹，而直到广岛长崎被炸之后数年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天才才开始反省自己“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以他的聪明和对原子武器的了解，他怎么没有意识到这种武器对人类带来的危害呢？然而谁又能意识到呢？

由此带来另一个话题：没有原子弹日本会投降吗？如果说原子弹对二战胜利起到了决定作用，那是不是说正义的一方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不一定是必然，就像北美印地安人败在了非正义的欧洲殖民者手里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怎样不再让自己或后代重新穿上他们的鞋子，让悲剧不再重演？

很困惑，人类似乎无能为力。历史总是轮回着，善和恶永远并存，如果彻底消灭了恶，也就无所谓善了，没有黑暗，也不会有光明。人类经历了一次次的战争，却无法哪怕是一天停止战争，新的一次世界大战也在所难免。因此我悲观的认为，“不让悲剧重演”只是一句美丽的口号，悲剧无法避免，经历过悲剧的人只能做到不延长悲剧，不加深悲剧。

对于受过文革“洗礼”的人，所能做的是把历史完整的保留下来供后世参考，当灾难再次降临，我们能做到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助纣为虐也就对得起我们的良心了。至于后代会如何，但愿上帝保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