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时，我正在上海市复兴中学念高中。文革爆发后，我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 参加了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还成为负责人之一。记得是那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几名驻沪空军的军人来到我们学校，并找到了我们的红卫兵部，要求借一些红卫兵袖章，说是文艺演出用。见是解放军有事相求，我们便不假思索地按其要求，将百来个袖章借给了他们。
当天晚上约六七点钟，驻沪空军部队来了辆汽车，并让我们红卫兵中家住驻沪空军大院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车，说是到部队有事，什么事到了再说。既然如此，出于对解放军的尊敬，我们便上了车。
车行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位于邯郸路上新华一村的一家空军招待所。下车后，有军人将我们带入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在楼下的客厅里，我发现已有一些别的学校中家住驻沪空军大院的学生红卫兵先于我们到了这里。在客厅的两侧是摆放着餐桌的两间饭厅，餐桌上有着还算可口的晚餐。这里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先吃饭，饭后在客厅中休息并等候，说是过一会儿有部队领导来说事。
大约在晚上11时，来了几位驻沪空军的干部，其中一位据说是部队保卫部门负责人告诉我们说，现在在建的空军上海地下指挥所设计图纸及施工资料失窃。据空军保卫部门侦察，这些图纸与资料可能藏匿于赵丹、郑君里、白杨、童芷玲等5位老文艺人家中，他们中有特务。
为了军事工程的保密，上级领导（当时并未说明是哪个领导）决定利用红卫兵可以随意抄家的形势，组织驻沪空军警卫连指战员假扮红卫兵，对这5个人进行抄家。由于当兵的对红卫兵的做派，如语言、行为等不熟悉，若在行动中与其他组织的红卫兵遭遇，将多有不便。所以，就需要找些“真正的”红卫兵一起来参加行动，以应对与其他红卫兵可能会发生的遭遇。
这位领导还对我们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文字材料，尤其是手写的文字材料，对于被抄人家中的其他东西一律不得拿走。此次抄家针对5个被抄人兵分五路，每路由十来名军人及四五个学生红卫兵组成，并由一名部队的干部任队长，行动于午夜12时开始。
12点整，我们被带出客厅，但见外面已然停了5 辆解放牌军用卡车，车子的牌号及写有部队车号之处均已被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纸覆盖，每辆车边均有十来名身着军装，但去了领章帽徽的军人。这些军人着装上的领章和帽徽印迹清晰可见。他们的左臂还有佩戴红卫兵袖章。
我们一眼便看出这些袖章就是我们借给他们的。
我当时被分在抄章芷玲家的一路，登车后， 当兵的便将汽车的篷布放下，随即车子便开动， 向着目标进发了。由于我看不到外面，加上又是夜间，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一路上都经过了哪些街道。约一小时后，车子停了下来。下车后，我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宅院的铁栅栏门外。透过铁栅栏，我看到里面有一栋正对铁门的住宅楼。队长告诉我们说，目标就在这栋楼的二楼。
在铁门外，一位学生红卫兵见铁门是锁着的，便一把抓住门上的铁栅栏，打算爬过去，但被队长发现了。队长说这样动静太大，并又指着门上一个个尖尖的铁栅栏杆尖告诉他说从上面翻是有危险的。
到了童家门外，队长有节奏地敲起门来。不一会儿门便开了，门里闪现出一张四五十岁男人惊恐的面孔。队长一脸严肃地对开门的男人说道：“我们到来干什么，想必你也明白。希望在我们抄家时你不要捣乱，这样我们也不会让你受皮肉之苦的。”说完后便带人一拥而入。
进入童家后，我们发现里面十分凌乱。那男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单位已来人抄过家了……这时，睡在一间卧室中的几个孩子要起来，队长见状便对他们说：“都躺下，别动！”同时让家庭主妇童芷玲起来，指着开门的男子问她“：是你丈夫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让他们二人背墙而立，并让一名战士在一旁看着，随后即开始了抄家。
在抄家的行动中，由军人装扮的红卫兵显得十分老到，他们相当仔细，对房屋的角角落落及天花板上进行了搜索，甚至连钢丝床的钢管，他们也用铁丝对管腔作了钩探。当然对于桌子抽屉、衣橱等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时地对墙壁与地板进行叩击，以防漏过藏在可能的夹层中的物品。
整个抄家过程还算平稳，而且也没发生与其他组织红卫兵的遭遇，只是在抄到童芷玲夫妇为应对本单位造反派写的一份检查材料时发生了 些麻烦：童夫妇二人请我们千万别将这份检查带走，说否则不好向单位造反派交代，并且写出这份检查也十分不易。
面对他们的苦苦哀求，队长认真地阅看了那份检查，然而却坚决地说：“这份东西我们也一定要带走，不能留下。”之后，无论童夫妇怎样苦求也都无济于事了。
抄家一共折腾了两个来小时，抄出的文字材料，其中还有一些旧照片、旧书什么的统统被装入了事先准备好的麻袋（一共装了两麻袋多）。凌晨三时左右，队长告诉大家行动结束。
临离开童家时，童夫妇让我们给他们写个抄家证明，以便向单位造反派说明，包括那份检查在内的一些文字材料已被外单位红卫兵抄走。队长满足了他们的这个要求，信手写了个纸条，落款为临时杜撰的“上海市联合红卫兵”（凭此条是绝对查不到此次抄家者的）。在把纸条交给童氏夫妇后，队长便带着所有人登车返回了。
回到新华一村时，已是清晨四点多了。下车后，我们这些学生红卫兵被告之可以解散，各回各处了。我这时发现，五路抄家人马的汽车已有几辆先到了，但人已散去。由于未亲身参加，之后也未去打听，所以也不知道这次其他几路抄家的详情。至于我们离开后，所抄材料的去向以及将会被作何处理，我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对于这次的抄家行动，我们这些中学生当时是感到很荣幸的，认为是为国防、为解放军效了力，做了贡献。然而，我们在荣幸之余也有些纳闷：这么严重的国防失密事件为何不让公安部门查办（文革初期公检法尚健全）呢？但这种纳闷在当时是无从求解的。直到十来年后的1977 年， 我作为一名军人在聆听上级传达揭批“四人帮”的材料时，才如醍醐灌顶——原来如此。
文章刊载原《炎黄春秋》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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